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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7-27 09:20
论罗斯福四大自由与毛泽东的四大自由的比较(转帖)(来源:环球网) 探险勇者按:美国基辛格断言,过去,在人权问题上,东方是攻势,西方是守势;现在东方是守势,西方是攻势。本文为基辛格的断言作了详尽的注释。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并且,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一项自由,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分配这四项自由,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以至于对穷人不屑一顾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从来不提后两项自由。中国的抢劫式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老百姓贫穷匮乏和绝望恐惧的基础上,一提这后两项自由,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立刻就会荡然无存。所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就变成了最适合学者和富人的两大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是不是匮乏,是不是恐惧下岗失业,是不是恐惧上不起学,是不是恐惧看不起病,是不是恐惧年老无人养,则统统被屏弃在自由之外。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变成两大自由,虽然与中国自由主义仇穷恋富的天然缺陷有关,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罗斯福四大自由排斥穷人的内在缺陷决定的。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宣杨和捍卫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伸张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充裕和精神生活的安宁,也才有可能实现后三项自由。但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却要受到知识、资本和权利三道门槛的限制,这三道门槛完全能够自发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自由之外。 首先是知识的限制。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是通过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表达的,甚至这些传统媒体是唯一的表达渠道。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能够享受这种言论自由的只有那些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而对于无力撰写论文著作的一般民众来讲,最大的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在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发些牢骚而已,这些牢骚不仅没有人理会,甚至是专家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任何文章著述一旦染上街头百姓的“非理性言论”,立刻就会丧失全部学术价值。中国学者之所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著作,原因就在这里。可见,现代社会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能够著书立说。如果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也就无法享有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如同达不到分数线就无法进入高校大门一样,仅凭这一道门槛,就足以能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排除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其次是资本的限制,这是现代社会为言论自由设置的第二道门槛。即便能够著书立说跨越了知识的门槛,也只是意味着具有了对自己发表言论的自由,能否享有对社会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则要取决于能否给媒体老板带来足够的利润。只有在能为媒体增加发行量和提高收视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公开的言论自由。相反,如果不能给媒体老板带来利润,那么,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会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更加悲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至少还有人谈有人议,而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则只能是和自己谈和自己议,终生守着一堆废纸过日子。 最后是权力的限制。这里的权力限制并非是指集权专制,而是指各种规则、程序和审批的限制。比如像上面那样设置知识和资本的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限制。权利限制表明了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社会的自由,都是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赋予的自由,如同笼子里野兽的自由、羊圈里牛羊的自由一样,具有极其严格的牢笼限制,如果超出牢笼限制影响到秩序稳定,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20万,稳定20年”。对于那些作为被管理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自由与赋予监狱犯人的自由,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活动范围大小而已。羊圈再大,羊也仍然是羊,绝不会成为牧羊人。 现代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三重限制,成功而又不露痕迹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就变成了极少数富人的自由,变成了富人驾驭穷人的自由,这就是中国权贵富豪喜欢西方民主自由的根本原因。其实,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自由之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只是封建社会直接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规则不露痕迹地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所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统治文明和统治技巧的进步。可见,在此之前的所有剥削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后来昙花一现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和民主永远都只是权贵和富人的政治专利,与穷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历史上先后推翻奴隶社会建立封建社会的,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可穷人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社会的任何自由和民主。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可以说是在中国文革之前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文明,连这个最高的自由都把绝大多数穷人排除在自由大门之外,其他社会的自由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当然,如同前面所言,如果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分割开来,由上帝逐一不少地进行分配,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确十分完美,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福音。只是上帝太忙了,只能让人类自己主导政治资源的分配,在富人主导的政治生活中,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便成为穷人的政治枷锁,虽然这未必是罗斯福等人的本意,但却是建立在异化社会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唯一突破了异化社会限制的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真正自由,就是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 《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一、关于大鸣的基本涵义 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公民,就拥有以主人翁身份质询和要求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政府机构的天然权利。无论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委会主任,在任何场合——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或其它公开场合,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拒绝劳动公民的公开质询。并且这种公开质询的公众大鸣不受任何形式束缚:可以是只身独鸣;也可以是聚众和鸣;还可以是全体齐鸣。鸣的场合也不受限制:可以是会上鸣,也可以是会下鸣;可以在单位里面鸣,也可以走上街头鸣;可以在本地广场鸣,也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鸣。公鸡尚有随意打鸣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劳动者,更是拥有不可剥夺的鸣放权利。 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如同现代共同诉讼制度一样,公民表达的所有政治诉求,都无需任何审批,无需任何证据,无需任何费用,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只要符合天理良心,就是最高的政治伦理。可以说,美国开始推行的现代共同诉讼制度,就是中国文革民主之花结出的丰硕的世界政治之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和创新,最终也只能由中国人将其完善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这就必须在原有媒体之外开辟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等媒体具有同样存在的神圣权利,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真正实现了佛家关于众生平等的理想,任何人哪怕是不识字的文盲,都可以通过振臂一呼来表达其看法和诉求。这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专家学者可以著书立说自由表达,有文化的公众可以大小字报自由表达;没文化的公众可以通过标语口号自由表达;总之,所有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当今网络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思想言论的技术条件,具备了实现大众政治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形成了与传统媒体相抗衡的网络民主。中国网络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传统媒体被精英集团垄断的结果,又是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网络民主的大众性质决定了必须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在制度和法律上确认网络媒体的主导地位,取代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坚决废除诸如网络管制、网络歧视等打击和限制网络民主发展的一切制度,防止由于运用传统媒体的能力不同而形成民主特权,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 二、关于大放的基本涵义 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自由和民主,是古往今来历代革命造反的基本政治主题,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起和衰亡的根本政治缘由。只是不同历史时代赋予了民主不同的含义:封建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为民做主,所以才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以民为主,后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民主则是要由民做主,坚持实现“粗黑的手来掌大印”的不变政治理想。文革实行的由民做主与以往社会的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相比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虽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失败了,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却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以有罪推定为核心的共同诉讼制度,以自然法和公众立法为根本的现代司法制度,就是中国文革灿烂之花结出的世界丰硕之果。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反动派,之所以全面封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共同诉讼制度,以及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原则,就在于这些制度和原则在政治上宣告了文革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及他们一伙反动派的历史死刑。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包括每个普通劳动者在内的空前大民主的大放主要包括: 第一,放开所有错误历史观念的束缚,把人们从陈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人民的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迄今为止统治阶级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何谓有理、何谓有罪的问题上。在统治阶级看来,永远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卖国有理,甚至屠杀有理;永远是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罢工有罪,甚至谋生有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准百姓搭建一座茅棚,偌大一个中国摆不下百姓一个谋生摊位,把这种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空前极端压迫以所谓法制的名义注入整个社会,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建立的成功典范。那些灭绝人性的法学精英或许会说,其他许多国家也都不许搭建茅棚,但是所有不许老百姓搭建茅棚的国家,政府都为老百姓提供免费住房,唯独中国既不准搭茅棚也不提供免费住房。连飞禽走兽都有搭窝筑巢的权利,住房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中国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精英,却唯独不提老百姓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人权。 媒体上接连不断地会有路边摊贩被执法大队活活打死的消息,被活活打死的理由永远都是一条:无照经营。古往今来引车卖浆、摆滩谋生就是老百姓的天然权利,现在居然成为违法行为。既然规定执照经营又没有把执照发到百姓手里,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员失职,要打也应该是打死地方官员,为何要打死百姓?如果说打死摊贩是执法人员素质问题,那么严厉打击摊贩则是制度和观念问题。当社会把那些在打击摊贩中死亡的执法人员追认为烈士时,同时也就把引车卖浆的摊贩列为了国家的敌人。面对那些街头被活活打死的小摊小贩,人们不禁在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虐的朝代,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禁止百姓摆滩谋生;西方资本那么贪婪,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苏联东欧推翻社会主义那么彻底,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消免费住房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这些现象惟独发生在当今中国?并且每一个罪恶现象最初都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形成的,几乎无一例外。还有那个因坟地价高死不起的问题,所谓“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是中国人最恶毒的千古咒语,现在却变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残酷现实。古今中外历史上只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活不起的时代,却从没有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死不起的时代,可人们随便打开任何一家媒体,随便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所看到和听到的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把老百姓弄得死都死不起的所谓改革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越来越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都像富士康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尊重劳工,唯独在中国大陆把劳工往死里整,为什么?就因为中国大陆规定罢工违法,就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无罪推定。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和实行无罪推定时,整个社会一片欢呼,北大学生情不自禁地打出了“某某你好”的横幅,整个社会一致声讨罢工自由和有罪推定的文革罪行,声称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无异在说,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地主多收租子,帮助资本家多赚钱。就是如此荒谬绝伦的理论竟然被整个知识界推崇为最伟大的真理,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仍然慷慨激昂地在歌颂这一伟大理论。 可见,中国老百姓的悲剧,首先是观念的悲剧,其次才是制度的悲剧;制度悲剧不过是观念悲剧的必然结果。所以文革才提出了“要敢于反潮流”的口号,才提出了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五敢精神,才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政治主张,目的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首先是在观念上颠倒过来。当江青在法庭上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还未听到缓期执行)时,拼尽全力喊出的惟一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法庭也不仅仅是在判处江青死刑,而是在判处这句口号的死刑。也就在那一刻,历史便注定了中国老百姓后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只是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还远远没有结束,把中国蓝领阶层推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正在如同乌云般地向中国白领阶层扩散,当中国白领也陷入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时,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的天道天理。到那时,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还有良知,他们就会为自己曾经的堕落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羞愧。 第二,放开所有陈旧规则的约束,把人们从数千年剥削社会造就的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权力和资本统治的历史,数千年的权力统治,数百年的资本统治,形成了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凭借权力和资本就是正当的;如果凭借体力就是罪恶的。同样是致人死命,如果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就是正当竞争;如果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就是暴力犯罪。由于人们支配社会只有这三种力量,官员凭借权力,富人凭借资本,穷人凭借体力,现在只把体力列为犯罪,这就在客观上把穷人变成了天然的罪犯。同时又在制度上赋予了官员和富人胡作非为的社会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和致人死命,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黄世仁活到现在,不仅不会被枪毙,甚至还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作为只拥有体力的穷人,则是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要格杀勿论,集体反抗属于暴乱格杀勿论,个人反抗属于恐怖分子同样格杀勿论。中国右派精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如此。 文革的大放首先就是打破了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把一切都放到社会正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只要是罪恶行为,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体力等任何手段,都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真正实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官员不漏,富豪不漏,暴徒也不漏。文革刑法就规定,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凭借权力、财力和暴力等任何手段,都属于强奸。文革结束后修改刑法,才又恢复了只有暴力手段属于强奸的规定,并且后来为了满足许多官员对幼女的嗜好,再次修改刑法,规定在不知道年龄的情况下,与任何女性发生性关系都不属于强奸。所以中国官僚才会如此疯狂地痛恨文革和如此狂热地拥护改革。 其次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实行完全的政治自由制度。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审批和注册;任何政治组织一经诞生就具有与其他政治组织或单位相同的政治权力,拥有合法公章和开具相关证明的合法权力;所有政治组织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监督权、质询权甚至罢免权,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行使权力,也就是中国官僚最为仇恨的所谓批斗会。