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逐漸取代廣州和澳門，成為華南對外貿易中心和南北貿易轉口港。加州淘金熱出現後，隨着香港與舊金山航運貿易的發展，香港迅速崛起為亞太地區貿易和金融中心，美國對華貿易公司紛紛在香港設立商務機構，使香港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樞紐港。本文通過考察主要美中貿易商行在香港的活動，闡述19世紀下半期香港在美國對華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廣州貿易體制時期，美國的早期對華貿易是通過廣州及其外港澳門進行的。美國商人在澳門和廣州形成的商業社區，成為美中經濟、政治、文化最早的接觸點。(1) 1839-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導致了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新格局在亞洲的出現，急劇地改變了傳統的歐亞海洋貿易模式。西方列強通過武力威脅，迫使東方弱國與其締結自由貿易條約。通過有限制的使用軍事力量來建立西方在亞洲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以保障通商自由，而不是通過大規模的軍事征服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來确立其貿易壟斷，是自由貿易帝国主义的一大特色。(2) 美國對華貿易商人傚倣鼓吹自由貿易的英國商人，遊說美國政府利用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的時機，與之簽訂通商條約，以獲取英國通過戰爭取得的利權。1844年中美兩國在澳門半島望廈村簽訂的第一個條約，標誌着美國走上了在亞洲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道路。(3)

〈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對華貿易穩步增長。貿易總額從1843年的600萬美元，增加到1845年的900萬美元。1846年，美國海關免除中國茶葉進口稅，進一步刺激了美中貿易的發展。(4) 香港開放為自由貿易港後，逐漸取代廣州和澳門，成為華南對外貿易中心和南北貿易轉口港。加州淘金熱出現後，隨着香港與舊金山航運貿易的發展，香港迅速崛起為亞太地區貿易和金融中心，美國對華貿易公司紛紛在香港設立商務機構，使香港成為美國對華貿易樞紐港。1860年，美國對華貿易總額達到2,300萬美元；到19世紀末，這個數字接近5,000萬美元，超過一半的美國產品是通過香港輸入中國的。(5)

在香港近代對外貿易史研究中，研究者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怡和洋行等英國大公司，對美國商行在香港活動的研究比較簡略。本文通過考察主要中美貿易商行在香港的活動，分析貿易統計數據，闡述19世紀下半期美國對華貿易的發展和變遷。

華南外貿中心從廣州和澳門向香港的轉移

在唐宋時期，香港地區的屯門曾經是廣州的外港，從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國家來華進行市舶貿易的船隻在此地停泊。朝貢使團在屯門接到廣州市舶司的傳召後，再進入珠江內河進行貢舶貿易。到了明代，澳門才取代屯門，成為廣州的外港。(6) 鴉片戰爭前，英美商人已經在香港地區活動。從19世紀20年代起，為了規避清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查處，西方商人的鴉片貿易船隻從黃埔港轉移到內伶仃島以及香港的深水港灣停泊。鴉片商人在香港島的水坑口進行交易。(7) 在颱風季節，排水量五百噸以上的走私船在大嶼山與馬灣之間的汲水門避風；噸位較小的走私船可以在香山縣淇澳島與唐家灣之間的金星門停泊。(8)雖然清政府在內伶仃島部署有緝私船隊，但是腐敗的清軍官兵并不認真履行他們的職責。因此，英美商人可以利用他們建立的走私網絡，肆無忌憚地在珠江口進行鴉片貿易。(9) 清政府設置的廣州貿易體制，根本無法抑制西方商人在珠江口和沿海地區猖獗的走私活動。(10)

英國在1841年1月25日佔領香港後，馬上於2月1日發佈文告，允許中國商船來港自由貿易，並免除稅費。同年6月7日正式宣佈香港為國際自由港。但是在英國殖民統治初期，一些殖民官吏并不看好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商埠的前景。1844年7月，香港財政司長馬丁(Robert M. Martin)在報告中寫道，儘管英國當局早在1841年8月就頒佈了鼓勵和保護商業和航運的公告，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抵達香港的商船每個月都在減少。他斷言，“不管出現甚麽情況，香港都不可能成為貿易中心”；“英國政府沒有理由在香港再花一個先令”。他建議逐步撤出香港。(11)

