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资料图）
赫鲁晓夫的1957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年了。这一年，他获得了个人最大的政治成功，同时，被苏共高层同僚指责的那些缺点，诸如好大喜功、独断专行和急躁冒进，赫鲁晓夫没有改正。赫鲁晓夫七年后的政治跌落绝对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熟悉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属于那个时代一位最有名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从一个放牛娃到世界大国的领袖，再到一个从政治舞台中心迅速消失的“养老金领取者”，他的经历就是一段人生传奇。在赫鲁晓夫的人生经历中，1957年是最不平常的一年。他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年赫鲁晓夫六十三岁。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清除了自己最大的威胁贝利亚，打压了斯大林看好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不顾党内高层中的反对意见，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在苏共二十大闭会当天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已经在最高权力的顶层上，安排好了自己的位置。然而挑战也随之而来。
对赫鲁晓夫的挑战主要来自党内高层，到了赫鲁晓夫现在的位置，也只有来自高层的反对和不满能够对他形成真正的威胁。在刚刚结束的苏共二十大后产生的新一届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有很多人因为不习惯赫鲁晓夫式的工作方式和行事风格而对他大失所望，心存牢骚、意见和不满。他们和赫鲁晓夫接触最多，赫鲁晓夫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看得更清楚，感受也最直接和深切。中肯地说，他们的意见很多都是正确的。对赫鲁晓夫身上比较突出的问题，正如研究者一致指出的那样，由于理论功底不深，赫鲁晓夫工作缺乏计划性，往往不重视科学论证，处理问题急躁草率，好大喜功，对任何问题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要求立即遵照执行。其实，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更深的根源还在于，他对周围的人，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同事缺乏应有的尊重。
这种不尊重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叶梅利亚诺夫新著的《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对此有过不少记载。有时候是赫鲁晓夫对最高领导集团的同事颐指气使，主席团成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写道：“从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那一刻起过了不多时间，赫鲁晓夫就开始示威……在表现出正面的主动精神的同时，他开始颐指气使起来。”当时的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元帅对此也有亲身感受，在1955年10月举行的一次军人会议上，“赫鲁晓夫就以其素有的粗暴对我不客气地进行荒谬的指责……令人气愤的是他滥用权力。表面上我还是海军总司令，他没有权力像在自己世袭领地上那样处理国家事务……那几天他在舰上当着各级军官的面谈论舰队、斯大林、未来的计划。他的话使我心烦意乱。他的举止就像是恣意任性的老爷，对他来说没有障碍也没有法律”。有时候这种不尊重表现为独断专行：1957年，赫鲁晓夫没有经中央主席团同意，就宣布到1960年在肉、油和奶的生产上赶超美国，用卡冈诺维奇的话来说，赫鲁晓夫的行为开始像乌克兰歌曲里唱的那样：“自己唱，自己玩，自己奔跑，自己踹脚。自己！”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也私下对赫鲁晓夫表示不满：“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后怎么工作？侮辱所有的人，贬低所有的人，对谁也不尊重，全是他一个人自己决定！”赫鲁晓夫当众失态的举止也会伤害到其他在场领导人的自尊。在1957年一次与文艺工作者的聚会上，赫鲁晓夫突然当着主席团成员的面开始指责一位女作家（加丽亚·阿利格尔，《文学莫斯科》文选的编辑），并对试图为自己辩护的女作家大嚷大叫，然后又声称他和莫洛托夫有分歧，把主席团内部的分歧公之于众。这次聚会后，主席团成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感到“主席团里的气氛是难以忍受的”，以至于他觉得“这种情况我无法忍受。我们想教训赫鲁晓夫。他谁也不尊重……应该严肃地谈谈这方面的事”。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事几乎都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和行事风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大林曾让他们感到过不安、紧张和恐惧，但同时斯大林的能力与威望也让他们折服，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只要在世一天，他的领袖地位就是毫无争议和坚不可摧的。他们对斯大林的不满惟一能做的，就是把这种不满深深地掩藏起来。赫鲁晓夫则不同。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是资历较浅的一员，他之所以在斯大林之后成为党的领导人，并不是由于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而是某种平衡的结果。在这个平衡系统中，如果赫鲁晓夫还能保持以前那样的谦逊、随和、关注实干而不追求自我炫耀，也许平衡还可以维持下去。