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岳东晓

在日军南京大屠杀五十八周年的时候， 中国人民为在日本屠刀下失去生命的三十多万毫无抵抗力的同胞而哀悼， 为他们和其他死于日本残杀下的三千多万中国平民的仇恨 而铭誓。本文的目的是纪念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我国抵御倭患的伟绩， 通过对国共双方抗战历史的一个综述， 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 中国人在抗日救亡的战斗中， 其民族精神从逐渐复苏终于达到了完全的觉醒；满清三百年，脑后一根长辫在中国人身上造成的奴性和麻木，终于从根本上被清除。当年满兵在扬洲屠城十日，杀戮八十万人，此后三百年的枷锁，三百年的沉寂。从一九一一年武昌发难，到二次北伐，中华民族终于开始找回了自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遭受了鸦片战争以来最凶残的侵略，中华民族似乎走到了最低点，但它也是中国走出低谷、重登世界高峰的开始。抗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文明将重新领导世界的契机。从这一点来看，回顾和总结抗战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日七十年的战争史中，日本对中国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侵略。第一次的甲午战争以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亿三千万两而结束。中国由此而日趋没落，日本由此而日益强盛。然而，第二次中日战争却完全不同。一九四五年，一百七十多万倭寇在中国领土上投降，中国收复包括台湾、东北在内的失地。中国终于获得了完整的主权，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在此之前一百多年的奋斗目标。随着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日本的失败，中国才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取得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在承受一百年的不断打击之后，终于有了复兴的机会。这一成果即源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恢复。

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等地的特权转交给日本。听到这一惊心的消息，北京学生提前原来准备五月七日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爆发”五·四”运动，全国响应，揭开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篇章。在此情势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公开和会经过，并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刚刚成立的苏联政府主动放弃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而后美国亦根据其远东战略拒签凡尔赛条约，并逼迫日本放弃了其在华的诸多利益。这一胜利，毫无疑议是广大中国人民力争取得的。”五·四”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民族振兴的事业中走出了以科学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一大步，在精神上建立了抗日救国坚不可摧的阵地。抗日战争中国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中国人在只有作『最后之牺牲』的时候没有投降，终于赢得了胜利。当时中国几乎所有军火都要从西方进口，没有武力为后盾，难以直接为所有的仇恨报复。但观东京审判结果，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倭大将松井石根被绞毙，而谷寿夫则被引渡到中国处死，也总算给南京的死难者一点交代。当时弱小落后的中国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胜利。

这场胜利是盟军赐予的吗?在世人的眼中日本的投降是两颗原子弹的速效，但实际上日本军方在遭核打击之后还力主血战到底，倭酋裕仁之所以投降是因为军部长期自夸必胜，但日军实则在所有战场上都已失败，因此失去信心。特别是日本原来计划迫使中国人迅速投降、加入其”东亚共荣圈”作亡国奴的目的没有得呈，反而在中国战场上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中日战场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就已陷入僵局。自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每每提出诸如华北特殊化等议和条件，都被国民政府坚决拒绝，这与一九一九年的北京政府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其后日军到处实行如南京大屠杀一般的血腥恐怖以逼中国人就范，但我中国人宁死不屈、决心抗战到底。日本不得不以百万兵力将战火扩展到华中、华南腹地，实已深陷泥潭。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宇垣外相又向国民政府提出承认满州国、中日共同剿共等议和条件，被坚决拒绝，宇垣不得不辞职。不久德国承认满州国，英法等国力劝中国同意日本的条件，但都未动摇中国政府抗日的决心。

