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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毛泽东任命陈明仁为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 毛泽东委任“皇叔” ...
热度 6 yuxin_9605 2013-9-2 05:52
毛泽东任命陈明仁为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   诗曰:共产党人度量宽,虚怀若谷弃前嫌。水流千转归东海,天上众星拱月圆。    1949年8月4日,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在长沙通电起义,毛泽东、中共中央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他们的义举:“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同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给程潜和陈明仁,邀请他们到北京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陈明仁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四平战役时,曾抬着棺材与解放军拼死作战,受到蒋介石嘉奖。这次来北京后,毛 泽东在百忙中亲自邀请他与程潜同游天坛公园。刘伯承、陈毅、粟裕、李明灏、李明扬和张元济也陪同出游。游到祈年殿前,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出来: “子良将军,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照完相后毛泽东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促进他们的觉醒,及早归来。”   陈明仁爽快地回答说:“是,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还说:“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的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毛泽东还告诉他:“后天21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陈明仁听了非常感动,主动向毛泽东检讨说:“起义前自己认识不足,蒋介石和李宗仁派黄杰、邓文仪到长沙时,有人劝我把他们扣起来,我不仅未扣,还把已扣起来的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健钧也放走了,错过了机会。”   “没错没错,不要扣,革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派飞机接,凡是愿意走的,我们派飞机送,你那种搞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讲闲话。”   后来,毛泽东任命陈明仁担任由国民党第一兵团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的司令员,并对他说:“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   1955年,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    毛泽东委任“皇叔”   诗曰:海纳百川海样襟,唯才是举任“皇亲”。同根同系炎黄后,爱国岂能先后分。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   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主席毛泽东    这是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对载涛的任命状,也是载涛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那天起,这个末代皇帝的七叔,曾出任过清朝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他高兴地说: “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他也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他更纳闷:“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他不禁从内心深处赞叹:“毛主席伟大啊!知我者毛泽东也!”想着想着,这位末代王朝的亲贵大臣,竟激动得掉下眼泪,哭了起来。   载涛的哭,决不是悲,而是喜。他喜毛主席英明,真正化消极为积极,化陈腐为新生。他更喜新社会好,连自己这株枯木,也能逢春,获得了新的生命。他满腹心思,无从表达,最后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   晚上,他坐下来,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诉他的感激之情。    一天,载涛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同志们关切地问他 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子去了。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在一次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泽东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了。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夺眶而出,非常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怀。   送走了章士钊先生,载涛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毛泽东日理万机,终日筹划国家大事,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家里的小事呢?毛泽东对我真是体贴入微啊!我载涛在有生之年, 一定要尽力为人民做点事,以报达毛主席的恩情于万一。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一片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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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的“年三十”与“年初一”
热度 4 yuxin_9605 2013-9-2 05:44
诗曰:爆竹声声震碧空,万户千家瑞气融。送走旧年“三十”夜,迎来“初一”满堂红。   1949年6月,全国政协酝酿酬备,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面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治中回答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泽东则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意又多么深刻!对张治中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是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牢牢记住这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战争初期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相互交往,开始于1945年8月的重庆谈判。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后每逢毛泽东把张治中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这使张治中内心感到暖融融的。是好朋友,而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也表露出深厚的友谊。   张治中不负厚望,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立国、建国的伟大事业中来。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毛泽东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则建议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2000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的三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道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道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另一幅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 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有三道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言之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了主席、副主席的姓名,56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   毛泽东不仅政治上关心他,而且对他的生活起居的照顾也可谓无微不至。一次张治中病了,毛泽东当即派人持亲笔信到张家慰问。有次,毛泽东收到山东农民送来四棵特大的大白菜。旋即派人送一颗到张治中家。   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等地,特邀张治中结伴同行。在20多天的日子里,他们同住、同吃、同活动,朝夕相处,给张治中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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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拍板国歌不改词 毛泽东的民族自治
热度 8 yuxin_9605 2013-9-1 08:45
毛泽东拍板国歌不改词   诗曰:万里江山万里河,春风已改旧时波。金水桥前旋律响,至今犹唱当年歌。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   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因其奋进的词文和优美的曲调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并远播海外。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首高昂的战歌。    许多人表示赞同,部分人提出需要修改歌词,认为歌曲很好,但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他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与会者一致赞同。毛泽东还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激荡人心的歌曲声中结束。 毛泽东的民族自治   诗曰:各族骈阗是一家,共同组建大中华。东风化雨百花艳,万紫千红映彩霞。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实行“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成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   一年后,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 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他还在一九五0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的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的第八条原文“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的“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七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七个字,却体现了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   毛泽东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他还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国内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中华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上。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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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解读五星国旗
热度 7 yuxin_9605 2013-8-31 07:15
诗曰:黑夜沉沉墨面哀,千年枷锁顿时开。毛公一语定天下,“中国人民站起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顿时,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把五星红旗作为国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作出的郑重决定。   九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坐谈会,听取关于国歌、国旗、纪年、国都等问题座谈会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驥、贺緑汀。   当他看到呈现在他面前的五星红旗的图案时,蓦然想起他曾写过的一付对联和一幅 “四星望月” 的横批。    那是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转战赣南闽西,一路上风餐露宿来到江西兴国县。中共兴国县负责人陈奇涵、胡灿等凑钱请毛泽东打牙祭, 吃兴国县的蒸笼粉鱼。毛泽东见桌上摆上个圆竹笼,周围四碟小菜,颇为新奇。尝了鱼块后,觉得又辣又鲜,很对口味,不禁频频举箸。吃了一阵,凡事喜欢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开口问道:“这菜叫个什么名字?”胡灿说:“家常菜,没啥正式名字。”陈奇涵接口道:“凡事名正才言顺,毛委员给这菜起个雅名如何?”毛泽东 当即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上盘下盘,盘叠盘,盘盘装好菜;   下联:主料配料,料拌料,料料出佳肴。   横批是:“四星望月”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你们看,一个圆竹笼像月亮,四个碟子像星星。这星星和月亮,就像各地的工、农、商、学群众盼望红军的到来。我看叫它‘四星望月’ 好不好?”大家被他奇妙的联想折服,纷纷叫好。他把红军比作月亮,把工农商学等群众比作星星。这和眼前的四颗小星围着一颗大星的国旗图案,有着惊人的相似。毛泽东似乎回过神来,他的思绪从遥远的过去又回到了眼前。不由得连连叫好:“就这个。”   他接着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 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一致通过。从“四星望月”到“四星拱辰”。不仅如此,而且,兴国县这道客家风味菜载入了中国名菜谱,还走上了中南海的国宴。   在五星的旗帜下,实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 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若奚、陈铭枢、谭平山、张南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政务院的人事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 人士2名(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其中郭沫若兼任两个正职):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 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 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毛主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真正实现了全民族、各党派的空前大团结。    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点明,他和恩来同志参加政府,他担任主席,恩来同志任内阁总理。这就在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中,又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高度上对此作了精辟论述,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出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他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 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 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适合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毛主席还具体地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 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是不行的,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在由西柏坡进北平的途中,毛主席又交待周恩来同志: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据薄一波回忆:“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斤小米,补贴他用,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   毛主席这些思想和举措,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为新中国政权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奠定了基础,成为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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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错过了朝鲜停战最佳时机吗?
热度 5 岳东晓 2013-8-31 05:27
毛泽东错过了朝鲜停战最佳时机吗?
