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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的核心军事思想
热度 4 岳东晓 2013-9-20 04:09
我在《 让人民有枪是美国创立者的科学设计 》一文中提到：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以弱天下之民，华盛顿让美国皆兵而强合众国之民。秦王朝很快灭亡了。美国创始人的远见卓识使美国内部安全、外部安全都得到了相当的保障。 而毛泽东推翻帝国主义、拯救中华民族走出封建历史轮回怪圈的核心军事思想就是四个字：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的基础是什么？ 是军队与平民之间的绝对互信。只有军队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而不是作为单纯的国家暴力机器，人民战争才能有物质与精神的基础。 只有对中国与世界历史，能够从哲学高度看待人类文明的伟人才能认识到人民战争这一理念对于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革命性作用。 信任的建立非常难，而一旦信任破裂，就往往不可逆转。毁掉这种信任的人毁掉的是毛泽东铸造的、我们民族的精神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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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热度 1 yuxin_9605 2013-9-20 01:20
诗曰：东风浩荡扫阴霾，中国重登大舞台。开创外交新格局，五洲四海友朋来。 　　1971年10月26日是一个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激动难忘的日子。39年前的1971年10月26日中午11时25分(美国纽约时间为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由于众多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此后，我国政府开始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 权利”。1950年1月8日，周总理以外长名义再次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郑重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 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49年11月，苏联等东欧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不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合法性，建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在崛起的亚非拉国家要求下，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并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每届联大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这场艰苦不懈的斗争终于在22年后见了分晓。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更加积极地冀望改善对华关系。1971年4月，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领导开展了中美“乒乓外交”。周总理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这年10月26日(北京日期)，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终于成功地得到恢复。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重大胜利。这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美、日和台湾当局妄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阴谋的彻底失败。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会谈时，他告诉周总理，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周总理立即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会谈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主席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早在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在北京同印度尼西亚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讨论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曾经想过，不参加(联合国)也不坏。”“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当苏加诺总统想详细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毛主席还说：“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 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1961年6月13日，毛主席再次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又说，“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 　　自1971年10月18日(星期一)至25日(星期一)(纽约日期)，联大就恢复中国席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年联合国共有131个会员国， 　　马尔代夫没有派员参加大会，实到国为130个， 其中的74个国家代表参加了辩论。 　　其中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两阿提 案”)。23国明确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既维护《联合国宣言》也有利于联合国的事业。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 表，并且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代表驱逐出去。 　　大会表决“两阿提案”。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大会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铿锵有力地在主席台案桌上重敲了一下，一槌定音，宣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通过。 　　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組織及其所属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此时是1971年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纽约时间)。大会主席随即宣布散会。会议大厅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坦桑尼亚代表首先离开座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提案国的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拍打桌子，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 “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缅甸籍)向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飞發來电报，称：“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 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權利，承认她的政 　　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联合国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后半部分会议。此时此刻，国民党代表离开了非法占据22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虚席以待，已空着没有人了。摆在我国外交部面前的问题是，派不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提案被否决的消息于26日午前传到了外交部。外交部上下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外交部党组姬鵬飛、乔冠华、李耀文、韩念龙、马文波等领导着手研究对策。 　　当天下午一上班，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就召集国际组的五位同志开会，要我们研究提出“不马上去联合国开会” 的“理由”。当时章文晋司长仍想着毛主席7月份讲过的话，“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10月26日晚7时半，周总理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总理助理熊向晖等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来电，讨论中国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问题。 　　总理问：现在联合国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中 华民国”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在联合国有没有市场?外交部领导同志回答总理不会发生那些情况。总理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指出， 美、日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我们还要保持警惕。总理又提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外交部领导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开会，一有了新问题，随时召集开会，没有周末和星期天。现在要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联合国。 　　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讨论过程中，外交部礼宾副司长王海容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打来的电话通知，她随即向总理报告说：“毛主席起床后，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于是周总理带领与会同志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游泳池住处。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联大 　　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所以，外交部党组一致的意见是，目前决定暂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没等周总理说完，毛主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毛主席笑着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不是几个人去探路，而是派一批人去开会。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还风趣地说：“这次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的”。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在大家欢声笑语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送呈的关于联合国大会表决情况的简报，边看边说：“131个会员国，赞成票76，弃权票17，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 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总理解释说，在会场上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毛主席接着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 那就没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不过是一篇吊丧文。”“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毛主席手指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周总理说，让黄华任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讲了很长时间的话。他说：“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战备’。 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注三)。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 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 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慨”。毛主席讲这篇发言应包括，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支持我国的)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世界历史，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辱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还接着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赞成票的53个国家 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 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这一席谈话，为代表团团长的发言稿敲定了基调，为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活动指明了方向。随后外交部成立《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周总理挂帅，成员有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章文晋、凌青等。 　　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称，联合国通过23国提案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 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友好国 家，特别是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 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同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回复联合国秘书长吳丹26日的来电，通知他中國政府在近期內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屆大会。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 　　11月2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又将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名单和出席安理会代表、副代表名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 　　由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提名，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为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副团长为黄华(中国驻加拿大 大使)。代表为符浩(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代表团秘书長)、熊向晖(周总理助理、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陈楚(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 所副所长)。副代表为唐明照(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安致远(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海容(女)(外交部礼宾副司长)、邢松鷁(外交部总务司 副司长)、张永宽(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中国代表团由团长、副团长、代表、副代表、顾问、秘书、隨員、译员、机要员、信使、记者、医生、护士、司机、炊事员、勤务员等43人组成，其中 有七位女同志，一位还是副代表。全部人员持外交护照。代表团定于11月9日启程去纽约联合国。只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作准备，大家极度紧张和繁忙。 　　11月3日晚，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感谢为恢复中国席位做出贡献的“两阿提案”的23个提案国。投票赞成23国提案的国家使节也应邀出席。 　　