在我坚忍不屈的情形下，倭国计穷，不得不使出下三滥手段，扶植傀儡政权。倭国首相近卫文麿先是想栽培唐绍仪为伪政府首领，在唐被刺杀身死之后，乃与汪精卫、高崇武、周佛海等勾搭。吴佩孚不愿与倭国合作，而被倭人害死，但总算保住了晚节。汪与近卫一唱一和，一奸一贼，一九四〇年在南京组成伪政权，周佛海任汪伪财政部兼警政部长。汪伪旋与倭签订条约，出卖了远远超过当年袁世凯拒签的二十一条的利益，承认伪满，将蒙疆、华北、长江下游等地归倭国永久占领，伪政权军、警、财政经济、交通等等均由倭国控制，倭占领区内资源一律由日人开发。日本国民纷纷涌向中国淘金，占领区所有实业都由倭人管理和经营。正是这些吸血恶魔，对中国工人最大限度地压迫与折磨，在各矿山、工地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

国民政府早在汪精卫从河内发出艳电之后，立即开除汪出党，后又宣布凡汪伪与倭国所签条约一律无效。蒋介石在揭露倭国的『东亚新秩序』和『日满华协同』等令我作亡国奴的阴谋时，说道：『现在日本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如果我们还想以和平妥协求独立平等，『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一经屈服，就将万劫沉沦，锁链一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胁，以致于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中国人要『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从蒋介石这一番话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政府与甲午一战即降的鞑虏政权是大不相同了，而中国人民与甲午战争时对国事不闻不问的状态也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日本第二次侵华之前，中国的工业技术还极为落后，经济还未恢复，但人民却已经是大大地觉悟了，也正是这一觉悟使我们没有在日本的屠刀下成亡国奴。

抗战打了八年，为什么?因为中国落后!中国当时的年钢产量不过十万吨，到抗战结束时机枪生产总量也不到一万支，重武器和坦克、汽车更是不能生产，几乎所有军备都须从外国进口。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除苏联曾一度援助武器设备，并于一九三七年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外，美、英等国援助几乎为○。一九三八年三月和七月苏联两次贷款共一亿美元给中国。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几百架飞机，还派阿沙洛夫将军带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到中国参战，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在汉口以东击落日机三十九架中的三十六架，而中国空军损失九架，苏军损失两架。一九三八年一年，苏空军在华击落日机一百多架，炸毁日船舰七十多艘、飞机三十多架。苏联空军两年内在中国战场牺牲了近一百名飞行员。《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日本即怀疑还有秘密条款，事实上，斯大林原则上已同意在中国最危急时候出兵参战。而此时，美国在日本压力下勒令陈纳德的航空队回美国。一九三九年六月苏联再次对中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用来购买军火、汽油等工业品。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贷款四亿五千万美元。后来因苏德战争，苏联自身难保，苏联军火就断了供应；苏联为免腹背受敌，与倭国签订中立条约。

在苏联援华的时候，美国却把大量的废铁和航空汽油卖给日本，中日战争前三年内美国供应了日本军需物资的90%以上。蒋介石多次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援助，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恳求道：『兹代表此流血之人民，愿再声请阁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但美国怕中国会投降而无人还债，不肯借钱。在陈光甫和当时驻美大使胡适的忍辱负重、多方活动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国终于同意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中国以二十二万吨桐油支付本息。一九三九年英、美积极活动，企图制造『远东慕尼黑』，劝国民政府对倭妥协，未获效果。一九四○年五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而倭国则利用时机约制英、法在东南亚的势力。一九四○年七月二日，罗斯福签署法案规定四十多种军需品出口须许可证，开始对倭进行限制。但七月十八日，英首相丘吉尔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禁止军火、卡车、汽油等经缅甸和香港运往中国，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只剩下中苏之间的一条路。一九四一年美日谈判破裂，七月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到中国(比苏联是来得晚多了)，国际形势有了好转。后来倭国对美国的禁运恼羞成怒，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袭珍珠港，为后来初次品尝两枚原子蛋奠定了基础。中美此后建立了同盟的关系，但美国在整个抗战期间给中国的借款和租借物资总数也不过十几亿美元而已，只相当于中国军费的百分之五左右。

