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那个年代的人,永远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头脑简单、幼稚,知识贫乏而感情冲动,没有足够的独立分析能力,容易被谣言左右。
但更大的特征是,带着文革印记的人的意识是内斗式的。即使他们来到美国,他们仍然生活在文革的梦幻之中,而不是健康地融入现代主流生活,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沉迷于自己内心的折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是废掉的一代。
同时,这些人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反中国势力所利用,成为西方从道德上否定中国以及我大汉民族的工具。
从历史客观的评价,如果相比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社会的冲击,中国的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几乎可以忽略。法国大革命中有四万人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大部分都属于法国社会的精英(当时法国人口约3000万)。但是法国人并没有全面否定这段历史。
文革后的人回过头去翻阅那些关于文革的文献记载,首先的印象就是所有参与文革的人都像是吃了兴奋剂、服了仇恨药,似乎都要从自己身边找出敌人。文革使中国文化的内斗成分得到了一次全面地总爆发。
毛泽东的悲哀在于,农民出身的他高估了中国的城市青年。这些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文化理解中国革命的精髓:那就是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国青年的理性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把城市中躁动的青年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而完成的。当文革小将们在农村与农民一起艰苦劳作时,他们曾经不可一世,要砸烂一切的狂妄自然地得到收敛。
然而,正是文革中出现的局域的极端、非理性、无个性,使得文革后的人变得科学、理性、独立。通过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毛泽东敞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人的竞争能量不再是积压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内部,而是展示于世界的舞台。
贺梅案在华人社区的反响就是一次典型的文革内斗意识与后文革外向思维的碰撞。持文革内斗意识的人士在忽略、甚至歪曲事实的基础上推定或者缺省假定中国父母错误、占便宜,必须打倒,踩在脚下还要再吐些口水。而后文革人士则基于基本权利的概念,追求事实、真相,并且将法律正确运用于事实,最后在法律框架下否定了几级法院的判决,维护了华人父母的基本权利,为美国的法制与人权做出了贡献。
在后文革人士看来,文革内斗意识是不道德、阴暗的,也是落后的,也就是弱小、不堪一击的,在现代科学与法制的社会是毫无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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