11月8日晚八時，代表团动身前夕，毛主席再次召见周总理、姬鹏飞、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以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和驻苏大使刘新权等。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毛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生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了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办事，永远不能说话。 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 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向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主席又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 　　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还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毛主席谈兴很浓，一直谈到下半夜。 　　从毛主席的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十分高兴的，也是十分重视的。 　　随后，周总理又召集这些人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到凌晨。总理说，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次终于挫败了美国仍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阴谋，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是对他们表示支持。去了以后，你们要同广大亚、非、拉 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 　　这是自1950年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之后，新中国代表团第二次踏上美国领土。党和国家对这次出席联合国大会非常重视和关 心。1971年11月9日上午，北京机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声声。周恩來、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郭沫若等在京的党政領導人、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 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群眾以及代表团成员的家属等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許多國家的驻华使節也到机场热烈欢送。九点半，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随行人员来到机场。在周总理带领下，他们绕场一周，向挥动着花束、彩带的 欢乐群众和各方面的负责人告别，向送行的人们致意。他们同前来送行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各国使节一一握手，感谢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为恢复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作的努力。周总理等领导人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并一一握手后，喬冠华率领的36人的中国代表团登机。 　　11时许，代表团乘坐中国民航专机飞往上海。黄华从加拿大飞抵巴黎同代表团会合。一个5人先遣组已提前两天离京赴联合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为一位副部长率团出国而举行的隆重盛大欢送仪式。 　　中國代表团乘坐的专机下午抵达上海转机去巴黎。抵离上海时，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到机场迎送代表团，并在机场餐厅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吃当时非常稀罕的阳澄湖大闸蟹。11月10日傍晚，代表团离境出国。代表团人员乘法航班机途径仰光、卡拉奇、雅典、开罗等地机场时，途径国家的外交部有关人员都前往机场迎送。抵达巴黎机场时，我们受到法国外交部代表和我国大使馆人员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未在机场停留直接乘车进城。我们下榻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有一大群外国记者一直紧追不舍地跟着我们。 　　11月11日上、下午，中国代表团分两批乘法航班机由巴黎横跨大西洋飞往纽约，全部人员都乘坐头等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听到喬冠华副部长將從巴黎飞紐約。他们派出一个由两名記者、摄影师、錄音师组成的四人采访组先飞到巴黎，购买了与中国代表团同一次法航航班的头等艙机票。待飞机起飞后，他 们要求对喬冠华副部长进行独家专访。喬冠华满足了他們的請求。 　　11月11日中午12：30，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黄华副团长、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一些国家的代表和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数百名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有近四百名记者前往机场采访。乔冠华团长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讲话。其他随行人员于傍晚抵达纽约。我们都在纽约机场办理美国入境 　　手续。全体人员下榻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麦迪逊马路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间的悬挂着中国五星红旗的《罗斯福旅馆》。 　　到纽约后，代表团团長、副团长和主要成員即忙于开展一系列礼仪活動，拜会联合国秘书长吳丹、联大第二十六屆会议主席馬利克以及一些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等。吳丹生病住院，喬冠华团长和黃华副团长11月14日到医院探望并向吳丹秘书长递交了中国代表团的资格证书。 　　11月15日上午10时半，被大会主席马立克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由联合国总部礼宾处处长陪同，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三位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偕翻译唐闻生(唐明照的大女儿)进入大会会议厅，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坐。代表团的五位副代表和其他随行人员在会议厅的后部席位上就坐。中国代表团正式在联合国亮相，全体成员都穿中山装。这是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就坐后，大会主席马立克致欢迎词后，许 多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由于致欢迎词的代表很多，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六时四十分，历时约六个小时。各国代表都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亚非拉国家代表的致词热烈感人，他们都称赞中国重返联合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总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发言，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智利代表的发言。除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外，他还说： “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他表示：“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他还当场引用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竟然用中文说(联大)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笔者注)“纠正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长期顽固阻挠恢复中国席位的美国和日本的代表也不得不上台祝贺一番。美国代表布什发言一分半钟，说在中国来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希望中国将对联合国“协调各国行动的能力作出贡献”。日本代表中川融讲了一分钟，表示谨慎的欢迎，“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将有助于增强这个世界组织的机能，有助于更加现实和有效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期望进行密切接触，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最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 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抨击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他还庄严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他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新中国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了。乔冠华团长演讲持续了45分钟。他发言完毕回到中国代表团坐席后，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前来与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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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yuxin_9605 2013-9-19 03:40
诗曰：英伦三岛远天涯，二战将军两访华。 　　宾馆客厅论世界，农家小院看桑麻。 　　龙飞凤舞挥神笔，《水调歌头》吟浪花。 　　游泳外交元帅起，有来有往奉烟茶。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缘分 　　蒙哥马利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元帅，却在冷战时期两次来华访问，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见如故。而毛泽东和他侃侃而谈，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就是和蒙哥马利谈到个人的生死问题，最终这两位老人也在同一年走完人生旅程。他们都是在1976年去世的。 　　在来中国前，1959年6月，蒙哥马利访问了社会主义苏联。在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位英国元帅意识到，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于中国。于是，蒙哥马利在访苏回国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友好访问的请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为访问中国，蒙哥马利认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资料。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在中国第一次见到了他最想见的毛泽东。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微笑着伸出手同他相握，并说：“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握手吗?”毛泽东幽默的开场白令蒙哥马利惊诧。他也十分清楚毛泽东此话中的含义。因为联合国曾通过一个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而蒙哥马利在两年前所写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军人出身的蒙哥马利坐定之后，马上就向毛泽东提问说：新中国成立后，你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的主要担忧又是什么? 　　毛泽东坦诚地告诉他：共产党缺乏处理当时所面临问题的经验。多年的战乱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必须要解决工业和农业问题，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犯了许多错误。 　　蒙哥马利又问：“请给我讲一讲对今天世界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停顿片刻，从容地说：“国际形势很好，没有什么坏的，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听到这里，蒙哥马利不解地说：“这是很坏的。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再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紧张。” 　　1960年6月12日，蒙哥马利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我同毛的会谈》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并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质的人员供应”，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因此，入侵中国，一定“要大倒其霉”。 　　1961年夏天，蒙哥马利再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获得同意后，9月6日，蒙哥马利飞抵北京。 　　蒙哥马利在访问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所有被接受访问的人，一开口总会有一句非常普遍的口头禅———“毛主席说……”有一次，蒙哥马利在郑州宾馆里，忽然向服务员提出一个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他说：“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你最拥护谁?最听谁的指挥?”几名服务员不约而同地回答 道：“毛主席!”蒙哥马利又问：“除了毛主席之外，你们还听谁的?”这几名服务员说：“刘少奇、周恩来。”蒙哥马利在天津杨村参观某步兵师的新兵打靶时， 向战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毛主席!”由此，蒙哥马利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 　　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的陪同下，从北京乘专机抵达武汉。晚上6时半，蒙哥马利来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毛泽东一边与蒙哥马利握手，一边用英语说：“How are you!”听到毛泽东用英语向他问好，蒙哥马利倍感亲切。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就在居住的宾馆里约见了蒙哥马利。 　　晚餐后，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之后，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左右，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蒙哥马利觉得有点疲倦，就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明晚我要到别处去了。”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再次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24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毛泽东联系到蒙哥马利参观中国一家医院时，曾对医生说：“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什么长生不老，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十二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接着说：“元帅是特别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边吸边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又补充道：“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的上帝。” 　　“人总是要死的，我随时准备着死亡。我会怎么死呢?”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时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游泳外交正式亮相。9月24日下午5点，两人谈话结束。他们的谈话是在汉口胜利饭店举行的。 　　随后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上游泳。毛泽东在长江游了近一小时，上船后便对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进行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蒙哥马利回答说：“好!”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一言为定!” 　　当天晚上，蒙哥马利正在为次日归国整理行装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了蒙哥马利的住处。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蒙哥马利接过毛泽东亲手写的 “赠蒙哥马利元帅”———《水调歌头?游泳》词时，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忘了，我们还将在长江进行游泳比赛呢。”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在武汉的两次谈话内容。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元帅的交往，毫无疑问依然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挥洒自如，正如他在水中游泳一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而那位英国元帅，的确用心观察，细心品味这位中国的人民领袖。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一个在水里游着，一个在船上看着，身处不同的世界，但是彼此在互相进行着心灵的沟通，心有灵犀一点通。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是举世公认的一代名将，这位英国元帅曾发自内心地告诉世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两千年来战 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极少亲临前线，只呆在延安的窑洞内和西柏坡的平房里，用一封又一封电报指挥千里之外的部队作战，总是每战必克。 韩战发生以后，他也是这样呆在中南海指挥着异国他乡的战争。我发现，每当那位不太听话的彭德怀遵照他的电令去排兵布阵、去穿插包围，盟军必吃大亏;每当彭德怀将他的电令扔在一旁，照自己的意图干，盟军最后就笑逐颜开。”“毛泽东麾下名将如云，天才云集，我奉劝自由世界千万不要跟他们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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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9 03:31
