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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的父亲周信芳:与父母的生离死别

已有 848 次阅读2024-5-11 05:26 |个人分类:China|系统分类:转帖-知识

               ·周采茨·李 菁·

 (周采茨口述·李菁主笔)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裘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

裘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

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

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

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

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

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

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

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

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

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

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

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

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

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三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

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

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

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

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

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

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

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

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

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

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

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

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

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

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

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

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

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

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

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

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

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50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

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10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

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 各自飘零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13岁起,我就是“孤儿”了,从此没有爸爸、妈妈的庇护,一个人闯荡,面对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

也感谢妈妈,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后时刻保护了我。

 

  1966年6月,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从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后又一路阴差阳错地逃到了罗马。罗马的景色固然好,

可是生计问题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起了黄页。打开一看,上面有4家中国餐厅,第一个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国餐厅。

餐厅恰好需要个会说英文的服务员,就这样,我在餐厅当上了服务生。

 

  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快11点了,趁客人来之前,我和另外一个意大利服务生在餐厅吃工作饭。这时身后有人用英文问:

Winnie在吗?”我扭过头看了一眼问话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会来,白天不在这儿。”他说:“噢,那我晚上来吧。”

 

  我心里突然一动,说:“等一下!”我问他:“你叫Michael吗?”他奇怪地说:“是啊!”我又问:“你是Michael Chow?吗”

他说:“对啊。”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满脸疑惑地说:“不知道。”我说:“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惊:“啊,NoNo!”他当然认不出我来了,他离家的时候只有13岁,我才6岁,他怎么会知道我14年后的样子呢?

我能一眼认出小哥哥来,是因为之前他在香港拍过一个打乒乓球的饮料广告。如果我没有看过那个广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长大后的样子,

我们走在街上,也许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

 

  我和小哥哥就这样戏剧性地相遇了。当时小哥哥正在罗马度假,之后连续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里,不停地讲。

那时候小哥哥也好久没有同爸爸、妈妈联系了。他刚离家的时候,会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约好时间,打国际长途回来。

那时,在国内很难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着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钱又不多,所以信息越来越少。关于父母的情况,

关于大陆的情况,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们俩人不停地讲,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 最后的“团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我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

上面的头条说:“中国动乱,采芹的父亲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但是直觉让我不相信爸爸会自杀,我跟二哥说,

爸爸不是那种人。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在英国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电话,

但没什么结果。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总算有了消息,但是妈妈呢?谁也不知道。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

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

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1975年。

   我们后来才知道,让爸爸卷入灾难的,还是他的戏。1959年,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

“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后,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演了

《海瑞罢官》。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

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

不久,爸爸很快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也必然受到了牵连。我想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智慧,他们很快就想出应对之策。

爸爸就是装聋作哑,斗他什么,他都是听不见,眼睛又看不见;妈妈则是不管被问什么,她是一问百不知,所以就被别人打。

   我和妈妈最后的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

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

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我后来听说是妈妈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3天,

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

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岁。

   我们后来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获释”回家的,那时爸爸已经74岁了。从监狱回来,一进家门,

有人就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他听到之后并没有哭,也没什么过多的感情流露。虽然是回到自己的家,

但每天还会有一个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实是软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

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我后来看有人写文章说,当父亲的遗体被推出病房,当人们知道这是周信芳的时候,

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别忘了那时候父亲身上还贴着“反革命”的标签啊,足以说明人心还没有泯灭。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英国,我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

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1978年8月13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告知8月16日将为爸爸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清楚地记得,接到电报那天是个星期五,而平反大会的时间是下周一,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3天,而那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畅通。但我没有半点的犹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爸爸的追悼会啊,我一定要赶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国旅行社的香港副总经理,我说我一定要赶回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但我只有一个英国护照。

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说:“你不要急,我现在就打电话到深圳去。”打完电话后,他说:“深圳那边给你特批了一张纸,

我叫人给你送到罗湖桥头,但是你的护照不能带进去,到了海关之后,会有人收走你的护照,换一张临时通行证,

3个星期后再用临时通行证换回护照,你有胆子这样做吗?”我告诉他们:我不怕。

   我就这样进了深圳,再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换飞机,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亲戚和上海京剧院的领导都来到机场接我。

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们没想到48小时之内,我会想方设法赶回来。

   追悼会当然很隆重,满屋子全是花圈,摆在最中间的,是邓小平送的花圈,而为爸爸致悼词的是他曾经的好友巴金。

看着爸爸挂在墙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里跟他说:爸爸,我终于赶回来,送你最后一程。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和妈妈同葬一墓。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

,这一次,我们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35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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