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丽琴

　　这场博弈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一方是全球通信专利及芯片研发领域的绝对老大，另一方则是经历了5年蛰伏，进入自信执法期的中国反垄断当局。

　　据第一财经客户端独家报道：高通公司董事长保罗•雅各布斯(Paul E. Jacobs)和他的整个高管团队今年都不得不频繁奔波于中美之间，中国反垄断调查灼烧着这家全球芯片巨头已达10个月。

美国高通公司

　　高通的焦躁和不安在2014年9月份得到了体现。9月举行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雅各布斯高调出席了关于互联网经济的三场讨论。随后的9月12日，他的同事—高通公司总裁德里克·阿伯利(Derek Aberle)又赶往北京，与国家发改委会面，商讨高通垄断案的解决。

　　在这之前的一天，负责中国反垄断调查的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下称“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在一场新闻吹风会上说，高通案很快会进入处罚程序。

　　这场博弈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一方是全球通信专利及芯片研发领域的绝对老大，另一方则是经历了5年蛰伏，进入自信执法期的中国反垄断当局。

　　在这个涉及到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叉地带，如何既惩治垄断，又保护创新，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而在这个涉及跨国公司的案例中，如何不被指责为选择性执法，做到让被执法者心服口服，也考验着年轻的中国反垄断部门的执法能力。

　　谁举报了高通？

　　高通案迄今历时10个月。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发改委于去年11月份，在同一时间对高通中国(北京)和上海公司两个办公的地方进行了黎明突袭调查(dawn raid)，调取了相关的文件资料，之后同时对国内外很多家企业，包括手机制造企业、芯片制造企业，以及相关的其他企业都发出了协助调查的通知。

　　2013年11月25日，高通公司发表声明称，发改委已经启动了对公司的反垄断调查。

　　在今年2月，初步印证了举报反映的一些事实。

高通全球首席执行长(CEO)史蒂夫·莫伦科夫上任4个月三度来华(图片来自网络)

　　4月3日～9月12日期间，高通的全球CEO率领七八个副总裁分别五次率团到国家发改委交换意见并接受询问，并且拜见了副总理兼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主任汪洋，及总理李克强。

　　不过，与华为实名向发改委举报IDC公司不同的是，此次涉及到高通的举报者却一直隐藏幕后。

　　究竟谁在举报，便成为调查伊始，全行业猜测的话题。几乎所有下游的行业内人士，都集体对记者噤声。

　　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在发布会上透露，2009年有两家美国企业来举报，当时《反垄断法》刚刚实施没有多久，就一边学习一边执法，其间进行了前期研究、调查。直到去年，举报开始明显集中，加入了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还有国内的企业举报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存在收取不公平的高价许可费的问题。经过外围调查掌握信息以后，进行了立案调查。

　　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盛杰民对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回忆说，早在2007～2008年，《反垄断法》刚刚通过，就有不少中外厂商带着各种举报的书面材料，以及研究报告找到他，指责高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是由于恐惧，当时不论是企业还是执法机构，并没有人敢牵头。

　　一位经历此过程的律师对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说，由于执法部门也在摸索的过程中，当时对反垄断举报的要求是，要准备好所有证据。但是如果证据齐全，就可以直接去法院上诉，也不用找举报这条路了。

　　在发改委调查高通公司之前，用高通一名员工的说法，美国总部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并不知道亚洲面临的危险；而现在，整个公司沉浸在一种忧心忡忡的气氛里。

　　“罚金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商业模式被否定。”上述员工说。

　　其它的负面影响也验证了这种博弈的惨烈程度。最近一年，随着发改委调查的进展，高通股票仅为纳斯达克大盘涨势的约1/3，并在最近的3个月，出现了股价下跌。在几次公布案情进展的节点，它的股价几乎都经历了剧烈下跌的周期。高通接受反垄断调查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也已有多位美股分析师重点提示。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高通公司已动用包括美国财长雅克布•卢(Jacob Lew)和美国商务部长等美国高层官员，在中美多双边会谈场合游说。

　　美国财政部长卢甚至在德里克·阿伯利与中国发改委会谈之后，致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称中国近期对外国企业的关注可能降低外国知识产权的价值，并警告说，中国针对外国企业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遭遇中国反垄断调查之前，高通曾分别在日本、欧盟和韩国分别接受调查，最终2009年分别有了结论。其中欧盟终止调查，而日本和韩国则分别做出了行政处罚，日本公平贸易局仅仅要求其纠正垄断行为，韩国则对高通处以2.08亿美元的罚款。

　　中国的调查一出，便引发了全球关注。其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反垄断当局对高通的调查范围，包含了欧、日、韩的调查范围总和，并触及了高通的核心商业模式。

　　鉴于之前发改委处罚的风格，了解案情进展的多位人士透露，外界一直最为关注的罚款金额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具杀伤力的地方，主要指向高通过去30年赖以成长、建立垄断地位的专利授权模式。

　　令人恐惧的高通

　　数据显示，手机应用基带芯片(负责无线通信功能的核心芯片)一年的全球产值约在160亿美元至190亿美元之间，高通就占据了其中50%以上的份额。

　　但在数据以外，让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惊讶的是，越深入地去了解，越发现全产业链对高通的恐惧之深。这种恐惧不仅包括它的竞争对手，甚至也包括它的下游企业，运营商等。

　　前述律师说，我从未见过一家类似高通这样的公司，让我所有客户都如此害怕。而其下游的业内人士们则描述说，业界对高通都已经深恶痛绝了，对它的反垄断调查简直大快人心。

　　“我们都觉得它按照整机收专利费的方式太流氓了，整个产业界都有动力去起诉他。但是人家强势，有核心专利。”其中一位下游业内人士描述说。

　　高通的主要收益来自于两部分：专利授权和手机基带芯片(负责无线通信功能的核心芯片)出售。

　　手机制造商如果使用了高通芯片，要付芯片的钱及专利费；设备商建基站的芯片如果使用了高通专利，则得付专利费。对于中国的三家运营商来说，一方面需要采购手机厂商的定制机(比如iphone)；另一方面，还需要采购设备商(包括华为、中兴、诺基亚等)生产的设备，得间接付出两份专利许可费用。

　　强势的供应商，带来了选择性供货的风险。由于质量稳定，在手机行业内，中高端手机几乎都只使用高通的芯片。比如，苹果和三星如果需要研发一款新的高端手机，必须要高通来生产这种芯片；一个新的技术产生，如果高通一直没有生产这款芯片，那么这个行业也不会被看好。

手机应用基带芯片是高通主要收益来源之一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3G时代，中国自主研发的TD-SCDMA牌照，交给了当时用户最多，信号最好的中国移动，但是高通对此并不看好，迟迟不生产支持该标准的手机芯片，导致移动定制版的iPhone直到去年末才生产出来。

　　“考虑到用户群覆盖，和移动高层的各种补贴让利的谈判，最终高通才同意生产芯片。”一位中国移动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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