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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王希教授历史深度——特朗普如何赢得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 ...

已有 355 次阅读2022-10-27 02:38 |个人分类:US|系统分类:转帖-时事政治经济


1. 利用体制反体制,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党内初选,也令特朗普看到了美国选举体制和选举文化中可资利用的弱点,包括愈演愈烈的“极端政治”,后者将成为特朗普在大选中透彻使用的武器之一。

2. “极端政治”(extreme politics)的确是特朗普竞选的一个特征。所谓“极端政治”,即在政治竞争中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追求一种极端化的目标。如果两党均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极端政治”便有可能演化成为“极端化政治”或“极化政治”(polarized politics),并导致宪政体制的低效和瘫痪。

3. 随着共识消失和价值观的对抗加剧,选民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进行了重新站队。特朗普通过初选整合了共和党党内的不同派别,而在民主党阵营,希拉里却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女性支持者和年轻选民。不仅如此,她还失去了白人群体中的蓝领工人阶级支持者。所以,特朗普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大选展示了一个核心价值观存在深刻裂痕的美国的焦虑,反映了不同的美国经验和美国想象之间的碰撞。在共和党内部,基层选民发动了一场“内部反叛”;在全国层面,白人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中下层选民针对“建制派”精英政治发动了一场“公开反叛”。这种反叛是半个世纪以来新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发生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公开较量,是保守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一次“清算”,也是保守派选民对未来美国的走向做出的一种愤怒的选择。

4.在上述背景之下,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效地利用了美国人的焦虑与恐惧。他以白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讲出了“锈带”地区白人工人群体碍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讲也没有机会讲出来的话。特朗普话语的核心思想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的话语。它以“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为旗帜,提出要恢复传统美国的荣耀与力量,恢复白种美国人在美国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和主导地位,恢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不能被撼动的地位,保持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例外”特质。

5. 两党制与“无选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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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朗普的话语与被焦虑困扰的选民

在上述背景之下,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效地利用了美国人的焦虑与恐惧。他以白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讲出了“锈带”地区白人工人群体碍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讲也没有机会讲出来的话。特朗普话语的核心思想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的话语。它以“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为旗帜,提出要恢复传统美国的荣耀与力量,恢复白种美国人在美国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和主导地位,恢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不能被撼动的地位,保持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例外”特质。这种话语在意识形态上与共和党“建制派”的保守派思路其实是吻合的,所以许多共和党人虽然不喜欢特朗普,却不愿意站出来批评他的话语,有的人甚至为此感到释然,因为特朗普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和党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持怀疑态度,对“政治正确”大加谴责,认为它限制了言论自由。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敢说大话、狠话,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其“强人政治”的风范和敢于蔑视“政治正确”的勇气,而也是企图重新界定美国人的民族性。他用“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的逻辑包装了对民权运动成果的挑战,重新将“美国人”定义为一个从文化、肤色到观念都和谐一致的民族整体,从而否定了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权运动问世以来形成的新美国价值观。他要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纯洁性已经受到玷污,并正在迅速消失。

特朗普表达的正是中下层美国白人的焦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冷战的大环境中,美国人(尤其是白人)享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繁荣和高品质生活。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速度加快、人力成本提高和经济发生转型,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去工业化”现象十分严重,传统的工业格局被打破,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家庭生活开始受到影响。在失去原来唾手可得的工作机会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外来移民的工作竞争,加上实际工资水平下降,父辈的美国梦在新一代身上变为泡影,由此引发的焦虑在中产阶级选民中迅速弥漫。特朗普将自己说成是这些“被遗忘的”中下层白人的代言人,将中下层白人的痛苦归咎于“建制派”政治精英对美国人的欺骗,将全球化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出卖和牺牲。他声称,全球化或全球主义(globalism)不仅没有使美国人受益,反而使受到伤害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国门大开的结果是许多历史上并不够资格进入美国的人长驱直入,将美国逐渐变得“非美国化”。

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复使用“我们 vs. 他们”的语言模式。虽然他并没有说明“我们”是谁,但他的听众一听就十分明白。在特朗普的语言中,经过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洗礼的美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包容、宽容和多元化根本就不是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对于“锈带”地区的白人失业者来说,敢于挑战“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朗普成为了他们的英雄。在这些选民眼中,“全球化”就是美国的资本、工厂和工作机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词。特朗普将奥巴马总统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克林顿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相提并论,将它们说成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同流合污、忽悠民众的产物。许多出生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家庭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父辈曾经拥有的中产阶级地位正在消失。他们曾经是民主党人,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站在新政自由主义一边,但他们发现被精英政治控制的民主党如今已不再重视他们,而共和党“建制派”也不理睬他们。特朗普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他们的愤怒火上浇油。