由上可见，在八年抗战中的前五年内，军事工业几乎为○的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而倭寇则有可与美国抗衡的精良装备。国军虽然人数多，但装备远不如倭寇，战斗力相差极大，很多士兵不但有多少训练，有的甚至连枪也没有，中国军人完全是以血肉之躯跟倭寇拼命的。一九三五年中国有常备军一百七十万人，共有火炮五六七门，其中过于陈旧的就有一一○门。推行征兵法之后，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国的作战兵力增加到二百六十一个师加五十个独立旅共四百一十六万人；中国军拥有步枪总数为一百五十六万支，重机枪共一万七千多挺，火炮两千多门。尽管抗战爆发后中国军实力有很大增强，但大部份士兵还是连步枪都没有。而冈村宁次所辖日军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投降时还有三十六个师团、四十一个旅团等一百二十八万兵力，向国军缴械火炮一万四千多门、汽车一万五千多辆、飞机一千多架。

即使处于如此劣势，中国军的顽强战斗赢得了多次胜利。一九三九年八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薛岳指挥下，国军击退倭寇十万之众的进攻。在新墙河，在洞庭湖，在汨罗江，我军部队往往血战至最后一人，连倭寇都不得不承认其顽强。在那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广大民众献财献力；全国人民忍受艰苦，修建铁路、公路，抢运物资；妇女也参加战斗；大学迁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课，培养出杨振宁这样划时代的科学家...这等等的一切，充份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证明了中国顽强的生存力。这不能不说是辛亥革命以来进步的表现。一九四一年九月，倭寇又以十几万兵力第二次进攻长沙，第九战区在薛岳大将指挥下抗敌，直至在长沙城内挨街巷战。中国军十个军赶到战场，收复长沙，倭寇弃尸一万多具败走。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倭军洪水般的攻势下，美军节节败退，数万大军在菲律宾投降，麦克阿瑟遁至奥大利亚。然后十万英军在新加坡投降。美、英的降兵也被倭人杀头甚多。这以后，美、英才开始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建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倭寇发动在珍珠港胜利后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以四个师团等十二万人第三次进犯长沙。在薛岳指挥下，国军以三十万人应战，诱敌深入。倭军强袭长沙不成，反陷入包围，倭军拼死冲出，死伤惨重。

蒋介石称第三次长沙会战为抗战以来最为得意之作。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表示庆贺，海军部长洛克斯指出这是所有盟国的共同胜利。而宋美龄更是牛烘烘地在美国大谈中国军人魂。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的纽约时报载宋美龄的文章，摘录如下：『过去三个月来，我中国人民以惊奇难信的眼光，目睹着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据他们解释是因为日军实力优越之故』。『过去五年之中，中国军队完全没有对敌投降的例子；相反地，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实例，证明我中国的官佐士兵每当矢尽援绝，除了投降不能苟全生命的时候，总是战至最后，宁愿牺牲生命，不屑选择别的途径』。接着蒋夫人举了在湖南新墙河国军王超奎营在日军包围中五百多人全部战死为例子。蒋介石对外国人的赞美也感慨，英、美在惨败后才知道日寇之强，如今长沙大捷，世界方知『我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文化为不可侮耳』。

之后，在中国的要求下，美国乃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对华贷款五亿美元，英国也跟着贷款五千万镑。但美、英军政官员却对中国战区采取歧视和轻视的态度，中国在军火分配委员会(The 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没有代表。蒋与罗斯福交涉，但没有实效。美国空运物资一九四二年五月为八十吨，六月为一○六吨七月为七三吨，远未到希望每月五千吨的数量。一九四二年初，美国又要中国把十万最精锐的部队作为缅甸远征军到热带丛林中与日军作战，并不关心中国本土战场。英国军方在日军从泰国(日本的盟国)向缅甸进攻的前一天才同意让中国军陆续进入缅甸，延误时机。结果远征军大部份败退回国，部份退入印度。