可以说,中国文革期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自由时代,当时各种造反组织无计其数,遍布华夏每一个角落,如同现在资本的自由竞争和重新组合一样,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政治竞争中不断重新组合和发展,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蓬勃朝气,真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些历史上始终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做人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现在人们一提起政治体制改革就鹦鹉学舌地谈什么多党制,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互相制衡的手段,与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国文革期间何止是多党制,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不下千万,如同一张经天纬地的正义大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无一丝罪恶缝隙,任何徇私枉法的专权行为都难逃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所以才会出现10年无一贪官的清明景象。 由于群众组织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使得任何官员都不敢欺压任何一个群众,因为任何官员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单个群众,而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无数群众组织直接约束下运行的权力,要想从事贪污索贿等腐败活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简直比临渊还险,从而彻底切断了古往今来升官发财之间的通道。古往今来升官发财已成为中国政治的铁律,升官是手段,发财是目的,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唯独文革10年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通道,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这一铁律,把当官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奉献活动,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权利机构的廉洁运转。文革期间许多进入政治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仍然只拿原来工人的工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这些造反新贵尚且如此窘迫,一般官僚要想挥霍奢侈更是绝无可能。 可见,百姓自由,官员廉洁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还权于民。只要主权在民,社会就能健康发展。文革结束后,为了发动官员,摧毁文革的组织基础,便提出了“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口号,全面解除了群众对官僚的约束权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还权于官的运动,官权无限膨胀、空前泛滥,腐败的闸门就此打开,一场百姓被抢光国家被卖光的历史悲剧开始在中国上演。 第三,大放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废除社会不公的制度基础,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虽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讲公平正义,但是由于以往所有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他们赋予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就是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公平正义的范畴之外,无罪推定的司法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所谓无罪推定也叫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要控告对方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否则法院不予受理,不仅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诬陷罪反坐。中国的权贵富豪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逼人死命,凭借的就是这个无罪推定制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越发展,证据就越隐蔽,百姓要想拿到官僚的证据,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散户要想拿到庄家的证据,患者要想拿到医院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难,并且为了防止穷人通过各种极端手段拿到证据,法律又专门规定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没有法律效率,这就把穷人完全逼上了诉讼无门的绝路。 比如中国证券市场天天在欺诈投资者,可是投资者根本无法去交易所取证,交易所门口有武警把守,擅闯金融重地格杀勿论。被欺诈的血本无归的投资者除了自杀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再如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许多中国银行,统统以不足一年利润甚至不足一个季度利润的惊人低价卖给了外国人,特别是北京银行,竟然在上市前夕主动放弃了超过200多亿的上市差价,以不足当年利润的17.8亿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后来北京银行由于粗心大意泄露了银行的股东名单,其中居然有大批甚至不到一岁的中国娃娃股东,此时人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匆匆把一个市值超过千亿的中国银行十多亿卖给外国人的奥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到实行有罪推定制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行司法调查,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把北京银行告上法庭。但是由于中国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卖掉北京银行真实原因的直接证据,中国公众也就只能望法兴叹,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不该出生在实行无罪推定的中国,祈祷下辈子能够生在一个实行有罪推定的国家。 在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目前把西方发达国家带入大众政治时代的这个有罪推定制度,恰恰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产物和历史成果。所谓有罪推定是指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清白,如果证明不了,就是有罪。这是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转变的划时代标志。文革中群众对官僚提出指控后,官僚必须回答群众的指控,证明群众的指控是否存在,这就自然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正是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杜绝了官僚罪恶的泛滥,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今天老百姓无需证据就可以把腐败官员告上法庭,还会有腐败吗?如果今天散户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券商和证监会告上法庭,还会有股市欺诈吗?如果患者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还会要药品的高额回扣吗?如果无需证据就可以把顶头上司告上法庭,还会有打击报复吗?知道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以后,也就明白了中国的权贵富豪、贪官污吏及少数精英对文革极端仇恨的原因了。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文革实行的这一有效约束权贵富豪的有罪推定原则,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司法基础,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最牢固的法律根基。可见,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文革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后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成为世界被告,完全是否定文革、倒行逆施的结果。只有结束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过程,中国人民才能在世界政治文明方面重新挺起胸膛抬起头来,否则,中国将会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的世界公敌。 中国的法学精英之所以一直绝口不提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就是因为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探索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法学界那帮流氓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最大犯罪,就在于他们故意掩盖现代西方国家真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把那些西方国家已经革除的、曾经导致西方国家陷入数百年战争和危机的二战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伪装成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中国,有意识地把中国引入历史歧途。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针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刑事犯罪活动。并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从事犯罪活动,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彻底毁掉这个国家。 三、关于大字报的基本涵义 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都是大字报制度的历史产物。大字报是老百姓唯一能够普遍使用的大众媒体,没有大字报老百姓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也就谈不上行使民主权利。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民主实现形式,封建社会的民主是通过宫廷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通过舆论制度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大众民主则是通过大字报制度实现的。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变,这已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推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大字报制度。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点,都是大字报制度决定的。 首先,大字报制度造就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特点: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这是大众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法治基础。由大众政治决定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以往精英政治时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的含义不同。以往社会的法治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由少数精英立法;二是以此作为善恶标准。这种少数精英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承认道德和公众的力量,使法律和道德形成尖锐对立: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而所有合法的行为又是违背道德的。《水浒传》就是典型,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看,一部《水浒传》只有高俅一个好人,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如果站在道德的角度看,则只有高俅该杀,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大英雄。这种建立在否定道德和公众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少数精英作恶的工具。以往人类社会,包括二战前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会长期陷入连绵不绝的战争、危机、革命、造反等社会动荡之中,就是这种恶法治世造成的,所谓恶法不如无法,道理就在于此。中国文革爆发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有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要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而老百姓评价是非善恶的尺度很简单,就是道德,就是天理,就是良知。这就自然形成了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文革失败后,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在中国遭到了彻底否定和清算,但是却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构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以至与中外的法治概念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国家的法治是指自然法和公众立法,自然法就是天理良心;而目前中国的法治则是指社会法和精英立法,社会法就是人为的条款。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文革被否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历史悲剧:创造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中国人民越来越惨重地遭受着权贵富豪的肆意蹂躏;而享受着中国人民创造成果的西方人却反过来极端藐视中国人的政治文明。 其次,大字报制度奠定了当今中国网络民主的制度基础。主席生前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为今后真正的大众民主做准备,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大字报制度对今天网络民主的演习。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的,那么当今中国的大字报就是贴在网上的。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网络为大字报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字报为网络充填了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对信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大众民主的最广泛平台,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唯一通道,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 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都是文革大字报制度的政治产物,但是比较这两大文革政治产物就会发现,同门出身的共同诉讼制度和网络民主在东西方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共同诉讼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政治伦理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穷人制约富人、弱者制约强者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所谓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穷人能够制约富人、弱者能够制约强者、民众能够制约权贵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社会。共同诉讼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所以六十年代后结束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动乱,造就了西方国家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和谐发展。大家比较一下中国文革前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极端动荡和极其和谐——就会认识到共同诉讼制度的巨大历史作用。可是,同样是文革大字报制度产物的中国网络民主,却遭遇到巨大的历史难产,在各界精英力量的联合打压下随时可能胎死腹中。如同19世纪前创造了工业文明技术基础的中国反倒被甩在了工业文明后面一样,目前创造了现代政治文明原则的中国也正在被甩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后面。并且被甩掉的历史原因也几乎完全相同,都是没有把先进文明变成坚实的制度,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夭折。 在中国,先进文明之所以难以制度化,并不像那些自由主义白痴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人治的结果,而是源自于民众的政治伦理,一旦民众失去了政治伦理底线,任何制度建设都必然是徒劳无功。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具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一旦有人突破这个底线,整个社会就会群起攻击,哪怕是抛头洒血也在所不惜。假如现在欧美社会有人批判耶稣、否定共同诉讼制度,整个社会立刻就会掀起造反声讨运动,即便是出动军队也控制不住。而中国吸食“猫论”冰毒30年,已经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政治伦理的共同底线,无论做什么老百姓都无所谓,社会通行的唯一伦理准则,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种政治伦理的状态下,不可能实现任何积极的制度建设。所以,中国恢复制度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向我们老祖宗学习,形成“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凡是突破这个底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杀无赦,并且是无条件地杀无赦。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大字报制度,就是中国的网络民主。当今中国公众唯一能够表达民主诉求的地方就是网络大字报,当今中国唯一对权贵豪强具有威慑作用的也是网络大字报,中国贪官买办最为痛恨最为惧怕的同样是网络大字报。就拿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来说,如果没有近年来网络大字报的制约,就不仅仅像今天这样只是部分银行和部分产业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银行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产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甚至包括整个中国政府都早已落入外资控制之中。所以,恢复大字报制度的宪法地位,确定破坏大字报制度的犯罪性质,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文革后东西方人民的不同命运说明:如果没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如果没有权贵富豪对穷人暴力反抗的历史恐惧,权贵富豪就会无所顾忌地对穷人下手,和谐社会就永远只是泡影。这是文革后西方发达国家建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百姓悲惨命运的基本教训。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古代社会朝廷规定的所谓“十恶不赦”,百姓认定的“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现代西方国家对外规定的种族屠杀罪和对内规定的欺骗公众罪,都是在确立犯罪行为的底线,任何人突破这个底线都不能原谅。美国人不原谅克林顿总统,不是因为他好色玩妞,而是因为他说谎欺骗公众。现代中国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就是对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大众民主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 四、关于大辩论的基本涵义 大辩论: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就如同今天中国的精英阶级一样,无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能够达到动用坦克装甲车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完全一致,能够不谋而合地把枪口一致对准老百姓。比如在勾结外资通过天价房地产掠夺市民,通过内外悬殊差价掠夺股民,通过惊人息差掠夺城乡居民等问题上,那些原本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精英集团,居然能够不约而同地为掠夺大唱赞歌,并且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精英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历史缺陷,就在于人民没有直接民主权利,而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由于这些人受着资本的严格制约,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这就在客观上把人民排除在了民主范畴之外。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首先,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中国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尝到改革的一点儿甜头,形成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人民还能接受的利益格局,就是文革的大辩论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当时所有改革方案都要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虽然由于媒体舆论控制在改革精英手中,最终讨论的结果往往都是改革精英预设的结果,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还要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人民的部分利益和要求,人民虽然吃不到肉,但是至少还能喝到汤。