丰臣秀吉虽然饮恨而终，其幽灵却在东瀛列岛徘徊不去。幕府时代，宫本武藏式的武功加残忍，动辄毒手取人性命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社会的道德支柱。而本居宣长的“八弘为宇”的思想树立了日本民族优越、应该主宰世界的理念。在思想上树立日本“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的信念，在日本民族中强化了武士道精神之后，日本的战略家开始着手具体措施的研究。1785年，林子平写了《三国通览图说》，详论朝鲜，琉球等地的风俗地理等，其目的“在于明确日本之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之地图”，“使日本英雄率兵进入此三国时，能暗记此图以应变”。1786年，他又写下《海国兵谈》一书，论述作为岛国的日本应该如何向大海进军，希望日本能出现沙俄一样君主，以武为先，“一统五州”。 比林子平小六岁的本多利明在很多方面把“八弘一宇”的理论更加“发扬光大”。1798年，他写了《经世秘策》一书，确定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霸权、征服世界为最高奋斗目标。他认为日本要成为世界最强国的途径是“建立大量生产精巧奇器与名产的制度”，“以本国之产品易外国之金银铜”获利。他指出“与外国之交易乃为提高自身之国力，亦与战争相同尔”。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启发，他认为应当侵略扩张，向西占领中国东北，向北攻占俄国的库叶岛，在此二地根基打牢之后，再进军中国和美洲大陆。1801年他在《贸易论》一书中对丰臣秀吉推崇备至，认为“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为君之道的秘密”，进一步把贸易与战争联系起来。 以上虽然只青蜓点水式地概括了十八世纪几个有代表性的日本战略家的学说，但是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谋略是很深远的。他们的学说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丰臣秀吉征服世界的计划，另一方面又从西方那里学到了以贸易和战争相结合，从事掠夺与征服的不二法门。可以看出，远在鸦片战争之前数十年前，日本对于当时世界的认识就超过了一百年后甲午战争时中国的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战略家们从不停留在空洞的理论上，而是非常实证地提出实践的指南，他们进行调查研究，取得具体资料数据，提出详细实施方案，等等。 光有学说并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国。日本的智囊们的谋略得到了日本国家的重视采纳和认真的实施，以上几位战略家都被日本政府和人民奉若圣贤，在精神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思想深入民心，他们的见解在过去和今天日本都是同样的得到采用。过去日本吞朝鲜，占台湾，战胜沙俄，割取库叶，进占中国乃至亚洲大部，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今日日本以昔日掠夺的资本起家生产“精巧奇器”大发其财，岂非正是按日本“先知”的教诲，循序渐进地实现其野心抱负？ 本多利明之后的日本战略家更进一步的充实发挥。1823年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为使“全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日本要“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实行天惩”。该书论道，“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最易为皇国攻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州”，“皇国欲开拓他国，比先以吞并中国开始”。在侵略部署上，他认为应当先攻占黑龙江，然后进入关内，由北向南，“通平满清，无南顾之患”，一旦“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这里，佐藤明确提出了征服亚洲的次序，即循元灭宋的路径，由北向南消灭中国，然后西征印度与南进南洋同时并举。一百多年后，日本东方会议(1927年)制订的《对华政策纲领》与佐藤的方略几乎雷同，田中义一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奏折也不过是重申佐藤的构想。 必须承认，佐藤的战略是很厉害的，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侵华战争(1937-1945)的初期就犯了违背佐藤部署一个错误，致使日本最终失败。1937年，当日本顺利进军华北，占领平津，准备由平汉线南下，将国民政府挤到东南角，使之陷入海陆夹击的绝境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毅然倾全国之力，发动淞沪会战。过分自信的日本陆军，改变了原作战计划，把大部分军队投入淞沪战场。国民党政府的这一步棋，使日军把由北向南的攻击路线改变为困难重重的由东往西的路线，这一步棋，使国民政府赢得近一年的时间，将集中在东部的大部分人力物资转移到四川湘西易守难攻之地。当年，南宋的重大失策之一在于没有认识到四川的重要性，让它被元军轻易夺取，最终陷入无险可守，全军覆没的命运。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退守西南的策略总算是吸取了一定历史教训，为长期抗战建立了根据。可见中国在昏睡之中，已开始慢慢找回他的神智。后来，日军虽然恢复了由北向南的进攻方向，但中国以西南为根据的持久战格局已经形成，速胜的战机不可再得。最后日本在中国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勉强进行佐藤的南进步骤，结果遭到失败。懂围棋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局步的手筋没有走完，而贸然投入另一个方向的战斗是犯了顺序错误。