现在，他们觉得赫鲁晓夫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赫鲁晓夫了，他开始“示威”，膨胀，显示自己“老爷”的地位和权力，有时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于是平衡被打破了。而他们对此也无需像在斯大林手下那样不敢怒更不敢言，他们有了“教训赫鲁晓夫”的想法和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说，赫鲁晓夫的同事“教训”他的想法是有事实依据的。赫鲁晓夫对同事的不尊重，往往伴随着实践上的失误和冒进。像在中央尚有分歧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作“秘密报告”，使苏共在由此引发的波匈事件中处于被动；擅自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与文化界人士多次发生冲突等等。这都是事实，也的确是赫鲁晓夫的错误。换句话说，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被党的领导们发现，也是有可能在他执政早期得到纠正的。毕竟，这时候苏共党内的民主氛围和组织机制，与斯大林后期相比还是发生了变化。
“教训”赫鲁晓夫的行动在1957年6月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正式开始了。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同事的一次“突然袭击”。本来主席团会议的议程是讨论有关粮食收购工作和列宁格勒建城两百五十周年事宜。但会议临时更改了议题：讨论粗暴破坏集体领导的问题。赫鲁晓夫也从主持会议的主席变成了遭到群起而攻的对象。在当天出席会议的八名主席团成员中（另有三人或出国访问，或在休假，或在外地未能赶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为他辩护多于对他批评的只有米高扬一个。此外主席团候补委员也有四位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其中只有两位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看看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是怎样批评他的：在赫鲁晓夫的升迁中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卡冈诺维奇说，赫鲁晓夫自高自大，“对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态度令人难以容忍”，“替代国家机关、越过部长会议领导人直接发号施令”。他建议“应该作出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老资格的莫洛托夫说，“赫鲁晓夫不仅在个人关系，而且在决定重大的党和国家的问题时也使主席团内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再也无法跟作为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一起工作了”。在赫鲁晓夫举荐下当上部长会议主席的布尔加宁，批评了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内的同事缺乏同志式的态度，并和莫洛托夫一起附和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建议。主席团候补委员、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合作者谢皮洛夫说，“出现了新的专制者”，并问赫鲁晓夫“您干吗自以为是冶金、化学、文学方面的行家呢？”他们还提到了主席团成员受到了“窃听”和“监视”。
就主席团内部的力量对比来看，赫鲁晓夫处于绝对的少数。但结果是受到群起而攻的赫鲁晓夫最后不仅保住了自己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且还给他的主要反对者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从主席团中清除出去。恰恰是赫鲁晓夫成了1957年这场斗争的大“赢家”。
以往，人们常常把赫鲁晓夫的胜利归结到他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是中央委员会“战胜”了主席团。还有一种说法，中央委员会之所以不顾主席团大多数成员的意见而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这些中央委员很多都是由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还有，赫鲁晓夫得到了强力部门领导人的支持，例如国防部长朱可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都充当了搭救赫鲁晓夫于危难的“关键先生”。这些都是促成赫鲁晓夫取胜的因素。此外，一些新的材料还为人们理解赫鲁晓夫的胜利提供了新的角度。
事先就决定了赫鲁晓夫不容易被轻易扳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对他并要求罢免他的理由，更多的是反感他的工作作风和对同事的态度，而非路线之争。就是主席团中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没有一个人谴责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即由苏共二十大确定的路线。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尽管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并不完全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他们也知道赫鲁晓夫正是以此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工具，但是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向赫鲁晓夫发难。他们攻击赫鲁晓夫的刀剑，可谓密集而猛烈，但却远离赫鲁晓夫的心脏。受攻击者可能伤痕累累，然而很难被一击致命。作为政治领域的行家里手，也许他们看到了改变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已经不可能，用维护斯大林来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对抗是不合时宜了。命运的逻辑是，他们既然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动摇赫鲁晓夫，那么他们的反赫之举，就会被引申、联系，甚至强扭到这个问题上。事实正是这样，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愤怒的中央委员们谴责他们的，是他们对三十年代出现的那些悲剧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反对赫鲁晓夫就是为了掩盖、逃避自己的责任。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仅没能刺倒对手，反而被弹回来的刀锋深深刺中了，而且是心脏。