最近有所谓专家说毛泽东错过朝鲜战争最佳停战时机,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950年11月25日,中国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向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了压倒性的攻击。我在《KOREAN WAR FAQ》中是这样描述的 ( http://www.zzwave.com/cmfweb/history/faq3.shtml#13 ): "At dusk of Nov. 25 1950, PVA forces attacked in force on US 25th and 2d divsions and ROK 7th and 8th divisions. 38th army and 42d army shattered the ROK 7th Division and ROK 8th Division, causing both divisions to collapse and thus expose the right flank of the Eighth Army..." 接下来的战斗完全扭转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国际上的形象。 在西线,联合国军全线崩溃,骄傲的突厥旅被我军击溃,美军第二师在一个下午损失了80%的兵力,整个第八集团军危在旦夕。在东线,曾横扫倭寇的美陆战第一师被我军围困在长津湖一带,后虽拼死杀出,但美第十集团军10多万美军不得不进行敦刻尔克似大撤退。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基督教刊物Commonweal充满恐怖地写道:” 基督教世界漫长的历史中 很少像我们今天一样面临更为黑暗的明天。这让我们联想起圣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年代,那时罗马帝国正在外来进攻之下瓦解。("Few generation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ristendom have faced a darker prospect than our own. This prospect recalls the days of Augustine and 'The City of God', written as the Roman Empire fell about him before the onslaught of the barbarians.") 新加坡李光耀回忆到,以前他在欧洲总是被人瞧不起,此后他从白人那看到尊重的眼光。朝鲜战争也使美国 加州人民认识到中国人应该享受人权,从而废除了汉人非人的法律 。 专家们说毛泽东要是见好就收,在第二次战役获胜后停战就好了,当时没有停战是毛泽东的错误。如果外行说当时应该停战那是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但专家指责毛主席错过机会就是歪曲历史了。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确实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甚至主张放弃朝鲜、退守日本,但这种意见并非主流。美国国务院的政策是在朝鲜尽量阻挡中国的进攻,以维护美国受到损害的国际地位。 第二次战役后,以印度为首的13个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一个停火建议。对于停火,美国并不愿意,因为美国政府判断,停火之后,美军不能利用其空中优势攻击中国军及其运输,这将使中国军乘机得到补充、休整,不利美军再战。美国一方面不愿停火,一方面积极在联合国推动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激化双方的对立。但在外交压力下,为了不被世界各国指责为好战,美国勉强同意向中国发出一个五点建议。 参见 B. I. Kaufman所著 《The Korean War -- Challenges in Crisis ,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 该建议大概内容是 (1)双方立即停火;(2)停火后开始寻求和谈;(3)寻求朝鲜最终统一与独立;(4)联合国在朝鲜临时维和;(5)美、英、中、苏一起解决远东问题。 毛泽东并没有排斥停火。相反,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的报道,毛泽东愿意以联合国的五点建议作为谈判的出发点(“ Mao Tse Tung is will ing' to consider the new five point proposal as a basis for fur ther negotiation towards a solu tion of Far Eastern problems.” ) (ref: http://trove.nla.gov.au/ndp/del/article/2816635 ) 。 中国通过印度向联合国表示,中国将把朝鲜停火作为首要议题处理 。对联合国的停火建议,中国提出了一个反方案,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举行一个七国会谈一并讨论 (Ref: http://trove.nla.gov.au/ndp/del/article/48146982 参见参考文末资料) 。 显然,毛泽东政府提出反方案打开了停火谈判的大门,这说明中国是希望停火的。中国军已经打到38线,紧接着攻陷南朝鲜首都汉城,中国维持北朝鲜战略缓冲的目标已经实现,没有必要继续拼杀。 不愿停火的恰恰是美国。 接到中国的反建议,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如获至宝。他接到中国回应时正在开记者会,禁不住喜形于色,立刻拒绝中国的反建议并指责中国拒绝停火。美国在联合国极力说服其盟友,最后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于1951年2月1日达成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 (Ref: http://trove.nla.gov.au/ndp/del/article/69232134 CHINA LABELLED AS AGGRESSOR) 。接下来,当然只有打了,英勇的中国军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西方强国的联军 在汉江两岸进行了高强度的战斗... 数十年后,我在飞机上俯瞰汉江不仅感慨万千,那是共和国军队曾经征战的战场。 为什么美国不愿意开启停火谈判? 理由非常简单。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那么多航母、飞机、大炮还有原子弹,却被中国人打得满山跑,美国的国际地位大跌,美国人怎么能甘心?这世界变得太突然、太难以接受,美国人要挽回面子。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我就不再罗列参考资料了。 美国人的死要面子从后来朝鲜停战谈判艰难的历程看得非常清楚(注)。 1951年7月,交战双方终于都坐到了谈判桌上,谁知这一场谈判竟然谈了两年。这个过程我在《KOREAN WAR FAQ》第23问“为何停战谈判拖了这么久”( 23 . Why did the truce talk drag for so long?) 进行了简述。当美国所有的无理要求都无法成立之后,它推出了所谓战俘自愿遣返的原则。 用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尔的话说:这一违背日内瓦公约的做法"threw the negotiations into utter turmoil, led to bizarre twists and turns which enormously damage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yes of world, and ultimately prolonged the Korean war for another year and a half"。简言之,朝鲜战俘问题最终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并将战争延长了1年半。最后,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到了台湾。欧洲中立国观察员报告到: “ The attitude of prisoners of war ... has...been influenced and coordinated by organizations of a political nature....acts of violence and even murders have been committed.” 战俘的去向被暴力(包括杀害)所强迫,而美国却宣布获得了自由原则的胜利。 由上可见,朝鲜停战只能在美国使出全力而中美双方达到完全的僵持、谁也无法越雷池一步的状态才可能实现,只有达到那个状态,手握核武的美国人才承认拿着步枪的中国人的平等地位。 毛泽东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唯一享有与联合国交战的威名。 当尼克松总统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未来的中国将更为强大,中美必须合作。 今天,猥琐的日本人对解放军极端藐视,而强大的美军却对解放军极为忌惮,这正是对不同战争不同的记忆。 注:在越南战场,美国人也极其要面子,尼克松一直想从越南脱身,却找不到体面的借口。最后对越南北部进行了一大通狂轰滥炸才撤走。 参考资料:
个人分类: 朝鲜战争|13091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 这事儿有点看头哈
热度 11 陈营 2013-8-29 10:37
在下认识钞票可是不懂经济,顺手拿起一张今日的报纸,肿么回事,看见毛泽东了。俺寻思着,这往后钞票上的毛泽东还有木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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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丑化毛泽东的,将从教师队伍中被清除
热度 6 稻草 2013-8-27 17:16
公安部根据广大人民群众举报的线索,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开局就抓获秦志晖、杨秀宇等网络推手以及相关企业,赢得了社会赞誉。这同时也表明,只要有关部门真正出重拳、敢抓真问题,就会有好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整治网络谣言,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重点努力:   1.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勇出重拳、狠招。公安部这次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的线索,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切实维护了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秩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许。并且,抓捕秦志晖、杨秀宇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经常造谣、传谣的微博大V、没实名认证的所谓“意见领袖”等纷纷悄然删除了自己以往的造谣、传谣的很多微博内容,有的甚至把原来的几百上千条微博删除得只剩下几十条,一些历史类造谣微博就是典型例子。由此可见,拿起刑事打击这把利剑打击网络谣言,开了一个好头。期盼这个好头能够带动起各地严打网络谣言的风暴行动,对网络谣言发现一起严惩一起,狠打所有造谣、传谣的网络犯罪分子,让谣言彻底远离网络。每当有关部门打击网络谣言时,就有人把言论自由这个幌子拿出来横加指责。因此,我们应对有关部门勇出重拳、狠招整治网络谣言的行动,要加大宣传力度,借机加强对网民网络自律、网络文明等教育。让广大网民认清网络谣言的巨大危害性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同所有自由一样,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作为负责任的公民,不仅要不造谣、传谣,更要积极举报谣言,主动打击谣言。   2.整治网络谣言也要敢于“打老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要敢于“打老虎”,不仅深得民心,而且效果显著。整治网络谣言要真正见成效、得民心,同样也要敢于“打老虎”。目前微博传播谣言问题之所以非常严重,一些粉丝量较多的微博大V造谣、传谣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些谣言“老虎”有的直接攻击党和政府的政策、做法,有的不加考证就随意甚至故意转播一些容易引起突发事件、群体事件的官员腐败、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虚假信息,有的故意为蒋介石、汪精卫等历史已有定论的反动人物翻案,并大肆诋毁、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我们党历史上的伟人等,尽管网友反映强烈,但相关网站尤其是商业网站不愿意对其采取销号等严厉措施,进一步纵容了错误言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应敢于对微博大V造谣、传谣等行为严厉打击,对影响恶劣的一次就销号,其他则普遍采取“第一次警告、第二次销号”的严厉措施并形成制度,才能真正起到杀一儆百,彻底整治网络谣言泛滥的作用。为了防止相关网站出于商业利益等因素不作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等主管部门要设立公开的举报热线,积极受理广大网民对网络造谣、传谣以及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等的投诉,并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   3.干部、学者要争做打击谣言的主力。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应该明确各地各部门一把手要对意识形态工作总负责,使广大党员干部都高度重视、以身作则全力打击网络谣言。对于那些在课堂上造谣、传谣攻击党和政府、故意为历史已有定论的反动人物翻案,并大肆诋毁、攻击我们党历史上的伟人等言行的高校、党校教师经教育仍不悔改者,要坚决将其从教师队伍中清除。对于包括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各省市下属的各种研究机构中这类所谓的专家、学者,更要严加追究问责;同时,对于长期造谣、传谣的人及单位,要追求其单位主要领导责任;而对那些受国外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资助甚至收买大肆攻击党和政府甚至煽动群众闹事的人,可以请公安机关、安全部门查证后采取相应措施。   4.新闻行业要争做整治谣言的表率。要总结这些年来在推进新闻出版行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忽视意识形态属性出现的“一切以金钱为中心”、“一切靠点击率(发行量、收视率)说话”等错误思想,深刻剖析一些报刊、网站、出版社为了经济利益买卖版面、频道、书号等为谣言传播提供平台的巨大危害性,并对一些影响特别恶劣的单位进行严厉处罚,彻底纠正目前依然存在的错误做法。西方对意识形态的管束比我们想象的严厉得多,例如,“德国之声”编辑部内就设有“意识形态监察员”一职,所有文章均须通过“鉴定”后方可发表。目前微博传播谣言问题之所以非常严重,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媒体盲目以未经核实的微博信息为线索进行报道,再加上网络媒体转载后使得其影响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使得谣言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微博的范围。因此,应出台硬性规定,要求包括传统媒体和重点新闻网站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绝对不能以未经核实的微博信息等网上信息为线索进行报道,更不应该报道未经核实的微博信息,不管其有可能引起多么大的轰动效应,都始终牢记媒体的新闻真实性原则和社会责任,决不能随波逐流,对于不遵守规定的,要严厉批评并予以查处。   5.加大监管、全面实名和畅通举报相结合。从这些年网络谣言的泛滥且没有得到彻底治理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网站尤其是商业网站显然未能尽到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尽快统一建立“谁建设网络发布平台谁把关,哪家网站出了问题就追求哪家网站的责任”为原则的平台负责制,并以这种平台负责制为主建立起严厉的责任追究制,无论哪家网站出了造谣、传谣等问题都绝不姑息,必须让其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付出关门停业的代价。   网络谣言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造谣者和传谣者由于可以用编造的虚假身份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并且自认为可以规避法律惩罚。目前网上的微博用户中僵尸粉丝占到了非常大的比例,一旦全面、彻底推行实名制,新浪、腾讯等商业网站的微博用户数很可能从现在的数亿个缩水到数千万个,一个所谓拥有数千万的微博大V的粉丝数也会缩减到数百万甚至几十万,商业利益大受损害的商业网站自然会极力反对。而要彻底根治网络谣言,全面、彻底推行实名制是必须的。虽然阻力很大,但我们不应该妥协、让步甚至屈服。网络谣言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民举报渠道的不畅通和相关网站、有关部门对被举报的谣言查处不力。因此,应该利用网络在线举报、电话举报、来信举报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并及时将查处结果向社会公布,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中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清剿网络谣言。   6.以健全法律法规为抓手长期依法严打。网络空间是公共场所,网络社会是法治社会。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上,为了最大程度保障网民的表达自由,对网络谣言的打击一般局限于行政处罚,但立法的善意不能为违法犯罪者所利用。网络造谣、传谣造成的巨大危害表明,在区分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加强对网络谣言的刑事打击力度,不仅是法治社会促进网络文明的重要保障,也是人民群众的呼唤和期盼。运用法律手段惩治谣言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可以、也应该采取的合理行动,对造谣、传谣言行进行刑事打击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坚持对网络谣言进行长期打击,尤其是对那些在外部力量支持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所谓异议人士造谣、传谣的行为,更要坚决严惩。同时,要对造谣、传谣行为设立法律高压线,使广大网民对法律心存敬畏。所以,应该以“七条底线”的出台和这次集中打击制造传播谣言为契机,加大修法、立法的力度和进度,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制度规范,让敢以身试法者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从根本上铲除网络谣言滋生的土壤。(转贴自:红旗文稿, 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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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3-8-21 22:39