不過，英國商人對香港的前景卻充滿信心。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 和寶順洋行 (Dent & Company 又稱顛地洋行) 率先在香港設立總部。鴉片戰爭尚未結束，英國當局便於1841年6月在澳門舉行了首次香港土地拍賣 (實際上是拍賣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儘管香港到1843年纔正式被割讓給英國。怡和洋行在這次拍賣中購得三塊土地，馬上開始在香港修築商館。1844年3月，怡和洋行總部從澳門遷到香港東角，(12) 在那裡修建倉庫和碼頭。寶順洋行不甘落後，也在香港中區購得的地盤上興建商館，把總部從澳門遷到維多利亞城(華人把這一地區稱為“四環九約”)。(13) 在這些最大的對華貿易商行的推動下，香港航運貿易基礎設施的建設全面展開，日趨完善。據於1842年2月從澳門到達香港的英國駐華全權代表兼商務總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843年任香港總督)的報告, 殷實的中國商人也紛紛從廣州和澳門前往香港，在新開闢的殖民地開設商號。一位到訪港澳的英國人在1843年6月報道，大多數華人店主已經離棄澳門，搬到香港，其速度之快，“就像從倒塌中的房子裡逃出來的老鼠”。(14)香港的華人居民 (包括水上居民) 從1841年的7,450人增加到1848年的15,000-20,000人。到1848年，香港已經有二十個英國商行，以及多個美國、印度和葡萄牙人的公司。(15)

美國人也看好這個自由貿易港的前景。據1844年11月到訪香港的一位美國遊記作家的報道，維多利亞城到處都是繁忙的建築工地，正在迅速擴展。他預言，由於香港有利的地理位置，又便於防守，幾年後便會成為英國的貿易中心。雖然澳門也開放為自由港，但是港英當局的自由貿易政策顯然更具吸引力。(16) 美國商人緊隨英商，紛紛從澳門和廣州前往香港。香港最早的美國居民是紐約商人久利斯比 (Charles Van MeganGillespie)，1841年已經住在香港。他在灣仔修建了一所有六個房間的磚石結構房子。1843年，旗昌洋行派遣達維森 (G.F. Davidson) 為駐香港商務代理。這個最大的美國對華貿易商行的總部當時仍然留在廣州，由六名股東和八名職員經營管理。(17) 美國國務院在1843年任命沃爾得侖 (T.W. Waldron) 為首任美國駐香港領事。他也是第一位獲得英國女王頒發的領事證書的外國駐香港領事。但是沃爾得侖接受任命後不久，便於同一年在澳門去世，葬於澳門基督教墳場。(18) 1844年，Bush & Company (1844-1850) 在香港成立，代理旗昌洋行、瓊記洋行等多個對華貿易商行的業務，這可能是在香港設立的第一個美國商行。行主布什 (Frederick Bush) 於1845年被任命為第二任美國駐香港領事。美國費城商人羅爾 (Samuel B. Rawle) 和丹麥商人頓斯 (Nicholas Duus) 也於1845年在香港開設貿易公司 Rawle, Duus & Company。1848年前在香港設立總部的美國商行還有 Drinker, Heyl & Company。(19)

1845年，以波士頓為基地的商人圖德(Frederic Tudor) 在香港中區海旁開設了銷售美國天然冰的貿易公司 Hong Kong Ice Company。這個公司的冰庫位於現在的雪廠街，當時的街名為雪廠里。(20) 在19世紀，美國天然冰出口貿易幾乎全為波士頓商人所壟斷。在美國有“冰王”之稱的圖德建立了覆蓋南美洲、印度洋地區、東南亞和中國的龐大銷售網。從新英格蘭地區結冰的湖泊裡採集的冰塊出口到世界各地。1847年，運載出口冰塊的美國商船有95艘，約 23,000 噸美國天然冰被運往三十一個外國港口，其中包括亞洲港口加爾各答、馬德拉斯 (Madras)、孟買、錫蘭、巴達維亞、香港和黃埔。(21) 第一批輸往中國的美國天然冰是由旗昌洋行的商船 Paul Jones 號於1843年運載的。(22) 由於患上亞熱帶疫病的在華歐美居民相當多，1848年在香港的歐美人士的死亡率高達12.9% (同一時期全港居民的死亡率僅為1.78%) (23)，當地醫院需要使用大量冰塊為病人退熱。為了鼓勵進口冰塊，港英政府免費提供建築冰庫的土地。除了醫院外，進口的冰塊也銷往酒吧、飯店和妓院。(24)從美國進口天然冰的貿易一直持續到1874年。這一年，兩位蘇格蘭人在香港開設了Kyle & Bain 製冰公司，使用他們的同胞科克博士(Dr. Alexander Kirk) 發明的製冰機生產人造冰，結束了從美國進口天然冰的歷史。(25)