不仅与赫鲁晓夫没有根本的政治路线对立，甚至反对者还极力避免给人形成这样的印象，因此他们的团结和意志力没有表现出取胜所必需的状态。反对者事先做了准备，包括私下的协商和串联。但是更多的是发牢骚，没有推出核心人物，也没有什么纲领，更不要说具体细致的实施步骤了。这一点与1953年主席团收拾贝利亚的时候大不相同。那时候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批人，有明确的目的，有周密的安排，有果敢的行动。当然，那时候的贝利亚并不处在党的第一把手地位。在苏共的历史上，党的第一把手处置下属不会被说成“反党”，更没有过以第一把手为首的“反党集团”。而如果是下属反对党的领袖，倒是常常沦落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从此断送了政治前程。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需要速战速决，在赫鲁晓夫拿起“反党”帽子扣到他们头上之前逼其就范。6月18日主席团第一天会议上他们近乎突然袭击式的逼宫，表明了他们内心的如意算盘是什么，但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内心的顾虑与胆怯。《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里给人们展现了1957年6月反对派以及被反对派争取的人们的表现。主席团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对赫鲁晓夫怀有不满，她对谢皮洛夫抱怨赫鲁晓夫坚持的经济改革：“我们这是在搞什么？全都瓦解了，全都完了……”并且一定要把办公室的电话盖起来才敢发牢骚，以防有人窃听。但就在主席团会议召开前夕，福尔采娃“脸色苍白，情绪激动”地找到谢皮洛夫，警告他不许把他们之间的谈话泄露出去，并且矢口否认到谢皮洛夫这里来过。布尔加宁在中央全会上就作出了悔过，并且指责是马林科夫等人“把他拖进沼泽”；而伏罗希洛夫则流着眼泪请求中央委员们“原谅一个老人吧！”反对者没有坚持几天就就基本上“缴械”了。全会最后在一人弃权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投弃权票的是莫洛托夫。这就是说，赫鲁晓夫的那些反对者，也都举手同意了这个决议。而他们的这只手，原来是准备在表决赞成罢黜赫鲁晓夫时高高举起的。
赫鲁晓夫的胜利还在于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危急时刻把非常手段和程序手段巧妙结合起来。这其中，苏共中央书记处、国家强力部门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是体现这两种手段的集中代表。正是苏共中央书记处——其中大部分书记支持赫鲁晓夫——利用主席团意见出现分歧，反赫鲁晓夫力量稍有放松之际，自行通知分布在全国各地方的中央委员们立即到莫斯科集中，以便召开中央全会。就书记处的职责而言，在没有主席团的决议和授命之下，它是无权通知召开全会的。耐人寻味的是，书记处这一明显的越权行为，没有受到赫鲁晓夫反对者的质疑，他们在措手不及之中，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既成事实了。事后想来，这是反对者走向失败的第一步。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中对此的评论值得深思，他说：“当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同大多数主席团成员唇枪舌剑的时候，中央机关承担起了秘密筹备中央全会的任务。在斯大林时期被瞧不起、人员构成经常发生变化的中央机关第一次‘凶相毕露’。”国家强力部门领导人，具体说就是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在最短时间内把分散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提供了取胜的支撑。这个早已为人所知了。但在主席团和中央全会上，朱可夫不是以个人，而是以苏联武装力量的名义警告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要一意孤行，恐怕就不大为人所知了。《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写道：在主席团会上，朱可夫就宣布不打算服从主席团的决定。“如果主席团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将立即通过武装力量的党组织向党提出意见。很显然，朱可夫现在扮演的已不是像1953年6月26日时的警察角色，而是在表示打算成为哗变的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朱可夫发言时也是首先强调“他代表国家武装力量说话”。任何人都会看出，朱可夫把武装力量投入到了这场政治斗争，并且以此向反对者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朱可夫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军队，用整个军队来威胁党的领导者们，这种做法，以前没有过，当然以后也再没有过。这种很不寻常的做法，只能是出现在朱可夫身上，也只能是出现在那种激烈的政治较量情况下，因此它只能出现一次！就是这一次，为赫鲁晓夫的胜利加上了一个很重的砝码。
赫鲁晓夫的1957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年了。这一年，他获得了个人最大的政治成功，收获了一段个人生命中的精彩。同时，被同事指责的那些缺点，赫鲁晓夫没有改正。赫鲁晓夫七年后的政治跌落绝对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