实际上存在两个文革的事实,一个是毛主席周总理主导的文革,一个是刘邓主导的文革,梳理并说清了长期被资改派故意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粟,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对联:从因果关系来看,对联是对子女高低贵贱的比较,但彰显的是英雄子女。在当时,谁自诩为英雄?自然是共和国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当权派。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人的子女,眼看着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农子弟一样做个普通红卫兵,于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替他们境遇悲惨的老爹老妈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声音:共和国应对功臣们封妻荫子!这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从中央到地方,从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枪的、拿刀的、拿笔的、拿暗器的无不跃跃欲试,都想从这幅对联中争取到自已的未来。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   当年黄炎培曾在延安对毛主席谈过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大凡一党一国乃至一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问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这个周期律。毛主席当年说:“我们找到办法了,就是让群众监督政府。”建国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当年的诺言,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这种模式。姑且不论文革的成败,仅这种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让毛泽东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终在为中国人民探索奋斗,不像现在有些人,除了乐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三、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鬼见愁”对联宣扬的血统论无疑是干扰了这一目标的继续执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已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已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疯狂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红色贵族并不好当,他们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什么意思?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级,父母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14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   我觉得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牛棚”以正视听。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统论的八旗子弟们可不管这套,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队,真是骇人听闻!   五、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古装戏,是描述清军攻克扬州的。当大批清军蜂拥着攻入城门时,旁边一个孩子忽然提出一个令人捧腹不已的问题:“他们(守城者)为什么不在城门口架几挺机关枪?”   有些人,总以为自已比前人聪明,好像只要通过时空隧道把他们送入古代他们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样。对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就同愚昧、无知、高压、个人崇拜联系起来。仿佛毛泽东是个封建暴君,“毛主席万岁”等同于“皇帝万岁”一样。其实,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崇拜者还是被崇拜者,双方都清醒得很,谁的头脑都没有发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对林彪的过分吹捧不满,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没有住手,反倒把个人崇拜这股风越刮越猛。对于人们普遍佩戴主席像章问题,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这是“讨嫌”的,甚至对于后期铝制像章过多的现象发出“还我飞机”的呼吁。他的头脑哪里有一点发热迹象!   对于佩戴像章的人,他们的头脑更没发热,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标志,佩戴像章就拥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才是当时主席像风行天下,人们都趋之若鹜的真正原因。   红五类们对佩戴主席像章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然能够在第一时间从老爹老妈及掌握大权的叔叔阿姨那里获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资源”,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用这种资源去行贿。别以这是危言耸听,真有人凭借这些东西疏通各处关节,甚至混入党内。他们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大肆剥夺对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这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打击和折磨,比杀了对方还难受。普通红卫兵多次被剥夺后,我们看到了今天常提起来的笑话:他们将毛主席像别在胸口的肉上,称之为“一针(真)见血”。有的还哽咽着说:“毛主席,这下他们再不会抢走你了。”   这个笑话让我怎么也笑不起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明明被骂为“混蛋、狗崽子”却并没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权。即使被红五类们刚刚暴打后,他们仍然腆着脸去和人家套近乎。仗着心狠手辣,在讨得红五类的欢心后,他们都夹在红卫兵中间作为专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当年,北京第二医学院曾有人贴出过一张题为《飞出一只白乌鸦》的大字报,对这类不伦不类的红卫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六、出了个领军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恩格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举国一片”万岁”声,右派先生们绝望了,他们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又高估毛泽东的能力了,他的敌人依然存在,只不过戴着红帽子罢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做为马列主义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在也未能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这不,一个自称“只承认毛泽东思想”的人出现了。   天桥剧场的一场大辩论,带来了“血统论”在社会上的大传播,引起一个小人物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无论是出于封妻荫子的潜意识,还是即将由红变黑的残酷现实,他和同类们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请记住这个名字,当时全国有很多人被他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开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头换面,用另一个名字驰骋政坛。他就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大字报一贴出,如同今天网上突然出现一个酷贴,立即有人响应。当日,北京各高校纷纷出现了只字不差的大字报,传播的速度是相当地快,新一轮大辩论又开始了。是日,仅到北京大学观看大字报的人就达17.9万人。当然他们也借了一股东风,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在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的同时,对联的思潮也迅速泛滥起来。   中央文革感觉到势头不对,他们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希望把势头压下去。但刚刚在破四旧中取得辉煌战果的红五类们此时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大字报事件,并引致了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辩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口若悬河,一气呵成了闻名全国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大力宣扬“血统论”的同时,尖锐指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情。”   谭力夫的讲话一出笼,不但很快风靡北京,同时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这并不庄严的宣告,这并不雄伟的声音,通过各种现代化工具,一样传遍白山黑水,黄河长江。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应大力宣扬。个别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以新华书店等主渠道迅速发行到工厂村庄。有些单位还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但他们对同时期下发的、中央一再要求严格执行的“十六条”却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力推广谭力夫讲话的直接效果是:谭力夫在群众中获得巨大声望,仅在福州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5人更名为“力夫”。这还不算,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报出身”风。比方说你要上公共汽车,售票员就会让你报一下出身:红五类,您上座;黑五类,站着,有座也不许坐。   在特定的瞬间,历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将讲《论语》的于丹视为“文化奶妈”一样,当时的走资派也是将谭力夫视为救世主的。他们渴望“血统论”救他们一命,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一把,他们明白:帮这个小人物也就是帮自已。   七、元帅的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国元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宝贝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笔者很想把这些组织的创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惭愧得很,费了很大劲只能找到西纠的一些材料,除了那个陈晓鲁外,还有个孔丹,原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贺龙子)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真不愧是将门虎子,他们的行动还是像模像样的: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00,这两位当然的领袖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的人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已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家,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据悉,刘涛事后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十、“红八月”大事记   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红八月”,毛泽东、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愚昧狂热,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全部印象!给我们这些印象的人是肤浅还是狡诈?其实,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帐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指责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随后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   当晚,“鬼见愁”对联贴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部分中央领导做检讨;   同时,对联在北京引发大辩论,陈伯达改联灭火。   3、8月3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十六条”,部分中央领导到北京建工学院做学生工作。   4、8月4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对成立“贫协”。   5、8月5日,毛泽东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责“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桥剧场辩论,江青、康生劝止不住持“血统论”的学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7、8月8日,新华社播发“十六条”;   血统论在社会上大传播,高校陆续成立学生组织。   8、8月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继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贺鹏飞、刘涛等人成立清华大学“八九派”串连会,只批“黑帮”,不批工作组。   9、8月12日,刘少奇职务不再被提起,叶群组织人员整理刘少奇材料;   社会上,谭力夫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   10、8月18日,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会上打砸打日渐增多。   11、8月19日,新华社播发18日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名顺序,引起震动。   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抄家,殴打“有问题”的人员。   12、8月20日,谭力夫发表演讲,认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同时北京30万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13、8月23日,红卫兵运动进入狂热化程度,达到最高潮。   毛泽东及时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东、海纠”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15、8月28日,中央正组织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16、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提出“四个伟大”。   分析:中央存在两种声音,社会上存在两股势力.毛泽东凭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对派压了下去,但社会上的反抗势力却日趋壮大起来。   十一、探讨文革的派性问题   一问起文革中派别,有些人总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听到这样的回答,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疑问:他们当初真这么叫吗?要知道,自称“造反派”倒也罢了,因为毕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论支撑,可“保皇”一词明明是带有贬义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例外,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谁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已呢?   还有一些人一提起这两派就联想到红卫兵,联想到造反派的破四旧、毁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当时怎样保皇?   事实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绝不是红卫兵的专有名词,这两顶帽子自始至终出现在文革史上,开始是学生们戴,后来是普通干部群众戴。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一派自称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称革命促进派。保皇派在名称问题上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明教,一听有人管他们叫魔教就抄家伙动手,因为对当时争斗的双方来说,“保皇”是一个污辱性的称谓。   之所以会出现保皇派,是因为文革前的官员们大多贪欲还不太重,老百姓出于传统的惯性,还对他们保持着相当的尊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口号,实际上当时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为中国人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即是残酷的现实,更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的写照。这是个勤劳善良的民族,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歌中的这一句,其实写出了国民的阿Q精神,难道不应对其发出含泪的鞭笞吗?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种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组织应运而生冲击各级党委,其实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青娃娃哪斗得过那些久经战阵的老油条。他们一方面丢下手头工作,指责红卫兵们破坏生产,即“用生产压革命、狂刮经济主义妖风”,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自已的红卫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对立的双方都戴红兵标志,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的红卫兵,他们被老百姓戏称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时,一派表态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势力大些。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很多省份其实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夺取了政权,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别青睐。   十二、“红色恐怖万岁”   探照灯、岗楼、哨兵、瞭望孔、射击孔,尖锐的警铃,惨无人道的酷刑……,这阴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楼,也不是国民党的渣滓洞集中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学校-----北京六中。   