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网上看了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里面讲述了其父亲在1959年4月底死亡的事情,杨继绳断定这是“饿死”。但是通篇并没有给出饿死的证据。杨的文章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要论证当年中国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这样武断地把其父亲的死亡定为饿死,是在牺牲自己家族的荣誉达到其政治目的。杨继绳这样在自己的家族史上立下“饿死”的丰碑,传给其子子孙孙,实在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情。
《墓碑》一文作者来自文革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一般缺乏客观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能力,容易轻信谣言。《墓碑》的行文把事实陈述与主观判断、观点、结论混杂在一起,而且结论并没有事实支持,而多是基于主观臆测。
在下面,我先对《墓碑》一文中的事实陈述进行一个简介,然后对其中的判断与结论进行分析。
一. 《墓碑》相关事实陈述的简述
《墓碑》一文在http://www.scribd.com/doc/8967695/doc- 可以找到。上面的成文日期是2007年。先假定杨所述事实全部真实,其总结如下。
杨继绳写道,1959年2月,他父亲“还好好的”。杨父在生产队放牛,牛养得很好。但生产队把牛杀了。他父亲"知道学校生活苦”,于是叫他回去吃牛肉。杨自己吃了一斤牛肉,但其父一口没吃。
两个月后(1959年4月底),杨继绳的一个朋友跑到浠水第一中学告诉他:他父亲去江家堰买盐,结果倒在路上,被湾里人抬回家了。杨继绳所在的浠水第一中学离他父亲家大约10公里距离(文中提到从他家道浠水初中约20华里)。
杨继绳听到消息后,立刻领了三天的口粮--三斤大米,赶回家。据他回忆,村里一片死寂,走进家门,“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都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见到杨父,两眼双陷,手上是皮包骨,嘴里嘟囔着,叫他赶快回学校去。杨继绳赶紧出去挑水,然后去花生地里刨花生芽,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但他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之后去世,享年70岁(1889--1959)。
杨继绳写道,当年,他只是把杨父的死当成个别现象,仍然对”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这种认识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并且积极参加文革;但后来听说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才知道杨父饿死不是个别现象;1989年的政治事件之后,杨继绳才”大彻大悟“,发现自己被蒙骗。他写道:“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的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的墓碑上的文字表达。”
二. 《墓碑》中杨父“饿死”的说法缺乏可信证据
为什么杨父去江家堰买盐?根据杨继绳说,朋友告诉他:杨父是因为”没有力气刨树皮“,实在饿得不行了,准备买盐冲水喝。杨这是在转述40多年前他人说的话,虽然带有双引号,但无法取信为原话。而且即使取信,这也只是他朋友对其父亲出去买盐的动机的判断,也不能成为证据。
说没有力气刨树皮,所以选择出去买盐冲水喝的说法缺乏可信度。《墓碑》中没有说明江家堰的距离,但应该不是家门口,而是有相当的路程。刨树皮所需要消耗的体能显然小于长距离步行需要消耗的卡路里。根据杨继绳自己的叙述,他回家挑完水后,没有去刨树皮吃,而是去花生地里挖花生芽。地里的花生芽显然比树皮更有营养。如果按《墓碑》的说法,杨父没有考虑去挖花生芽,而是自我判断没力气刨树皮,于是决定去江家堰买盐冲水喝。这好像有点侮辱湖北农民的智力水平。
据杨说,朋友还告诉杨,杨的父亲在买盐的路上倒下是因为“饿得不行了”。类似的,这个“饿得不行了”的判断,也无法作为证据。 毕竟,杨的父亲已经70岁了。1949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杨父是贫困的农民,从小过的苦日子,因此到70岁时,身体出现老化引起的各种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杨父倒在路上后,乡亲们把他抬回了家。这个细节说明乡亲们还有力气、也还有帮助乡亲的愿望。如果是这样,即使假设杨父没有力气自己挖花生芽,为什么杨父不能请乡亲帮忙挑水,帮忙挖花生芽呢?他能去买盐,说明他还是有钱的。
杨继绳写道两个月前,他父亲知道学校苦,所以叫他回去吃牛肉。所谓生活苦不苦,属于相对概念。从杨继绳的叙述,他当时一天口粮是一斤大米。这个他父亲应该是知道的,但仍然认为学校生活苦,只能说明当时他父亲家里的生活应该比学校好。
杨继绳说生产队在1959年2月因为没有东西吃,所以把牛杀了分吃。翻开日历,1959年2月正是春节期间,杀牛过节完全正常,无法说明是饿得发晕才开始吃牛肉。而且,杨继绳在描写自己吃一斤牛肉的时候,没有任何记载说家里已经没有粮食。
杨继绳写道,他父亲说跟牛感情太好,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把亲人的死归咎于自己的常见非理性思维。如果按照杨继绳的说法,其父两个月前就开始饿了,却让儿子一顿就吃掉一斤牛肉,完全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如果已经发生饥荒或者知道会发生饥荒,应该是节省食物,多吃几顿,而不是暴食一餐等死。一斤牛肉,加点盐,做成腊牛肉,合着花生芽也能吃几天了。光从这点看,当时(1959年2月)根本没有饥荒的迹象,杨自己也说他父亲那时“好好的”。
杨继绳农民出身,湖北乡下长大的人,而且所在地并非大城市,而是20里外的地方,半天的路程,说起家里的情况,好像是隔了一个大西洋似的,很难取信。他的朋友赶到他的学校通报情况到他回家,也就一会功夫。据他说,这点时间杨父就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吞咽稀饭、导致死亡,似乎违背普通的生理学常识。
当然,一个70高龄的老人,孤身一人,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状况。杨继绳工作地点离家不过10公里左右,家里喊吃牛肉的时候,回来得飞快,但之后却两个月都没有回去看望老人,连家里有没有粮食都不知道,足见其有失做儿子的本分。就算家里没粮,以他一天一斤大米的口粮,分点给老父吃不行吗?
三. 结论:《墓碑》属于政治宣泄
《墓碑》一书中没有提到杨家湾里有其他人饿死。杨父是唯一的例证。诚如杨继绳所言,直到文革,他也以为其父的死是个别现象,之前他一直认为大跃进好,人民公社好。后来他听说湖北饿死30万,才开始对其“父亲的死因”进行深入思考。从这个叙述也可以看出,杨继绳的家乡没有出现其他的饿死人的现象,否则不会要10多年后才幡然醒悟原来其父是饿死的。
杨继绳在10公里外的学校,却根本不过问家里70老人的生活,后者死亡之后,虽然他是养子,但肯定是内心有愧的。他之所以后来把杨父之死归咎于大跃进以及当时的国家政策,是一种试图减轻自己良心上的责任的DENIAL心理。但这种把个人责任强加于一个国家、并且否定这个国家,杜撰什么饿死3600万的做法是很不当的。
大跃进确实造成相当的影响,但饿死3600万(相当于中国人口近10%)之类说法完全是耸人听闻、缺乏根据的传言。这种传言往往被某些国内外势力作为政治攻击的弹药,以达到其不同的政治目的。客观、科学的分析当年政策造成的影响也许要留待未来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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