诗曰：中国外蒙本一家，谁持刀笔乱涂鸦。海棠叶变公鸡样，不见当年塞上笳。 　　本来中国地图的形状像一枚海棠叶子，外蒙古独立后，变成了形似一只雄鸡。 　　1911年，外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支持下驱逐清政府派驻的大臣，单方面宣布独立。随后，侵蒙俄罗斯军队会同外蒙叛乱武装包围驻守库伦 (乌兰巴托)的清军，并勒令缴械，清军被俄罗斯军队逐出外蒙。接着，库伦少数贵族正式宣布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并由活佛哲布尊丹巴任“皇帝”。事实上，外蒙古这时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它只是一个俄罗斯侵略扶植的傀儡政权。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欧洲战场形势已经明朗化，德意轴心国败局已定，为尽早结束亚洲战场，打败日寇。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在击败德军之后，将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但出兵的条件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当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一消息后，为了保住外蒙古的主权，他指令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但遭到斯大林的强硬回绝。代表团想从美国方面寻求支持。但是蒋介石不知道，《雅尔塔协议》本身就是美英向苏联斯大林牺牲中国利益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美英拿中国的领土和斯大林交换，让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因此，当中国要求罗斯福解释“维持蒙古现状”的具体含义的时候，美国人和中国玩起了滑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您知道的，美国政府不曾讨论过《雅尔塔协 议》中关于如何解释蒙古现状这一条款，美国政府无权对《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做正式诠释。我是这样理解这一问题的——从法律角度看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而实际上这一主权却没有得到实施。”，在求助美国不成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蒋经国以自己私人秘书的身份密见斯大林，试图以蒋经国在苏联十多年，与斯大林有过数次会见的私人感情来说服斯大林放弃要求外蒙古独立。同样遭到回绝。 　　在后来的正式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一次激烈争论时，斯大林曾两次说:“就谈到此为止吧!”谈判几近破裂。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了斯大林的态度后，蒋介石指示，同意外蒙古独立,但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只承认国民政府;不再支援新疆脱离中国的民族动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7月11日，双方就外蒙古独立与疆界、中东铁路、旅大港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7月 12日双方签署外蒙古《独立宣言》和《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两项草案。至此,苏中第一阶段谈判结束。 　　1945年8月14日，中国代表团二次赴莫斯科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对于这样的条约，宋子文不敢签，以早就辞去外交部长作为解脱。蒋经国同样不敢签。王世杰作为代理外交部长，也不想签这个条约。但蒋经国指示由他来签，虽然他情非所愿，但是他身为代理外交部长没有退路，最后只得签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的中国外长王世杰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照会称:“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 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在苏联的控制下举行了全民公决，百分之百同意独立。至 此，外蒙古从国际法方面完成了独立的程序。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蒙古独立。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苏联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和中共合作，成为中国人民的“老大哥”，从经济上、技术上支持新中国的建设。蒋介石非常愤怒， 指责苏联首先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国地图上，外蒙古还被划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缘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中，国家领导人仍然没有忘记外蒙古回归祖国的问题。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国门，也是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次访问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会见斯大林之前，毛泽东一直在揣测着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对他以及对新中国的态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过去的好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也知道斯大林最不喜欢甚至是嫉恨跟他“唱反调”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调”的也没有几人，毛泽东偏偏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经常相左，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领袖自居，通过指派共产国际代表干预中国革命，毛泽东在很多方面 不支持、不配合甚至对抗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不懂中国国情瞎指挥。最激烈地斗争就反映在毛泽东同王明极左路线的斗争。王明是苏联培养的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缺乏国际主义眼光，只根据狭隘的经验确定党的政策。王明同毛泽东的分歧和对抗，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赤裸裸的体现。 　　后来，在国共争雄的战争中，一开始斯大林也不看好毛泽东，而是看好蒋介石。他同蒋介石签订条约，声明不支持毛共，他给毛泽东施压，要求毛共支持国民党，不要和国民党争地盘，约束自己的行为，配合蒋介石抗日，要求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去，和蒋介石划江而治。毛泽东当然都没有理会斯大林，斯大林为此非常生气。 　　1940年3月，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共放弃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批评中共没有考虑推行武装斗争政策的时间和环境。毛泽东拒绝了这位代表的建议，甚至要求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希望蒋介石拖住日军，阻止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因此，对毛泽东不听招呼非常恼火。后来，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将军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反复交代，苏联的援助物资只能交给蒋介石，不得交给延安。斯大林说：中共主要是一群农民分子，他们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领导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同蒋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不可能向有这种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苏联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这一点，只有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的持久抗战。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明确指示后，才去走马上任。此后，苏联的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交给蒋介石。1940年3月中旬，蒋介石从苏联购买80万支步枪和960门榴弹炮。4月又购买200架飞机，1万挺机 枪，560挺高射机枪。但斯大林没有给过延安这样的待遇。后来蒋介石曾多次利用苏联给的精良武器对中共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让延安极为不满。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两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新疆。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想 让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样，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二次大战期间，苏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达成《雅尔塔协定》，操纵外蒙古独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试图压毛泽东与蒋介石讲和，要求国共划江而治。毛泽东没有再理斯大林的茬，异常坚决的提出：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让一贯唯我是从的斯大林很没有面子。当斯大林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却把这个计划斥为鲁莽和不现实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在远东造成对峙局面。在毛泽东的心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 　　但是斯大林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看不起的农民头头毛泽东，竟然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惊异之余，为了苏联的利益，为了和中国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访问莫斯科。这个时候新中国也特别需要有一个国际友邻帮助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和军事依托。所以毛泽东愉快接受邀请。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夸奖说：“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也热情地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紧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 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 　　序曲完毕，谈判拉开。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一开始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毛泽东则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他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期间，他故意冷落毛泽东，一连好几天不和他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但是斯大林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韧性和勇气。在以后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 “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但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厌恶斯大林，却又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 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毛泽东忍辱负重， 含而不露。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加入谈判。会谈开始，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周恩来温和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每天郁要向毛泽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并交换意 见。毛泽东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各种问题的满意答复为止。当周恩来告知毛泽东，苏联方面还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们担心我们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说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要我们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毛泽东听到这儿愤怒了，他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能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周恩来对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 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遗憾的是，外蒙古独立问题没有在这次谈判中解决。毛泽东感到很失望，他显得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8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恩来敏锐察觉到赫鲁晓夫的地位正在升高，而赫鲁晓夫和斯大林是完全不同性格和政见的领导人。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访华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 　　通过这些会谈，中国争取到苏联从旅大撤军，把过去双方共管的股份联合公司移交中国，给予中国大批发展贷款，并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毛泽东就想趁热打铁，把外蒙古问题也提出来，看能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他授意周恩来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但他深知外蒙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 非常重要，苏联是不会轻易“吐出这根骨头的”。周恩来也说：“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于是在会谈中，中方把蒙古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周恩来委婉地问：“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赫鲁晓夫楞了一会，接着脸上便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过了一会他干咳了一声说道：“周同志，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赫鲁晓夫可谓老奸巨猾，他的回答既点明了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撇清了和苏联的关系，回避了周恩来抛来的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周恩来穷追不舍，说：“说的是。但是 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 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周恩来这时心里已经清楚，在外蒙古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不会让步的。当时外蒙古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 赫鲁晓夫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着蒙古领导人讲的。之后，蒙古人在苏联的指示下，积极主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并举行谈判，想把他们同中国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同时，加快进入联合国和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伐。外蒙古问题最终成为毛泽东一代的遗憾，中国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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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东晓 2013-9-19 02:41