当时这是全北京红五类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来“联动”最重要的据点。借着文革初期的混乱,他们将日常学习读书的地方改造为关押“黑五类”的“劳改所”。十五、六岁正是青春期萌动的时刻,如果这萌动一旦被名、利误导,立刻会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着红五类们不断探讨先辈的战绩,在他们灵魂深处,或许真的有“沿着前辈的足迹走”的良好愿望,可一到具体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沿着敌人的足迹走起来。六中的大门早就被封死,要想进去只能从他们规定的窗口跳进。一进门,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就扑面而来----红色恐怖万岁!-----这真的是用人血写成的。   在这里,专政对象被无限扩大了,先是“黑五类”,后是“黑七类”,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思索这段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他们会各自掉几滴鄂鱼的眼泪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货。我们已经被他们骗了几十年,不能再上当了。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我们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就在共产党党内!”   ---毛泽东   “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   话说到1966年9月,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就是后来被称做五大学生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尽管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是研究文革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让我们回到1966年5月25日,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把北大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推上了历史舞台。大字报一贴出,立刻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当天就有上万张大字报贴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围攻她。后来刘少奇派工作组来了,她一下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整得很惨,一度以绝食做为主要斗争方式。可即便这样也轰隆不出太大动静来,素来温顺敦厚的中国人一向对犯上者的下场都有共识。可惜这次大多数人看走了眼,随着毛主席对大字报的支持,聂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威名不径而走。消息传到广东,几个学生在辩论中达成共识,借着大串联的机会去趟北京会会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可到了北京却大跌眼镜:原来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小将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时年45岁。   在聂元梓的事件的影响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引起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因为这个人当年会同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枪毙也差不多。现在蒯大富翻过身来了,会不会对他和他们一伙进行报复?自己“自来红”的高贵血统怎么能受蒯大富这种人的气!带着这种不良心态,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纠和后来的“联动”组织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贺鹏飞,共和国开国元帅之子。   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聂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无疑问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他们受邀上天安门接受检阅,此举不但使他们在红卫兵中名声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央文革权力的逐渐扩大,他们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此时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等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已日渐成为文革的阻力。为了“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这些人被后来的“联动”称为“中央文革的宪兵队”,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一定是这些人喊得最起劲。   后浪推前浪,新人赶旧人,总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在他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同时,“西纠”等组织也日渐将他们视为眼中钉。这一时期发生了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头冲击地质部揪斗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事件,“西纠”前往干涉,弄了个灰头土脸,威信扫地。此外,北航的韩爱晶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国防科委并一举成名也使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他们觉得自已是红卫兵的老祖宗,应该采取措施压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于是,一个新的计划产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联动”   据小说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有几个王室成员不服气,想把他搞下台或者架空,于是他们精心谋划了一场政变:先联络一些平日合得来的宗室子弟,凭着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领大内,继而控制京城九门,最后掌控全国……   每当我读到这里,总禁不住哑然失笑:这些只会提笼架鸟的公子哥搞这杀头的玩意也这么浪漫!不过话说回来了,在现实生活中,有面子确实很重要。比方说让我花钱联系个小剧场搞个演出什么的或许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简值是天方夜谭,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毛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我们叙述过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60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可教育方针却沿袭过去的老一套,孩子们好一点的学会了温文尔雅,追求名利。差一点的就不消说了,这里后来成为“联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请看看这里旧教育体制教出的高徒:   一个小学生在描述未来理想时写到:“职务:坦克兵元帅,工资:每月700(当时超高)”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长大后的八旗子弟们就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冲向社会的,当他们优越感忽然被剥夺后,犯罪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养不教,父之过;徒不严,师之惰。”连私熟先生们都懂的道理却有人装做不懂。   十五、逮捕谭力夫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也还算守规矩,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堆积如山的仓库中拣出自家物品就是实例。可这些好的做法到了“联动”这里就统统废除了,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他们在向“黑五类”们勒索钱财的同时,发现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籍,不由分说拿了回去,可他们当时没有时间看----都忙着夺权呢!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骁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红五类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诗有好坏之分,写诗人的境遇却各不相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让作者“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这首歌不像歌诗不像诗的东西却为作者日后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   十六、“联动”郁闷极了   自从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联动”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郁闷。先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筹备工作的领导权被剥夺,继而平民红卫兵崛起,处处抢他们风头。1966年夏季,老对头北航红旗战斗队发出了制造“红海洋”号召,就是以美化市容为名,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大幅墙体涂成红色,以彰显“革命化”的环境赤风潮。这让“联动”成员们心里很失落:这本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才对!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没办法,只好跟在后面吃点浮食。除了到处泼油漆刷街道外,他们还将自已的红袖章进行了精心改良设计:双层绸面,外面红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红色恐怖压倒白色恐怖。可惜这个顺风屁还没接热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挞伐起“红海洋”来。原因是制造“红海洋”浪费了大量红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连喝口凉水都塞牙!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爆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联动”正式成立后,他们组织了几次对“红三司”的冲击。可人家蒯大富一个电话就召来几千人,吓得哥几个面如土色。不过,此时“红三司”对“联动”还基本处于防御状态,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毕竟人家头顶上戴着红帽子呢!   谭力夫被逮捕后,整个形势对“联动”越来越不利了,可个别脑子不大灵光的还不知死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已,比较典型的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一手拉住军车窗,另一手挥舞军刺招摇过市。行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睁大眼看着呢,带着闹事的不容分说被关了进去。   这下“联动”没招了。讲理吧,理论权威正在监狱里待着呢;讲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红三司”可是以大学生为主,个个膀大腰圆,还真不是个。“反了,反了,这年头流行儿子打老子”,同阿Q一样,他们也急需一场“精神胜利法”。   十七、“十二月党人”   1825年12月,一群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军官悍然发动政变,目的是反对沙皇的农奴统治。可惜活没干利索,指挥官临阵脱逃,三千多人还在广场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轰来了。围观的百姓和士兵们顿时血流成河,政变就此破产。可贵族毕竟是贵族,碍着朝中老臣的面子,参加政变的军官们除首犯被杀外,大部分只是被罚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亚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敌,可万没想到这帮公子哥生命力还挺顽强,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来。他们美丽的妻子也拒绝了沙皇要她们改嫁的要求,宁可放弃贵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亚与丈夫厮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这个故事一向为“联动”的红色贵族成员们所熟悉,同样是贵族,同样是十二月,同样是挑战当局的危险活计,他们很自然地将二者联合起来,自称为“十二月党人”。   面对蒯大富、聂元梓代表的平民红卫兵的挑战,红色贵族们出奇地愤怒了。从1966年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正式出现了我们在开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词。这篇宣言以诗歌般语调强烈指责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   仅仅贴标语、发传单当然满足不了“联动”的愿望,他们发动了对“红三司”一系列的攻势。12月6日,十几个“联动”成员在首领牛皖平的带领下,主动到蒯大富控制的“红三司”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结果还没进大门口就遭到围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再次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等处调集大批红卫兵来到“红三司”所在地寻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秘书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的确,无论从人数还是从体能上比,他们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个等级的,更不用说蒯大富后面还有个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红色贵族们逼到了墙角。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此时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才是“红三司”的总后台。   “联动”老红卫兵的血液像火一样燃烧着。会后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的联动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一片疯狂。电影放完已是凌晨四点,大群的联动趁着热血还没凉,一队队蹬着自行车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难弟兄。这就是有名的‘联动六冲公安部’的第一冲。   十八、灭顶之灾   在文革期间,各级党政组织包括军警等暴力专政机构,对红卫兵都是相当地忌惮。这当然同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绝不仅是以新代旧那么简单。要知道,几千年来,国家暴力机构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尖锐对立的,它几乎就是群众头顶的一层天。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这层天当然也在改革的范畴内,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毛泽东改革的办法就是把对立关系倒过来,暴力机构的活动要始终置于群众的监督下,为此他不惜让“群众运动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滥。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毛泽东相信群众会在运动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较起历史上暴力机构对民众的压迫来,他们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老猫怕鼠”现象,其实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大民主。不过,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来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可没他们的份。“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   12月26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个正着,他们不但不认错,还动手打人。可这时“联动”成员都在开会呢,寡不敌众下,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一冲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他们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无奈,公安部只好把闹得最凶的几个人抓起来,但学习过几段语录后立即就放了。可这几个人出来后却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一冲。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二冲;   12月31日到1月1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二人-----三冲;   1967年1月6日到7日,纠集100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群众前来声援,“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四冲;,   一天以后,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一路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   1967年1月11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由于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十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别人倒也罢了,周恩来可是一直在护着他们,只不过不满意他们胡乱打人杀人最近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联动”越疯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冲公安部”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反倒火上浇油,惹恼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级人物-----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1月17日,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铰杀令一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的人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大部分头头被抓。