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秋冬攻势，在华北力求消灭中共军队，华中第十一和第十三军联合进攻湖南常德和安徽广德，以打通平汉线。日军十月初在四天内攻下广德，然后于十一月以四个师团向湖南西北部津市、澧县、石门、慈利、常德、汉寿一带。在德山、常德又是一场血战。中国第十军左翼孙明瑾师长阵亡，全师只剩六百余人。中国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外围战三天，城郊苦战五天，城内核心战两天、巷战三天，再碉堡战两天，弹尽粮绝，八千五百二十九人只有三百二十一人突围，战况之惨烈惊天地、泣鬼神。英伦敦新闻纪事报在报导此战时称之为『战史上最光荣』的一段。守军在弹药用完之后，用木柄长矛去刺杀攻城的日兵，后来又与突破进来的日兵白刃战，到最后甚至用手格斗。日军入城后放火烧毁平民的房屋，朝日新闻电讯称：『凄怆：常德血之攻略七日间，黑烟冲天，红莲之焰』。十二月四日，九战区薛岳援军到达战场，先克德山，后收复常德，日军占领常德不过五天乃于十日全线退却。日第十一军接到再夺回常德的命令，但日军司令横山勇认为此次作战损失不小，还是抗命退兵了。

湘人强悍，且与川人相比较，更为机智善战，而又从不气馁，与粤人相较，更敢为天下先。中国军队在湖南的作战得到了广大民众密切地配合与帮助。老百姓不仅是箪食壶浆犒劳国军，更积极参加各种协助战斗的活动。例如破坏敌后的交通线，提供情报，掩护我军，运送伤员，搬运器材，不仅从精神上给中国军队极大的鼓舞，而且从人力、物力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仅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有组织的战时服务队为例，长沙县有46，495人，浏阳86，058人，平江有34，340人，湘潭约36，000人，醴陵、宁乡、沅江、湘阴等地也在组织训练服务队，担任筑工事、破坏道路、输运粮弹、收容伤兵调队兵等任务。在敌北溃时，平江乡民自发组成武装，携带粮食早出晚归，在敌溃逃经过的大山中严密搜索，见到单独行动的溃兵即予杀死。中国军队有如此爱国的民众同心协力，倭寇安能不败?用古人的话这叫『用兵不如用民』，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观近代中国史，浏阳谭嗣同、胡耀帮，长沙蔡鄂、黄兴，湘潭毛润之，宁乡刘少奇，平江彭德怀...真可谓『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者也。我华夏有经纬济世之才、忠勇大义之民若此，倭寇堪与争锋乎?这里我忍不住要提到我祖母常讲的故事之一。当时我祖父母居于安乡县湖区，时倭寇大军至，全家妇孺很害怕。我祖父说：『反正是一死』，乃双手持柴刀立于门后，只待倭兵进门即刀起毙敌。幸好敌军只是匆匆路过，并未停留骚扰安乡县百姓。祖母又常讲述村中几个汉子(可能是游击队)，将两名在湖边排泄的倭兵摁入淤泥中毙命的事。今按时间推算，这些应当是在一九四三年底倭敌从华容途经安乡分两路进攻常德和津市时发生的事。



同年美国以停拨租借物资为要挟强迫中国派大军第二次远征缅甸。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罗斯福发电报给蒋介石道：『自去年以来，吾人装备中国远征军正为今日之战』，中国若不出兵缅甸，则美国空运器材失去意义。一九四三年八月后，中国战场在美国人眼里的价值逐渐低落，主要原因是美军占据了绝对优势海、空优势，B-29型远程轰炸机的问世使美国无需使用中国的机场即可轰炸日本。美国『维持中国作战』政策的目的即在其兵力尚不足与日本抗衡的时候让中国牵制大量的日军，现在其兵力强大了，就把中国人凉在一边不管。基于此，美国决定装备中国军队将以三十三个师为限。年底，罗斯福背弃他十天前在开罗会议中对蒋介石作出的海、陆夹攻缅甸的诺言，说要推迟攻缅甸计划一年。中国要求美国十亿美元贷款也被拒绝，中美关系走到最低点。十二月二十日，罗斯福居然又置他推迟进攻缅甸的建议于不顾，敦促中国军出兵支持英军收复缅甸的作战。在美国不断催迫下，国军最精锐的七个军兵力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陆续开赴缅甸。蒋介石在致罗斯福备忘录中说：『北缅一战将中国所有储藏之装备一概用尽，同时又将应用空运来华之吨位占去』。陈纳德说：『史迪威(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把盟国在中印缅战区资源的百分之九十倾倒入缅甸的鼠洞里，还加上近一亿美元的公路建筑费和大量的中、英、美三国人的血液』。在中国战场，原计划装备三十个师的物资只运来了十分之一，士兵大多是徒手训练。

