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我的父亲周信芳：与父母的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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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５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
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
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
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３元港币进入香港。
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
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
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７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
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
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６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
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
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 短暂的安宁
１９４７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
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１９５５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
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１９５３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１９５６年，
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
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
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
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
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
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
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
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
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
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３０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
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５０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
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１０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
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 各自飘零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１３岁起，我就是“孤儿”了，从此没有爸爸、妈妈的庇护，一个人闯荡，面对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
也感谢妈妈，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后时刻保护了我。
１９６６年６月，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从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后又一路阴差阳错地逃到了罗马。罗马的景色固然好，
可是生计问题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起了黄页。打开一看，上面有４家中国餐厅，第一个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国餐厅。
餐厅恰好需要个会说英文的服务员，就这样，我在餐厅当上了服务生。
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快１１点了，趁客人来之前，我和另外一个意大利服务生在餐厅吃工作饭。这时身后有人用英文问：
“Winnie在吗？”我扭过头看了一眼问话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会来，白天不在这儿。”他说：“噢，那我晚上来吧。”
我心里突然一动，说：“等一下！”我问他：“你叫Michael吗？”他奇怪地说：“是啊！”我又问：“你是Michael Chow？吗”
他说：“对啊。”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满脸疑惑地说：“不知道。”我说：“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惊：“啊，No，No！”他当然认不出我来了，他离家的时候只有１３岁，我才６岁，他怎么会知道我１４年后的样子呢？
我能一眼认出小哥哥来，是因为之前他在香港拍过一个打乒乓球的饮料广告。如果我没有看过那个广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长大后的样子，
我们走在街上，也许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
我和小哥哥就这样戏剧性地相遇了。当时小哥哥正在罗马度假，之后连续３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里，不停地讲。
那时候小哥哥也好久没有同爸爸、妈妈联系了。他刚离家的时候，会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约好时间，打国际长途回来。
那时，在国内很难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着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钱又不多，所以信息越来越少。关于父母的情况，
关于大陆的情况，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们俩人不停地讲，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 最后的“团聚”
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我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
上面的头条说：“中国动乱，采芹的父亲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但是直觉让我不相信爸爸会自杀，我跟二哥说，
爸爸不是那种人。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在英国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电话，
但没什么结果。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总算有了消息，但是妈妈呢？谁也不知道。１９７２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
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１８８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
信上说妈妈４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１９７５年。
“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后，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演了
《海瑞罢官》。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
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
不久，爸爸很快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也必然受到了牵连。我想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智慧，他们很快就想出应对之策。
爸爸就是装聋作哑，斗他什么，他都是听不见，眼睛又看不见；妈妈则是不管被问什么，她是一问百不知，所以就被别人打。
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
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
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了。那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她才６３岁。
有人就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他听到之后并没有哭，也没什么过多的感情流露。虽然是回到自己的家，
但每天还会有一个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实是软禁。
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别忘了那时候父亲身上还贴着“反革命”的标签啊，足以说明人心还没有泯灭。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英国，我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
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告知８月１６日将为爸爸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清楚地记得，接到电报那天是个星期五，而平反大会的时间是下周一，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３天，而那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畅通。但我没有半点的犹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爸爸的追悼会啊，我一定要赶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国旅行社的香港副总经理，我说我一定要赶回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但我只有一个英国护照。
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说：“你不要急，我现在就打电话到深圳去。”打完电话后，他说：“深圳那边给你特批了一张纸，
我叫人给你送到罗湖桥头，但是你的护照不能带进去，到了海关之后，会有人收走你的护照，换一张临时通行证，
３个星期后再用临时通行证换回护照，你有胆子这样做吗？”我告诉他们：我不怕。
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们没想到４８小时之内，我会想方设法赶回来。
看着爸爸挂在墙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里跟他说：爸爸，我终于赶回来，送你最后一程。
，这一次，我们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３５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