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s of guns. 美国谁最希望禁止民间武器？ 当然是美国的行政分支。 因为只有这一分支掌握国家暴力机器，他们手里有枪，如果把美国人民手里的枪拿走，行政分支的权利就逐渐成为绝对权力，总统就会成为皇帝。历史上罗马共和国的颠覆就是如此。所以，当你看到美国总统要求禁枪时就很可以理解了。 美国政府谁不愿看到行政部门成为唯一的持枪者？其他没有枪的两个权利分支：立法与司法。 几年前，德克萨斯州的某些议员为了抵制一项法案的通过，逃到外州拒绝参加投票，结果州长下令出动警察去搜索几名议员，强迫他们来参与投票。可见，枪杆子里出政权，一点没错。 让广大的人民拥有武器正是美国宪法能够自我维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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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怒“请”赫鲁晓夫
yuxin_9605 2013-9-18 02:45
诗曰：大国外交强对强，百年屈辱怎能忘?中南海里雷霆怒，岂让沙俄再扩张。 　　苏联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派尤金大使到中南海晋见毛泽东。 　　“毛主席，请允许我转达我国政府的一项建议，并就此建议，听听您及中国政府的意见，”尤金带着恭敬的微笑，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们想在中国建一座长波电台，以便同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 　　尤金吐出最后一个字时嘴唇继续翕动几下，却再没发出声音。他看毛泽东陡地变了脸色，本来就没有笑脸，这时尤显冷峻，目光犀利盯着尤金。尤金吓住了。 　　“你们是什么意思?”毛泽东问道。 　　尤金脸上露出笑容，尽管笑得僵硬。尽量用自然的语调说：“这也是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军事合作的一次努力……” 　　“我问你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突然发出很大声音的质问，毫不客气打断尤金的解释。 　　尤金一脸茫然，尴尬不安。 　　“你去吧，你讲不清楚”毛泽东已经恼火了，大声说:：“你叫赫鲁晓夫来，叫他跟我直说，究竟要搞什么?”“就是搞一个电台……” 　　毛泽东把手一拂：“不行，这事弄不清，你叫赫鲁晓夫来谈。” 　　尤金只好回去向莫斯科拍出密码电报。很快，莫斯科回电。尤金又第二次求见毛泽东说：“毛主席，我已经把您的意见转达我国政府。我国政府让我向您解释，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你还是不切题”毛泽东将手一摆：“我没问你这些。” 　　尤金试着又解释道：“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 　　“不切题。我问你们究竟要搞什么?”毛泽东盯紧茫然的尤金，挥了挥手说：“你不行，你叫赫鲁晓夫来，就说我请他马上来，我要跟他谈。” 　　尤金第二次向莫斯科发出急电。赫鲁晓夫竟然听从毛泽东的“召见”，乘专机来到北京。汽车驶入了中南海，停在丰泽园门前。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走进颐年堂。邓小平参加了会谈。 　　在颐年堂坐下，气也没喘一口，正式谈话便开始了。 　　“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个意思，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毛泽东两眼一眨不眨直视赫鲁晓夫，目光闪闪具有穿透力。“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很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尤金不行，他没说清楚。”赫鲁晓夫抱怨他的驻华大使，然后他说明自己的想法。可是，他讲的比尤金还要糟糕。什么根据这一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什么苏联的核潜艇的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什么中国已经请求苏联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潜艇技术。等等。 　　赫鲁晓夫讲了十几分钟，加上翻译，就有半个多钟头。毛泽东神色肃穆专注，不停地吸烟。赫鲁晓夫的表情生动得多，似乎谈兴越来越高，有点眉飞色舞的劲头了。突然，毛泽东抬手做个断然而简截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 　　早已不耐烦的的毛泽东，将手向下一顿，直抓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有些吱唔，终于憋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话：“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联系，对付美国第七舰队。我们的主要基地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毛泽东在听李卓然翻译时，脸色越来越阴沉，什么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是海参崴!帝俄时代从中国手中夺走，斯大林不还，赫鲁晓夫也不肯退还中国。毛泽东胸脯开始微微起伏，什么对付第七舰队?明明是一箭双雕，与美国争夺太平洋，同时也包围中国，至少也是牵制中国。毛泽东的大手忽然在沙发扶手上一拍，愤然起身。伸手一指，手指毫不客气地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你还没切题!”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将手一划，划出中国海岸的弧形，愤怒中不乏讥喻：“你们都拿去算了。” 　　在一旁的邓小平未便于插话。而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却插话说：“毛主席可是认真了啊。”这句话有开玩笑缓和气氛的味道，主要是提醒赫鲁晓夫(毛发火了)。 　　赫鲁晓夫想找个机会下台，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个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港口加油，修理，短期停留呢?”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一拂：“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我方翻译李卓然来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主席，听杨主任讲，您问我为什么没跟您一起指赫鲁晓夫鼻子，是不是有点怕他?” 　　“嗯，你怕不怕呀?”毛泽东停止活动。 　　“我不是怕他，我是了解他，”李卓然解释说：“我跟少奇、周总理、彭真出国，多次见到赫鲁晓夫，这个人脾气也很暴躁的，容易发火。您指他鼻子问题还不算大，要是我再指他，问题可就大了。当时您已经很激烈了，我作为一名翻译再激烈就不妥当了。干起来对双方都不好。 　　“嗯，”毛泽东的神情半是思索，半是赞同：“你考虑的有道理，说的也有道理。” 　　毛泽东说，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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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8 02:38
诗曰：列宁山上雪初晴，滚滚春雷震异京。满口珠玑期望语，冉冉红日正东升。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受到等候在这里的三千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下面是当年参加会见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把毛泽东的谈话和现场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天，这初冬的天气，清晨晴空万里，，太阳升起来不久，耀眼明光的，真是莫斯科少有的景致。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在这里。今天代表团同志要向我们全体在莫斯科的留学生作报告，我们都抱着一个热烈的希望，希望在报告会上能得到毛主席接见。” 　　下午六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祥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地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 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的，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住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兴地，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祥地把双手在胸前已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祥地站在扩音器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就亲切地说：‘同志们好!我问你们好!’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动与期望稳稳地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的不成个样子了嘛!’这一下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不免又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 　　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地向大家说‘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 ‘知道。知道!’毛主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八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凤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十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四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十三亿。)对! 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当中已经有七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 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六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十三亿人口， 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六亿四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吧?’(真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地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一共有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 　　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凤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今年在我们国内五月到六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做“硬起头皮顶住。”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地又会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点。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 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么，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据《中国统计年 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 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国的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十五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为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地说：‘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这时我们又不由地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祥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然清晰得很。毛主席问： ‘你们怎样锻炼身体地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五次。’又问：‘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三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 ‘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样呀?’又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怎样?咱们走吧!’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 　　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的水银灯光又集中到主席台上，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一片五彩的云锦。”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上。”“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些话语，很快就传开来了，传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传到今天，还要传到永远。毛泽东会见中国留学生的动人情景，正是反映了中国青年乃至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炽热情感和崇高敬意。这是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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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7 04:22