假使日本当时不为国民政府在上海的攻势所动，继续迅速南下，夺取武汉，然后出兵攻占当时中央政府势力还非常薄弱的四川，则国民政府将无路可退，无险可守…如果中国大部灭亡，则日本可立即将侵华日军尽速开往东南亚，攻占南洋诸国和澳大利亚，然后进军印度，这样美国将没有任何反击日本的基地可用，历史将完全改写。 1800年代的日本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日本战略家于是主张通过侵略朝鲜中国来补偿输给欧美的损失。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更看到了中国的虚弱，岛津内杉认为“以今日形势而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则英法虽强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又说“彼英法远隔重洋，尚不惮用兵之劳以取之，况我日本乎？”这种全盘接受西方强权文化，希望模仿西方列强通过弱肉强食而致富成强的思想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使他们精心制订了日本的“大陆政策”，确定了取台湾，占朝鲜，夺满蒙，征服中国，统治世界的五步战略。而实现大陆政策的首要措施是“富国强兵”，效法西方通过武力掠夺致富。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1885年在《脱亚论》中认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文明体系，加入先进的西方文明，“与西方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亦不应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关照，应效西方人对待其方法而处理之。”十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果然以比西方强盗更为凶残的手段对付中国，这一战的胜利奠定了日本成为现代富强国家的基础。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战略家的侵华理论开始全面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纲领。1887年，日本参谋部制订了《讨伐清国之战略》，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讨伐”的准备工作。1890年，三县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在内阁获得通过，确立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至于以后种种侵略计划和政策，更使中国人在日本屠刀的血雨腥风之中生活了数十年。 由上可见，日本侵略掠夺的得逞是它长期战略的成功。 日本对中国是处心积虑有备而来，相反中国是麻木不仁，大祸临头而不知觉。孙子兵法上说，“以虞待不虞者胜”，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为侵略中国深谋远虑，对中国的军政情况了如指掌。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即把中国大陆，台湾和朝鲜各地的地形，水文资源等打探得清清楚楚，至于中国军队的装备战术等等更是了然于心。田中奏折里把中国那个煤矿储量多少，哪个森林有木材多少都算得清楚，并将其价值折算成日元。相反，清朝政府对日本一无所知，反应迟钝，民心涣散，焉能不败？国民政府虽然较清政府有很大进步，在谋略方面和情报方面都颇有长进，军事上也不是毫无建树，但陷于消极防御，被动挨打，在战略上落了下风。 日本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全国上下同心协力，都为大东亚侵略战抱自豪感和使命感。这种民族精神与从丰臣秀吉开始对日本民族的教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甲午战争之时，以及后来全面侵华之时，日本报纸都详细追踪战争进展，还附上日军攻占之地的详细地图，加上日军”英勇“的故事，让日本人为他们的侵略战欢欣鼓舞，卖命出力。相反，即使在八年抗战时期，中国的动员率也仅为5%左右，远低于日本，抗战初期竟有老百姓把日军当成了张作霖的军队，被日兵骂作支那猪。由于没有发动老百姓，中国人多的优势未能得到发挥。在日本方面，军人和民众都自发组成社团讨论国事，著名的有“爱国社”，“樱社”，“国本社”等等。很多战犯，如东条英机，冈村宁次，板垣征四朗等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这些团体在思想上把日本人统一在侵略扩张的邪恶路线上。对于他们认为违背了日本利益的人，则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清除，大臣也好，首相也好，只要认为是奸臣，一律予以诛杀。如1932年5月15日，一批日本海军低阶军官和陆军士官生，武装袭击了首相府等多处政府机构，在“天诛国贼”的呐喊声中击毙了首相犬养毅。1936年，来自东京四个联队的1500多日军决定诛杀他们眼中的“佞臣”。日军兵分数路，每路数百人，前往捕杀冈田首相，内大臣斋藤实，前内大臣牧野，教育总监渡边大将，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朗等，除少数侥幸逃脱外，大部份目标都被机枪的猛烈射击解决。起事者大开杀戒之余，还分兵控制了日本的中枢机构，包括陆军省，参谋本部，陆相官邸，警视厅等…通过这一系列残酷斗争，日本的统治阶层换上了更能忠实实行侵略扩张路线的人物。人们常说日本人团结，但是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的团结是建立在对少数“不爱国”的人残酷清除之上的。把不同见解的少数人强力压服，剩下的人当然团结一致。今天，那些反对日本侵略战的日本人说话都要有相当勇气，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死亡的威胁。日本人民的“军国主义觉悟”不可低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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