一九四四年五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胜利完成了任务。但在华中战场，中国却连连失利，河南许昌、洛阳等地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沦陷。日军又从国内和东北调来大军，一九四四年六月使用三十六万兵力(未包括海、空军)再攻长沙，创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一次用兵最多的纪录。日军并改变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术，迅速包抄长沙城，将岳麓山上的中国炮兵与城内的步兵各个击破，长沙失守。然后日军两个师团围攻衡阳，国军第十军两次击退日军的进攻。衡阳的胶着状态，促成了东条内阁的崩溃。八月，日军再以三个师团在空军轰炸支援下猛攻衡阳。中国军死守苦战，利用地形和高达四米的人造断崖，使用交叉火力，造成日军伤亡甚重。日本第十一军曾一度悲观而想停止攻击，但见其第五十八师团已突入市区，就坚持了下去。国军虽几次派援军来解围，但被挡了回去。苦战四十七天，周围稻田里的青苗不知不觉已成一片金黄。日军虽然攻下衡阳，却付出了死亡一万多人的代价，上级将校战死三百九十人，伤五百二十人，因死、伤、病而失去战斗力者近五万人。日军虽然取得豫湘战场的战果，但北面的中共军队却扩大了势力。

此后，日本人除了砍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女、儿童来发泄外，实已无力再战。这期间日本发现汪伪政权实在毫无用处，就把一系汉奸撇在一边。同时与中国的议和条件也越来越低，到后来连塘沽协定也表示愿意放弃，并废除日本与汪伪的条约，退回一九三一年的状况。但中国政府识破了日本苟延残喘的诡计，坚持日本非完全退出东北不可。日本无计可施，冈村宁次乃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开始，集十万兵力试图攻下湘西的重镇芷江，梦想打开通往四川的道路。结果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兵包围，几乎被全歼，中国收复了一些失地。到此时，敌我的力量对比是逆转了。后来倭寇就是在芷江向中国乞降的。

在日本占领区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一九三五年冬，国共开始进行建立抗日联盟的谈判。一九三六年在中共中央指示下，杨靖宇等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中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共四万二千兵力。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利用有利地形伏击倭寇一个旅团，以短兵相接的百刃战抑制倭敌优势火力的发挥，首创歼敌一千余人的的战果(林彪师座被子弹穿肺后去苏联养病，从此脱离抗日战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以土枪、土地雷在日军盘踞的敌后占领区与倭寇周旋。由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多人，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发展到八十余万人，建立大片根据地，使倭寇逐渐龟缩，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在强敌面前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持久战”的成功运用。中共在遵义会议摆脱共产国际控制后便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苏联的援助，更没有美国与国军的援助，而要与摩托化的、有空中掩护的倭寇作战，完全只能采取零敲碎打的游击战。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拔据点、炸碉堡、打埋伏、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发动群众，孤立敌人，进行了一场智力和勇气对武器的较量。地雷战、地道战搅得敌人焦头烂额，寝食不宁；狼牙山五战士一类的英雄不断涌现。倭寇对八路军恨之入骨，每抓到我抗日将士，或砍头、或活体解剖(见http：//centurychina.com/wiihist)，并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共抗日的成效。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和战略相持阶(1938.11-1943.12)的战绩，再略举几例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二十四架，歼敌百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友军(国军)在忻口作战。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二九师在神头岭全歼日军两部共一千五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击毙与缴获战马六百多匹，此战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一二九师主力埋伏于响堂铺，歼敌四百多人，焚毁汽车一百八十辆，令特邀来观战的国军将领大为叹服。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几次战斗歼敌第一○八师团四千多人，收复县城十八座，扩大了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九月，一一五师在汾离公路线，三战日军第一○八旅团，击毙日本山口少将以下一千二百多人，俘十九人，毁汽车三十辆，缴枪五六○支。一九三九年，新四军在繁昌五次击退日军三千多人的进攻，敌伤亡四百五十人以上。一九三九年四月，一二○师在冀中的齐会战斗，歼灭日军七百余人。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主力在梁山伏击日军一个大队，全歼日军六百多人，俘二十人，第一次创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全歼敌一个大队的战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一二○师在黄土岭伏击日军一千多人的扫荡队，战至八日，毙敌九百余人，在太行山上折撷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开倭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战死的先例。一九四二年初，三五八旅在田家会围攻孤军深入的日军扫荡队，毙日军大佐以下六百余人...