　 诗曰：世道峥嵘岁月稠，前朝割地后朝收。大连旅顺中长路，唯有外蒙“被忽悠”。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经常相左，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领袖自居，通过指派共产国际代表干预中国革命，毛泽东在很多方面不支持、不配合甚至对抗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不懂中国国情瞎指挥。最激烈地斗争就反映在毛泽东同王明极左路线的斗争。王明是苏联培养的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缺乏国际主义眼光，只根据狭隘的经验确定党的政策。王明同毛泽东的分歧和对抗，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赤裸裸的体现。 　　后来，在国共争雄的战争中，一开始斯大林也不看好毛泽东，而是看好蒋介石。他同蒋介石签订条约，声明不支持毛共，他给毛泽东施压，要求毛共支持国民党，不要和国民党争地盘，约束自己的行为，配合蒋介石抗日，要求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去，和蒋介石划江而治。毛泽东当然都没有理会斯大林，斯大林为此非常生气。 　　1940年3月，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共放弃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批评中共没有考虑推行武装斗争政策的时间和环境。毛泽东拒绝了这位代表的建议，甚至要求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希望蒋介石拖住日军，阻止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因此，对毛泽东不听招呼非常恼火。后来，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将军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反复交代，苏联的援助物资只能交给蒋介石，不得交给延安。斯大林说：中共主要是一群农民分子，他们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领导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同蒋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不可能向有 这种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苏联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这一点，只有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的持久抗战。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明确指示后，才去走马上任。此后，苏联的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交给蒋介石。1940年3月中旬，蒋介石从苏联购买80万支步枪和960门榴弹炮。4月又购买200架飞机，1万挺机 枪，560挺高射机枪。但斯大林没有给过延安这样的待遇。后来蒋介石曾多次利用苏联给的精良武器对中共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让毛泽东极为不满。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两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新疆。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想 让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样，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二次大战期间，苏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达成《雅尔塔协定》，操纵外蒙古独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试图压毛泽东与蒋介石讲和，要求国共划江而治。毛泽东没有再理斯大林的茬，异常坚决的提出：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让一贯唯我是从的斯大林很没有面子。当斯大林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却把这个计划斥为鲁莽和不现实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在远东造成对峙局面。在毛泽东的心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欧洲战场形势已经明朗化，德意轴心国败局已定，为尽早结束亚洲战场，打败日寇。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在击败德军之后，将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但出兵的条件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当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一消息后，为了保住外蒙古的主权，他指令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但遭到斯大林的强硬回绝。代表团想从美国方面寻求支持。但是蒋介石不知道，《雅尔塔协议》本身就是美英向苏联斯大林牺牲中国利益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美英拿中国的领土和斯大林交换，让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因此，当中国要求罗斯福解释“维持蒙古现状”的具体含义的时候，美国人和中国玩起了滑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您知道的，美国政府不曾讨论过《雅尔塔协议》中关于如何解释蒙古现状这一条款，美国政府无权对《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做正式诠释。我是这样理解这一问题的——从法律角度看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而实际上这一主权却没有得到实施。”。 　　在求助美国不成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蒋经国以自己私人秘书的身份密见斯大林，试图以蒋经国在苏联十多年，与斯大林有过数次会见的私人感情来说服斯大林放弃要求外蒙古独立。同样遭到回绝。 　　在后来的正式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一次激烈争论时，斯大林曾两次说:“就谈到此为止吧!”谈判几近破裂。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了斯大林的态度后，蒋介石指示，同意外蒙古独立但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只承认国民政府;不再支援新疆脱离中国的民族动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7月11日，双方就外蒙古独立与疆界、中东铁路、旅大港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7月12日双方签署外蒙古《独立宣言》和《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两项草案。至此苏中第一阶段谈判结束。 　　1945年8月14日，中国代表团二次赴莫斯科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对于这样的条约，宋子文不敢签，以早就辞去外交部长作为解脱。蒋经国同样不敢签。王世杰作为代理外交部长，也不想签这个条约。但蒋经国指示由他来签，虽然他情非所愿，但是他身为代理外交部长没有退路，最后只得签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的中国外长王世杰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照会称:“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 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在苏联的控制下举行了全民公决，百分之百同意独立。至此，外蒙古从国际法方面完成了独立的程序。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蒙古独立。同时中长铁路、旅顺、大连，为共管、租用、自由港，30年不变。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捷捷胜利，蒋介石感到末日来临，要求国际社会干预，致电美、英、苏等国出面调停。这时，斯大林又致电毛泽东要他与蒋和谈。毛泽东非常生气，于第三天即复电回绝，明确表示，人民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斯大林接电后感到非常震惊。在共产国际中，还没有哪个敢这样不听他的。但面对毛泽东的强硬态度，他只好回电同意，并自圆其说地说，我是要你们不要放弃和平谈判的旗子，使自己陷于被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中，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外蒙古回归祖国的问题。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国门，也是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次访问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会见斯大林之前，毛泽东一直在揣测着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对他以及对新中国的态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过去的好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也知道斯大林最不喜欢甚至是嫉恨跟他 “唱反调”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调”的也没有几人，毛泽东偏偏让斯大林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看不起的农民头头毛泽东，竟然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惊异之余，为了苏联的利益，为了和中国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访问莫斯科。这个时候新中国也特别需要有一个国际友邻帮助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和军事依托。所以毛泽东愉快接受邀请。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夸奖说：“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也热情地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紧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 　　序曲完毕，谈判拉开。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一开始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毛泽东则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他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期间，他故意冷落毛泽东，一连好几天不和他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但是斯大林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韧性和勇气。在以后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但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厌恶斯大林，却又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 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毛泽东忍辱负重， 含而不露。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加入谈判。会谈开始，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周恩来温和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并交换意 见。毛泽东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各种问题的满意答复为止。当周恩来告知毛泽东，苏联方面还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 们担心我们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说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要我们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毛泽东听到这儿愤怒了，他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能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周恩来对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遗憾的是，外蒙古独立问题没有在这次谈判中解决。毛泽东感到很失望，他显得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直到斯大林逝世。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访华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通过这些会谈，中国争取到苏联从旅大撤军，把过去双方共管的股份联合公司移交中国，给予中国大批发展贷款，并 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毛泽东还想趁热打铁，把外蒙古收回来，他授意周恩来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但他深知外蒙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联是不会轻易“吐出这根骨头的”。 　　周恩来也说：“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 力。”于是在会谈中，中方把蒙古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周恩来委婉地问：“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赫鲁晓夫楞了一会，接着脸上便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过了一会他干咳了一声说道：“周同志，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赫鲁晓夫可谓老奸巨猾，他的回答既点明了 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又撇清了和苏联的关系，回避了周恩来抛来的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周恩来穷追不舍，说：“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周恩来这时心里已经清楚，在外蒙古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不会让步的。当时外蒙古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赫鲁晓夫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着蒙古领导人讲的。之后，蒙古人在苏联的指示下，积极主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并举行谈判，想把他们同中国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同时，加快进入联合国和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伐。外蒙古问题最终成为毛泽东一代的遗憾，中国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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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6 02:52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名片 　　诗曰：名片经年已发黄，将军大使怎能忘。 外交另起新“炉灶”，连接五洲四大洋。 　　 　 　1950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新中国外交队伍里“另起炉灶”的指示，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亲自挑选了10位军队干部从事外交工作。5月8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被任命为中国驻波兰大使。 　　6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彭明治等10位大使。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恩来接着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在毛泽东讲完话后，周恩来总理拿出一沓毛泽东和他的名片对彭明治说：“外交无小事，带上它工作方便，需要找波兰领导人时就把我和毛泽东的名片交给他们。” 　　毛泽东的名片长11。9公分、宽6。3公分，竖版仿宋繁体铅印“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的名片略窄一些，竖版仿宋繁体铅印，右侧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间印着“周恩来”。 　　彭明治接过那些米黄色的布纹纸名片，看得格外仔细。这时，身边的一位同志冒出一句：“这名片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笑起来。 　 　那时候的名片，无论是式样还是内容都大不一样。现在任何一个人的名片可能都比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高档、精致、美观得多，内容也多得多，不仅有单位、地址、电话，还有官衔、职务，职务又要分荣誉性职务和实际职务，国内职务和国际跨国公司职务。而毛泽东的名片上仅只印有“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也只印了“外交部部长”的职务而已。 　　如果按照时下一些人的观点，毛泽东的名片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五个职务(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的名片也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7个职务(党中央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当然，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人比他高，官衔没有人比他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住在中国北京，亿万人都知道他的官衔，不需要在名片上写明。 　　其他“将军大使”是否也有此名片?询问黄镇将军和王幼平将军的夫人，她们都表示没有发现。