美國商船和捕鯨船從1840年代初開始到香港停泊，利用這個自由港補給食用品和維修船舶 (26)；但是大多數美國船繞過香港，直接到廣州貿易。美國駐香港領事布什1845年在致國務院的信中稱，如果英國政府繼續目前的政策，香港不會成為其他國家對華貿易的重要港口。(27) 根據美國領事報告，1846年僅有五十艘美國船進入香港，合計總噸位為17,289噸。而根據香港殖民政府年度報告，1846年到廣州貿易的美國商船共六十四艘，總噸位為29,049噸。(28)

鴉片戰爭後，廣州對美國商人仍然具有吸引力。〈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與廣州貿易持續增長。1844年，到達廣州貿易的美國商船總噸位為23,273噸。到1855年上昇到65,073噸。(29) 大多數美國商人繞過香港，直接到廣州貿易，不僅因為廣州在1840年代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外貿港口，而且因為美國商人與廣州商人通過半個多世紀的貿易，已經建立了密切的互利共生關係。旗昌行商人與伍浩官家族的緊密合作，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30) 在新的條約體制下，西方商人的活動不僅擴展到新開放的通商口岸，而且深入到出口作物的內陸產地。由於清政府禁止西方商人到內地活動，他們更加需要中國商人和買辦的合作，以求獲得出口商品產地和內地市場的情報，建立收購和銷售網絡。因此，儘管戰後的廣州彌漫着排外情緒，反對英國人入城的運動方興未艾，許多外國商行仍然留在廣州，僱用他們熟悉的商人為買辦，並把這些廣州商人買辦帶到上海和其它通商口岸開拓商務。

加州淘金熱與太平洋貿易的興起

香港開埠後，逐漸發展為英國對華貿易的據點和中國沿海南北貿易轉運港。在這塊殖民地建立的初期，經濟主要依靠單一的鴉片貿易，國際貿易主要與印度洋地區和大西洋歐洲國家進行。上海、廈門等口岸開放後，香港的轉口貿易和航運業面臨强勁的競爭對手。香港不僅沒有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而且前景黯淡。1848年1月，距離舊金山七十五英里處發現金礦。消息傳出後，淘金者紛紛從美國東部、墨西哥、智利、歐洲、澳洲、土耳其、中國等地趕往加州。1847年，舊金山人口僅為459人，到1852年猛增至36,154人。(31)由於加州人口激增，需要輸入大量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而在橫貫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修通以前，從美國東部到加州的交通運輸主要依靠海運。從紐約等東部港口到舊金山的海船，要繞過南美洲的合恩角，漫長的航程一般需要115天，最快紀錄也要89天。而從香港到舊金山的航程，衹需要45到50天，最快記錄僅為33天。因此，加州發現黃金的消息在1848年底傳到香港後，香港的出口商和航運業主便把握這個大好商機，馬上投入太平洋貿易，使香港成為加州進口貨物的主要供應地。曾在1836-1838年擔任旗昌洋行 “伶仃號”鴉片船船長的馬坎德雷 (Frederick W. Macondray)，在波士頓聽到加州發現黃金的消息後，馬上趕往加州，於1849年在舊金山建立商行 Macondray & Co., 與旗昌洋行、和興號金山莊密切合作，成為加州與香港航運貿易的重要代理商。從1849年到1851年，超過1,000艘商船從世界各地到達舊金山，這些船隻不僅載運乘客，還運來大量食物、日用品、建築材料以及其它物資。從1849年到1856年，輸入舊金山的貨物達50萬噸。(32) 舊金山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瀕海小鎮，迅速崛起為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國際轉口港。