后来随着对所谓极左力量的深入围剿,大众民主的历史残余被不断被清除,特别是经过八九风波的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洗之后,作为大众民主制度最后一点儿历史残余的对话制度被彻底废除,中国进入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时代。老百姓的历史劫难也就全面降临了,随着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的陆续被剥夺,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成为富人吃肉、穷人喝风的极端环境。 在加强民主法治的旗号下,一系列剥夺和整治穷人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最典型的就是由上海开始的许多地方先后出台的“行人违规撞死白撞”的法律,法律赋予了那些开车的权贵富豪拥有对违规穷人执行死刑的权利。甚至不仅撞死白撞,还要通过所谓“按比例分摊责任”的条款,由被撞死的穷人赔偿富人的修车费用。上海有位没走人行横道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就被法院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要求赔偿车主数千元修车费,如此丧尽天良的判决连车主都感到难以接受,主动放弃了死者的赔偿。中国精英的法治建设能够堕落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简直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想象!真是到了天怒人怨、天理难容的罪恶极端!如果不是后来HJT的“人治”废除了这一丧尽天良的邪恶法律,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老百姓命丧街头!中国之所以会出台如此天理难容的法律,就是精英小辩论的结果,由开车的人制订法律,必然是撞死人白撞;如果实行社会大辩论,由骑车人和开车人共同制订法律,就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丧尽天良的法律。还有目前造成数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违背最初承诺,把权贵富豪一元钱买的低价股和广大股民几十元钱买的高价股拿到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抢劫。如此公开的抢劫行为造成股市半年跌去一大半,市值损失超过18万亿,按照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测算,足够全国25年的公费医疗支出。也就是说,为了让极少数人发大财,全国老百姓损失了25年的公费医疗。可就是如此明显的抢劫方案,竟然作为改革成就堂而皇之地写入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报告不是由少数精英小辩论,而是由广大股民大辩论,结果肯定是要求政府遵守历史承诺,继续禁止大小非流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血流成河的惨烈股灾,也就没有了国家和股民令人震惊的财富损失,只是那些掌握大小非的极少数人也就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这就是议会小辩论与公众大辩论根本不同的历史作用。 最近看到许多白领阶层,一方面被股市宰杀的爹哭娘叫,另一方面仍然在咒骂文革大民主。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大规模的历史报应已不可避免,股市崩盘还仅仅是开始,随后的房市、金融都将会崩盘。中国白领的财产全部集中在股市、房市和银行里,只有这三大市场全部崩盘以后,他们才会相信精英民主的空前危害和大众民主的历史作用。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剥夺的是蓝领,那么殖民化改革剥夺的将是白领,并且以中国左翼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正在全力以赴地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然而,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无论进步力量还是反动力量都无法改变,或许只有在中国白领也被洗劫一空时,他们才会接受生活的真理。俗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只有在陷入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绝境时才会回头。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在继蓝领阶层之后,再次走上了浪子回头的悲剧道路,将会让数千万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巨大股灾正在宣告中国白领阶层灾难的到来。 中国白领幸灾乐祸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 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判,但是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来说,人民的选择又常常是盲目的错误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使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之字型或波浪式发展的特点。这就需要社会具有自动纠错机制,形成道德引力作用,能够把偏离目标的社会重新拉回到公众利益的轨道上来。文革大辩论就具有这种自动纠错功能。如果不是这种纠错机制被废除,30年来中国老百姓将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当初那位老人利用北京西单民主墙打击华国锋掀起反毛运动时,面对华国锋的镇压要求曾十分坚定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任何人都不能压制群众的呼声”,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仅以此迅速打垮了华国锋,掀起了持续30年的反毛运动,同时还为自己骗取了一顶民主的桂冠。可是后来,随着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断深入,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那位老人的阴谋手段不断被揭露,社会开始向公众利益的轨道回归,那位老人立刻凶相毕露,采用强硬手段封闭了西单民主墙。 其后的一系列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对大众民主进行了彻底绞杀。期间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反左时把大众民主当作文革妖孽来批判;反右时又把大众民主当作西方自由化来批判。经过持续30年对大众民主的反复清洗,民权荡然无存,官权无限泛滥,中国民众从一个极端沦落到另一个极端,从人类历史上权利最强大的民众沦落为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权利的民众。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罢工自由,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剥夺的公众基本权利,是包括非洲一些皇权专制国家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公众却彻底丧失了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不仅丧失了全部公权,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私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法律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翻盖后再以高价强行卖给穷人的现象,而中国不仅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谓“钉子户”当作罪犯一样对待,中国的法学精英不仅不为老百姓说话,反倒全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声讨那些守护自己房屋的“钉子户”。即便如此,中国富人仍不解恨,开动全国媒体不分场合地频频叫喊:“中国穷人仇富,应该保护富人”。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富人能够带领官员、武警、法院、电视台,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房子的,唯独当今中国;中国富人在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和百姓财产方面,除了没有动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之外,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力量,如此为所欲为的富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可以说,中国一个开发商动用的国家力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全部房地产业动用的国家力量。把政府官员、武警、法院等统统变成了开发商的跟班,还不算保护富人,那怎样做才算是保护富人?总不能赋予每个富人直接调动野战军的权力吧!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权丧尽、官权泛滥的唯一国家,一方面是由对文革大民主的历史报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改革总设计师的个人经历有关。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虽然号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却从未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民众造反力量的制约。他既要对上打倒华国锋,又要对下镇压造反派,只能借助于官僚集团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成为官权代表的角色,用官权的力量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可是,中国二千多年集权政治决定了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10年文革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民权力量,要消除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十分困难,现在要两面出击同时剥夺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更是超乎想象地异常困难。可是又非要两面同时剥夺不可,他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与中央集权的生死对立,他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与百姓民权的生死对立,与任何一方都无法结盟,对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在个人利益遭受到巨大历史羁绊的困难情况下,总设计师以超乎常人想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灾难性选择:无限扩大官权,无限依靠洋权,打击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于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刚刚摆脱的历史劫难,再次降临了。本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决定了中国必须扩大百姓民权。如今把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作为打击对象,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就同时丢掉了。并且无论中央集权还是百姓民权,至少都是爱国力量,唯独官权天然就是卖国力量。这是由官权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官权要同集权和民权相抗衡,必然借助洋权,最终完全投靠洋权,中国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此。古今中外历史上之所以都把约束官权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道理也在于此。眼下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活生生现实,更是有力的历史例证。 在铲除了华国锋和镇压掉造反派以后,尝到官权甜头的总设计师仍然没有登上集权领导地位,而是继续通过改革无限扩大官权,通过开放紧密依靠洋权,此时的总设计师已经完全谙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诀窍:只要有官权和洋权的支持,就能把中央集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能把百姓民权轻松地踩在脚下。凭借无限膨胀的官权,总设计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利顶端,虽然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却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统统变成自己的跟班,随便一句话就能囚禁党的总书记,随便一通议论就是全国学习的中央文件。在中国总设计师的身上,中国官员第一次感受到了官权的无比强大,中国官权也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以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是皇权至上,毛泽东时代是民权至上,唯独这个时代是官权至上。官权至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在总代表的率领下,官权对上以民主的名义约束中央,对下以稳定的名义镇压百姓。官权的膨胀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贪官污吏最大胆的想象,达到了历朝历代官员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极端程度,不仅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官权,甚至超越了历朝历代的皇权。古代皇帝也很难做到随意玩弄他人妻女的程度,即便是能够做到,也只能是限于玩弄,而不可能对玩弄的女人随意封官。而当今中国所有官员只要是想做就都能够做到。中国所有女性只要被顶头上司看上,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床要么下岗,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古代从皇帝到贪官,对所玩弄的女性只能赠送钱财,不能赠送官帽;而当今中国官员既能够赠送钱财,又能够赠送官帽。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时尚,多年来中国的美女官员越来越多,就是这一时尚日渐风靡的结果。随便把官帽赠送给宝贝,是中国权利私有化的根本标志。这是总设计师给中国留下的一大历史祸患。 中国有2个人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一是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二是总设计师在官员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总设计师之所以能在官员中建立起如同毛泽东在人民中的那种威望,就在于他以自己为样板,按照全息关系克隆出一个皇权化的官僚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让全国官僚同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种特别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换取了全国官僚的一直拥戴,却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皇权化时代。全国官僚都视总设计师为生命,都视总设计师为样板;总设计师拥有什么,地方官僚就拥有什么;总设计师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儿子,地方官员就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女人。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美女官员和所有亲属官员,都应该感谢那条残腿;如果没有那条残腿,就没有当今中国的权利私有化;那些美女就只能是玩物,而不能成为官员。大家可以想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么多战争致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将军,那么多为建设共和国致残的劳模、英雄,那么多具有卓越才华和卓越贡献的学界残疾人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拔,全国残联主席也不可能落到一个跳楼残废的无业人员身上。可就因为是宝贝儿子,那些九死一生的老军人,那些无私奉献的劳模英雄,那些贡献卓著的学界名流,统统如同垃圾般被抛在了一边。从那时起,漂亮宝贝便取代德才,成为有史以来中国选拔干部的新的标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了历史最低点,百姓不仅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丧失了作为动物的基本权利。动物尚且有游荡和搭窝的权利,而中国穷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搭建茅棚都属于违法。虽然世界上所有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国家都严禁随意搭建茅棚,但是,凡是严禁搭建茅棚的国家都为达不到标准的穷人提供免费住房;那些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免费住房的国家绝不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唯独当今中国,既打着标准化管理的旗号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又打着改革的旗号铲除了免费住房。如此不给穷人百姓留半条活路的统治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虽然文革创造的大众民主在中国遭到彻底失败,但是却在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结出了丰硕果实,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与以往历史上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较,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陪审团成员是在开庭前通过全市居民身份证摇号产生。按照现代陪审团制度,被告是否有罪,不是由法院决定,不是由司法精英决定,而是由北京市一千多万老百姓决定,这一千多万老百姓怎么决定?采取最原始的抽签方式,在全市居民身份证中摇号产生陪审团成员,并且每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临时抽签产生,由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由于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不懂得法律,没有专业知识,甚至完全是法盲,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断是否有罪,这就充分保证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能够自动纠正法律违背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地方。并且,为了说服陪审团选择有罪或者无罪,包括律师在内的控辩双方不再是绞尽脑汁钻法律的空子,而是努力在道义上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法庭变成为弘扬道德正义的地方,每一次审判都是对社会道德和正义的维护。经年累月都处于这种道德正义的氛围中,律师自身也会逐渐高尚起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公众特别信任律师的原因,据说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律师称为讼棍,列为“无罪也该杀”的行列,责任不在律师,就在于目前把道德和公众排除在司法之外的小辩论制度,这种司法制度决定了律师除了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和贿赂法官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甚至为了防止法律成为捍卫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学界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喊“法律就是不讲道德”“要防止道德对司法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求告无门的悲惨境地。 由西方国家的现代陪审团制度,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定罪方法,可以看出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与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之间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正是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继承了文革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国精英集团对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文革大民主具有同样的仇恨和恐惧,把宣传文革大众民主称为是极左,把宣传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称为是极右或是自由化,而把建立在否定大众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政治,称为是唯一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见,30年来之所以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镇压矛头始终是对准大众民主,就在于文革大众民主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相通的。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极端反动,最终把中国放到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相对于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再次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国家。 全面剥夺百姓民权,造成官权无限泛滥,镇压百姓无所顾忌,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动用野战军对付游行学生的唯一国家;削弱中央集权,造成洋权无限膨胀,经济殖民化日渐深重,使中国称为西方国家随意掠夺的国际奶牛。这种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可怕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官人发了大财,洋人发了大财,唯独本国百姓不仅没有发财,反倒要付出越来越大的惨重代价。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官人通过大小非解禁发了大财;洋人通过国有资产贱卖发了大财;唯独中国老百姓亏得血流成河。正是因为官人不赔钱,洋人不赔钱,赔钱的只是老百姓,所以面对21世纪最惨烈的中国股灾政府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满面红光地仰天大笑。中国权力结构的悲剧根源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扩大民权、加强集权、约束官权、限制洋权。而这只有大众政治制度才能做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财富充分涌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大众时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共同富裕和共同管理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贫穷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表达思想的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社会将拆除所有妨碍公平正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门槛,让富裕、民主、自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无论他是官员、富人、学者还是缺少文化的穷人,都具有享有富裕生活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相同权力,如同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都具有呼吸空气的相同权利一样。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至于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精英统治进入和谐社会,是以中国文革的和平方式,还是以欧美传统的暴力方式,则完全是由精英集团决定的,是由精英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决定的。 当然,人民永远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中国文革之所以定名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政治大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要探索社会历史转变的和平途径,努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结束暴力杀伐的新的质变途径,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奠定和平进程。 ——这就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转贴于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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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
