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93岁中国远征军老兵解密战地烽火_评论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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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12 月23 日， 中、英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这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从中国远征军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 年零3 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 余万，伤亡接近20 万。原籍江苏海安、后入加拿大籍现已93岁高龄的葛其，通过儿子葛浩然向笔者转述了他在中国远征军的点滴回忆。

出国远征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上海遭到日军进攻，时局紧张。当时我已从江苏省警官学校提前毕业，在南京麒麟门任警长。没多久，南京也吃紧，国民政府已西迁重庆，南京外围无工事防守，敌人长驱直入。我们听到枪炮声，才知道敌人已到，乃急向西逃，在长江边找到一只船，渡江到浦镇。来到镇上，远望南京大火熊熊，半天黑烟，炮声隆隆，知道敌已进城。当我们吃完饭去找床位时，忽然听到枪声，有人大叫鬼子来了! 于是人人争相逃命。我们一因单身，二因年轻力壮，受过军训，跑得快，很快到了安徽省凤阳县。正巧有一列火车放气开动，我们就爬上车顶，向北飞驰。那时已是初冬，还穿着单衣，既危险，又饥饿，风吹刺骨，吃足了苦头!我们一行六人辗转到郑州、西安，将近一个月。大家都认定，必须投军杀敌，先救国家危亡，然后才有个人安全。适逢在淞沪作战多次负伤的孙立人将军招考干部，建立新的税警总团，我们六人联袂报名赴考，全被录取。我们先到湖南长沙岳麓山清华大学受训5 个月，又行军到贵州都匀继续训练。不久又行军到云南曲靖。到1940 年， 沿海各省全为敌占，中国对外交通尽遭堵塞；军民物资短缺严重，一滴汽油一滴血，一个战斗兵只发10 粒子弹。日军为全面堵塞中国对外通道，逼迫中国求和投降，所以又侵占越南，还想进军缅甸，以堵塞我国当时唯一仍能通行的西南通道。

进驻皇宫

1941 年，欧战正急。英国全力保卫英伦三岛，驻防缅甸的英军只有一个军团，乃要求中国出兵相助。为保卫这唯一的对外通道，我国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先是以精锐的机械化第五军为主，并议定以铁道为分界，英军防守右侧、中国军队防守左侧。不久仰光失守，英军节节后退，中国远征军亦挡不往敌人进攻，重要的据点同古失守。就在此时，我们税警总团改番号为新三十八师，紧急出国助战。我师集中了所有汽车，行驶了一天一夜，经过畹町、腊戍，到达缅甸的旧皇城曼德勒，师长孙立人被任命为城防司令。那时我任特务连长，负责皇宫（师部所在）内的警卫。也能住进皇宫周边英国殖民者当时修建的花园别墅，房内有吊风扇、抽水马桶、大浴盆、冷热水、弹簧床，雪柜内有汽水啤酒，生鲜果蔬。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算是开了洋荤!曼德勒地处热带，物产丰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小花园，种了各种花树。此时正是5 月花开的时节，却都枯萎了，街上行人很少。询问印度店主，才知英国人统治缅甸100 多年，把缅甸人当作奴隶，现在缅甸人要起来闹革命，甚至帮助日军，中国叫他们汉奸，见到就捉住审查，他们都早已上山躲了起来，因此街上不见一人。有一天，一缅甸人来我驻地，经翻译得知他是缅甸人革命党的领导，名叫宇努，此人后来成为缅甸独立时的第一任总统。我对他同情敬佩，客气地招待，并带他去见孙立人将军。两人都懂英语，直接交谈。孙劝他不要帮助日本人，日本人更坏，并举例说英人统治印度、缅甸，大官是英人，小官还都是印度人和缅甸人；日本统治韩国、满洲，从上到下，全是日本人，连乡镇长、小学校长，也都是日本人。日本统治更加残酷！最后二人达成协议：“战后（打胜日本）中国全力帮助缅甸独立自主，宇努要号召缅甸人不再与中国军队为敌，不再帮助日本人。”宇努告别时，还赠给我一块小金牌（英金币）作纪念，我收藏至今。

