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域参战的日本联合舰队编队，图右侧军舰为联合舰队本队“松岛”等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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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双方的较量，首先表现为战略决策的较量。战略指导者对打还是不打、何时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对战争胜负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清政府战略决策能力不足、决策一再失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决策进行分析和反思，研究总结其失误和教训，用以启示未来，进而赢得未来。

　　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

　　对于甲午战败之因，梁启超曾经讲到，“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从战略决策角度分析，清政府战略决策屡屡失误，既与决策者自身认识、分析和决断能力不足有关，更与缺乏先进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有关。

　　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近代化军队与农业时代的军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陆军除了传统的步兵、骑兵，还产生了新型的炮兵、工兵、后勤兵、卫生兵等，同时海军舰队逐步成为主要作战力量。作战空间不再局限于陆地和河流，而且延伸到海上。战争保障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粮草等方面，而且涉及国家的工业、交通、通信、金融体系等。

　　从东北亚战略形势看，这场战争不仅与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历史命运直接相关，而且将英国、俄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大国卷入进来。各种国际力量及其利益在这里纵横交错。在如此复杂的战略环境中进行决策，必须把内政与外交、军事与政治、陆战与海战有机统筹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近代化决策体制机制，不可能做出正确有效的战略决策。

　　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新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早在1878年，日本就开始模仿德国的陆军制度，将参谋局改为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是一个近代化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机关，它的职责是贯彻和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拟定、落实作战计划，组织进行战前动员，指挥协调各部队、各军种、兵种之间的配合以及调动部队作战。至1879年，参谋本部已经能够有效履行职责。

　　1893年，天皇又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大本营中，参谋总长参与筹划最高统帅部的机密事项，负责拟定全军的重大作战计划。在大本营中设置各机关的高等部，根据重大作战行动计划管理相应事务。1894年战时大本营正式开设后，为了统筹军事、政治和外交诸方面，日本首相和外相也都参与大本营会议，共同决策。决策层尽管有内争，但能够一心对外，从民主到集中，形成统一意志。

　　反观清政府，其战略决策、外交交涉以及战争中清军部署等重大事项，几乎都交由年逾七旬的李鸿章一人或数人承担。清政府决策层多数从未跨出过国门，视野狭隘、年龄老化、体制僵化、多方受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办事者”，不得不在正面抗敌的同时，还要在背面应对“评论者”的冷嘲热讽乃至落井下石。庞大的大清帝国没有相应的国家职能机构可利用，部分辅助决策的人员，还是沿袭千余年来所谓的“谋士”、“幕僚”。这些人大多擅长词章之类的清谈，既不了解日本也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尤其对于新时代的大国关系、军事上的多兵种大兵团作战、近代化的战争规律等问题更是一窍不通。战争爆发后，他们大多只会发出诸如“蕞尔小邦，螳臂挡车”或“传檄列岛，踏破东京”的虚谈空论，根本拿不出实际的军事行动方案。战争爆发后，疏于战争准备的清军慌忙应战，最后只能是全军溃败的悲惨结局。

　　经过250年的兴衰沉浮，清朝初年尚武的精神与体制都已流失殆尽。武官的权力和地位不断被削弱。地方决策权集中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当战争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既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管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兼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这样的职权，与近代战略决策体制极不符合，国家军政体制极为混乱，对于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化战争规律的致命缺陷。

　　大敌当前，如果把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全部寄托在个别决策者身上，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公平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有慈禧、李鸿章等的个人原因，更与缺乏战略决策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正是基于此类反思，甲午战争后，晚清军事改革者大都高呼改革首先要从改革军事制度入手。

　　任何决策，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这对于发挥战略决策的效能十分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不仅要求战略决策者具备多谋、善断、速断的素质，更需要建立科学、高效、精干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以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协调各方面、各系统的关系，为决策者在面临重大威胁或危机爆发时作出正确的决断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缺乏应对复杂困难情况的战略对策

　　进行战略决策，必须要有应对各种复杂困难情况的充分准备，特别是要把战略决策的底线放在应付出现最坏情况的可能上。对复杂困难的一面想得越多、准备得越充分，争取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甲午战争中，日军大本营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三种方案，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深入的研判和准备。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第三，如海战大败，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日军大本营甚至做好了北洋海军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战争爆发前，日军估计清军向朝鲜派兵可能会达到5000人，日本为了必胜则需要6000至7000兵力。战争爆发时，清军在朝鲜的兵力只有3600人左右，而日军在朝鲜总兵力已达7000多人。同时，针对可能出现英国和俄国对日本的军事干涉，日本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纵观日军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处处体现出立足最困难的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实现最低的目标。

　　反观清政府方面，却将希望寄托在通过战略威慑推迟战争爆发上，而不是立足于真打、早打的准备。朝鲜危机出现以后，袁世凯密报李鸿章日本已派军舰前来，并要求李鸿章令正南巡的北洋舰队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鲜。但李鸿章却天真地认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韩匪起事”，“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但日军却大举入朝，占据仁川、汉城一代战略要地，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清政府一开始表示震惊，但又认为这不过是“造声势”、“争体面”，仍做着完全凭外交手段退敌的美梦。此后，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前线将领提出“事至今日己无可闪避，不如制敌机先，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挫其锋锐”，但李鸿章却给提出此先发制人建议的林泰曾记过处分，认为“日本添兵，虽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在“和”与“战”问题上，清政府不是立足于“战”上；在如何“和”上，又将希望寄托于列强对日本的干涉上。当时，列强在东北亚地区既有共同利益，又有深刻矛盾，它们对战略形势的走向、战争的爆发、战争的进程以及和平谈判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李鸿章等人希望利用俄国和英国来压制日本，确实有一定根据且具备条件。但是，他们醉心于外交调停，对列强的干涉期望过大，误以为俄国、英国会拔刀相助，不立足于自身的努力和发挥自身的优势去赢得和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英国人赫德曾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在战略决策时，清政府不是力争想到各种因素和条件，而是凡事都偏向于往好处思考，没有早打、大打、突然打、长期打、在自己本土打或到日本本土打的计划，无论是战略计划的制定，还是战争动员、后勤工作、兵力部署诸多方面都杂乱无序。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田贝在致美国总统的秘密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卷入战争，乃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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