热度 6 稻草 2013-7-26 21:14
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1964年夏季的炎热在进进退退的潮汐中淡去,可是“四清”运动的温度却在避暑胜地被炙烤得越来越高。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无法号准毛泽东的“脉搏”,越是想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就越是走错方向。结果物极必反,他甚至在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演绎和实践。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毛泽东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   钱嗣杰作为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好这次的“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目光所及,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自豪。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毛泽东情绪的变化。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两位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争执?钱嗣杰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动快门的手有些抖动,拍完几张后就急忙离开,不敢在会议室过多逗留。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会议后半段是毛泽东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先说刘少奇主持的前半段会议。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他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到1964年底,全国已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人们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对此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看法。   刘少奇根据大家意见与看法,认为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而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泽东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毛泽东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刘少奇和邓小平看毛泽东真的生气了,没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毛泽东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常委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毛泽东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毛泽东动怒。   果不其然,毛泽东动了大气。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泽东撑腰。嘊   毛泽东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   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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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6 宜修 2013-7-26 12:59
李敖十评毛泽东 (ZT) 一、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翻天覆地,再造乾坤, 20 世纪的中国,有谁可与匹敌? 激情学子,乱世英雄,投笔从戎,驰骋疆场,能文能武,出生入死,一介布衣而得天下,古今中外有几人? 风云人物,盖世奇才,为所欲为,无所畏惧,敢教日月换新天。 生当中国衰微之际,改造旧中国,使五千年中华推陈出新者,唯此一人耳。虽然,破旧立新,颠倒阴阳,洪流巨浪,横冲华夏,汹涌之势,迅雷不及掩耳,摧枯拉朽,涤荡九州,破坏之大、损毁之广,失误又何其多耶? 二、毛泽东的思想境界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思想,邓公也罢,胡温也好,莫能出其右者。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造,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为民造福,放眼全球,保卫中华,伸张正义,抵制霸权。 以中国之贫弱,而为全球所尊重,幸赖毛润之也。 然而,功德不相济,利害总相随,有共工之力,无女娲之德,有刑天之勇,无孔子之仁,虽有大功,自满而亏,逞霸道之威猛而失王道之正,自遗其咎,功亏一篑,终未及无上之境界,诚为可惜! 三、毛泽东的哲学水平 毛泽东的哲学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偏于道家,未及儒家,不得中庸之道,虽然长于哲学思辨,不以修身立德为本,奋勇终身,难免困惑。 毛泽东是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哲学探索有一个伟大的教训,那就是说,纯粹哲学无论有多么 “ 完美 ” ,离开人生立德之本,虽有智勇,不能无穷。 四、毛泽东的政治得失 毛泽东不愧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推翻三座大山,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共所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以 “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 的大义主张号召天下,使统一之中华独立于世界,使列强不敢再侵犯中华。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国力恢复,官僚阶级威风扫地,劳苦大众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思想解放,革命成功,政治清明,为千古以来所罕见者。 然而,自 1955 年 “ 反胡风 ” 和 1957 年 “ 反右 ” 扩大化以后,特别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终于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以毛泽东的阅历和经验,以毛泽东的学问和人品,何以铸成如此滔天大罪?深察其故,究其根源,毛泽东思想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 古人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毛泽东得天下之后,谦虚不足,骄傲有余,不修仁政之德,不求王道之善,逞雄斗狠,争强抗霸,一往无前,无暇后顾。结果,以暴易暴,矫枉过正,虽有余勇,过犹不及,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多所遗恨,追悔莫及。 解放以前,革命的主要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毛选》之首篇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然而,所谓 “ 攻守之势异也 ” !推翻政权需要造反、革命,巩固政权就要反革命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五、毛泽东的军事成就 毛泽东是一位罕见的军事家。一介书生,不习刀枪,千军万马,指挥若定。 出神入化的军事艺术,高瞻远瞩的军事思想,举世无双的军事谋略,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军事成就。 毛泽东的 “ 游击战 ” 思想和 “ 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 的思想简明扼要,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军事哲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善用奇兵,颇得出奇制胜的妙诀;调动敌人,深悟兵无常形之义。 “ 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 ” ,如此气魄,何人能及? 20 世纪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恶斗不止,惨绝人寰,一将功成万骨枯。 纵观人类百年战史,此起彼伏的苦战,多少生灵涂炭?死伤亿万,损失空前,徒然诞生出无数军事家,却不足以维护世界之和平。 以毛泽东伟大的军事成就对比他的政治失误,可见,战争是一种极有限的手段。 兵家之不足,仁者之无敌, 可知矣!毛泽东长于战争,然而,好战必危,有伤大雅,惜哉! 六、毛泽东的文学造诣 勤学苦读,手不释卷,终其一生,孜孜以求,虽学者不能过之。 毛泽东的文学成就在散文和诗词方面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家。论者或以为空前绝后,浑如史诗般的绝唱,空前未有,后继者不可知矣! 毛泽东的文章诗词,恣肆汪洋,可谓美矣!然而,雄霸之争,有损厚德,极富浪漫主义之美,脱离现实主义关怀,虽可谓之尽美,不能谓之尽善。何谓也?所谓 “ 文以载道 ” ,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正宗也。 非厚德不足以载物,非大道至德不足以正文,文章之道,大美出乎醇德,所谓 “ 诗无邪 ” 者,此乃中华诗教止于至善之宗旨也。毛主席诗词有屈子之风,虽尽骚人之奇,亦可以知不足焉! 七、毛泽东的艺术风格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 “ 毛诗 ” 、 “ 毛书 ” 堪称双绝。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以及他的战争艺术和政治艺术是统一的整体,相辅相成,互为关联,精神独到,意气纵横,尽情挥洒,狂放之极,实无愧于楚国之才俊也。 真、善、美是统一不可分的整体,一旦有分别之心、隔阂之意,则真伪不可辨矣,善恶不能别矣,美丑不可分矣!所谓真、善、美的评判在于一心,心性本体合乎自然天道,本来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性。 惟其如此,人心可以知真伪,人心可以辨美丑,人心亦可以分善恶。现代文化成为分崩离析的 “ 知识 ” 散沙,真、善、美相分别,求真以为科学,唯美成为艺术,善德不修而修哲学,于是伪善丛生、邪恶不止, “ 神经错乱 ” 和 “ 精神分裂 ” 成为普遍的 “ 文明疾病 ” 。 “ 客观研究 ” 使学者失去主宰,隔靴搔痒,缘木求鱼,不亦惑乎? 《易》有 “ 贲 ” 卦: “ 白贲无咎 ” ,此乃大美不言之意,中华美学之真谛,无上美学之境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 “ 乐而不淫 ” ,其中大有深意,学者不可不察。以此判断毛主席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疏狂有余,严谨不足,虽然才华横溢,未见圆满正大庄严之象。惜哉! 八、毛泽东的人生成败 人的一生是一个整体,功过是非,成败得失,往往是相反相成的。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有巨大的成功,也有惨酷的失败,伟大的胜利和严重的错误常常互为因果。惟其功盖天下,位尊中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成败。 有人说,毛泽东的功过和成败要 “ 三七开 ” ,意思无非是功大于过。 以人生成败而论,就要得出成功大于失败的说法。以成败论英雄,以功过定是非,固一时之短见也。 无论 “ 三七 ” 、 “ 四六 ” ,或者 “ 二八 ” 、 “ 一九 ” ,根据是什么呢?主观臆断,感情用事,与古人无所损益,与今人无所教益,浑浑噩噩,终究是一笔糊涂账。 毛泽东的一生几乎涵盖中华民族的 20 世纪,毛泽东的人生成败是非恰好反映了 20 世纪中华民族的成败是非。 今日评价毛泽东的意义不在于毛本人,而在于检讨中国百年道路。 五四以后,中华民族的抗争历史不就是毛泽东的奋斗历史吗?大功大过、大成大败、大是大非、大喜大悲,不就是 20 世纪中华民族的真实情景吗?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若以私怨和偏见,则难以有正见的结论。以公心论人物,只能以德为本才可以言得失。 毛泽东的一生,急于功利,迫于形势,失德之处,在所难免,有开创之功,无守成之善,功败垂成,教训可谓大矣。 九、毛泽东的历史遗产 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创立新中国。立新破旧,主张通过 “ 大乱 ” 实现 “ 大治 ” ,在解放思想、振兴中华的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具有扫除顾虑、开拓局面的作用,中华民族丢掉了历史包袱,奋勇图新,无所忌惮,启发思路,振奋精神,毛泽东思想对于 20 世纪的中华民族有发聋振聩的作用。 然而,毛泽东最大的失误就是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操之过急,对立斗争太过,和谐统一不足,破有余而立不足,新旧截然而分,对于善恶是非缺乏应有的斟酌,急于批判,过于迫切,如此盲目草率,岂能辨别真伪?而所谓精华糟粕之论,缺乏依据,终究是无的放矢、一派空言。 无论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毛泽东的英明与过错,他的一生已经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我们只有借鉴他的成功经验、吸取他的失败教训,继承这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才可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复兴走上正确的道路。 十、毛泽东的未来意义 这是我们评价毛泽东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只有继承 “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 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才有前途!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致新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偏差,道德堕落,伦理败坏,以至于造成了全民族的信仰危机! 继承毛泽东的遗产,纠正毛泽东的失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恢复中国传统道德,这是毛泽东未竟的事业,也是毛泽东的一生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从孔夫子到毛泽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政统体系,继往开来,就必须把握毛泽东这个枢纽。毛泽东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给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演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不认清这一点就不足以认清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者,古今之奇人也。英豪盖世,才气过人,胆识超群,谋略非凡,遍观 20 世纪风流人物,非润之而何?然而,即使大大勇如毛泽东者,风云人物处于沧桑巨变中,虽有大功,难免大过,如何批判,颇费思量。 毛泽东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无数经历,多少是非? 他那充满争议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启发,权衡利弊,议论得失,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个中国经典。伟人已死,然而,他的经历和事业成为我们永恒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本文以 “ 十评 ” 浅述毛泽东其人,以崇敬之心情和平静之心态,思之再三,可以息纷纷之说者,其唯德乎?虽有冲天之功,而无齐天之德,居功自负,非礼以娶江青,非法以任林彪,后患何其多耶?林彪之罪,江青之恶,无不在于毛主席失德之故。古今帝王,勤政爱民,俭朴节约,多才多艺,能如毛泽东者,实在屈指可数!然而,道德涵养稍有缺憾, 虽有毛泽东之奇才亦不足以解除困厄,不能自拔,何以救世? 《大学》曰: “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 。 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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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的贵族向何处去?
热度 3 稻草 2013-7-25 16:41
中国的“贵族”现状及其未来 任何社会都有“贵族”群体。有时,这个群体也被称为精英群体。但贵族和精英群体又有区分,精英更多指的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而贵族更多指的是有钱有势者。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一个社会贵族的结构和特质,不仅决定这个群体本身的未来,同时也会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前途。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很快从毛泽东时代普遍贫困的无产阶级社会演变成为“贵族”社会,即社会分化成为少部分富人和大多数穷人。在其它社会,贵族不仅仅指的是经济因素,而且也是教育和文化因素,也就是说,用来衡量“贵族”的是综合因素。但在中国,社会等级是用拥有财富的多少来衡量的,简单地说,“贵族”指的就是有钱有势者。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贵族的前途,并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权贵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已经充满矛盾和敌意。   在很多社会,尤其是非民主社会,有钱有势者往往是贵族,也是统治阶层。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前,大多数社会实行的都是贵族统治。大众民主的来临摧毁了贵族统治的传统合法性。不过,大众民主并没有排斥贵族统治,只不过是贵族已经不能天然地享受和垄断统治权了,而是必须和其他社会群体分享统治权,并且贵族对统治权的分享,也必须经过政治过程(例如选举或者社会认可的任命)。   贵族统治如何长久?这是前民主时代人们所探讨的问题。欧洲贵族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这方面还是设计了很多办法的。例如贵族一般都非常注重培养和训练后代成为好的统治者。贵族学校就是一个例子。在贵族学校,贵族子弟往往被要求过艰苦的贫民生活,走出城堡,了解社会。实际上,在早期,贵族往往是政治社会改革的先驱者,人们所看到的大多非常先进的思想,是贵族阶层生产出来的。不过,能够和社会接触的贵族毕竟是少数,贵族统治的先天合法性还是导致了这个阶层统治能力的弱化,最终让位于民主。民主使得贵族政治得到转型,贵族除了继续享受其经济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一些优势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优势,他们也必须与贫民一样走过同样一个政治过程。   在亚洲,日本是典型的贵族社会,也走过了和欧洲贵族差不多的一个过程。日本贵族对其后代的要求和训练远较欧洲的严格。在日本贵族居住的城堡内,不难发现特别设计的“思过室”,贵族子弟一旦被认为犯错误,就会被送进“思过室”,少则几天,多则几周,主要是要培养贵族精神。日本发展出闻名的“武士道精神”,承担责任被视为是最高的美德。这种情况到今天都可以看得到,日本政治人物具有高强度的羞耻感,一旦感到自己没有尽职,就会自动辞职。当然,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制度保证贵族的质量,日本贵族也同样没有避免衰落的命运。不过,日本政治生活中,政治家族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在政治家族制度上找到日本的一些贵族精神。      传统贵族不能世袭      中国本身的经验又如何呢?传统上,中国的一些王朝可以生存数百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个朝廷要生存数百年实在很不容易。王朝又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呢?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第一,中国的贵族不能世袭,就是说,尽管每一个朝代都有贵族,但贵族是不能世袭的:“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之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   但是,王室这个家族的继承制度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王权时代,中国也发展出了很多培养接班人的制度。例如,皇帝让众多儿子之间进行竞争,让他们接受各种训练,大都是吃苦的事情。因此,中国有古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如皇室的老师权力很大,他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包括体罚学生来培养未来的皇帝。   其实这些制度非常重要,主要是要考虑到皇帝的能力、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权力必须和能力相应,权力必须和责任相应,而责任和能力之间也必须是对应的。如果任何两者之间出现不对称,就会出现大问题。一般上,皇帝的权力是很大的,但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很有权力,这主要是取决于其能力;同样,皇帝的责任也是很大的,但并不是每一位皇帝能够承担其这个责任,同样取决于其能力。能力弱的皇帝,例如刘阿斗,运气好,有一个忠诚的诸葛亮,就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皇帝照样会成为傀儡甚至是阶下囚。   第二个制度条件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分开。