不久，我们接到开拔的命令，要在半夜12点上车。原来，前线英军7000 多人被日军包围，水粮都已断绝，请我们速去解围。那里是沙漠，特别热，又是油田，水不能饮，如不去救，他们就要投降了！孙立人答应英军司令史林姆将军要求，已率两团人马赶去察看地形，决定拂晓开始攻击。我到达油田前，但见前方黑烟滚滚，间有疏落的枪声，有很多英军士兵蹒珊走来，个个蓬头垢面，服装不整，见到我们，都站在路边敬礼，高呼中国好，有的跟我们拥抱跳舞，有的还向我们跪拜致谢，十分虔诚，就像迷途的小孩见到亲人一样，我从未领受过洋人如此恭敬礼待！

这一战，我军以少胜多，以三千之兵击溃三倍之敌，救出7000 多名英军士兵，汽车百辆，山炮、马匹无数！孙立人的这一战绩引起了轰动！

艰难征战

当我们准备乘胜追击歼灭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时，忽然收到撤退回国的命令。原来，日军假道泰北攻占了腊戍，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后路，英军亦已决定撤到印度，命令我们断后，让第五军、第六军先走。我们要一面后撤一面抵抗日军的追击。前面就是中印缅三国交界处，全是山高流急、渺无人烟、飞鸟难渡的深山野岭！负责指挥的将领们置部属的生死于不顾，白送了4 万多人的性命，侥幸去到印度的，只剩3000 多人，多是当官的，其中的士兵也多是为当官的服务的，有的为他们找食物，有的抬他们上下山，等等。这就是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区别！

我们新三十八师孙师长深知大军决难渡过这千里荒山野岭，回到云南或西藏更是不可能的事，如遵令随行全师官兵必无幸存。先行者在断粮后还可采野菜野果，或幸运打到一鸟一兽，再不然就用树皮草根充饥。几万人过后这些东西必被一扫而光，后来者还不饿死吗？虽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属下的性命也不能不管。何去何从，孙将军坐立不安，食不下咽，最后决定与大军分道，西去印度。并与中国战区副统帅史迪威将军取得联络，以期得到史的同意。

西去印度，也是山区，只有一条小径，我们爬山涉水，有6 天时间完全是沿河踏水而行。又走了几日，来到更的宛江（亲墩江）边，但见江阔500 尺，水流滚滚。我们立刻生火煮饭，上山砍树竹，编扎竹排，每排可载30 多人。我的同学葛士琦时任谍报队长（现健在香港），发动大批缅甸的土著人出力相助，获得很多缅刀与绳索，以笨重而暂时不用的东西作为报酬，才使扎排任务在3 个小时内完成！吃饱饭后即推排入水，10小时我们就渡过江，进入印度境内。到天亮时，敌人炮艇追到江边发炮，我军早已全部离去，毫无伤亡！

我们进入印度，未得印、英准许，依国际法，要先解除武装再囚禁，故我们未进入城镇，只在山地扎营，一面构筑工事掩体壕沟，作备战状；一面整理行装、理发、洗澡、洗衣、擦枪抹油。果然，英驻印东警卫军团团长艾尔文接到中国军进入印境的消息时，非常震惊，即电告新德里英驻印总督魏菲尔上将，于是出现了两种不同主张：

印东的艾尔文主张武力包围，缴械囚禁，并调兵遣将，向我驻地集中，因为他曾目睹从缅甸撤回的英军，人人蓬首垢面，衣衫不整，弹械俱失，十足似一群难民，认为中国军必然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必将破坏治安。适巧英驻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也到了新德里，他曾与孙将军三次会晤，请求出兵为被围的英军解围，对孙是十分敬佩的，因此他坚决反对缴械囚禁我军！最后议定，让艾尔文来到我们的驻地视察检阅后再决定！

孙立人认为特务连经受过特别培训，又参加过战争，所以让我们特务连代表仪仗队受检，我是指挥官。约11 时，艾尔文将军来到，前面是4 辆宪兵机动车开道，后面跟随侍从及记者，再后又是4 辆宪兵车。孙将军陪同检阅，艾尔文慢慢从队前经过，看得很仔细。等他上了检阅台，我即指挥操演分列式。队伍整齐划一，威武雄壮。艾尔文与随行人员不停地点头拍手！最后邀他去山林战地视察，他见我军士兵都在战壕里，弹上镗，刀出鞘，一副准备打仗的模样。他对这次检阅视察很满意，认为中国军队纪律严格，战斗力强，再无缴械囚禁之意，反而把我们当盟军、可依靠的客人，并送来一车车给养，吃的用的齐全充足。