在竞选风格上,特朗普也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利用耸人听闻的言论和肆无忌惮的表现,将竞争对手一一逼退。与他同台竞争的体制内候选人(包括在职的参议员、州长等)在选举中都有所顾忌,基本不敢破坏“政治正确”的行规,即便是泰德·克鲁兹(Ted Cruz)这样的极端保守派,在竞选时也仍然恪守政场规矩,而不敢像特朗普那样有恃无恐地讲话和做事。特朗普熟谙“建制派”候选人瞻前顾后的心态,以极为出格的风格将极端政治推向民众和选民心理承受的极限。特朗普其实并不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使用“极端政治”手段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的休伊·朗(Huey Long)和20世纪60年代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都曾经扮演过极端民粹主义领袖的角色,用过激的政治语言直击选民的恐惧,点燃他们的愤怒,将他们被压抑的感情激发出来。但是,他们都不如特朗普做得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共和党“建制派”的无序与无奈——在建制派竞争者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特朗普已经将他们逼出初选;原因之二在于特朗普拥有对建制派政治、精英政治和全球化极度反感和失望的一批选民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梅森•威廉斯(Mason Williams)指出的,政党“建制派”在从前完全可以通过党的组织来阻止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从初选中崛起,但如今由于“政党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参与初选的选民,而不是政党的大佬们或党内那些更倾心于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掌握了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权力。”[28]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政党体制、政党体系和媒体建构已经成长为一个利益体制。从初选到大选,人脉、金钱、资历和利益牵扯等已成为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要赢得选举的胜利,必须要在这些方面积累资本。竞选变成了这些“非民主”程序与设计之间的较量。同时,候选人要获得权力,必须赢得选民的支持,于是攻克选民便成为选举政治的目标。这样一来,选举政治变成了一种本末倒置的政治,选民意愿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动力和源泉,而是为了掌握权力需要清除的障碍。所有围绕选举展开的政治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得到选民的选票。民主、权利和政治诉求都被工具化了,成为权力追逐者用来进行利益交换、追求个人成功的筹码。为了获得意想中的选举结果,候选人及选举机器(包括党内的各级委员会和特意安排的媒体访谈等)努力影响选民,左右选民,对选民进行操纵。虽然选民仍然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但他们的意愿已被设定在特定的政治环境、议题和候选人当中。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项,具有强烈的反建制、反精英情绪的选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出一个具有风险的决定——摈弃“建制派”,拥抱“造反派”。

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场针对民权运动成果和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全国辩论,是美国人关于两种美国历史叙事、两种美国愿景的竞争,用美国作家戴维·罗森(David Rosen)的话来说,也是美国的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29]希拉里和特朗普分别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两种叙事和愿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希拉里描述的是一个崇尚多元价值的、具有包容性的、将继续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美国。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这也许的确是一个美好的、令人向往的愿景,但它是一个陌生的、昂贵而遥远的梦,享有它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持续地接受政府的干预,付出昂贵的经济支出。这是精英阶层的梦,不是普通人的梦。特朗普在提名演讲中描述的美国则处于危险的边缘,传统社会面临重重挑战,美国价值观受到攻击,内部面临着危险。他所描绘的梦是“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这是一个现实的、熟悉的、触手可及的梦,让人感到安全和舒适。人们希望在这个梦中重新找回父辈曾经享有过的特权与优越感、中产阶级生活的舒心以及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由于总统选举制度的安排和选举文化的缘故,希拉里和特朗普最后变成了两种唯一的选择的化身。对他们的选择与每个选民的阶级、种族、性别、族裔、宗教、出生地、意识形态和文化习性纠缠在一起,这使大选的整合变得极其困难,选择也变得很受局限。当特朗普道出“山里人”的忧虑和失落感的时候,他看准了这些选民为了挽救正在消逝的传统而孤注一掷的心理。

当选民们感觉到在自己的祖国正在变成异乡人的时候,他们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惧。他们为传统和价值观的消失而感到痛苦,既无法搭上全球化的快车,也不愿意全力拥抱多元化。眼看着后来者和外来者源源不断地超越他们,他们的失落感和恐惧感更加强烈。这种失落感与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经描述的“社会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有相同之处,但特朗普的支持者想要表达的不光是冤情和愤怒,他们也希望找回失去的“美国梦”。[30]所以,《时代周刊》提到的“隐藏的选民” 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是隐秘的,他们过去只是没有机会发出声音而已特朗普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选择和表达的机会。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正好大都分布在摇摆州,所以在大选日他们给了特朗普一个具有“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 即数量很小但却能引发质的变化)意义的选民支持,并且喊出了“还我祖国”(I want my country back)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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