钱穆告诉我们:“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以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区分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室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个朝代能够维持数百年,相权及其支撑相权的官僚结构非常关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务员队伍或者官僚体系非常重要。在传统中国,王权是垄断的,但相权也就是官僚权是开放性,开放给所有老百姓,所有的社会精英。汉朝曾经实行过举荐制度,但后来废除了,主要原因是举荐者往往有私心,举荐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后来发展出非常公平的考试制度。中国的官僚职位没有继承性,但没有继承性并不表明没有了机会;官员的子女也要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经过考试。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官僚体系的开放性,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流动,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来进入体系。所有这些制度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任人唯贤的精英制度(meritocracy)。      今日贵族阶层前途充满危险      回到今天中国的贵族,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中国历史传统来看,这个阶层似乎处于一个非正常时期,他们的前途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充满危险。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如前面所说,中国的“贵族”只是经济和权力意义上,重在“贵”字,而“贵”则仅仅是经济货币意义上的。聚财是贵族的特征。至少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中国的贵族包含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例如有社会关怀心和同情心、能够吃苦、有进步思想等等。相反,无论在权力的获得还是财富的获得上,贵族毫无道德,权力和财富本身成为贵族的最终目标。在大多数民众眼中,贵族没有任何统治合法性,尽管这个阶层是实际上的统治阶层。   第二,中国的贵族没有能力,在其所拥有的权力、能力和责任之间高度不对称。中国的“贵族学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所谓的贵族学校到处都是。条件优越是贵族学校的一个主要特征,家长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主要是不要让他们吃苦。也可以说,贵族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和社会上一般的学校区别开来。因此,和现实社会隔离开来,也是贵族学校的又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简单,贵族学校的学生根本不了解真实的社会是怎样的?实际上,这也是今天从贵族学校出来的学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无论进入本地大学还是到国外留学,他们都面临如何融入现实社会的困境。   第三,中国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任人唯亲”现象。“官二代”就是其代名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用人制度越来越受到权力网络的影响。那些身处权力网络内部的人的子女,远较那些身处权力网络之外的人的子女拥有更大的机会。实际上,一般的贫民,不管其多么优秀,越来越没有机会进入权力系统。也就是说,中国特权阶层(或者贵族阶层)开始封闭化、城堡化,自己进入了权力的城堡,就把城门关起来,不让其他人进入了。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大众民主化的时代。任何形式的贵族政治,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不具有合法性。即使传统上,中国人也最具有政治平等观念,就是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神。到了今天,这种精神不仅在延续,而且因为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更得到了强化。今天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官”现象并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贵族能够修城墙,但城墙修得多厚也会无济于事。如果老百姓被关在城门之外,围城只是迟早的事情。   中国的贵族向何处去?如同所有其他社会,改革特权政治是唯一的出路。改革特权政治就是政治的民主化、平民化。民主化之后仍然会有贵族,但那时的贵族是平民化基础之上的新型贵族,也就是一个开放社会,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贵族的社会。这种变革对贵族本身还是对社会都有好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变革,贵族和老百姓两者之间会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最终双方都会是受害者。也就是说,尽管今天的贵族可以随意鱼肉人们,但到了明天,这个群体可能不再风光,甚至变成人民的阶下囚。 (作者: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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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朝鲜战争:战略家与军事家的区别
热度 9 岳东晓 2013-7-24 02:44
战略家与军事家的区别在于,军事家只是根据双方当前的实力进行思维,而战略家却能从双方的战略目标进行判断(注一)。 毛泽东是战略家,因为他正确判断朝鲜战争将是一场有限战争,美国即使再死几万人,也不会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这才是朝鲜战争决策的关键。 在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的军头们,包括麦克阿瑟将军以及美国参谋部的头头们,都主张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麦克阿瑟与美国国家安全署的头头们还积极主张在朝鲜以及中国东北使用核武器。这些都被美国政府否决了。 当时,台湾的蒋介石积极要求参战:一是渡海反攻大陆,二是向朝鲜投入20个师的兵力。这些计划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大力赞同。但美国政府也否决了。一方面,美国不接受国军入朝参战,一方面,封锁了台湾海峡,不让国民革命军渡海反攻(注二)。 麦克阿瑟后来指责美国政府束缚了他的手脚,鼓吹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结果被杜鲁门简单地撤职。 从朝鲜战争本身来说,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放蒋出战当然对美国在朝鲜的战局有利,但美国政府却否决了这些方案。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美国政府是从长远的全球战略考虑这一场战争,而不是局限于朝鲜战场本身。美国战略家早就判断中苏之间将出现裂痕,中共并非苏式共产, 中国对美国不构成文明威胁, 而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是苏联式共产主义,美国与中国结下仇怨将只能使中苏紧密联合,并且给苏联在欧洲的扩张提供机会。 这些当然都在毛泽东的计算之内。在朝鲜,中国也并没有对美军往死里打,比如说,东线美军在撤退时,10万美军密集集结于码头,中国军并没有对其进行炮击,而是停止进攻,任其乘船撤走,否则美军会一片片地倒下。多年后,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中美恢复关系,当然也是其早已计算的。 但这些毛泽东当然不会跟军头们解释。解释他们也听不懂,所以他只能讲些朋友来求、一定要帮之类,从情感上激励他们。 注一:当兵吃粮的壮丁只是根据自己的恐惧来判断。 注二:有人可能说美军堵在海峡是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这么说的完全不顾事实。解放军打个海南岛都费了老鼻子劲,连轮船都没有,谈何解放台湾。即使解放军有能力在朝鲜、台海两线作战,美国让两岸打起来,肯定对美国在朝鲜的局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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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大揭秘
热度 7 cat 2013-7-24 01:37
 力排众议与一意孤行的区别   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弱国军队主动跨出国境,奔到国境线以外揍世界老大。   大家知道,国与国的关系,都是强国打弱国,大国打小国。   看看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已经消失的南斯拉夫,就会明白。   一个弱国,强敌打进来,能够不投降、不被动抵抗,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而主动跨出国境,到第三国去打强敌,是世界上的稀罕事啊!   并且,当时共和国立国刚满一岁;并且,还是与“十六国联军”开战,打头的是世界老大美国;   并且,这个决策,还是在高层内部意见不一,绝大多数人不同意打的情况下,毛泽东力排众议,通过统一思想才作出的。   这个决策,捅破了天。   1950年10月1日,共和国一周岁生日。   当国人还沉浸在欢庆与幸福之中的时候,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民同庆的时候,他接到了东邻朝鲜首相金日成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   电报说,以美国为首的几十万“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中朝边境挺进,请求中国出兵相救。   一夜无眠。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电召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来京商量朝鲜局势,并下令边防军随时待命出动。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紧急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抗美援朝问题。   接下来,是一次次的开会、讨论。   直到19日,近20天时间,中国才正式作出了出兵的决策。   那时毛泽东主席可谓从谏如流。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有几次重要的讨论会议,他都不让留会议记录。   开始的两次会上,主战的是少数派,绝大多数主和,表示了对出兵的担忧。   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回忆:“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理由大致如下: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台湾还没有解放,美国又这么强。    天才军事家林彪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发言。据军事秘书雷英夫回忆:会前,林彪曾委托军委炮兵第一副司令员万毅搜集美军的装备资料。10月6日,在居仁堂召 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有把 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还很难说。”   他的理由是:美国佬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我们根本没法比;美国有太雄厚的工业基础,大炮、坦克、飞机几乎 数不胜数;尤其是,美国有原子弹,把它逼急了,给我们扔两颗原子弹,我们这点家底就玩完了。因此林彪认为,即使出兵,也要“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 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这里,不能因为林彪后来的行为,而说他害怕美帝国主义,其实,参加会议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张闻天、李富春、邓小平等,几乎都持有与林彪相似的认识。   大家发言时,毛泽东几乎一言不发,非常认真地听着。   在作总结发言时,他肯定地说:“你们说得都有道理。”   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会听别人将道理摆清楚,但绝不从众。他思来想去,判断得失。   据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为作出抗美援朝这一惊天决策,毛泽东几乎一夜没睡,围着门前的一棵大树溜达了多半夜。   第二天,树下烟头遍地。   这一地的烟头,值几千个亿人民币都不止。   起初,只有毛泽东主席认为该打。后来,周恩来总理也倾向于打。再后来,策略大师毛泽东看多数同志还不同意打,他不想强拧,就“搬兵”,让邓小平用专机把在西北主政的彭德怀速速接来北京。   他了解自己的彭大将军:“猛张飞”绝对想打。   结果,彭老总听了半天会后,就放上了“炮”。他提出:这场仗不但该打,而且必须打,一定要打,打不赢也得打。他一放“炮”,再加上毛泽东明确支持,这样,大多数人也就被说服同意了。   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惊天动地的决策,就这样被作出来了。   的确,仗打了一段时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仍然不相信中国   会出兵与美国交手。   即使有极个别了解毛泽东、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人,诸如斯诺,提出毛泽东会出兵,也被美国政府看作是受了红色蛊惑,瞎咋呼,根本不采信。   从当时客观情况来看,出兵朝鲜,的确是一个得失参半的决策。只是从结果倒推,看中国打胜了,人们就说,还是主席决策正确。   实际上,这一决策已不能简单地用正确不正确来评价,而应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认识,那就是英明不英明。   杨尚昆在1951年元旦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在是英明万分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人们常说,最大的失误是决策失误。错误的决策误国、败国,甚至亡国。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少,看看大清朝、看看蒋介石,就会明白。   反过来说,最大的正确是决策正确。一个政治家如果能顺应时势,作出正确决策,那就是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百姓幸甚了。   能前看三步,作出英明决策,那就不是一句“领导英明”之类的屁话所能概括的,而需要透过迷雾看清未来的洞察力、力排众议的决断力,以及全过程的考验和历史结果的检验,甚至还需要反例的勘验。   试想,没有抗美援朝,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列强,会不会像对待大清国一样,想踹我们一脚就踹我们一脚,想轰炸我们一通就轰炸我们一通,想抓我们的领导人就抓我们的领导人呢?   那么,真正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打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   人们都知道的原因,是美军越过了三八线,打到了鸭绿江边,我边境安全受到了严   重威胁,这是一条;   美国不承认我们,阻碍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是一条;   其实还有一条,这条比上两条都重要,它才是根本性的,那就是:南北朝鲜一开   战,美国政府马上出兵参与,就已经狗拿耗子了。它竟然还派出它的第七舰队,直接开到中国领海,封锁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军解放台湾。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27日,美国的强势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强硬声明,除了出兵朝鲜的两条内容外,还加了这么一条:“我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这一条,震惊了全体中国人,更深深刺痛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自尊心。   真是太滑稽、太霸道了!朝鲜发生内战,中国既不是战争制造者,也不是战争参与者,正一心一意地解放自己的国土台湾,碍你美国哪颗牙疼啦?   尤其滑稽的是,对大力支持北朝鲜的苏联,美国政府连狗屁也不敢放一个,却对既没有出兵,又没有挑衅行为的中国来劲了。无非是苏联强,中国弱嘛!无非是欺软怕硬嘛!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国际关系的铁律。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不信,看看挨打挨炸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再看看爱打人的美国,就会明白。   但毛泽东不是蒋介石,共产党政府不是清政府,共和国更不是大清国。   尊严如天。   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对此作出了反应。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外长,当即发表声明,给美国的做法定了性:“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   侵略,听明白没有,就是说,是你侵略了我。   接下来我再怎么打你,都是反侵略,那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让美国和西方明白这个简单道理,中国政府可谓煞费苦心、苦口婆心。   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代表伍修权赶到联合国大会上,用典型的毛    泽东风格的语言告知美国佬:“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占领美国的佛罗里 达?这是毫无道理的,这是不能设想的。不过,对于自恃世界最强实力的美国当权者来说,他们只相信强权和自己的价值观念,根本不理睬他国的抗议。唯一的对抗 办法,也只有以实力来回敬!”   可见,是美国出兵中国台湾海峡及其表现出的霸道行为和蔑视态度,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及新中国的领袖们。   美国乃至全体西方国家,都是信奉实力的国度。如果你不能在战场上击败他,不与他硬碰硬地较量一番,不把他打得满地找后槽牙,人家是不把你当回事的,人家想起来就会扁你一通,中国也就不能安安心心搞建设了。   借用彭大将军的话说:“这场仗,早晚要打,我看早打比晚打好!”   意思就是:为了大国尊严,为给子孙后代赢得一个和平环境,这份责任和苦难,我们担了。   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了尊严,不惜与世界老大亮剑决战;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用那一辈人的生命堆出来的;   这个道理,希望现在的人们切切铭记。   当时,新中国几乎没有海军,根本无法与第七舰队开战,于是战略家毛泽东就把眼光北移,将战场选在了容易发挥我军长处的朝鲜。   有一种说法,说因为抗美援朝使台湾到今天还得不到解放,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因为,它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抗美援朝使台湾得不到解放,而是因为美国   封锁了台湾海峡才使中国抗美援朝的。 摘自:《 大国尊严》 燕昭文著 附:过几天是朝鲜停战协定签订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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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稻草 2013-7-7 20:35
原标题:为什么说人民就是“上帝” 作者:曲青山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致闭幕词时,曾引用“愚公移山”的寓言作比喻,讲了如何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讲话虽然距今已经过去68年了,但毛泽东同志借用“愚公移山”所阐发的事理,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对讲话中所阐发的 人民就是“上帝”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上帝”不能惹,谁惹怒了“上帝”,谁就必定要垮台的论断。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他讲的是感动“上帝”的问题。即感动“上帝”,“上帝”会帮助我们搬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解放后在考察、调研的谈话中,他所强调的是惹怒“上帝”的问题。即惹怒“上帝”,“上帝”会让脱离人民群众的党员领导干部最终垮台。他在阐述这个思想时,前一个讲话是在革命时期,后一个谈话是在建设时期。作前一个讲话时,我们党正在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所以讲话强调的是有全国人民大众的支持,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就是要坚定全党的必胜信念。作后一个谈话时,我们党已经在全国取得政权并长期执政,正在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在这个时候谈话所强调的是要高度警惕各种脱离群众现象的发生,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此保持警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思想和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语言生动,比喻形象,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思考。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说,人民就是“上帝”,是因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这个论断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意蕴。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当年,在战争年代,曾流行于太行山区和冀中平原被老百姓广泛传唱的一首支前民谣,就是对这一结论的生动诠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衣,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陈毅同志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创建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大规模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并实行了一系列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事实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党的根,是党的血脉,是党的力量源泉。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并十分严峻地考验着我们党。当前,我们党的总体状况是好的。但毋庸讳言,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身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令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一些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精神懈怠,养尊处优;不讲效率,推诿扯皮;哗众取宠,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讲排场,图形式,摆花架子等等,更有甚者贪污腐化,消极腐败,跌进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罪人,走上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现象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败坏着党的作风,破坏着党的形象,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效果。这是一个重大的举措,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活动开展得好,开展得有成效,我们党存在的问题就会得以减少,存在的突出问题就会得到遏制,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会进一步密切,党的作风就会进一步改进,党的建设就会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有诸多的期待和期盼,“上帝”在看着我们,也在监督着我们。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上帝”支持我们,我们就会胜利;“上帝”不支持我们,我们就要失败。 而“上帝”是否支持我们,则取决于我们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言行和所作所为,即能不能让“上帝”高兴、满意、答应和拥护。“上帝”高兴了,满意了,答应了,拥护了,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的支持,否则就会相反。那么,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怎样做才能让“上帝”高兴、满意、答应和拥护呢?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对“上帝”要有感恩之心,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上帝”要有怜爱之心,因为,人民群众在工作、劳动、生活、学习中艰辛不易。对“上帝”要有报答之心,因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只要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人民就是“上帝”这句至理名言,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身体力行,不忘本,不丢魂,扎稳根,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我们的奋发努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一定会早日实现。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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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电报错译,44年小干部敢骂毛泽东