“联动”心里这个憋屈呀!想当年在大兴县灭“四类分子”时是警察给他们带队,怎么一转眼全变过来了!他们想骂、想打、想闹,可人家“红三司”跟他们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个对一个,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此时他们倒真有几分“十二月党人”的血性:在冰凉的囚车里,稀稀落落地响起了《国际歌》声。   十九、将军们“绑子上殿”   当大多数监牢里的“联动”还在做“十二月党人”的美梦时,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在他们曾经的老巢里正在举行着揭发他们罪行的展览。展览地点虽各不相同,但主题却是一样的,都把“联动”罪行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主题是“让我们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   之所以这样联系,是因为从种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带头造反,同他们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依靠近水楼台的优势,较早摸清了中央高层的意图,于是这些毫无造反动机的人率先造起反来,他们是希望尽早获得“左派”头衔,以便从中渔利。他们成功了。他们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几乎是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前后脚成立的,巨大的历史惯性迅速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着实风光了一把,但渣滓终究是渣滓,还不到一年,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   北京六中森严恐怖的“劳教所”;   惨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杀人灭迹,血债累累的暴行;   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的流氓行径;   ……   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旧社会。人们很难理解,怎么解放翻身这么多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出现这种罪恶。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变了,按说该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转眼旧中国的东西又回潮了?看来他们的生命力还很顽强,顽强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展览获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参观,这中间包括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功臣们。当他们看到自已家宝贝在外面干的这些事后,从心底生出阵阵凉气:这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就是法西斯吗!自已把脑袋别在裤脚带上干了大半辈子革命,不就是为了推翻这些吗?怎么这些东西又从自已儿子身上出现了?大半辈子的辛苦,无数战友流血牺牲换来的红色江山,难道要由这群小兔崽子来执掌?过去是国民党祸害老百姓,难道以后要换成他们来祸害?那自已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并不是每个功臣都没有觉悟,更不是谁都护犊子。“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们,那就是国家大事了。”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在陈士榘将军的带动下,一些将军们纷纷带着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当即下令:把被抓的“联动”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彻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照片的秘密.jpg (55.34 KB)   2009-12-13 21:22   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幅控诉文革血泪的照片,它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热、武斗?可是又有谁真正看懂了它。   请大家注意看墙上的标语:“欢呼毛主席关于派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号召!”“‘红旗’《铁血队》死保‘联动’反动透顶!”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后记 顽主天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已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风,原来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已连同自已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作者:永远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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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3-8-21 07:36
文革期间的迫害事件,至少有70%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不少于25%的数字是“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大约4%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另外可能有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   ( 编者按:近日何新博客似乎对南方系挑起的否定文革的又一浪潮特感兴趣,特想来凑凑热闹。于是连续发文呼应南方系,甚至直批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为“昏乱失智”,显示出何老魔捍卫真理敢批龙颜天不怕地不怕的浩然气概。特此附上老田旧文,一起同何老魔来控诉文革,并提出何新故意或者无意遮蔽的历史视角:是谁制造了50天白色恐怖?是谁转移斗争方向将斗走资派变为斗牛鬼蛇神、破四旧?是谁制造出这一系列的冤案错案?   好狗不咬主人。美化主人的历史总是狗之常情。于此提醒何老注意辨析其掌握的所谓史料,以便得出更有价值之结论。   何新说“p民还希望再来一次吗?   那些恐怖\荒谬\匮乏\弱智的年代——”   真可谓是一语中的,掷地有声,震得我等p民诚惶诚恐。确实,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多少p民被精英抄家了啊!多少p民被精英枪决了啊!如果再来一次,“昏乱失智”的主席不在了,官僚们更加为所欲为了,更由狗儿们保驾护航,虚张声势,摇旗呐喊,将我等都定性为“p民”而不是“人民”,那恐怕制造的就不是50天白色恐怖了,怕是要制造出500天白色恐怖来了吧。)      专门控诉文革期间的“法西斯迫害”   老田   在一些自由派网友看来,如果谈论文革同时不控诉法西斯暴行和迫害问题,就必然是为毛泽东辩护甚至是为四人帮翻案的文革余孽,当然就因此丧失了起码的道义地位,需要被剥夺说话资格。所以,老田这一篇文章专门来控诉这个。   有影响力的高官们反复申说,文革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代,有超过八千万乃至一亿人口受到迫害或者牵连。我们无妨假定这个数字经过严密的统计,或者至少出于审慎而负责的估计,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文革期间是什么人和什么力量把如许之多的人口推到受迫害的地位上?官方宣传给出的一个标准答案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   文革无疑是文革派发动的,但是长期存在着强大的反文革派。由于文革十年中间政治博弈有多次反复,参与的群体都有积极表现,因此区分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有着很清楚的依据。显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文革派,周总理也是,文革派的群众基础是造反派群体,文革司令部和造反派组成文革派阵营。反文革派也是有司令部的,各级对文革特别抵触党政系统的当权派都属于反文革派阵营,1967年军队支左之后,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也是反文革派的,而反文革派的群众组织则有有些演变,第一个反文革派群众组织是北京的“老红卫兵”和各地当权派及其派出的工作组组织的多数派,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多数派逐渐趋于瓦解,在二月逆流时期由支左的军队干部扶持的新的反文革派组织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为代表的拥军派,此外广州的东风派和重庆的“革联会”都是。双方最大的分歧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到底是向上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向下对准“黑五类”,反文革派要求对准黑五类,文革派要求对准走资派。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担心被反文革派攻击为“右派翻天”一般不敢接纳黑五类参加组织,所以,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多数属于“非文革派”。   从武汉的文革实际看,文革期间的迫害事件,至少有70%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不少于25%的数字是“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大约4%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另外可能有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武汉的情况接近。   从文革的时间段看,1966年516通知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反文革派主导的,省市委当权派派出工作组并组织多数派,对付“非文革派”和“准文革派”,例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抛出的“三家村”就是典型的“非文革派”,李达就是在此期间被反文革派批判而死的;而各个大学进驻的工作组所重点打击的少数派则是后来十年文革的中坚分子,但是此时他们还没有主动参加到文革运动中间来因此只能算是“准文革派”,这是“反文革派”转移运动大方向的第一次浪潮。1966年8月十六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主导的第二次转移运动大方向的浪潮是“抄家破四旧”运动,以王任重的小儿子王三宝为首领的“反文革派”中学生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在一个星期之内抄了23000家,这是一次非常集中的由反文革派发动并由反文革派执行的迫害“非文革派”的行动,全国约发生过数百万起。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期间,造反派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形成文革派的基层力量,在十年文革期间,文革派对反文革派采取主动进攻姿态的唯一时间就是这个时候,时间不长,大约只维持了4个月,在一月夺权前后,文革派又一次“迫害”反文革派的高潮,例如召开批判大会给当权派戴上高帽子等等。由于中央文革控制的“两报一刊”公开支持基层文革派,各地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普遍转入“罢工”状态,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亲自部署了所谓的“三道防线”——组织小官轮流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中级官员组成轮流值班小组、高官如张体学等人穿上军装躲进军区——而实质上进行了全面罢工。这其实就是造反派自我夸张的所谓“斗垮走资派”的真实情况——当权派既非“被斗垮”也不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更不是被“夺权”,而是自己主动选择“政治罢工”的。   当权派的罢工实际上是向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施加压力:要么你们同意回到文革初期当权派所选择的运动方式——在武汉水院透露出来的计划是“57年加58年的形势”(按:指反右大跃进)——要么老子不干了,你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想办法建立党政系统之外的第二套指挥系统。由于毛泽东拒绝后退,结果只能是选择军队支左——让国家机器从后台走上前台担负恢复秩序的智能。军队支左之后,就有一个“二月逆流”或者“三月黑风”,反文革派直接调用军队的力量对文革派进行镇压,这个期间的典型案例有青海的“二二三事件”(赵永夫命令军队开枪打死学生和工人造反派180余人,打伤数百人,此外还抓捕上万人),四川的成都军区一夜之间抓捕了十多万人,武汉是在317夜晚抓捕了“工人总部”头头近500人。这一次是反文革派调用军事力量迫害文革派。   在1967年4月6日“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反文革派失去了以军事力量维护自己地位并打击文革派的政策“缺口”,由此各地开始组织“新保守派”——拥军派来实现对文革派的镇压(此时,文革初期由工作组组织起来的老保守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之后逐步陷入瓦解),全国拥军派的经典代表是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络站”,他们在军区的“64公告”之后,组织对武汉三镇造反派据点的“扫平计划”——先扫平汉阳地区、再对汉口逐条街道进行扫平、第三步扫平武昌的各个据点,在此过程中,百万雄师围攻各个在造反派力量集中的单位以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杀死造反派100多人,杀伤数千人。在另外一个极端上,重庆的54军成功地把“老造反”中间的815争取成为自己的“扫平”工具,没有像武汉那样通过人武部去组织武装基干民兵来压制文革派,重庆的武斗实际上从属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并非造反派的内讧。拥军派代替军队来实现当权派的意愿,是当权派适应“军委十条”之后的政治形势需要,在正式的国家机器之外寻找替代力量的产物,是反文革派优越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的成就。武斗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属于反文革派镇压文革派的需要。   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全国的新保守派逐步陷入瓦解,文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反文革派对于文革派的仇视和矛盾并未缓解,而是稍事休息留待革委会的工作程序中继续解决。武汉的造反派在720事件之后,发生了“钢新之争”,比较重要的全市性事件有“新中原事件”,局部的有武重的“五三事件”等,这是从属于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迫害性质。与此同时,由于造反派的翻身,也有少量的针对反文革派的清算事件,例如揪斗百万雄师坏头头,揪斗百万雄师的黑后台,此时发生的“迫害”算是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据说是720事件之后受造反派迫害的干部群众和战士人数高达184000人,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期,武汉军区高官信俊杰自己坦陈“零头也没有”,应该说,信俊杰在74年的说法更为接近真实。   1968年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发起“捅马蜂窝”行动,把部分造反派头头从革委会赶出去并“交给群众批判”,在年末革委会军队干部主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间,有大量针对造反派的行动,这都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的事件。同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间,有大量的“非文革派”再次受到反文革派的迫害,例如许多大学教授自杀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运动期间。因为,新中国成立还只有十多年,混到大学教授地位的人士多数因为是旧统治阶级出身并在解放前就完成了大学教育的,因此“历史很不清白”成为一个共同问题,同时由于文革期间绝大多数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反对当权派把文革变成“反右大跃进”,是中央文革真心实意的“社会基础”,所以,受到优先重点“清理”,因为很多老教授出身不好未能明目张胆地参加正式的造反派组织,所以看起来是“非文革派”,但是反文革派却认定这些人之所以同情造反派观点乃至出于阶级本能想要实现“右派翻天”,故刻意打击。所以,非文革派受迫害中间本来就含有反文革派的复仇意志。   1969年九大前后,造反派不忿新任当权派的镇压,发起“反复旧运动”,体现的是造反派作为有组织的群众对于当权派压制的不满和反抗意志与力量。九大之后,中央召集造反派头头集中北京开会,制止了这一反抗形式,实际上取消了“四大”。反文革派此后敢于放手整治文革派,通过清查“北决扬”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把绝大多数文革派都打成反革命分子,胡厚民从1969年就开始被监护,杨道远1971年被隔离审查之后直到1983年判刑后才出来,各种“五不准学习班”隔离了绝大部分文革派头头和骨干群众。这一反文革派主导的运动,多数使用保守派(包括老保守派——三字兵和后来的新保守派——拥军派)作为“动力”,军队当权派在背后主持、党政当权派积极参加,实际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是一次由反文革派的领导层次(军地当权派)协调领导的、以新旧保守派群众作为依托的、对文革派力量进行全局性清算的“运动群众”。这次运动的成果是在全国的造反派中间查出了超过1000万反革命分子,如果刘少奇一个人重要性还没有超过普通人1000万倍的话,那么文革最大的冤案就应该“五一六冤案”。某元帅和某总书记所提供的文革受迫害人数中间,不知道是否包括这一部分受害者,如果包括这的话,这一大批反革命及其家属的数量就高达数千万之众,那么他们的估计应该不会脱离事实太远。   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一生中间“最不民主”“个人独断”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开始了。为了终结军事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他一个人对军地当权派与新旧保守派结成的、以清算文革派“造反罪行”的强大“神圣同盟”发起了反击,这一次反击的重点集中在军队当权派身上,很多军队高官失去权力和地位仅仅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和一个不给任何证据的判断——林彪死党。各地领导清算造反派最为积极的军官高官,几乎没有例外都被毛泽东宣布为“林彪死党”——例如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有些人例如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15军军长方铭被宣布为“活党”在政治上被矮化了。自此之后,“神圣同盟”中间最坚定的迫害文革派的“坏分子”退出了政治场域,剩下来的当权派和新旧保守派在文革派的舆论攻势面前居于手势,所以武汉发生了“两赵一王”向造反派妥协答应并安排“补台”的事件。