1941 年，德军已席卷欧洲，日军也囊括了东南亚。美国深感威胁，在史迪威催促下，中、英、美组成同盟军。我们这批远征军正式成为盟军的成员。

英军选气候凉爽的蓝伽兵营作为我们的整训基地。美国供应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并开办了十几个短期训练班，有炮兵、火箭、喷火器、汽车驾驶与保养、战车、坦克等班，我们都学到一技之长。我学的是汽车驾驶保养，不久即任吉普车连连长。这些学校的教官都是美国大工厂的专家学者，是应征而来的。我的薪水是每月120多卢比（印币），士兵的薪水大约每月20 到30卢比，约是一两的金价。我还有办公费，每月100 多卢比，一人用不完，常常去华侨办的餐馆吃饭。当时蒋纬国任上尉参谋，我们常在篮球场见面，他学的是战车，后来当上了装甲兵团的司蓝伽位于印度的中部，与印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相距千里，因英国人在此建造了许多公路铁路，去加尔各答可以朝发夕至，交通便利，故我们常去那里游览。加尔各答也有唐人街，地小人挤。英国人允许华人在那里开店，只要他们不反帝，纳税就行了。英人统治下的臣民可分三等，一等当然是英国人，二等是为他们工作的公务员、服务员、军警等，三等即无权无势又无恒产的普通大众。在印度的华侨，山东人最多，其次是云南人、湖北人。山东人多当警察，湖北人多会医牙，虽无大成，衣食无缺，可算中等。我们来到这里，华侨得益良多，我们请他们做向导、伴游，代买戒指、手表；他们地位也提升了，中英是盟友，无分高低，华侨也觉得扬眉吐气。

整个远征军有官兵6 万多人，女性只有2 人即上海的李小姐和广东的胡小姐，都是大撤退时爬过野人山侥幸活着去到印度的。胡小姐不久嫁给了一个华侨，整个远征军只剩下李小姐一位女性。物以稀为贵，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包括一些高官。她都“站稳立场”一一拒绝。可能是基于同乡又同龄的关系，她却常来我处，一同吃饭，一同看电影，我们成了好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带她去游览王宫，不小心车撞到树上，碰掉她两颗门牙，我非常难过，她却安慰我，使我迄今不忘！不久我陪她去加尔各答装了假牙，她的乐观与欢笑使我更喜欢她，我们在中秋的晚上同游公园，月光皎洁，环境幽美，真如仙境。我们同住一旅店，分房而睡，以礼相待，并无逾越，这才是真爱！倭奴未灭，何以成家，我们都没有婚嫁的念头。后来她想去国际大学读书，我很支持并送她去，她成为该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我们相约通信联络，但我军开始反攻后，我也调到前线，天天移动、没有定址，就失去了联络，此情只待追忆了！

1943 年冬，远征军整训完毕，兵强马壮，乃开始反攻缅甸，决定开劈一条中印公路。作为中国的国际通道，起点是印度东北的小镇列多（有铁路南通加尔各答），连接中国的西南公路；部队也扩充改编，我师改为新一军，负起开路先锋的责任。作为同盟军，英军一旅任右翼，美军团任左翼，三军并进，后有美工兵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铺接油管，工作不停，日以继夜。

我们在列多集中，先占据新平洋，南下便是日军坚守的野人山胡康河谷，延绵千里，大撤退时死了4 万人，地形复杂，通过困难。日军早在险要之地，建筑水泥堡垒战壕。五里一小堡，十里一大堡。我军进攻，伤亡很大，进展很慢。史迪威多次来到前线督战，孙立人下决心不拿下于邦不剃发，战斗都是硬拼，由排长、连长带头冲锋，真是一寸土地一滴血，我的同学中就有20多人伤亡。连级指挥缺人，我也被调入步兵连。战士们天天睡草地，时时在枪林弹雨下。过了孟拱，地势稍平，有一条狭窄的马路，有稀少的土著，军队的活动范围开阔了，指挥官也改变了战术，不再硬攻，而是用迂回战术跳过坚堡而攻其后背，减少了伤亡。