向加州移民的浪潮也隨即出現。從珠江三角洲地區招募的大量華工被運往香港，再轉運到太平洋彼岸。1849年，從香港到舊金山的乘客共有300人。1851年增加到2,700人。到1852年，出洋華人的總數達到高峰，香港總督文翰 (George Bonham)聲稱有30,000人之多。淘金熱過後，華人向美洲移民的浪潮並沒有消退，香港繼續發揮移民出洋和回鄉之中轉站的作用。從1869年到1939年，從香港出國的華人共615萬人次，經香港回國的達到759萬人次。(33) 滿載貨物和移民的商船一般直接駛往舊金山，偶爾也在夏威夷停靠。從香港到舊金山的太平洋航綫，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國際航道之一。

美國對華貿易重心從廣州向香港的轉移

美國對華貿易重心從廣州轉移到香港發生在加州淘金熱出現以後。1846年，進入香港的美國船衹有50艘，其中還包括一些掛美國旗的中國帆船，合計噸位為17,289噸。到1859年，抵達香港的美國船隻增加到185艘，總噸位達到178,000噸。香港與加州之間繁榮的太平洋貿易，以及香港優良的金融、保險、儲運、船舶維修等航運貿易基礎設施，吸引了對華貿易商行在這個自由港設立總部或主要商務機構。此外，鴉片走私貿易在這塊英國殖民地得到英國駐軍的保護，也是香港吸引西方商行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商人早在19世紀上半期就使用倫敦匯票進行中美貿易。英國商人在香港設立的金寶銀行 (Oriental Bank；又稱麗如銀行) 等金融機構，使利用英國信貸進行交易更為方便。香港保險業的發展，也推動了航運貿易的擴張。香港開埠後，郵政服務和新聞通訊事業迅速發展。1842年設立郵局，建立了與倫敦兩週一次的定期郵遞服務。次年，又建立了香港與廣州和香港與澳門之間的每日郵遞服務。(34)便利的海路交通和郵政系統使香港與倫敦、紐約等國際金融貿易中心保持密切聯繫，有利於設立在香港的西方商行總部操控在通商口岸分行的商業運作，指揮和調度在中國沿海的鴉片貿易船隻。(35)

加州淘金熱給香港帶來了新的商機和空前的繁榮。很多總部設在廣州的美國對華貿易公司在1850年代紛紛在香港開設商務機構。1850年，同孚洋行 (Olyphant & Company) 在皇后大道設立了商行。旗昌洋行和瓊記洋行這兩個最大的美國商行和競爭對手，分別在1855年和1856年在香港設立商行。瓊記洋行的商館可能位於現在灣仔的克街 (Heard Street，舊稱喝地街)。旗昌洋行在香港的商館設在皇后大道，由德雷諾 (Warren Delano,Jr.) 和泰森 (George Tyson) 兩名股東掌管。德雷諾是美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933-1945年任總統) 的外祖父。(36) 德雷諾1839年加入旗昌行後來，極力擴大鴉片走私，成為該行舉足輕重的股東，兼任過美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和副領事。在1859年，這個商館僱用了九名職員。除了傳統的中介代理商務外，還經營航運、保險以及香港到廣州和香港到上海的輪船航綫。(37)

怡和洋行率先在香港設立總部，在1840年代中期已經建立起以香港為中心、連結各通商口岸和海外商港的周密貿易網絡。旗昌洋行和瓊記洋行倣傚英國商行的經營模式，也在1850年代中期在香港設立了豪華的商館和大型倉儲設施。這些主要的美國對華貿易商行在香港遙控各分行在其它口岸的貿易，為它們提供購買茶絲的資金，並管理航運和保險等業務。(38) 在香港的英美兩國商人雖然在商業上是競爭對手，但是他們也有共同的利益。他們在共同的社區裡分享着許多相同的興趣和愛好，彼此合作。美國商人接受了英國殖民者從印度殖民地帶來的等級、種族偏見以及英國生活方式，有的人回到美國後甚至被誤認為英國人。美國人在香港的外僑社區中相當活躍。瓊記洋行的股東約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