而据外交部礼宾司综合处处长陈力介绍，在外交礼仪中常常会用到国家领导人的名片。如今，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常在以他们的名义赠送外国领导人礼品的时候，使用自己的名片。 　　从波兰回国后，尽管岁月更迭，彭明治仍完好地珍藏着这些名片。据彭幼明回忆，彭老平日在整理藏品时，总会把这些名片拿出来，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彭明治还拿出名片，给家人讲周恩来介绍他到叶挺独立团和代表毛主席赠送波兰总统景泰蓝的难忘经历。每到动情的时候，彭明治老人总是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彭老也已于1993年去世。2005年10月，彭明治的女儿彭幼明女士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送给她父亲彭明治将军的名片，才使这两张保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珍贵名片得以重见天日。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这些泛黄的物品。 　　如今名片上的头衔往往是一面印不下，还要折叠加长，于是就有了处级和尚、局级组长之说。“名片——明骗”的现象社会上并不少见。不过，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名片那个东西，没有必要太当真。然而，读罢毛泽东和周恩来名片的故事，委实令人感慨不已。 毛泽东不吃死鱼 　　诗曰：曾遭讽刺钻山坳，不吃死鱼爱吃椒。克里姆林宫里客，如今在此领风骚。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迎接，然后乘一辆缴获来的吉普车走了160—170公里，来到西柏坡。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中共方面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还有滹沱河里捕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中，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就脸红。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与玻璃杯子端起来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扬比呢?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 　　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 　　厨师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这位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莫斯科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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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yuxin_9605 2013-9-16 02:39
毛泽东一双穿到鞋匠也不肯补的拖鞋 　　诗曰：一丝一缕自桑麻，物力维艰惜寸纱。补补缝缝非小事，成由勤俭败由奢。 　 　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家乡是在1966年6月。这次毛泽东住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韶山看了什么书，批阅了什么文件，至今鲜为人知。而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讲述的毛泽东最后一次回乡的一个细节，颇耐人回味。毛泽东有一双棕色的拖鞋，从解放初期穿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破洞，但最后一次回韶山还带着它。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发现拖鞋太过破旧，建议换双新的，他没有同意，叫工作人员拿去修。1966年6月的一天，长沙街头一家修鞋铺内，有位顾客送来了一双皮拖鞋要求修理。接过鞋子一看，修鞋师傅愣住了：“这么破的鞋，怎么补?买双新的吧。”修鞋师傅把鞋扔到了一边。送鞋来的肖根如(原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说：“这是我的爷爷喜欢穿这双鞋子，请您补下。”拿了中华烟一人发了一根，一面抽一面和他们聊天， 聊了一下，感动了他们，把这双皮鞋补好了。 在韶山，毛泽东一直穿着它，回北京时也不忘嘱人带上。后来，这双鞋子又破了，同样的一幕，发生在三年后的武汉，不过这回，这双被主人穿了二十多年鞋的运气 没有上次好了。武汉的鞋匠死活也不肯再补它。周福明只好用手工为每只补上约4厘米的白布头。他至今还记得毛泽东对劝他添新衣服的工作人员说：“没有条件的 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那双拖鞋作为毛泽东的遗物留存至今。 　　1994年5月29日雷洁琼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题词：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1905~2011年1月)﹐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参观毛泽东遗物展中，雷洁琼和民进中央的同志停留的时间最长﹐毛泽东主席生前那件补了百十次的睡衣﹐雷洁琼俯身盯看了又看﹐对随行人员说﹕“解放战争时﹐国统区流传着两条新闻﹐一条是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没有手表﹐是郭老送给他一块自己戴的英纳格表﹔一条是宋美龄在下塌美国穿了一双拖鞋﹐鞋面镶着慈禧太后陪葬的一颗夜明珠。这两件事很快成了共产党人的清廉和国民党的腐败不是宣传的宣传。人心所向者得天下﹐廉政者得天下﹐永远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诗曰：屈辱百年无外交，任人宰割任人嘲。一从华夏风云变，强国面前挺起腰。 　　“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是历史的产物。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为新中国形象地绘出了三张草图：另起炉灶;打扫干今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另起炉灶”，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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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5 03:13
毛泽东韶山祭祖 　　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游子归来扫墓园。三十二年家国事，凯歌一曲《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第二天一早，他径自朝附近的小山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 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回到住所，他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也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毛家祖坟曾在“马日事变”时被掘，当时，毛泽东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何健的幕僚箫某精研风水地理，他实地察看湘潭韶山冲毛家祖坟后，曾数度向何健建议挖毛家祖坟，“以免后患”。何健于是下令湘潭县长王英兆负责挖坟。王派保安团长罗夔率领一个分队到韶山冲执行命令，不料消息泄露，毛家族人连夜将祖坟铲平， 并加以“伪装”。由于罗夔无法找到墓穴，结果只掘了几家不相干的毛姓古坟。何健知道后，改派龚澍和其特务直接去挖掘，在月夜中挖出了毛泽东第十一世祖的坟墓，并将尸骨扔湘江。 　　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泽东电告解放军前线指挥机关：“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进驻溪口的解放军21军61师，从上到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此后不久，经廖承志提议，中央拨出30万元专款，修缮蒋介石故居和蒋氏坟墓。 　 　一是国民党军队掘毁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祖坟，一是毛泽东亲自下令保护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住宅和祠堂。两相对照，真乃天壤之别。其实现在人们都知道，掘毁 祖坟、破坏风水“以免后患”的做法是迷信的，也是十分荒唐的，它根本决定不了任何成败得失，也挽救不了最终灭亡的命。但从这两件事情上看出伟人毛泽东的宽阔胸怀。 　 　毛泽东处理战将王近山婚外恋毫不留情 　　诗曰：河东卅载变河西，道德文章岂可依。泉下有知家国事，如今二奶正逢时。 　 　1963年一封投诉新中国中将王近山"婚外恋"的信几经上递，转到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王近山，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副师长、八路军129师386旅769团团长、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王近山与妻子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 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斗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离多聚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她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又据刘心声《边塞狼烟，燃起无尽地思念》一文讲：“所谓的小姨子韩某某，其实是1938年出生。1949年时她只是个年仅11岁的孩子，绝不可能是那个所谓的“阳春白雪的女大学生”!“) 　　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 王近山从朝鲜归来，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苦口婆心劝说，他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不回头：“不打报告还好说，告到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他亲自批示刘少奇严厉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党中央对王近山一撸到底，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外。结果，原来信誓旦旦的美丽年轻的妻妹承受不了王近山被毛主席近乎苛刻的处理,失去了往昔的大将军拥有的社会地位风范,终于背弃了“爱情”，一夜之间离开他，无影无踪。 　　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 　　1968年春的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父亲早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新处理。” 　 　肖永银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他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肖永银又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1969年，“九大”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空对毛泽东说：“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泽东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泽东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处理他们的事情是严厉了一点,但不处理行吗?共产党员一当上官就忘记娘,这样下去是腐化堕落的开始;不过，你们哪个军区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他还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毛主席指挥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带部队上去了，那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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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合肥楼香楼的“约法三章” 　　诗曰：稻香楼里稻香飘，“约法三章”曾未消。一自沉渣重泛起，灯红酒绿忘前朝。 　　楼香楼宾馆建于1956年，此处原是合肥龚氏私家郊外别墅，后逐渐衰败，故建馆于此。1958年9月16日晚，毛泽东抵达稻香楼宾馆下榻西苑。晚饭前，毛泽东和省、市负责人“约法三章”：“第一、不要请我们吃饭;第二、我也不请你们吃饭;第三、按伙食标准用餐。” 　　韭菜炒蛋、土豆烧肉、干煸辣椒和素炒青菜外加小米粥、馒头。毛泽东一人用餐，吃得津津有味。完了，他还倒点茶水到饭碗里，把“残渣余孽”都喝了。他边抹嘴边说：“哪天全国农民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那就不错了。” 　　之后，他在这里先接见全国妇联章蕴、曾宪植等。再和曾希圣、黄岩、刘征田等省市领导谈到11点多，深夜曾希圣等告辞后，毛泽东在稻香楼西苑展纸挥毫，连写了四张“安徽大学”，之后又精力充沛地坐到办公桌前。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合肥在稻香楼西苑的“约法三章”。 　　 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 　　诗曰：笔走龙蛇题校名，“安徽大学”获新生。满园桃李花枝俏，万紫千红耀眼明。 　　安徽大学创建于1928年，是安徽最早的高等学府。抗日战争期间停办。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安徽大学改设师范、农学两个学院。1958年，国务院和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建一所综合性大学，暂定名为“合肥大学”。 　 　1958年9月16日，正当新建的合肥大学开学前夕，毛泽东在张治中等陪同下视察安徽，来到合肥。当时兼任合肥大学校长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向 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合肥大学的建校情况，并恳请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沉吟片刻，说：“合肥太小，没有名气，还是叫‘安徽大学’好。” 　　当晚11时，稻香楼宾馆西苑内灯火通明，忙碌了一天的毛泽东毫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欣然展纸挥毫，笔走龙蛇地接连写了四张 墨香四溢的“安徽大学”四个大字。接着他又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开头就写道：“校名遵嘱写了四张，请选用。”充分表现了人民领袖的谦逊大度和对教育事业的关切重视。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领袖，同时还是杰出的书法家。他一生酷爱书法艺术。他临摹碑帖，博采众长，并将自己豪迈的气魄，激越的感情，注入笔墨之中，造就了他气势充盈、挥洒自如的书法风格。他题写的“安徽大学”校名，生气贯注，遒劲洒脱;写给曾希圣的信，被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的专家誉为“大气凛然，宛若万山躜动”。 　　建国后，由毛泽东亲自命名并题字的高等院校，只有安徽大学一所，这是对全体师生关怀、重托，更寄予希望。 　　曾希圣接到信和题字后，很快将这一喜讯转告了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张行言，并指示他按主席的要求，从十六个字中选择最好的“安徽大学”四个字采用。 　　张行言事后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些字无一不精，从艺术创作角度讲，可谓神品。”张行言怀着崇敬的心情，以认真的态度，选出其中最好的四个字，镌刻在学校的大门上。并将原作装裱起来永远珍藏。 　　 毛泽东为身边卫士做媒 　　诗曰：身处高层亦胜寒，关怀倍至暖心间。月下有情因月老，千里姻缘一线牵。 　　毛泽东身边卫士封耀松，一次，在舞会上认识一位安徽话剧团的演员，毛泽东知道后，在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他时，谈过几句话后，突然指着封耀松说：“我们小封跳舞时，认识了你们这里话剧团的一位女演员。你看我们小封，又年轻又机灵，小伙子不错吧?” 　　曾希圣夫妇笑着连连点头：“主席身边的人，那还用说吗!” 　　毛泽东说：“怎么样，帮个忙吧!你们本乡本土的，帮助了解了解。” 　　曾希圣夫妇说：“行，这事就交给我们好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情况了解来了，对主席说：“哎呀，不大适合，女方 　　比小封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着小封，“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曾希圣夫妇又说：“还没讲完呢，她已经生过小孩，是离过婚的……” 　　毛泽东又望着小封问道：“怎么样?小封，给你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封耀松难为情地摇了摇头。毛泽东笑了，安慰说：“关系还没确定，还是自愿为原则。”接着对曾希圣夫妇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是想选择个漂亮点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的那位演员了。” 　　曾希圣夫妇刚走，毛泽东便用手指捅了捅小封：“懂了吧!失败主义不行，速胜论也不行，看来还得搞点持久战。” 　　不久，上庐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毛泽东，谈天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你那边老表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水静笑着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长得那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问。 　　水静说：“你们187号楼的小郑好不好?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忧秀才行。” 　　李银桥跟着说：“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朝沙发上一靠，把腿伸出去放松，便把补有补丁的袜子露了出来。满意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于是封耀松便和郑义修谈上了。每逢他陪毛泽东散步聊天时，毛泽东总要问问：“小郑给你来信了没有?” 　　“来了。”小封还把信给毛泽东看，回信也要给他看，请他修改。毛泽东 　　每次都要认真帮助修改错别字。一边改一边说：“要加强学习，写了错别字人家是看不起的，改过的错别字你要记住，下次不能再写错。” 　　终于有一封信，毛泽东看过后笑了，便对小封说：“小郑发信号了，你该朝前迈一步了，升升温。这种事还是男的主动些好，姑娘总要比小伙子顾些面子么。” 　　自那以后，小封再把来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哈哈一笑，手在胸前划一个弧说：“不看了，不看了，大局已定，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 　　1961年，北戴河会议期间，封耀松和郑义修结婚了。第二天傍晚，去看毛泽东。郑义修剥一块水果糖走到毛泽东跟前：“主席，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 　　“好啊，甜甜蜜蜜”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说：“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多爱护，和和睦睦，白头到老。” 　　随后还和他夫妇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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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yuxin_9605 2013-9-14 03:39