大体而言,由于神圣同盟的破裂及其内部矛盾一时不能解决,因此,当权派出于被动退让态势。王克文晚年的回忆文章中间说:他一生最为后悔的事情就是在1974年的“三大讲”中间做出了丧失当权派一贯立场的发言和检讨,以至于在临终前的回顾中还要作自我批评。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文革派的巨擘,那些在此期间丧失地位乃至丧失立场的迫害,都应该记载在文革派对反文革派的迫害账上。   毛泽东本人亲自出来终结了“批林批孔运动”,因此“补台”的事情在过了1974年夏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正是这个夏天,北京成立了一个医疗组为毛泽东检查身体,一位天津来的专家发现毛泽东得了“运动神经元病”,这个病无法治愈而且患者生命一般不超过两年。毛泽东以极端专制的手段破坏了反文革派的神圣同盟之后,显然没有选择让造反派“补台”,而是让神圣同盟中间的党政当权派全面补台了——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文革前期的“刘邓黑司令部的人”,在“军干群”的“三结合”中间毛泽东采取步骤——从庐山会议开始中间经过林彪事件最后于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对调”——彻底驱逐了“军”,没有提拔“群”,而是恢复了“干”的优势。这个驱逐“军”的过程,实际上是邓小平重新上台的主要政治前提。恐怕不能认为毛泽东很新任邓,或者邓是毛的人,而是毛泽东已经做出明确判断——造反派不可能掌权甚至是“在野比在朝有利”——同时军队当权派掌权的消极作用最大,因此,只剩下一个唯一的选择:选择一个次坏的群体掌权,这样的判断做出之后,在次坏群体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应该出来了。看来,毛泽东连次优选择都没有,只有次坏选择,而且这个次坏选择还是他本人不得不以最不民主的方式驱逐了党内强势群体之后才具备条件的。1974年毛曾经有一首词赠周,颇能反应他的心境和选择空间:“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批林批孔”在1974年夏天就被文革派自己终结了。反文革派并没有因此满意,而是由此看到了进攻的利益,如果说早期对于文革派的清算还主要是集中于文革派的群众身上的话,此后反文革派的清算矛盾则转而指向文革派的司令部。当时北京有“四大金刚”之说,这四个人是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和张爱萍。邓小平的女儿写书说,这个时期他父亲对于四人帮是采取攻势而不是守势,为了坚定胡耀邦的信心邓小平曾经给他交底说:“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耽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叶剑英能够控制了军队,一切都好办。应该说来,军队还是会听他的话的。我们整顿军队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基本力量。毛主席提拔的那几个人没有威信,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他们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至于写文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等他们造舆论,就应该把他们解决了。’”(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8年春天)   在邓小平领导“四大金刚”进行反攻过程中间,也有涉及到下层的部分,根据王克文的回忆,在1975年初他和赵辛初去中央找负责同志回报,这个负责同志给了他们30个抓人指标,他们返回武汉之后于2月7日就立即执行,被抓的武齐华在狱中被活活打死。在针对文革司令部的反攻中间,四大金刚最开始阶段是把毛、周和江一体看待的。   把周总理从文革派中间区别出来,是在他去世之后的事情,周逝世之前对反文革派过火行为进行过弹压,此后不再是一个引发反文革派不满的问题,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四五事件中间民众对周的好感,使得反文革派理性地看到这是一个必须费心争取的政治资源。此次针对文革司令部的“反攻”后来被缩小范围定性成为“反对四人帮”,但是开始并非如此,首先是针对毛和周的,特别是周荣鑫表述的各种教育观点就是与毛针锋相对的,对于江青的攻击反而是他们最不认真对待的:多数以“传播谣言”的方式来进行,例如说江青的头发牙齿屁股都是假的,还说庄则栋是江青的什么什么等等,在批邓时江青则反过来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胡耀邦所在科学院是“黑风口”。   很多造反派有意见,他们在挨整的时候被反文革派告知,是文革司令部某某人下令整治他们的,例如1975年就流传说是王洪文要把谢妙福等人“关起来”的说法。而且,武汉造反派一向认为自己跟四人帮没有什么关系,许多重大行动都是接受了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不承认是四人帮的帮派骨干体系,但是,反文革派现在需要跟周总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样一份政治资源,这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1967年三月间,方宝林就曾经被找去北京,周总理亲口说过:“现在全国上下有一股暗流,要葬送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红卫兵要奋起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便是有这样强有力的证据,造反派并不能因此免于进监狱。与一般底层文革派不同的是,在毛和周生前,他们没有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从后来的事态演变看,他们没有被革除马克思主义的教籍被定性为反革命,也仅仅是因为与他们的名字相联系的政治资源为人家所需要,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早就准备了“摔得粉碎”。   1976年之后,大量的文革派被送进了监狱,反文革派直接调用司法机关。这一次反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行动,是在他们直接而全面掌握了国家机器之后,捍卫自己的地位不再需要“非正常”地调用军队力量,也不需要“运动群众”的外在包装了,所以,邓某人说“两派都错了”——连反文革派“百万雄师”也包括在内了。这一次反文革派的行为,与文革期间的各种迫害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和逻辑一致,这倒不是外人栽赃而是反文革派自己承认的,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文革派,他们在文革期间被正式关押的时间乃至被非正式关押的“五不准学习班”时间,都可以折抵刑期。一位百万雄师的基层头头余某倒是比某些高层反文革派更有政治家风度,他说某某人动用司法机关来处理政治案件是破坏了共产党政权的传统,海内外都没有这么办的。可能自由派人士痛恨的斯大林要除外,如果斯大林时期被判刑入狱的苏联官员都算是迫害的话,显然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而锒铛入狱的人数也应该计入受迫害数字。   从文革初期开始,反文革派对于文革派的迫害时间段,最具体地体现在文革初期的50天的白色恐怖、二月逆流时期、1967年四月份之后的武斗阶段、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期、1970年开始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1975年的治理整顿和1976-1983年的司法清算阶段。一个文革派人士可能全部经历这多次迫害,所以,文革派受迫害的人数有大量的重叠,受迫害数量大大减少了,否则可能要占据文革期间受迫害数字的80%以上。非文革派受反文革派迫害的时间段集中于文革初期的50天、1966年8月底的红色恐怖时期、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合计起来可能达到数百万起,相当于文革派受迫害数字的三分之一左右,受迫害程度也比较轻微,基本上不把他们作为“五不准学习班”的对象;毕竟,反文革派并不认真把这些黑五类人士看作对手和威胁,只是在觉得方便的时候需要借助打击他们来缓解自己的处境——按照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的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就是:“先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护他们过关”。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的时间主要是一月夺权时期和720事件之后。文革派迫害文革派的时间,主要是一月夺权时期和720之后成立革委会之前。   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的时间,主要军队支左时期针对“亮相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三结合”革委会成立之后,文革前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对一个与自己“监护”在一起的老记者说:造反派群众喊口号说打到我那只是说说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那我就真的倒了但是主席是了解我的不会打倒我,要是那些穿军装的人要打倒我我真的就倒了。宋侃夫这个说法非常切合实际,被毛泽东定性为林彪死党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就说过“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看起来,除了军队干部之外基本上没有好人,造反派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军干群三结合最好留下一结合。   因为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很多,但是出书写文章进行控诉的人却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高官群众中间,特别是集中于省部级高官中间,他们许多人都出了回忆录亲自控诉,在回忆录之前有家属和记者专门帮助控诉迫害。这一部分人的情况挺特殊,大多数人在1966年领导罢工之后都失去了官位,新成立的革委会中间没有得到位置。在失去官位期间,大多数人都被北京卫戍区监护过,这个监护待遇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截然对立的描述,有时候是说自己得到保护特别是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所以“监护”属于“大树参天护英华”;在另外一些场合,同样的人又把监护待遇作为控诉“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依据。同一个事情由同一个提供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与我们在中学语文学习的形式逻辑有矛盾,看来语文教材的编写受到四人帮余孽控制使得我们在把握高官们控诉时发生思维混乱。   从卫戍区这个机构的情况看,也许能够得到另外一些信息。1966年在林彪的“518政变经”讲话之后,成立了一个“首都保卫组”,在这个保卫组下辖北京卫戍区,根据吴德的回忆:“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四人帮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参加过首都保卫组,也缺乏施加影响的条件。吴忠接替温玉成掌握卫戍区,直到1976年,工作时间最长。吴忠对人说过,那些当时监护对象,档案他都亲自看过,人也亲自去看过,档案上百分之八十几的人都是总理批准监护的。一些人从卫戍区解放出去的时候,他也曾经亲自去送行,被送行的就有万里这些人,当时都是紧握他的手,感激得哭哇,他们讲:这都总理是为了保护我们,担心被红卫兵揪走批斗,还说一些感激不尽的话,怎么后头都变成控诉迫害了?吴忠还说,他们写文章说四人帮迫害贺龙,说不给水喝,吴忠就很奇怪,这也是我们卫戍区管的,他在西山住的地方,是中央的战备疏散点,隧道外面建了几座小楼,贺龙住的小楼是给总理准备的,楼上还住着乌兰夫。战士把他们都是当作首长看待的,哪有什么虐待?高富有的回忆就说得更为详细,原先傅崇碧不愿意接受监护贺龙的任务,说战士们不会做首长的饭,怕怠慢了不好,结果是高富有直接给曾绍东师长打电话,师长很主动说做不好饭可以慢慢学。(《从宝塔山到中南海:高富有记忆中的一代伟人》赵桂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出版第323-326页)   在高官的控诉中间,还有一个控诉专案组逼着监护对象交代历史问题的情节。根据宋任穷的回忆,相关人士亲口告诉过他说没有什么四人帮插手的问题:“我刚到中组部时,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并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移交给中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本来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专案办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说什么:专案办没有‘四人帮’干扰。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能复查平反。”“被审查的人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南征北战的元帅和将军,有原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正、副省长,有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司局长和一批专家、教授、作家、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还有少数居民和学生。据统计,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21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7人。”(《宋任穷回忆录》,77-79)宋任穷听到的这个说法肯定不全面,后来在两案审判中间,曾经查证说江青插手过王光美专案组并在其中11个人的监护或者监禁(该专案组监护或监禁的总人数64人)报告上有圈阅或者同意的批复。吴德的回忆可以佐证“专案工作没有什么四人帮的影响”这个说法:“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   显然,本文仅仅只是说明了文革期间法西斯暴行的实施者身份,并不代表实施者要自己承担责任。为了表示本人在自由派人士教育下所取得可喜进步,谨把过去数十年久经考验的几条著名公理罗列在这里,根据这些公理,即便不是文革派迫害的人也仍然要由文革派承担法西斯名义和责任。   第一公理:缺乏经验者可以免责,这个公理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表述方式“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虽然中央高层业已经过了四清时期“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的争论,二十三条已经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方向上本不再有丝毫疑问,但是那些法律上被称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仍然应该免责,因此,派出工作组和在群众中间横扫牛鬼蛇神的人,其责任应该转归文革派承担,法律上也明确规定监护人应该为他承担监护责任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士的损害行为负责的,所以,50天的问题和红八月的问题都归文革派负责,官方的权威文革史就是这么处理的;由此,第一公理得到一个另外的表述模式:文革派是反文革派的监护人,反文革派人士都是限制行为能力者。   第二公理:缺乏理智者可以免责——缺乏基本判别能力的人可以要求免责。例如著名的自由派教授秦晖认定反文革派“老红卫兵”之所以犯下那么多的血腥罪责,是因为他们是唱着“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这样的歌儿长大的,所以理性不健全缺乏判别能力,因此要求免责,根据这个公理,罪责要归于制造个人崇拜的人和享受个人崇拜的人。不过,后来的老红卫兵演变为“保爹保妈派”,忽然一下子恢复了理智,这个演变难以解释,需要秦晖教授继续研究,看是不是这些人唱了新的歌儿所以一夜之间就恢复了理智。本来,第二公理是第一公理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已,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现象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深远,是一代青年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间经历了有缺陷的教育过程的结果,按照秦晖教授的研究成果就是那一首歌儿唱下来都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需要独立出来。   第三公理:阶级关系不变论——解放前是阶级敌人的、文革中间仍然是阶级敌人;这一公理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光荣的清华四一四派,他们就是这么讲的;根据这一公理,一切阶级斗争都必须指向黑五类,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就肯定属于“右派翻天”,必须给予最严厉的镇压,二月逆流时期武汉军区就是把“工人总部”描述成国民党还乡团那个样子,并给自己的镇压行为赋予保卫红色江山的意义,所以,不是造反有理而是镇压有理;毛泽东1968年才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是后知后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这样的高人在1967年二月逆流时期就已经认定他的对手是国民党还乡团了。看起来,在某些部分问题上,文革派和反文革派还是有这高度共识的。后来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以及治理整顿时期,乃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权派们继续发现那些人不过是国民党第二。而且,根据第三公理,除非不搞阶级斗争,要搞就必须搞黑五类,因为是毛泽东坚持要搞阶级斗争的,所以黑五类受迫害当然就转而由毛泽东承担责任。   第四公理:只能打江山的坐江山——这些人不仅仅是当权派掌握权力的官员,还是党和国家的化身,革命的化身,社会主义制度的化身,因此,批评这些官员都必然只能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行。为了抵消这些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行的不良影响,文革后学界和政界曾经紧密结合,做了大量的工作,胡华曾经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出了数十卷之多,由陕西人民出版社。胡华在第一卷前言中间说的很清楚:“一九七九年三月,全国十八所高等院校的党史工作者在郑州集会,筹备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今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了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二百余人参加的中共党史人物讨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五十七份党史人物传记,制定了一九八O年编写计划和今后三年规划,并选出了党的老革命家何长工同志为会长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会。这些活动,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河南省委、广东省委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目的“是肃清林彪‘四人帮’诬蔑攻击革命先烈、英雄人物这一恶毒阴谋的流毒,拨乱反正的需要。我们要为革命先烈、革命前辈恢复名誉,树碑立传。”在第五十一卷的前言中间,另外一个学者兼高官在回顾了一个时期的树碑立传工作之后说:“《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作者近千人(参加收集传记资料的人员还未计在内),这是一支很大的党史人物研究力量。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解决他们撰写传记必需的人员、档案、经费等困难问题,写出文情并茂的传记来。我们这个研究会是个长期没有设专职办事人员、没有专门经费的学会,如果不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了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学界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很难设想仅仅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一部12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所以,不管文革派如何受到镇压和迫害,都是咎由自取,并不由此产生反抗的权利,根据第四公理,即便在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号召下参加运动使用“四大”武器的,也需要坚定不移地追究为反革命罪行。一代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在政界和学界的紧密结合中间得到信息的。   当然,这些公理的概括可能不完全,在说服力上还有欠缺,还需要各位自由派大腕继续补充完善。   (作者:田声,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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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3-8-15 06:39