以上都是共军集中歼敌的范例。共军歼灭战，必占有利地形，再以局部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抗战中后期，日军常以数万人的兵力扫荡解放区，面对这种强敌，共军都采取避其锋芒、旁敲侧击的战略，一如当年在苏区的反围剿。这样的反扫荡给敌人很大的打击，而我军损失甚小。但由于每次战斗都是歼敌几人、几十人的小打，无法与国军的大会战相比。如一九四○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历时数月，作战一八二四次，歼敌二万余人，缴枪五千八百支，但每次都是零敲碎打，故未在上面提到。又如一九四三年冈村宁次集第17，21，26，32，110师团的精锐，再加第1，2，3，4，8，9，10混成旅共十三万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扫荡，和对晋冀鲁豫与晋绥根据地的扫荡同时进行，号称『百万大战』。但经八百余战，敌战死和被俘八千多人，我军死一千八百余人。冈村只得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并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自我解嘲。这样的游击战看来不甚壮观，却同样消耗了敌人，百团大战即歼敌两万余人，也至少抵得上一次长沙大战了吧!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和附近根据地考察，给共军很高评价。当时观察组认为，中共乃一民主力量(Democratic force)，并希望拨给武器，增强其战斗力，但被蒋介石否决而未实现。

现在有一种观点错误地认为共军在抗战中不积极。八路军从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敌后根据地扩展到有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一亿人口。试想这新增的几十万人枪是从哪来的?不是蒋介石将军发的，不是苏联给的，也不是美国支援的，而是从通过杀死敌人夺来的。事实上，共军在敌后作战十二万多次，毙伤倭寇五十多万，缴长短枪六十多万支、炮一千八百多门。国军有六百万人，虽经大小血战，但接连退却，丢城失地，颇乏用兵之道；而共军以四万余人、土枪、土炮，不断壮大，其战略是很成功的。

又有一种更为荒诞的观点，从解放战争的结果而推论共军一直比国军强大，所以认为共军在抗日战争是保留了实力。共军确实比国军强，但那是战术与战略上的优势，是顺乎民心的政策的胜利。日本投降后，尽管朱德下令叫日军就近向八路军投降，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在美国政府指示下，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对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国军投降，而对共军则可『自卫』。美总统杜鲁门也承认，如果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那么整个国家将被共产党接收，所以就命令日军坚守原地。而同时，美国则空运国军千里迢迢去北方受降。由于日军的抵抗，共产党军队所获甚少。不过，共军从苏联红军手里获得了六十多万日本关东军的部份装备，缺乏重武器的共军大大地增加了力量，为日后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共军无论在人数和装备上总都远不如有美式装备的庞大国军。辽沈之役，林彪是冒了被国军围歼的危险的。但国军各兵团互不协作，每每当共军以优势兵力围攻国军一部时，其它国军迟迟不去支援，贻误战机。结果一个兵团往往在几天内便被围歼，而且很多国军立刻就变成共军战士。到渡江战役时，国共军力已然逆转。