毛泽东给小麦估产 　　诗曰：生长农家收过秋，看田估产有余头。此时确有非农客，不识桑麻吹大牛。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从灌县，一路上心情极佳，拔节的麦苗和金黄色成片的油菜花，令他心旷神怡。看见公路边田里有社员在劳动，他就让车停下，下车直奔庄稼地。 　　这里是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第一个看见毛主席的是社员冉贵全。他揉揉眼睛，有点不相信，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到这里?可眼前明明是毛主席，身边还有许多陪同的大干部。正当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时，毛泽东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似的向他打招呼了：“要把草锄干净哩!” 　　麦田里确实还有一些杂草没锄净。毛泽东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每亩能收多少斤?在那“卫星”满天飞的年代，”冉贵全还是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400斤?” 　　冉贵全这才醒过来似地说：“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这时，陆续围拢过来的社员都有些惊奇，毛主席还会估产，连田里能收多少麦子都知道? 　　毛泽东问：“割了麦子种什么?” 　　冉贵全说“种水稻。” 　　毛泽东又问：“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冉贵全道：“600斤。” 　　毛泽东把头转向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问冉贵全“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说：“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不赞成?”毛泽东似乎要一追到底。 　　“当然赞成。”冉贵全肯定地说。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道：“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引得大家全乐了。毛泽东边说笑边迈上了田坎，社员高浡然迎面走来，毛泽东上前和他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浡然说自己今年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 　　 毛泽东的《党内通信》 　　诗曰：庄稼地里长新闻，水稻上头能站人。虽是吹牛无纳税，娃娃跌坏责难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些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 “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嗣后，浮夸风愈演愈烈，为了制止这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行为，毛泽东于1959年4月29日发出《党内通信》： 　　《党内通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 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农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 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已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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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yuxin_9605 2013-9-14 03:27
毛泽东亲手扶犁犁田 　　诗曰：背负青天面向泥，寒来暑往夕阳西。莫道耕田农家事，丰泽园中人掌犁。 　　1958年1月初，毛泽东来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楼宇光向他回报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方面的情况。并就农具改造中的双轮双铧犁改造后的使用情况请毛泽东现场看看。毛泽东来到农科所大楼前的试验田边，问工人张有根：“你会耕地吗?”这一句寒暄使心情紧张的张有根放松下来。 　　“好哇，你就耕吧!”毛泽东说完，就看着张有根牵动牛绳，让两头耕牛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地前行。有时，他弯下腰，察看着翻过的深灰色土坷垃。 　　犁到地边，毛泽东问张有根：“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劲吧?” 　　张有根说：“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纵。” 　　“我行吗?”毛泽东转脸问大家。庄稼人出身的他今天想试试身手了。大家都说行。张有根立即调过双轮双铧犁的头，把犁重新插入土中。 　　“你行吗?”走向犁边的毛泽东看见拿着书刚走过来的楼宇光又问了一句。 　　楼宇光没说什么，脸却红了，他不会犁地，也没耕过田。毛泽东似乎也不在意楼宇光怎么回答。他走过去，扶住了犁把。于是，冬日的阳光便照着田里这位犁田的共和国的主席。 　 　毛泽东“钦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诗曰：兼职秘书仅一年，“御前”会上获头衔。虽然不是终身制，总算今生有本钱。 　　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按毛泽东的内心想法，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可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和主管水电部工作的李锐持有不同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请他二人参加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长时间?”李锐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时，曾撰写过《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 　　李锐说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先是林一山发言;然后李锐发言。争论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目《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人。 　　第三天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服人。并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就当了毛泽东的一年多的兼职秘书，59年庐山会议后却坐了冷板凳。 　　 三面红旗是怎样提出来的? 　　诗曰：激情岁月激情人，三面红旗应势生。可记当年跟着走，如今何必充孔明。 　　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提出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和薄一波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泽东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后来又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将文字作了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于是，三面红旗中的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就这样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来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 毛泽东非常欣赏，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为了适应农村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7月1日，《红旗》杂志第3 期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在介绍一个合作社办工业的情况后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嗣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并大社转为办公社的热潮。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讲话于8月13 日见报，“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各地开始办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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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yuxin_9605 2013-9-13 03:54
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 　　诗曰：“规随”故事出前朝，肖矩曹行不动摇，还是古人品德好，未同上辈抢功劳。 　　1957年，中共向台北提出的十项和谈条件为：一、台湾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台湾自治区主席;二、台湾在整个中国范围，享有自主权。可设自治区，台湾籍多人将被起用;三、国民党军队保持原状，仍由蒋介石统率，但改为解放军的番号，蒋介石将以中央政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名义握有台湾兵权(主席是毛泽东、朱德等是副主席);四、国民党军政人员如不愿留台者，悉依其志愿，回大陆、赴美国，可自由选择。回大陆者将安排工作，照顾家小;赴美国及其他国家者，将来如愿返乡，随时可以归去，并无留难;五、目前在海外的中国人士，无论其为任何党派，一律可回大陆，各任适当公职， 闻胡适有出任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可能，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协均将扩大组织，增加人选;六、联合国代表团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宋庆龄为团长，现有的国民党代表撤回;七、台湾及海外现有各党派的地位，将进一步协商解决，国民党将与李济琛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协商，民社党、青年党等则与民主同盟协商，决定是否合并或保持独立存在：八、宗教自由，于斌主教可回大陆，但不得与外国作政治上的特殊联系;九、学术文化自由，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十、私人财产将受保护，现有外汇也有自由运用之权。 　　1965年，海峡两岸双方默契的六项条件是：一、蒋介石偕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中央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 策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有困难，由中央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中央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 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大陆与台湾间的缓衡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中央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中央所接受的。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越南北南统一、蒋介石去世，更增加了我国领导人对祖国统一的紧迫感。中国领导人在谈到台湾解放后的政策时，曾提出三项 原则：一、台湾人民一定会当家作主;二、台湾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三、台湾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对李宗仁的“投石问路” 　　诗曰：海外归来感慨多，几番较量几番和。丹青投问回归路，共唱炎黄盛世歌。 　　1958年，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她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 　　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 是识货的。”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陪同下，排除险阻，远渡重洋，从美国到瑞士，转道秘密回国，受到我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 　　毛泽东于7月26日上午在中南海住所亲切会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据程思远回忆，两位当年几度较量、几度言和的老人，紧紧握手。毛泽东说： “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大家非常随和地坐定以后，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笑着对李先生说：“哧!哧!清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大陆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笑了，随行的程思远先生替他答道：“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接着说：“是的，登了彼岸。”说着说着，大家哈哈大笑。 　　1949年初，国共谈判时，毛泽东为新华社连续写了六篇评论。《毛泽东选集》收入了五篇，在《评战犯求和》的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和平”》、《国民 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个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等。”这个“等”字就是至今还鲜为人知的 被称为新闻名篇的《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在当年的这篇评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不知毛泽东还记得那篇评论，是有意的，还是与此无关，属无意的巧合?反正两者是吻合起来了，似乎毛泽东当年的判断灵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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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yuxin_9605 2013-9-13 03:41