热度 7 cat 2013-7-1 04:26
http://club.history.sina.com.cn/thread-5530870-1-1.html 中共取得胜利的秘密:44年小干部敢骂毛泽东 1944年,当中国抗日战争即将步出相持阶段的困境,转入夺取最后胜利的反攻阶段时,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尾声。我们中央党校的学员,经常集中学习和讨论, 着重研究党的历史路线是非问题,着重批判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同时,还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对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提意见。 经过前段的整风,党内已形成良好的民主风气。学员们畅所欲言,批评对象上从党中央主席下至军分区司令员,从政治、军事到生活、作风,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还有八路军各师首长都聚集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意见。 记得那天开会前,刘伯承师长同我说话后就让我坐在他的身后。大礼堂前五排都是党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坐的位子,我坐在第六排,毛泽东主席就坐在刘伯承师长的前面。大会像前些天一样开始了。 舞台上仅设了一个讲台,谁都可以上去发言。讲台旁边设有一个记录台,一名干部现场作记录。开始有两位同志发言,我同身边的同志“开小会”去了,没有留意。轮到我一二九师军法处丁武选处长上台发言,我才认真听起来。 丁武选是安徽阜南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那年他已四十六岁,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老资格了。他秉性刚直,敢于仗义执言,大家都十分敬重他。 丁武选处长谈到我一二九师根据地问题、干部问题,谈到八路军的三个师的改编,问题越扯越远,甚至扯到了红军时期。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央领导对原红四方面军 的态度不公正、不公平。大礼堂里的学员都是来自八路军三个师的团以上干部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再加上中央领导及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丁处长的发言引 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他谈到的许多问题非常具体,也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越说越激动,批评的对象最后直指毛泽东主席。 这些问题说来话长,谈到党内军内的许多问题甚至要追溯到红军时期。 八路军组建时是以红军的几个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我们四方面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丁武选批评中央和毛泽东 不信任四方面军时说:你毛泽东在整风中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可你自己看,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你就是偏心。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人,原一 方面军的林彪是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原二方面军的贺龙现是一二○师的主要领导;可我们一二九师呢,主要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一方面军的。当然,我们对刘 师长、邓政委没有意见,可我们四方面军不是没有人呀,徐向前总指挥才任副师长,这对我们四方面军是不公平、不信任。 丁处长接着说:在长征途中,张国焘闹独立,同中央唱对台戏,最后发展到分裂红军、分裂党,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路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是反对的, 四方面军后来能够北上回到中央的身边,就说明了这一点。张国焘的错误是张国焘本人的问题,中央批判他是对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被迫执行了张国焘的错 误路线,这个账不能算在我们身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主要责任在张国焘,一方面军也有责任呀。批判张国焘就批判张国焘好了,可四方面军的干部也跟着 倒霉。四方面军中一些高级干部因受不了这个气,才有人准备出走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听丁处长发言。丁处长说的这些问题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红军时期,一、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在川西会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闹独立思潮的影响,使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了隔阂。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知识分子较多,而 四方面军中的干部多是工农出身。两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拥兵十万,人马比一方面军多,军力比一方面军强,私欲膨胀,向中央要官要权。他的错误思想 及路线也传染并影响了军中的一些干部,一些人对一方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由八万之众锐减至一万多人有看法,对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颇有微词。而中央和 一方面军中的部分干部,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四方面军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粗鲁、蛮干、霸道,像“土匪”、“军阀”。两个方面军的团 结,以及中央和四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问题。 “出走”是指四方面军第三次走出草地北上同中央会师后,在陕北,中央“清算国焘路线”并召开了对张国焘的斗争会,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好像张国 焘的错误就是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错误,人们抬不起头,心情不舒畅。中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错误路线的决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后来波及面太宽了。某些 人竟错误地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使一些干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伤害。四方面军的每一个人心里不光在流泪,还在暗暗流血。 这些问题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引起强烈不满,一些人认为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 丁处长满脸是泪地说:许世友、洪学智、詹才芳、王建安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被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叛变革命”、“拖枪带队逃跑”。他们为什么要出走?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呀!这些干部分别被判了徒刑,关押了几个月至一年。这是一起冤案呐! 旧话重提,引起了中央党校原四方面军学员的共鸣。 丁处长接着说:出走的事中央虽然解决了,过去了好几年,这事也就算了。可你毛泽东怎么在前年又发出一个电报,说什么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任用与工作分配,应 当和其他部队的干部“有所不同”。什么“有所不同”?分明是对我们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信任!这么多年了,直到现在,你毛泽东还不相信我们!就因为这份电报, 搅得我一二九师军心不稳,这不,又有了“出走”之事。我师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和两位团级干部因不满中央的不公平、不信任,才拉人出走的。人都抓回来了,因为 你的这份电报,这几位流血流汗、南征北战、跟党干革命多年的好同志差点就被杀了。 丁处长激动不已,声泪俱下。这一席话,使整个会场震惊。 党校学员中一二九师的干部都知道这件事。这些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们随着丁处长的叙述,唏嘘不已,会场上有人失声痛哭。其他部队,原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因不 了解这一情况,也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毛泽东满脸涨红,不知如何解释。就连平时开会时最不拘小节、随便惯了的陈赓,此时也安 分了起来。 平时开大会,毛主席在台上讲话,陈赓在台下听讲,他口渴时可以毫无顾忌地走上主席台,拿起毛主席的茶缸,咕咚咕咚喝上几口再下台来。可此时,陈赓旅长把头埋得低低的,一言不发。会场上,除了哭声,开始出现了一些骚动。 台下有人问:又有人出走是怎么回事?丁处长说的“电报”之事和又有人出走,确实是真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并创建了各自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各根据地的敌情、地域地理、条件、人员情况 各不相同,所以各师干部的任用和每个人的情况也有差异。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几年前“批判张国焘”扩大化的影响,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心中的阴影总也 抹不去。尤其是在“抗大”和中央党校中,各师的干部都集中在一起,一些人将自己同其他师的干部相比,总觉得“己不如人”,即认为中央还是有偏见,对原四方 面军干部仍然不信任。这些思潮和怨言在干部中流传,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党中央从团结大局出发,于1942年7月2日对一二九师发出了电报指示,即《中央 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然而,一二九师当时收到中央的电文时,该指示中的第三条中有句话为“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与其 他干部不同,但不应有歧视……”这句话,在当时一二九师的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些干部思想偏激,认为党中央至今还不信任我们,在干 部的任用和分配问题上与其他部队的干部还要有区别。 我一二九师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余伦胜,当时在师轮训队学习。这位从烽火硝烟中打出来的旅级干部,性情耿直,脾气急躁,一听完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就跳了起 来:“什么'有所不同'?明明是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任用干部还要分个子丑寅卯,区别对待。我们就是后娘养的?……革命了这多年,老子到哪里也是革命,到 哪里也是抗日打鬼子!不行,走了去毬,回我们大别山拉队伍打游击去……” 余伦胜这一咋呼,有许多人响应。不几天,这位分区司令员果然拉了些人离队出走了。出走的人里有两位姓黄的团级干部,还有各自的警卫员等一干人。他们身着八 路军军装,骑马挎枪,离队后直奔鄂豫皖方向而去。由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严密封锁,他们这样的着装和身份在没有我地方交通的掩护下是很难穿过封锁线的。他们 在敌我结合部转悠了两天,被当地民兵发现,因怀疑他们的身份而将他们扣留了,经与一二九师联络后将人押解回了太行。 旅级、团级干部的出走,在一二九师非同小可,刘伯承师长震怒了:革命了这些年,在我们部队还有分区司令员带队开小差!这件事要严肃处理! 人交给了军法处,开小差在军中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主要的组织者余伦胜和两位姓黄的团长将被枪毙。余伦胜从红军时期到抗日前线都是一名能打硬仗恶仗的战将, 他曾是红四方面军中“夜摸老虎团”的团长,在红军时期就战功卓著,如今却因“开小差”要被枪毙,而“开小差”的原因竟是对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不满。一二九师 许多干部都想不通,可军法无情,军中无戏言,“挥泪斩马谡”的事,历史上不是没有呀!这件事报到刘伯承师长那里,刘师长认为:过去我们“肃反”时犯的错误 无法挽回,人死了不能再生,再说这“开小差”的原因特殊,枪毙一个旅级干部一定要报中央批准。 一二九师致电党中央请示。党中央立即回电:枪下留人,一根汗毛也不要动,速送延安。 这就是丁武选处长讲的“出走事件”。后来得知余伦胜等人被押送延安,送“抗大”报到,去学习了。余伦胜在枪口下拣了条命,解放后,余伦胜曾任湖北省外贸局副局长。那两位姓黄的团长在解放广东海南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1942年10月,在讨论《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时,刘伯承师长在师直干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刘师长从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干部水 平,增强党性建设的高度,解释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在指示中第三项说到关于干部分配问题。对此,有的同志怀疑有什么不同?我看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不同, 即由于考虑到,原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在张国焘统治时期,在愚民政策之下,很少受到党的教育,应该理解党中央的这一片苦心。若不如此理解,正给敌人一个挑 拨的空隙。在困难中,团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应在加强团结、增强党性建设中,迎接新的胜利。” 刘伯承师长在党中央指示电文不明确的情况下,以自己高度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操,解释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为维护党中央的威信,从维护团结出发,以大局为 重,在一二九师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大会讲台上,丁武选处长的发言还在继续,锋芒直指毛泽东。原来党中央指示的那份电报是毛主席亲手起草的。会场上 气氛紧张,丁处长在台上啜泣着发言,下面是一片低沉的嗡嗡的议论声,那声音仿佛是雷暴雨前的低气压。紧张的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看见前两排坐着的毛泽东,后脖颈上流淌着汗珠。他侧身回头压低了声音问刘伯承师长:“伯承呀,部队的情绪这么大,问题严重,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刘伯承心里也窝着火,将手中的笔记本丢在旁边:“电报是你拍的,叫我说啥子?” 毛泽东叹息道:“唉,冤枉呀,我电报的原意不是那样的,怎么就搞出这么大的问题!” 丁武选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希望能得到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毛泽东沉重地站了起来,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毛泽东。会场上一片寂静,空气似乎凝固了。 毛泽东深沉地说:“同志们,这件事是个误会。中央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这电报是我起草的,可指示中的电文应该是'一视同仁',而不是'有所不同'。” “可我们传达的指示中的确是'有所不同'呀!”台下有人说道。 “同志们,我现在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存底,请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派代表去电报局查实。如果我的电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们如何处置都行;如果电稿中是'一视同仁',那就请同志们谅解。” 一二九师的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真的选派了五位代表去了电报局查实,这天的大会暂告一段落。 会后,刘师长问我:“小秦呀,余伦胜的事当时发生在你们轮训队,问题是处理了,部队干部这么大的情绪,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 我说:“师长,我汇报了呀。你忘了?师直传达中央指示后队里干部怨言很多,情绪很大。余伦胜是一队的。我和昌义专门向你汇报了我队的情况。那天在你房里,你坐在桌边,参谋长坐在那儿……” “啊,是啰是啰,你说过,我想起来了。我真没想到过了这长时间还这样哟……”刘师长背着手踱着步子。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一二九师派出的代表将电报原稿带来在大会上宣读,并出示给全体与会者。电文稿上清清楚楚写着“一视同仁”。 原来中央的这一指示因译电和收发发生了许多错误,甚至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字句,将“一视同仁”错发为“有所不同”。所以,这不是毛泽东的错。 会场上又是一片寂静,许多人眼中噙着泪水。台下忽然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上像暴风骤雨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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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秋风 2013-6-11 21:02
来自毛泽东的信息:回归在即--让觉醒的爱普撒大地
来自毛泽东的信息:回归在即 我是毛泽东也是无量寿佛金光体 我爱你们我的孩子们,今天我第一次讲我在另外空间的形象,其实何止一个形象呢?层层天都有我不同的显现形式。 因为现在整个大计划已经接近尾声了,一个崭新的光明世界就要展现出来。在虚幻的世界里你们也许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然而在真实的宇宙中一个崭新的地球早已诞生了,旧的地球也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大揭露的信息潮水般的涌来,人民觉醒的速度如星星之火燃遍全球,人民发出的正能量正在改变去除黑暗的旧势力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一个崭新的地球、纯净的地球、充满爱的地球、才是生命居住的地方。 我的孩子们,你们为这个地球做出巨大的贡献,地球母亲感谢你们!全宇宙的众生都感谢你们!并深深的爱着你们。 现在是不允许你们看的,当真相大显时,你们自己都会为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而震撼、激动不已的。 我的孩子们,加油吧! 胜利就在前面,美好世界的众生在等待他们的主早日回归,大团圆就在眼前了! 我爱你们孩子,晚安! 让觉醒的爱普撒大地 我的孩子们你们好! 我是毛泽东呀也是无量寿佛金身体。 我爱你们我的孩子们、无畏的战士们、无敌的勇士们、智慧的天使们、各位大师们、佛菩萨们。 今天我想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提升的问题。这个问题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不清楚的,许多人还在混日子、等天上掉馅饼呢?我真为他们不珍惜好好学习而惋惜...,是的,我不愿看到真相大显时呼天喊地顿足捶胸后悔悲痛的场面...。 人类的提升就是每个人都应该不断纯净自己的心灵,不管你是高官还是平民都应该不断冲刷、洗净被污染的心,也就是做到大公无私积极向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在提升自己的层次,你就走在通往美好家园回归的金光大道上。 我的孩子们,不要攀别人,要好好把握住自己的这颗心,让自己的佛心金光闪闪的出来吧!千万不要受世间污泥浊水的污染,让熏人利己,争名夺利、贪污腐败、争斗厮杀统统见鬼去吧! 我爱你们我的孩子们、无畏金刚们,世界是你们的,是你们用爱创造出来的新天地。 提升与不提升都是你们自己说了算,没有谁逼迫你,自由意志嘛。不同标准的提升就是不同层次的扬升,现在地球上已有千百万人达到了佛菩萨的境界,他们仍然在为社会的和谐、为世界的和平而积极努力的奉献他们的爱光,不断扩大觉醒队伍,让人民觉醒起来共同帮助地球扬升。 新世纪迎来了新的曙光、新的风景,我有时走在你们中间你们毫无觉察,因为我不是人的肉身,我是光体。 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们,我爱你们,中华大地是神的故乡,决不能让旧的腐朽的垃圾污染神的国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佛菩萨的标准。习近平主席就是和平使者爱的化身! 我爱你们我英雄的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大团结一定会到来! 人民万岁! 世界人民万岁! 爱好和平的人民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爱你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f808870101cjg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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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0 mayimayi 2013-5-19 23:46
毛泽东外孙王效芝的婚姻---与薄一波儿子薄熙成,刘少奇之子刘源的渊源 ... ... ... .. ...