八莫是缅北重镇，背高山而面平原，西靠伊洛瓦底江，日军凭险坚守。我们先要求空军轰炸扫射，再用大炮猛轰，整个八莫被炸平，土地都被翻过，敌人连夜撤退。我被派过江搜索敌踪，发现有一班敌兵正向居民要食物，我们迅速将其包围冲上前夺了他们的枪，有个开枪反抗的日寇被打死，两个逃走，活捉4 寇。我连夜问他们，他们拒不回答，只指了指我的手枪和指头，意即宁死不屈。从他们身上搜到两面日本国旗，上面签了很多名字，据说是出征时家人、亲友、邻居赠送的祝辞，他们身上都有护身符或妻子儿女的照片。我便将他们押到军部。在八年抗战期间，俘获的日本兵只有两三千人，我们能活捉4 敌，并不容易，我常自豪于心，但从未告知任何人。我的同学吴剑华（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告诉我，他从沦陷区去西南联大上学，经过日军岗卫都必须向日军鞠躬叫日本先生，否则，就是抗日分子，任意打杀。我告诉他，我从未向日人鞠躬，只有日人向我跪拜求饶的。

在一次与英军换防时，对方遗失一包钱（准备发放军人粮饷），第二天英军需官来找我说起丢钱的事，我很惊惶，考虑后宣布集合，各人带上所有装备，我先查排长，再要排长查班长，班长查士兵，翻查仔细，却无发现。我深信英军需官不会说谎，带着排长、班长遍查驻地四周，最后在一棵树下发现有一块新翻土的痕迹，挖土取出那包英军丢失的钱币（大约有5 万印度卢比），翌日交还英军需官，他再三向我道谢说我救了他一命。我已经猜到是一班长所为，但我并未处罚或公开此事。非常巧合的是，几天之后在进攻蜜支那的战斗中，这个班长救了我的命！在由八莫向密支那攻击前进中，营长指着地图向我指示：我营第一连现驻A 山头，第二连驻B 山头，你连经B 到A 搜索前进。照营长所指示，我带队经B 到A，是很安全的，可是搜索兵回来报告，A 山头似有敌人。我不相信，亲自前去观察，一排枪扫来，就在那刹那间，拾到英军钱包的那个班长猛然将我推倒，子弹从我头上飞过，救了我一命！原来第一连连长曾长云是个老油条，坏心肠，没有到A 地，谎报了军情。我要求营长查处，营长敷衍塞责，使我气愤难平。因他影响了我的决心，我犹疑不决，陷于敌阵，又有数人伤亡，实在心痛不服，写信给军长，也石沉大海。不过数月后，曾连长被孙立人枪毙了，据说是他抢了当地居民的珠宝。这是孙立人唯一的一次枪毙人，可能也与谎报军情有关。

迎接胜利

1945 年春，时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西斯希特勒垂死挣扎。我远征军在攻克密支那后，如入无人之境，攻无不克，很少有激战，于1 月21 日，与从国内打出的友军，会师于中缅交界处的芒友，中、英、美数十名军政大员，参加了会师典礼。我们受到同胞、战友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会师典礼后，中国名剧团（膺扬剧团）演出京戏，我们很久没听了，更觉精彩。

半个月后，从印度开出的第一车队到达昆明，运来了中国极缺乏的军用物资，输油管也已接到下关。我们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回到昆明，会见了老朋友，又行军去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在中途贵阳传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所经之处，大街小巷，鞭炮不停，穷乡僻壤，无人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爱国情绪高涨，从未有过！到达南宁后，乘船东下赴广州，接收日军投降。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到处一片旗海，我们受到广州市民的欢迎！

忆当年回国所经之处，如昆明、贵阳、南宁、广州，我们受到广大青年男女学生出自爱国热忱的尊敬。

我们都存有卢币，出手豪爽，很多同事都交上了女朋友，速成结婚的有几十对。后来去到台湾，全被老蒋小蒋打成匪谍送进牢狱，那些胜利夫人也遭到刑讯，大多下堂求离，琵琶别抱了！

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不久，我们奉调去东北打内战，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拒不随行，远去越南经商。我从军完全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打内战自相残杀。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中国胜利了，我已尽了国民的责任。我永远不会忘记与我同逃难、同投军、同战斗的同学们，他们大都在缅战中阵亡，如无锡的顾纪常、南京的许炳新、苏州的徐佩林、安徽的李汉庭、广东的壮陶、周有良，都是好青年，都为国捐躯了。而今斜阳衰草，乱石白骨，有谁忆及? 死者已矣，而在台湾的幸存者，人人都因莫须有的“共谍”罪名下狱四五年。如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郭庭亮、刘益福等缅战有功将士，被囚禁22 年之久，造成极大冤狱，岂不令人叹惜！至此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伟大，把在长春被俘的新一军官兵全部放释。他们及其子孙都是反“台独”的积极分子，更不会为“台独”去打仗！

(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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