国民党军队组织性远不如共产党军队，他们还有很大的军阀性质，当官的把军队作为私有财产，舍不得用。这在抗战中也很明显，对付强大的日军，国军常常是逐次用兵，而不是全力一击，结果往往送去的部队有去无回。如在上面提到的豫湘桂战役的衡阳保卫战，国军曾以四个军逐次去救援，每次都被挡回。倘以四个军合一而击，对久攻衡阳不下的日军的威胁岂不大得多?毛泽东在其《论持久战》中建议针对日军每个兵团组成兵力三、四倍于敌人的野战兵团。但国军将领大都多谋而寡断，又缺乏合作精神，很难实现这样高度统一的指挥。一九四四年许昌、洛阳、长沙、衡阳等城的血战，守城部队都坚守防御，但配合支援部队都未能完成其预订任务，甚至随意撤退、见死不救，被敌各个歼灭。相比之下，共军不但指挥统一、军纪严明，而且用兵如神。正如岳武穆论兵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倭寇百万兵八年不能胜国军，共军三年能统一中国。当时共军若有国军一样的武器装备，倭寇实不足以成如此之大害。

解放军的战斗力并不是作者在这里任意夸大，而是可以从得到韩战证明的。当时麦克阿瑟公然把矛头对准中国，在边境多方挑衅，我多次警告无效，不得不挥师数十万与十六国联军一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志愿军以超人的毅力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以劣势装备与屠倭如斩草的美军精锐作战，美国及其附庸望风披靡，一泄千里，败退至三八线。中国军将美军驱离边境，消除了美国从陆上进攻的威胁。此战更改变了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每战不利的状况。韩战时，美国的将领为其自以为最强的麦克阿瑟，我方将领并非林彪、粟裕一级的神将，而是较为持重的彭德怀，饶是如此，中国军还是取得了成功。

关于国共在抗战时的冲突，主要有皖南事变和黄桥之战。但都是局部的，没有改变抗战时国共之间『友军』的关系。从大局上两个原来是死敌的政党，能走到一起，为民族大义而战，这是无法否认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第二次合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两个政党虽主义不同，但都是以革命救国、复兴民族为己任。在今天救国使命已经完成、复兴大业还须同志努力的时候，中国人民也自然希望国共能再次合作，制止违背民族利益而分裂的不明智之举。对此，作者感到很有信心，因为目前的中国已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中国人民有更大的向心力。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这个民族就等于不存在。一个民族如果忘却它的历史，这个民族就等于没有历史。中华民族不只是一种基因、一种肤色、一种文字，中华民族是一部历史。中华民族的进化不仅在于要提高科技、繁荣经济，更在于从自己的历史中找寻前驱的方向与道路。从满清三百年统治，万马齐喑，到太平天国，功亏一篑；从武昌起义，驱除鞑虏，到军阀混战、二次北伐；从九·一八、卢沟桥、南京、上海、长沙、芷江，到驱除倭寇。中华民族在找回自我、重建尊严的艰苦奋斗中经历了失败与挫折，有的是血与泪、仇与恨。中国人民从此是站起来了，中国人是觉悟了。但是我们民族的大业尚未完成，南京三十多万的冤魂还在注视着我们，三千多万同胞还无法瞑目九泉。我们无泪，我们有志。今天，日本对它的罪恶的全盘否认和美化，更加加深了中日两个民族间本来就已经很难消除的仇恨。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除了奋斗，别无选择。



岳东晓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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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史实来自

1)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上下册， 吴相湘， 台北， 1973. (主要资料来源)

2)             日军侵华战争， 全四册， 王辅，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3)             中国抗日史稿， 王沛， 杨卫和， 湖北， 1983.

4)             长沙三次会战， 容剑光， 台北， 1990.

5)             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 马洪武等， 上海， 1986.

注： 日军最高编制为师团， 其兵力一般在两万人以上。日军的”军”相当于集团军， 由不 定数量的师团和旅团组成。



编者注：上文1995年发表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学生刊物《明华》以及ALT.CHINESE.UNICODE,ALT.CHINESE.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