毛泽东外孙王效芝的婚姻----与薄一波儿子薄熙成,刘少奇之子刘源的渊源 毛泽东在中国高层会议上讲,“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 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 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 他说的伤心, 悲愤 毛的大儿子毛岸英, 本来可以接班, 但是, 他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为国捐躯, 还有一个儿子毛岸青,但是有大病 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生了一个大女儿, 叫李敏, 毛泽东与最后一个妻子江青,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李讷, 毛泽东的孙子辈共有 四人。 孙子毛新宇, 外孙孔继宁,孔东梅(妈妈是李敏), 外孙王效芝 孙子毛新宇,现在是解放军少将,大家都知道 毛泽东还有两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大女儿李敏的丈夫是孔令华,他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孔继宁,女儿叫孔东梅,是毛泽东的唯一外孙女,她长得极像毛泽东,也有好命,现在是百万富豪 毛泽东第三代后人中最小的一位是王效芝。王效芝是李讷(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与前夫所生的儿子。 毛泽东的最小的外孙,王效芝,为人低调,外人了解不多,本帖做一介绍 1970年,未婚的李讷下放到江西干校,并在干校与一位徐姓青年结婚, 一年后生育一子, 取名徐小宁,后来,二人离婚。 1984年,李讷与王景清(原中央警卫战士)建立了新家庭。徐小宁随继父王景清改姓王,取名王效芝,即效仿外祖父毛润芝的意思。 有报道说,王效芝从北京市外事旅游职业高中毕业后,选择了一条与父母完全不同的独立生活道路。同几位哥哥、姐姐相比,王效芝是最低调的一位,在媒体和网络上抛头露面更是少之又少。 1990年, 18岁的王效芝是北京市外事旅游职业学校的学生,自5月份起由学校组织和同学们一道到亚运村服务以来,他就一直在10号楼里任副领班。虽然是毛泽东的外孙,但在工作中,他却从不搞特殊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任劳任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学和运动员的赞扬。 如今的王效芝已经下海经商十余年,一直秉承着毛家低调、踏实的风格, 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见过王效芝的人以及这么多年来他的商业伙伴对他的评价是:效芝是个内向的不太善于交际的人,但是他时尚健康帅气的形象加上他谦虚儒雅的风格,令人感到很亲近。 王效芝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翻译助理经常只能做做记录,效芝就自己与客户谈妥了生意。 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必要的应酬,基本上工作结束就回家了。他自己说到,由于我特殊的童年环境,所以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家人带来幸福,尤其要给我女儿最开心快乐的童年。 王效芝爱旅游,所以经常给自己放个长假,带着全家老小十几个人出门游玩 王效芝的婚姻, 与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 (曾任北京市旅游局长)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 (上将)有直接关系, 薄熙成 和刘源是他的红娘 王效芝从小就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和 刘源 关系密切。 1976年,毛主席逝世,李讷身患重病,年幼的王效芝无法被人照顾。 1979 年王光美同志出狱后不久,听说毛主席的小女儿李纳身体不好,生活困难,独身带着四五岁的儿子没人照看,就主动到李纳家里帮忙带孩子,做家务,还亲自购买厨房用具帮她安家,里里外外地操持 王光美自己爱游泳,经常带着李讷的儿子一道去;王光美还张罗着给李纳找对象,李讷新婚,爱人王景清在延安时曾是刘少奇同志警卫员,结婚时王光美带着孩子们前来祝贺,两家来往更为亲密。 后来,李讷儿子王效芝的婚姻, 刘源 作为男方代表, 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 作为女方媒妁,促成了王效芝的姻配良缘。 在毛泽东外孙王效芝的婚礼上,刘源面对几百位毛家的亲朋好友,从容讲了一段话,颇耐人寻味:   青史凿凿:毛刘合力,国之幸、民之福,成就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革命事业;毛刘分离,国之殇、民之难,也铸成两位伟人和两个家庭的最大悲剧。我们今人,必须力保先辈的成功,避免他们的失败,光大真理,扬弃错误。这才是真正的好后代。   这个世界上,不是没道理。往往是人们超脱不出感情,意气用事,不讲道理;或不想搞清道理,心里明知不愿信、不愿行,不按道理去做。对我们两家,最简单的事实证明,和则盛、斗则衰,合是正确、离是谬误。多浅显的道理!我们两家后人,最起码应该做到,和而不斗,合而勿离。 今天,毛泽东、刘少奇两位老人家,若在天有灵,看到我们举行如此盛大的婚礼聚会,济济一堂,同贺大喜,一定会为我们高兴,一定会为有这样的后代而自豪 王效芝的夫人叫 王伟, 他们有一个女儿, 叫王瑞雪 王效芝,夫人王伟, 和女儿王瑞雪(中间3人) 毛泽东外孙王效芝和夫人王伟婚礼, 前面是刘源 和 薄熙成 江青,毛泽东, 李讷 李讷,毛泽东。毛岸英 李讷夫妇 和 儿子王效芝, 媳妇王伟 李讷(右一与父亲毛泽东、母亲江青、毛远新合影 王效芝,李讷夫妇,王光美, 李敏,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和 刘源(左) 刘源,薄熙成(中),王效芝 薄一波 刘源上将与王效芝 刘源, 王效芝和 省委书记 袁纯清 李讷 和丈夫 王景清 江青在苏联 李讷夫妇 王效芝 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 很像毛泽东 王效芝, 孔东梅, 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夫妇 从左到右-陈毅儿子陈昊苏, 朱德外孙刘建, 毛泽东外孙-孔继宁, 何长工之子何光晔 毛泽东的两个外孙-王效芝和 孔继宁 毛泽东女儿李讷的 书法-- 帝王气派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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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燕山红场 2013-5-18 04:23
http://www.tudou.com/v/fXF-aflgYOc/resourceId=117845652_04_02_99tid=0/v.swf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 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共青团   准备着参加共青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民主阵营 --- 最前线 ! 3 段!!   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   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   和平的风啊吹动了旗帜   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永远跟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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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政论:【中央党报:习总指若全盘否定毛泽东,将会大乱】
热度 3 zjx 2013-5-18 02:03
导读:前两天,在珍珠湾看到了一篇前苏联解体的一篇文章,针对中国的国情,有必要进行疏理: 习近平同志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 出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5月7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刊文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 中 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这一命题直接涉及到中国特 色 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统一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入认识其重大意义。    一、“两个不能否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实现这一要求,必须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如何认识二者关系,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节性难点。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在全面回顾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鲜明地提出防止割裂二者关系的“两个否定”倾向,确定了“两个不能否定”重要原则。“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坚守住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成果和成就。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起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充分论述和高度评价了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对当代中国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具有奠基意义的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其基础和源头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   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倾向和观点,不仅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也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是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根本成果。否定了这一时期,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就会得出我们压根不应该搞社会主义,甚至不应该搞革命的结论,那就谈不上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   “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前那种僵化的观点 看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用僵化的观点看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必然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一代不如一代”,什么都是过去的好,甚至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   总之,“两个不能否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搞改革开放的问题。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否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不能否定”的要求,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历史认识上的表现。    二、“两个不能否定”进一步明确了维护党的历史、巩固党执政根基的重点问题   坚持“两个不能否定”,维护党的历史,涉及的问题很多,必须有针对性地抓住重点难点。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正确认识党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党历来不回避这一时期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和错误,也历来不忌讳批评。但应该看到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失误、错误,是历史长河中的 片 段和支流,不能把这些错误与整个时期等同起来。即使在“大跃进”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也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取得了巨大成就。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   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党从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过渡。世界很多国家在探索自身道路的过程中,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我们要建立从根本上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较之以前的历次革命都要深刻而艰巨,要求我们党从一开始就不犯任何错误,不经历失败和挫折,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29年的艰辛探索,党终于找到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这样的历史转变和过渡,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改革开放前党的全部历史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党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作为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 真实 用意。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朴实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泽东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进程 中出 现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是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借以攻击党的重要方向。党历来不回避这些矛盾和问题,实际上,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许多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直接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我国发展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发展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在二三百年发展中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几十年的时间里可能集中出现。同时,我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规模是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也是矛盾和问题可能较多的重要原因。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并没有出现一些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矛盾、问题那么突出和尖锐的情况,也远比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矛盾和问题解决得好。这些都说明,我们党作为社会最先进的力量,是能够领导并不断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我国的制度体制从总体上是与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决不能以出现矛盾和问题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总之,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评价、对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评价,不仅是党的历史的焦点,也是现实政治的风向标。对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和忽视,都势必给党的执政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决不能让某些敌对势力在党和国家的根基上构筑“蚁穴”、打开缺口。    三、“两个不能否定”是进一步统一对党的历史的认知,把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基础   总结历史,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党推动事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两个不能否定”的提出,对于统一对党的历史的认知,把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更好地开辟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又是党90多年特别是党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对党的历史的认同,就不可能达到对党指明的前进方向的认同;没有对党的历史的共识,就不可能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活生生现实的共识;没有对党的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两个不能否定”的根本要求,是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上来。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主要体现在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两个不能否定”与党的这些基本文献的精神是一致的,是这些文献精神的简洁概括,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继承党的事业、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的鲜明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就是坚持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把对党的历史的认知统一到“两个不能否定”上来,也就是统一到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上来。“两个不能否定”实际上提出了党员干部在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基本政治纪律要求。   总之,习近平同志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符合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要求,更是站在政治、现实高度思考解决历史问题得出的科学论断。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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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舵手 2013-5-13 22:32
毛泽东生平年表 年代 记事 图片 早期生涯 1893年 12月26日, 毛泽东 出生在 湖南省 长沙府 湘潭县 韶山冲 的一个中农家庭中。韶山毛氏祖籍在浙江省 江山市 石门镇清漾村 。 1908年 其父 毛顺生 为他配婚与罗氏( 罗一秀 ),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 1911年 春,到湖南 长沙 湘乡驻省中学求学。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接触到反满思想,毛是该学校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之一。 1912年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 (今 长沙市第一中学 ),半年后因不满学校教学方式而退学。 1913年 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春学校并入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 1918年 4月,与 蔡和森 等人创建新民学会。 夏,卒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 春,到上海送 蔡和森 出国留学,得到 章士钊 2万大洋赞助,然后回湖南。 7月,他主编的《 湘江评论 》在长沙创刊。随后由于杂志社破产而失业。 12月,参加驱张运动代表团,再赴北京, 1920年 5月,从北京去上海,送 萧三 等出国留学。在上海结识 陈独秀 ,陈给毛提供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即在长沙卖由陈主编的 新青年 。同时受此影响,毛开始注意 共产主义 。同年他在湖南创建 共产主义组织 。他在上海《国民日报》和长沙 大公报 上发表系列文章,鼓吹“湖南的 门罗主义 ” 、湖南独立,主张建设“湖南共和国”、将中国“分为二十七国” 。 1921年 7月,与 何叔衡 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赴上海出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和 刘仁静 是会议书记员。 8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返湘,择 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为湖南建党据点之一 10月亲临三师演讲,发展党员,建立起 衡阳 地区第一个党小组。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冬,与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结婚。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湖南分部主任。 7月,赴上海参加党的 二大 ,因没有找到会议地址,未能出席会议。后来毛对斯诺笑称自己和奇数有缘,党的一、三、五大他都得到重用。二大未参加, 四大 则被 维经斯基 排斥。 9月,参与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筹备,但没有亲自指挥。 10月24日,长子 毛岸英 在长沙出生。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任陈独秀秘书。 6月,在广州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并任秘书(是陈独秀的主要助手)。在一大、二大担任秘书的张国焘因反对和国民党合作,被排除出中央局。 1924年 1月,在广州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被人戏称为“胡汉民的秘书”。 6月,接妻子杨开慧和孩子到上海。年底,携妻带子回湖南“养病”。 1925年 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 替换 马林 ,强调阶级路线,中共政策左转。毛在会前离开上海,没有参加会议,他因热衷于与国民党的合作,落选中央局委员,原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 张国焘 东山再起,再次取得党内第二把手地位。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毛泽东代理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12月,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926年 1月,在 国民党二大 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毛泽东任所长,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前五届农讲所主任有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等。 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7年 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反驳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3月,在 武昌 同 邓演达 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秋收起义 到 遵义会议 1927年 8月7日,出席了中共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枪杆子里出政权)”会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派遣毛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南组织 秋收起义 。 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29日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称“ 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军事双重的领导标志着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8年 4月,与 朱德 领导的 南昌起义 受挫余部在 宁冈 砻市 会师。部队整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任军长,毛为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朱德部编为第10师,毛部编为第11师,湘南农军编为第12师。红4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红军。 6月,红四军在朱德于 永新 、 宁冈 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灭统治江西的滇军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6月下旬,毛泽东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结婚。(与杨开慧并未离婚,杨开慧于1930年11月14日被何键杀害)。 1929年 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 古田会议 ),毛再次当选前委书记,古田决议明确了 中国工农红军 的阶级性质、任务:“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0年 1月,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林彪 给毛泽东写了《新年贺信》。5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红旗还可以打多久”的疑问给他写了复信(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提出了“ 农村包围城市 ”的主张。 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4军、红12军和红6军(7月改称红3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 5月,赣西南特委领导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运动,此次肃反运动展开迅速,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毛泽东对此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需要对行委“来一番根本改造”((《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但反AB团的运动很快招致了反对, 红二十军 在 12月12日 发动了 富田事变 ,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当时 李立三 派到 中央苏区 领导当地工作的 项英 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内部矛盾,但是不久 王明 击败李立三夺取中共中央政权,派遣 任弼时 等人前来中央苏区,推翻了项英的结论,并以此为由撤销了项英的领导职务,帮助毛泽东成为当时苏区党和军的一把手。。 1930年10月到 1931年 9月,与朱德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 围剿 ,并取得胜利。反围剿的胜利意味着朱毛红军完成了小型游击战到大规模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转变。 1931年 11月1日-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建军和苏区工作中的观点和主张,被会议认定为是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及“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主持会议并批判毛的是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11月27日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4年 10月10日 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000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战略转移,毛率中央政府随军行动。在到达甘肃南部哈达铺时,毛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首次把这次战略转移命名为 长征 。 