 岳飞(1103~1142),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今河南安阳市汤阴县程刚村)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武圣人。   正史记载:飞乃南宋朝武力第一人,天生神力、武功卓绝,能诗能书、乃文乃武。飞还是南宋朝最年轻的建节者。南攻北伐无不克,东讨西杀无不利。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路过汤阴,察看了“岳忠武王故里”碑,在接见汤阴县党政领导时,说道:“岳飞是个大好人”!并指示:“群众既很关心岳庙,就要保护。注意不要在里面开会,保持古庙的静穆。”   上溯到1950年,毛泽东在苏联,讲到解放军指战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并把这8个字写在纸上,苏方翻译由于对最后一个‘归’字很费解,再次请求毛泽东给予解释。毛泽东说道: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的一个著名统帅使用过的一种说法,岳飞以抗击女真人入侵的军事远征而出名。杭州市至今保留着宋代这个有代表性的英雄的陵墓,这座陵墓以附有加害岳飞的叛徒的下跪形象而驰名。毛泽东接着说:“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中国历史上,‘归’的原始含义是‘回到原本状态’。因此,这个成语应该理解为:‘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斯大林听完毛泽东的解释和费德林的翻译之后,沉吟了一下,轻轻说:“这位将领,真是有勇有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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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岳东晓 2013-8-14 10:18
美国拥有的地方真多啊。到了圣-托马斯才知道这是美国的领地(US Virgin Islands),所以美国的手机在此通话属于国内。这些群岛面积300多平方公里,真是人间天堂。汉人真正攻城略地、封侯万里之外还是在汉朝,之后就一直走下坡路,唐朝的征伐往往依靠胡人,但也终于被胡人所毁,直到明朝灭亡,汉人被100万满人玩弄于鼓掌之间,被强迫系了近300年辫子,有识之汉人基本被满人满门抄斩,整个清朝可谓万马齐喑。如今的汉人虽然有毛泽东多年的教导,却仍然不敢对日本鬼子开炮,乃至钓岛至今沦陷,而解放军高层竟有人贪污上亿! 我等在白人占有、开拓的土地上娱乐,不能不对历史发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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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566 2013-8-10 12:31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 “ 四小龙 ” 。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 “ 四小龙 ” 。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 首先,日本和 “ 四小龙 ” 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 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 日本到 1945 年 7 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 1942 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 80 年。 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 50 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着名作家萧乾在 1946 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 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 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 “ 四小 龙 ” 能造什么? 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 “ 四小龙 ” 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 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 20 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 “ 四小龙 ” 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 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 “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 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 20 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 1960 年中国的 GDP 与日本相同, 1980 年则降为日本的 1/4 ,到 1985 年更降为日本的 1/5 。 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 GDP 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 80 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 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 “ 缩水 ” 。 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 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 较苏联相距尚远。 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 90 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 3 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 1.5 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 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 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 来越大。 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 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 “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 ” 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看毛主席多厉害:难怪美国如此害怕毛泽东 一句幽默话看,毛爷爷多厉害,难怪尼克松等世界巨头怵他 基辛格和尼克松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毛主席年事已高,幽默地对尼克松说: “ 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用你们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去见上帝了 ” 。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两人商量片刻,尼克松说道: “ 您不会很快见上帝的,因为,要想同时容纳上帝和毛主席,天堂还不够大。 ” ( Heavenis too small for both God and the Chairman ) 毛主席说: “ 我什么时候去见上帝,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喔 ” ! 美国郁闷:到今天都惧怕毛泽东军事策略 其实现在美国的军事专家很郁闷,因为到今天都惧怕毛泽东军事策略;朝鲜一战让美国知道了毛泽东是军事天才,朝鲜一战也让美国惧怕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朝鲜战争过去五十多年了,美国人都不愿提朝鲜战争,与闹的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真好象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我们在看待中国和美国的时候,应该知道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就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霸权力量;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 战争是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 17 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 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 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其是在有利的大兵团野 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的很惨。这是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这种惨痛的记忆让美国不堪回首,不愿多提是可以理解的。 翻看现在很多中国所谓的名人、文人写的什么文章,什么评论,很多说法都是中美战争是 “ 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 ” ,算是个平局。但真正的美国军方从没说过是 平局这样的话。南北朝鲜之战的前后政治情况可以不谈,美国最重看的是中美两军交手的这一部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美八军的一支先头分队已经抵达鸭绿江边。 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美八军、陆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常胜军。 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麽其它的借口可找。 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防中也胜少败多。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朝鲜战争更多地反映的是部队的后勤能力问题。李奇微将军接任总司令后,改以攻势防御,使得战役的被动态势有所好转。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拉长的运输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加上美国空军的 “ 扼杀战 ” 狂轰烂炸,是延缓中国军队攻势、从此稳定态势的关键。 在中国军队备足粮弹发起攻击时,美军挡不住他们的前进。只是在对方粮弹耗尽时,美军才有机会向前做有限的突进。换句话讲,假如中国军队并不是只有仅能维持 一线部队作战一周(即李奇微将军所说的星期攻势)的粮弹,而是有足够一月之用的后勤供应,美军是什么样悲惨结果,战争应该早就结束了。 朝鲜战争中让美国人很难接受的就是他们自认二战时候的亚洲最著名的英雄:麦克阿瑟将军。麦将军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是西点军校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也堪称是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韩战。单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看,麦将军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有一点我要说明,当时对中国军队的无知 和轻视是美军上下的通病,并非一人之过。 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四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三千日军象赶鸭子一样赶的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国军队是 “ 鸭子 ” ,是不堪一击的弱旅。 否则,麦将军也不至于说那样狂妄自大的话。而当时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之主的研究,全没有意识到原以为中国军队还是蒋介石统领 下的一群鸭子,竟然短短几年时间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竞成了一群狮子。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美国 从总统到普通士兵没有不钦佩的。 很多美军事专家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在研究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 “ 因为毛泽东是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的军事奇才,他的军事理论和手下 战将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也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手里是什么丢 脸的事。 ” 美国从朝鲜战争的失利得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中国,重视中国,尤其是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 在金门炮战,以及越南战争中,美国都表现出了这种审慎,这就是接受了朝鲜战争教训的直接结果。现在很多世界军事专家都在期望: “ 中美之间不要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 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他们相信在武器装备的更新上,中国永远赶不上美国。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 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 的应对破解办法。 虽然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击败美国,但看看现在美国人对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最高的敬意。美国最高军事院校西点军校至今最崇敬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 斗,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美国人对毛泽东的敬佩。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唤醒那些无中生有攻击侮辱毛泽东的所谓的中国文人、中国精英们的一点做人的良 知。 不得不佩服!中美开战将再次印证毛泽东的预言 中美开战是豪赌 毛主席的持久战是中国制胜法宝 在看待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方领导人都不可能作出让步,但是双方领导人所面临的压力却各不相同,中方松日方紧,中方可以放下来等以后解决,日方可不这样认 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怪象?我想这除了和平因素起作用外,还跟各自双方国家的政治生态有着很大关系。特别是我国长期的生态政治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思想观 点。 只要是大事发生,上面指导下面,下面照办不能反着表达意见的土壤环境,使得领导人一直处于优越而无人敢争的状况下,没有压力下失去了挑战与竞争的动力源 泉,所以在南海问题上,尤其是菲律宾所窃取的岛屿,都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相继发生,这一问题一直是建国以来,让许多年轻人一代和众多多学者所 要面对的困惑问题。 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向世界各地市场进军时,外交领域看上眼色而忍气吞声、好话说过头的尴尬。反观日方领导人,在有关领土问题上不要说妥协,就是有点放 松都要面临下台下岗的意识。致使日方在长期重视经济发展时,在军事发展有所限制的状态下,时常都会作出领土问题上寸步不让!这也是中日双方在政治传承、政 治生态环境方面有所不同。 军事上,我国现有强大机械化导弹部队,依托沿海陆地来弥补海空军的不足,形成对日本海军威慑,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然而面对海洋上的中国海军舰队,日 本作出了敢于挑战的姿态。从日本人的内心世界来说,除了美国外,有击败过俄帝国海军的自信,大有跃跃欲试的架式。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势态,中国也毫不示弱,近期南海登岛演习,其意是剑指钓鱼岛。当然,因钓鱼岛而爆发中日一战,胜负现在很难下结论,因为中日两国都有各 自的优势。对于和日本人打战,国内也爆发出了强烈的自信心:一是日本对于二战的态度与德国认罪态度迥然不同!二是来自对天宫科技的自信! 然而,中国向日开战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能不能够轻松完胜日本?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会影响亚太的不稳和动乱?要是输了,中国梦有可能成为神话中的传说?还有一个重要核心问题,要是中日爆发战争,美国军事介入程度范围会有多大? 当然,许多专家认为美国不敢与中国开战,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而不是小国,中美双方经济涉及很广很深,美国一向是利益现实派作风,因而美国不敢和中国开战,会在一边纵容坐观中日双虎斗。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旦中日开战,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动用武力,大国和平竞争只是美丽的谎言,中国今天与日本动武而言,对美国来说,未来同样要用武力来解决,所以美国一反常态,尽所有武力与中国开打。 如果中美开打,中国军队如何挑战来自天空中美军的威胁,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美军实战经验丰富、作战思维诡异凶猛、众多海外军事基地和强大海军支撑起了美国空军的凶悍与无情,其打击攻击能力范围覆盖全球。 双方开战,首先争夺的目标是掌控制空权,中方尽力顶住美方空军优势,尽可能的攻击美国航母及瘫痪美军在亚洲的各军事基地,用拖来结束美国国内的反战高声; 而美方利用空中优势,尽可能的打掉中方主要海空军主力,攻击沿海各导弹部队、机场、雷达防御体现,撕开突破口为大型轰炸机开道,在激烈的鏖战中,一旦哪方 扛不住。 抗不住的一方要面临严重灾难:重要城市,电网运输线系统、铁路运输公路、水利运输和水库,等重要目标都要面临轰炸与瘫痪的可怕后果,石油、电能、食物中断、、、后勤补给能力的丧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也许中国空军表现不俗,能在沿海上空撑起一片蓝天,但是面对海军运输能力与大型轰炸飞机的软肋,不俗的表现在高强度的对抗中很难维持,没有能力突破和飞越宽广的太平洋伤心岭,对美国本土发起有效的攻击。 就会出现二战中那惊人的一幕,美国轰炸机飞机编队从航母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后飞往中国沿海机场的历史景象那样,等待我们的是从韩国、日本、海上航母起飞的美国飞机越过我们头上的天空飞往阿富汗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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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网摘]毛泽东人生的八位良师