毛泽东调查与探索 诗曰：万里长征领路寻，多方探索务求真。调查研究显身手，骊海夺珠第一人。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要薄一波给他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这个前后历时两个多月(从二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四日)，总共有34个部委的回报，这 是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查和探索。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几十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 上”。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 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建设局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 　　万里答：“山东人。” 　　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答：“没有看过。” 　　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的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又系统地经济工作调查。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探索走自己的道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正如邓小平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由于毛泽东的率先探索，也带动了全党。并取得一些成果。陈云提出的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李富春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 薄一波提出的有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方面三条杠杠的意见。还有在经济领域以外的有董必武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废除旧的《六法全书》，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等。这些，都是对如何建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的宝贵探索。 　 　毛泽东谈人口的控制 　　诗曰：人类今天上九陔，与时俱进促和谐。应能管好自身事，添口增丁算着来。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 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1957年2月14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谈话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的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 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毛泽东与“美庐” 　　诗曰：一去泉台数十春，匡庐留下旧时痕。“美庐”二字今犹在，地下有知应放心。 　　当年，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来到“美庐”时，他说：“委座久违了，你走了，我来了。”当他发现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在石碑上题写的“美庐”二字时，连忙制止。不许凿。这样，才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得以保存，直至今天。成为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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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yuxin_9605 2013-9-12 02:42
毛泽东亲自起草宪法 　　诗曰：开国宪章万法宗，如椽大笔显才雄。百年奋斗丰收果，尽在辉煌一卷中。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离开北京，二十七日夜，于建国后第一次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同时，他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十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阅读，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第一次如此系统地学习法律，这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进步的，有反动的。他认为制定本国宪法，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取;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 　　宪法起草工作从一月九日开始，二月十七日草案初稿出来了，随后，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二月二十四日完成“二读稿”，二十六日完成“三读稿”，三月九日拿出“四读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 　　三月二十三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接着，在全国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共八千多人，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进行讨论， 提出各种修改意见五千九百多条。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全国各界共有一亿五千万人参加了讨论，他们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又提出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如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并授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有的电报还通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均被毛泽东所拒绝。 　　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席会议代表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投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 　　这次宪法讨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一次，在世界宪法制定过程中是 罕见的。在全民大讨论中，全国各界就有1.5亿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而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也就是说4个人中就有1个人参与了宪法的讨论。毛泽东说，“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他还说，“今后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取这个方法。” 　 　“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 　　诗曰：开元盛世创新篇，官正民和风气廉。莫道人心今不古，上行下效使之然。 　　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 军委主席 600 元，毛泽东 (大元帅)。 　　二级 副主席 550元，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 元帅 500元， 陈云、邓小平和元帅 　　四级 大将 450元， 粟裕、徐海东、陈赓等大将 　　五级 上将 400 元，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毛泽东在看后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我呀! 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大体如下： 　　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为24个级别，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 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评级、评衔涉及个人利益，经常需要做出平衡调整。为了照顾那些资历老、战功大，但职务、军衔较低的人，也对特定的人给予“低职、低衔、高行政级”待遇，如山东大学前校长成仿吾，行政级评为五级，相当于上将和正省级。 　　中国在1960年之后连续遭遇了三年自然灾难，国内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出现了饥荒。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削减行政级别三级以下的工资：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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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yuxin_9605 2013-9-12 02:35
毛泽东拍板荣毅仁为“完全守法户” 　　诗曰：风轻云淡柳含烟，雨过天晴空气鲜。守法标兵形象立，浦江两岸尽开颜。 　　“五反运动”结束时，上海有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荣毅仁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陈毅和薄一波反复商量。陈毅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薄一波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报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立，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堂弟毛泽青“三反”中被打“老虎” 　　诗曰：一庄奇案世人哗，牵出中华第一家。疏宽亲严金石语，高风亮节永天涯。 　　1953年，全国展开了“三反五反”运动，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反贪污”教育，一向生活并不宽裕的毛万才，忽然买了一件狐皮大衣，一床毛毯，手腕上还戴起了手表，家里欠的旧账也还清了。毛万才脸上也有了笑容，走路都兴冲冲的。这下不得了，同事们议论纷纷：“毛万才收入不多，爱人又没工作， 全家人的生活都靠他那点微薄工资来维持，不知他那来的钱摆阔，财路不明”。面对同事们的议论，毛万才这位平日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干部，此时一筹莫展， 有口难辨。 　　一场大祸终于降临了，毛万才被打成了“老虎”。挂上“利用会计工作之便，贪污公款”的莫须有罪名，家被抄了，人被隔离审查。 　　在此情况下，毛万才不得不向领导“招供”：“堂哥毛泽东见我生活困难，拿出自己的稿费给我寄来300多元。”并把毛泽东写给他的那封亲笔信拿了出来。这样，他才免除了一场冤屈。但他又“泄露”了自己家世的秘密。同事们都伸出大拇指，称赞他：“要不是这次打‘老虎’，我们还不知道毛万才是毛主席的堂老弟哩!”“这个人真不错，不以领袖的亲戚自居，不打领袖的牌子要名要利，只要他把毛主席堂弟的身份露一露，妻子的工作还不早安排了?” 　　毛万才听了，严肃地回答说：“毛主席说过：‘亲者严，疏者宽’。他要求我们这些家属严以律己，决不允许我们沾他的光。” 　　原来毛万才原名毛泽青，是毛泽东的亲堂弟。生于1916年6月22日，从小家贫失学，饱受饥寒。1925年9岁时，即参加儿童团，协助农会站岗放哨。1937年去延安，在毛泽民身边工作，之后，自延安分手，他们就一直未见面。直到全国解放，毛泽东才找到了他。 　　毛泽青为人朴实善良，虽是老干部，又是毛泽东的堂弟，烈士的亲属，直到解放时，只是部队里一名普通的财会人员。妻子庞氏也是韶山人，解放后才和毛泽青住到一起，从小由于家庭贫困失学，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尽管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毛泽青也毫无怨言，他用自己不多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一家妻小的生活， 艰苦度日。毛泽东知道后，经常给他家一些钱，予以接济。结果，引起了这庄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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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cat 2013-9-11 23:57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作许多诗词中的一首，而跟着这首诗出了名的却是一位名叫柳亚子的诗人。今天就胡侃一下柳亚子和毛泽东的故事。 柳亚子：名弃疾，字安如，号亚子，江苏吴江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为其主要诗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六年 他当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议期间他遇到了当时也参加了国民党的毛泽东，并请毛泽东在广州的茶楼吃了一顿广东茶点。 一九四九年二月，共产党进了北京，分别邀请了一些“民主人士”到北京来。柳亚子也于三月应邀到了北京。他被安排住在颐和园内，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接待了，但毛泽东显然没有马上见他。他闲呆了几天后，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夜写了一首诗，托工作人员献给毛泽东。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诗八句中就有六句是自我标榜吹嘘，为自己有所要求的“妙句”。 这诗第一句当然就是歌颂毛泽东有“开天辟地”之功，第二句则分别以项羽与刘邦比喻蒋与毛，而自我吹嘘的表示他致力了“说项依刘”的艰难工作。第三句的“夺 席谈经”是用东汉时有个戴凭驳倒了许多经学家而夺得讲席的典故，“五鹿” 是用西汉时有个五鹿充宗因讲经讲得不好而被人驳倒的典故，以继续吹嘘他自己有“夺席谈经”的真才实学，而绝非五鹿充宗那种差劲的料。至于第四句，则是全诗 重点所在。用战国时冯驩在孟尝君处先弹铗而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的典故，来表示自己还没配到小汽 车而抱怨，认为自己在此虽已经“食无鱼”而还“出无车”还只在“中舍”而未入“上舍”，而他应该住“上舍”才对呢。 这诗题目叫《感事》云云，而全诗所感之事也就是这一点了。第五，六两句则更卑颜屈膝的表示；“我早已经把头颅都贱卖给你啦，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呀”。这 一卑屈，又引出最后两句的另一项要求来，他对最后一句加了自注说；“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倭寇所毁，先德旧畴，思之凄绝”。 他干嘛要把这段情况特别加注报告给毛泽东呢？所以也就是说；等毛泽东南征成功后，他要自比严子陵，而故居已经没了，希望毛泽东给他在家乡造一栋房子，就像 汉光武优待其老友严子陵一样。巧妙地联系前面提到而未引出的冯驩的另一句“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的话。这样，在一首诗中又表功，又献媚，又要车子，又要 房子，这算是怎样的人格，诗格呢？恐怕在中国的诗词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喽！ 毛泽东在一个月以后写了一首答诗给他，毛泽东这首诗却是写的高明，应当属于毛泽东诗中的佳作； 　　《和柳亚子先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这诗开头两句，指出了柳亚子总共曾为他作的两件事；在广州（粤海）请他饮了一次广东茶，在渝州（重庆）向他要了诗词《沁园春•雪》去安排了发表；你作的事 我都记得，总共就是这两件事嘛！接着两句是说自己离开北京已经三十一年了，现在重到了北京“在春天落花时节读你华美的篇章”，说得很温馨客气，而接下来 五，六两句可就厉害了。“牢骚太盛防肠断”，已经给你住在颐和园了，还要怎样呢？还要发牢骚不满意，弄到断了肠可是你自己的事喽，还是自己收敛一点吧！ “风 物长宜放眼量”，这句看起来没什么挖苦，其实挖苦得比前一句还要厉害，就是说；你自以为功劳大，本事多好，还是放眼多看看别人吧，人家比你功劳大，本事好 的可还多着呢。接下来句子中，昆明湖是颐和园内湖的名称，他特别改用了一个“池”字，也就是表示；你别当它小池子而自以为是庞然大物还不够供养你，你在这 里赏赏鱼总比到严子陵隐居钓鱼的富春江好多了。这“观鱼”两字也正与柳亚子诗中所引用冯驩“出无车”之前说的“食无鱼”联系起来。你已经食有鱼了嘛，还可 以赏鱼呢，别要求太过分了。对柳亚子的要求则在不言之中也就全部驳回了。 毛泽东的诗不像柳亚子的诗那样拐来转去的用了很多历史典故，基本不用典故而很有形象感，内容亦温馨亦严厉，而意思层层展现，是一首高于柳亚子诗的耐读之作。 这首诗到一九五七年一月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是毛泽东自己首先推出的第一批诗词中的一首，可见毛泽东自己还很重视这首诗。而一九五七年时正是展开“鸣放”后紧接着搞“反右”斗争，所以其“牢骚太盛防肠断”一句也包含着暗对当时鸣放人士的警告在内。 柳亚子于一九五0年十月受邀请陪毛泽东观赏民族歌舞表演时奉命填词纪盛，写了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词； 《浣溪沙》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柳亚子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但在“文学侍从”里他还算是比较大方而得体的，没有郭沫若那么肉麻，这是他比郭沫若高明的地方。所以他的两首诗也都因附入《毛泽东诗词》后而“附骥以传”，得到了广大的知名度。 诗人，是毛泽东一生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耀眼的一个，但却是毛泽东一生戎马生涯的光辉写照。毛泽东曾经也自豪地称自己是“马背诗人”。毛泽东的诗，大气而沉稳，雄浑而豪迈，朴素而真实，细腻而婉转。 这首《和柳亚子先生》之诗虽然不是“马背诗”，但是却不失为佳作一首。其大气而沉稳，含蓄与尖锐，也只能有毛泽东才能写得出。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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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全国老百姓缅怀毛泽东（多图）
热度 5 稻草 2013-9-11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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