热度 9 sujie_alex 2013-8-9 17:17
16岁以前,毛泽东一直在韶山冲附近的私塾里读书,先后有五位私塾先生当过其老师。尽管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这些私塾先生除邹春培外,对毛泽东的成长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1902年春,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正式接受私塾教育。塾师是邹春培,也是毛泽东正式入私塾后的第一位老师。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有“韶山一支笔”的美称,深受乡亲们的尊敬。1959年6月,毛泽东和他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毛宇居携手而行。 李漱清博学多才,思想开明,较早接受了维新思想,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 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杨昌济是长沙板仓人,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学,乃“长沙大儒”,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长达近十年。归国后,多次辞谢为官从政之请,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重视对学生的修身教育,要求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为防止学生眼高手低,他又要求学生要办事“精细”,否则“小不谨,大事败矣”。他鼓励学生要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不断地阅读进步刊物,很快他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杨昌济还特别提倡要把思想付诸行动,“凡人欲在社会上建立功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很注重意志的锻炼。据说杨昌济每天都用冷水来洗澡,无论是春夏秋冬。毛泽东洗冷水澡的习惯应该是受到了杨昌济的影响。 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徐特立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农民,曾经留学日本。徐特立早年为了抗议清政府在处理教案时妥协退让,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而蜚声全省,是当时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徐特立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徐特立影响的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积累了足足有好几篮子。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毛泽东年轻时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又名袁仲谦。袁仲谦胡须有半尺长,所以人们又亲切地叫他“袁大胡子”,湖南新化人。他酷爱古文,博览群书,国学修养很深,而且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袁仲谦教授毛泽东古文长达五年,但是当初毛泽东不喜欢他这个老师,袁仲谦也不喜欢毛泽东这个学生。原因是毛泽东认为袁老师保守专制,袁老师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袁老师说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但渐渐的,毛泽东认识到袁仲谦虽然保守专制,教书却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生而又诲人不倦且国学功底深厚;袁仲谦也看到毛泽东勤奋刻苦,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十分用心,两人最终尽释前嫌。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学会了古文体,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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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8 wx1wx2 2013-8-7 05:24
毛泽东尼克松握手照片, 抗美援朝实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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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8-7 00:08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刚才吴老〔1〕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讲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们在延安,你们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复问题。为了答复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大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将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吗?他们就向前进步了吗?他们就服从我们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话的。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2〕,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3〕?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4〕,第四个是冯国璋〔5〕,第五个是徐世昌〔6〕,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7〕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8〕,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9〕,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10〕,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1〕。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注释 〔1〕吴老,指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2〕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3〕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军阀曹锟用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而被选为“大总统”,接着又颁布了由这些议员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4〕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黄陂人。原来担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副总统和总统。 〔5〕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下台以后,他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代理总统。 〔6〕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一九一八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总统。 〔7〕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分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8〕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经借此大作欺骗宣传。后来,这些决议都没有实行。 〔9〕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反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10〕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11〕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称自己为皇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皇帝称号,同年六月六日死于北京。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头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为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承认了日本的旨在独占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同年十二月,在云南发生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随即在许多省得到响应。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死于北京。(毛泽东1940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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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邓小平一锤定音判处毛泽东侄子17年徒刑
热度 3 稻草 2013-7-29 17:07
鄧小平在1979年9月3日定下的。 这一天,邓和华国锋、李先念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汇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會情况,鄧小平一锤定音,他指出:“有些人罪行严重,要判无期徒刑。黄、吴、李、邱、陈伯达,可以作为一案,王、张、江、姚,包括毛遠新,作为一案,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去写,要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写出来。审判‘四人幫’时,要把主要罪行,祸国殃民的罪行提出来。他们的罪行,不在于小的罪过,而在于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中1共中1央文献研究室编:《鄧小平年谱:1975-1997》中1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551-552) 最后,毛遠新是以“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會主义制度”的罪名,于1986年被沈阳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力四年。 毛远新服刑期间被打断一条腿,至今残疾。 毛远新是开国功臣毛泽民的儿子。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1943年9月27日),化名周彬,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毛泽民是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他是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革命家,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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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远新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热度 3 稻草 2013-7-29 16:35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101中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好,101中学决定保送毛远新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当学校把这一决定告诉毛远新后,毛远新高兴地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他满以为伯父会为他而高兴,不料,毛泽东听后却直摇头:“保送,不算本事。自己考上,才算本事。”毛远新听伯父这样说,立即表态:“我不接受保送了,我要参加考试,我要自己考上大学。”毛泽东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毛远新说:“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了,毛泽东一听,很高兴,笑着说:“要说难考,就是北大、清华难考。”喜欢理科的毛远新稍加思考后,马上说:“我就考清华!”当年,毛远新进了考场,几场考下来,考得很好。他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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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对岳飞之死的评价
热度 9 稻草 2013-7-27 22:42
在杭州岳庙有一处古籍,透露的信息却截然不同,那就是明代文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词碑,其中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的观点很明确,赵构才是害死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奉旨行事而已。 这一观点虽然未获宋史专家邓广铭的认可,但却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肯定。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友人时指出:“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 ”(舒湮《1957年夏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词论史,以史证词,否定了一些史家把赵构议和投降与冤杀岳飞推责秦桧一人的错误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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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于1964
热度 4 岳东晓 2013-7-27 15:58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字号 大 中 小 】 【 打印 】 【 关闭 】    一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 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 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 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 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 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 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三年九月)    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 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 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 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 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注释: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初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出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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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于1950
热度 2 岳东晓 2013-7-27 15:36
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 作战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字号 大 中 小 】 【 打印 】 【 关闭 】 彭 ,并告高 :   十二月八日十八时电悉。(一)目前 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 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 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三)明年一 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东西两线共九个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 部目前即须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三八线,见本卷第99页注 。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宋时轮(一九○七――一九九一),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出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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