遵义会议 到七大 1934年 12月11日,湖南通道会议,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 1935年 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 1月15日—1月17日,在遵义会议增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军事三人团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最后负总责的仍是周恩来),进入中共最高层,重新取得军事前敌指挥权。 11月,毛泽东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合力消灭东北军牛元峰第109师及第106师1个团,为中央把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 12月7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保安县组成,毛泽东任主席。 1937年 1月13日,毛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到延安。 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9月针对八路军内部主张八路军要集中兵力打大仗、硬仗、打运动战的想法,毛泽东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要求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指示 林彪 的115师向晋察冀山区, 贺龙 的120师向晋西北山区, 刘伯承 的129师向鲁冀平原,进入这些敌后地区发展根据地。1940年给新四军的指示是“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鼓励新四军与国民党抗日部队争夺地盘,在此前后两军发生一系列军事冲突及后来的 皖南事变 。 毛泽东和王明 毛泽东和张国焘 1938年 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出预测,反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这两篇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论持久战》得到国军副总长白崇禧的肯定,并用于指导武汉会战。 11月19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1939年 5月26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立3周年发表文章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和毛以前的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后来被林彪称为三八作风。在這個時期,毛澤東代表中共從蘇俄處秘密接收大約每個月三十万美元的活動經費。 1941年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毛泽东和康生 1942年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开始了 延安整风运动 。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该讲话成为共产党指导文艺创作的指导纲领。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面了。这为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及以后推行左的一套,奠定了基础。 1944年 七大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1945年 6月19日 ,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被选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 8月9日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 王若飞 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抵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 》)。在《会谈纪要》中,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结束国民政府的训政;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最重要的一项,是双方确定将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民國政府不承认共产党在当时其声称解放区的政权;国民大会问题也未达成协议;中共所领导的军队整编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毛因病休整了一段时间。 1946年 1948年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 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 黄河 ,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 1948年底至 1949年 初,毛泽东领导指挥解放军在 辽沈战役 、 淮海战役 和 平津战役 (史称 三大战役 )中战胜国军,取得内战决定性胜利。 1949年 2月24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与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达成关于国共和平谈判的非正式协定八点,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点为基础”。 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0日 ,渡江战役发起时,解放军和长江中的英国战舰发生激烈炮战,英舰“紫石英”号中弹搁浅。 4月22日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社论《抗议英舰暴行》,指责“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是为“ 紫石英号事件 ”。 6月30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 9月21日 至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主持制定具有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当选为 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 1949年 10月1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同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12月16日 毛泽东首次出国访问苏联,出行目的有两个,第一力图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二是给 斯大林 的七十岁生日祝寿,此次出行毛认为受到了苏联方面的冷遇,在很多问题上进行了争吵,毛泽东对此次访问大为不满,印象很差。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派遣解放军第13兵团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加朝鲜战争,战事达三年之久,最后战线稳定在北纬38度(三八线)附近。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对战双方都各自有数十万计的军民丧生。 毛泽东指令肖劲光分别组建人民海军。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先后乘坐“长江”舰、“洛阳”舰航行4天3夜,并为5艘军舰题词,先后5次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11月25日,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阵亡。 1951年 10月12日 ,《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954年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并主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 宪法 》。 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 乘机秘密北京,毛泽东在 中南海 游泳池畔穿着游泳裤头欢迎和会见赫鲁晓夫。8月4日,北京和莫斯科同时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1956年 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700多名科学家共同参与,年底编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规划》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提出有全局性意义的12项重点任务,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 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论述了共产党在经济、国防、民族、外交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思想。 提倡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的 双百方针 ,鼓励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对中共提出意见。 1957年 发动「反右派」运动,55万在双百中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和非党员)被中共打成“右派”,遭到批判和劳动改造。(官方统计当时有500万知识分子) 1957年 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去莫斯科参加 十月革命 40周年的庆祝典礼, 赫鲁晓夫 、 布尔加宁 、 米高扬 等苏共最高领导集体都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让毛泽东甚为感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访问(也是最后一次)。 1958年 ,发动 大跃进运动 ,希望能在短期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各地土法炼钢,誓言二十五年内 超英赶美 (后来又被缩减为二十年、十年甚至五年)。又实施人民公社制度。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被合称为三面红旗。 因毛泽东和 赫鲁晓夫 在很多重大关系上产生分歧,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援助。 8月20日,毛亲自指挥 金门炮战 ,并和 蒋介石 分别粉碎了美国欲将台湾独立的企图。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 庐山会议 期间,毛泽东一度着手纠正“大跃进”中“左”的偏差,强调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务求让国民经济回归正轨。 军委扩大会议,毛批判 刘伯承 、 叶剑英 、肖克为首的军事教条主义。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被冲击,正规化被政治工作至上所取代。 1959年 7月, 庐山会议 中,因不接受彭德怀所上万言书中的批评,发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运动。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左倾”恢复为经济工作的“思想方针”。庐山会议后,毛支持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朱德、彭德怀均被排斥。 1960年 冬,回应中共党内压力,从形式上中止大跃进运动,但并未根本停止。 1962年 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 和 邓小平 认为毛泽东主导的195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的建设方针存在问题。刘少奇纠正施政错误,邓小平、邓子恢支持农民“三自一包”。 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申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 四清运动 ”,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毛指示周恩来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963年 3月,首都各大报纸发表毛泽东题词“向 雷锋 同志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 发动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批斗中共干部、知识份子、地富反坏右,并展开大规模毁坏文物和书籍的“破四旧”运动。国家主席 刘少奇 被批斗致死,总书记 邓小平 也遭免职。 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和11月25、26日,共八次九天接见了超过1100万人次的红卫兵。 1968年 1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高潮。 1969年 中国共产党“九大”,他选的第二个接班人 林彪 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1969年10月14日到1970年4月11日,毛泽东“战备疏散”到武汉(1969年11月12日去长沙)。 1972年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 1972年 毛泽 东与到访的 美国总统 尼克松 会晤 1974年 - 1975年 1974年 7月17日到 1975年 4月15日,毛泽东在南方的 武汉 (7月18日至10月12日)、 长沙 (10月13日至次年2月3日)和 杭州 (2月6日至4月13日)长时间休养。 1976年 4月,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大量纪念 周恩来 的花圈,诗抄。毛泽东将其定性为四五反革命事件,并撤销 邓小平 一切职务,指定 华国锋 为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兼 国务院总理 9月9日 0时10分(一说为1976年 9月8日 9点45分),毛泽东在 北京 去世。他逝世后国内各地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悼会。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举行了追悼会并设立了9天到10天的哀悼日。 联合国 以及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虽然毛泽东在生前主张火化,但他的遗体被注射 福尔马林 进行保存,而且后来在 天安门广场 建了 毛主席纪念堂 来存放他的遗体并开馆对民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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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3-5-13 20:00
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李慎明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笔者认为,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与党的十八大报告一样,都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这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毛泽东根本不会搞经济建设,只会搞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也确实有失误,我们应认真记取。但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不是事实。毛泽东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失误相比,成就不仅是主要的,更是伟大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一建立,并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过,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到美国去,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还在我国解放战争之时,西方强国便协助蒋介石政府对我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挥笔写就的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指出,解放区比如上海,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新中国一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便实行更加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等西方强国对我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苏联东欧国家竟还多出500多项。但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的新中国前27年,一是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仅10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河南省一直是全国生产粮食和生猪生产的大省。现任郑州市金水区一基层单位党总支书记的宋丰年曾告诉笔者:“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郑州市肉联加工厂生产一线劳动过。该厂连续几年每年冬季前后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都要宰杀5000多头优质肥猪,当即运往苏联还债。”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的核潜艇不是核动力潜艇,而是意味着具备了具有战略意义上的第二次核还击能力的核潜艇,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最基础和中坚性作用。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加入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上五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十分耗时。这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又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影响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就汲取了这一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前进和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说得好,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在多种场合也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将永远铭记在心。   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曾吃过草籽和榆树皮等,但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甚至别有所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直接、最便捷、花钱最少但却最有效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进而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乃至列宁。   什么叫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所读的叫着“历史”的课本或书籍或相关文章等这些纸质记忆,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是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的。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时代”,美国当局总共抓捕甚至杀害了多少美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是铁幕,无人知晓。196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杀害约50万至100万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连当时的美国媒体也报道说,甚至河水被染成红色,在当今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却几乎也无人知晓。而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无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没有处死一个,却全部被描述成“血淋淋”的,地球人都知道。而他们在印尼杀死的50万至100万人,地球人却几乎无人知晓,更无人谴责。国际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就是这么和这样的“客观”、“真实”和“公允”吗?!   1994年,海外出版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笔者曾在中南海工作10多年,与毛泽东多名身边工作人员有过接触。看到此书中对毛泽东的攻击特别是所谓私生活的描述后,即找到毛泽东去世后仍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整理毛泽东图书的周福明。早在1960年,周福明即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兼管毛泽东的理发。周福明看了李志绥所谓的回忆录,十分气愤地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是恶意编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席身体很好,很少吃药。要吃就是安眠药。安眠药都是我们警卫战士去拿的。李志绥基本接触不到主席,何来他所看到的主席的所谓私生活?!”李志绥1988年到的美国,带去的仅是一本薄薄的手稿。当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人找到他,说你这一回忆录没有可读性,没有市场效应。李同意润色,一种说法是100万美元,另一种说法为50万美元。至少李志绥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他所谓的回忆录即由别人捉刀代笔,变成了厚厚一本。书中把他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的时间,从1957年6月提前到1954年4月,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描述他根本没有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之前的事。所谓的事实即完全的杜撰。笔者建议读过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伪历史著作的能够读一读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克、吴旭君和徐涛为批驳李志绥谎言而写的专著《历史的真实》。   英国情报机关也资助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出版。1991年笔者见过张戎本人。2008年,笔者访问英国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几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可以不讨论张戎的书。里面的逻辑矛盾就比比皆是。这本书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去讨论。”连法国一家报纸在报道此事也说,在张戎等人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声名狼藉,而毛泽东的肖像却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戎要移动这张肖像。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被国际资本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不少国家出版发行。中文版也从香港、台湾等地带回到大陆不少。这两本所谓的历史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轰动效应。现仍在国际国内都有相当的影响。   拿破仑说,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枪。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辛奋斗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   早在几年前,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上就明确指出,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特有危害,并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笔者认为,目前国际垄断资本基于其搞垮苏共和苏联的“经验”,在竭力贩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之时,把主要矛头集中放在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在近期甚至近几年围剿、演变、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战略部署中十分重要的组成,是其“软实力”、“巧实力”十分重要的组成。尽管这仅是极少数人的行为,但他们能量很大。加上各种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扩散与扩张作用,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恰当应对。能否恰当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国际资本操纵的对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攻击,这对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抵御他们的西化、分化,以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一定意义和一定范围讲,敌人比我们强大的只有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不顾人类起码的良知与道德,用造谣这一极其堕落和卑鄙的武器攻击人,并以强大的资本,给这些谣言、诬蔑和攻击插上翅膀,在全球各个角落“飞翔”。   但历史的经验也已反复证明,谁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得越痛,谁就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攻得越烈,但广大人民群众最终会对谁越亲,把谁记得越牢。   2013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任就职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作为美国公民,有义务塑造我们时代的辩题,不仅是通过我们的选票,而且要为捍卫悠久的价值观和持久的理想发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同时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在捍卫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观上,就其清醒和坚定性而言,我们应该向奥巴马“学习”。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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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伟大舵手 2013-5-12 09:59
家世 参见: 毛贻昌 及 文素勤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 1893年12月26日( 清朝 光绪 十九年),毛泽东诞生在 湖南省 长沙府 湘潭县 韶山冲 的一个 农民 家,儿名“石三伢子”。 :1 毛泽东的父亲叫 毛贻昌 ,字顺生,号良弼,祖籍 浙江 衢州 江山市 石门镇清漾村 ,其始祖 毛太华 曾远征 南澜沧 , 1380年 ( 明朝 洪武 十三年),毛太华因为年迈移居湖南 湘乡县 ,后来他的儿子移居到湘潭县韶山冲。 :1 毛贻昌原本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读过两年书,10岁时,毛贻昌和 文七妹 订婚,14岁时,毛贻昌的母亲去世,15岁时,毛贻昌和18岁的文七妹结婚。 :1-2 16岁时加入 湘军 ,原因是负债过多,后回家务农和作小生意,毛贻昌累积了一点钱,买回了自己的土地,早年,毛贻昌和文七妹生了二个儿子,但是不幸夭折,后来生了两个女儿也不幸夭折。 :46 毛泽东出生时,毛贻昌已经有了15亩地,成了中农,每年可以收60担谷,当时他们家一共5口人,毛贻昌、文七妹、祖父 毛恩普 、弟弟 毛泽民 ,一家五口人一年吃35担谷,可以剩余25担谷,毛贻昌利用剩余的稻谷,又买了7亩地,这时候他爷爷去世了,而家里变成了富农,每年可以收获84担谷,而此时也增加了一个弟弟 毛泽覃 ,每年剩余稻谷49担。 :46 毛贻昌早年不信 佛教 ,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只 老虎 ,老虎没有咬他,反而逃走了,毛贻昌认为是神佛保佑,才开始信奉佛教。 :50 :4-5 毛贻昌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贩卖稻谷,逐渐成为富农,并且家里雇了 长工 ,6岁时,毛泽东就开始和家里人一起在地里干活,并且开了“毛义顺堂”的股票,他克勤克俭、精打细算, 粮食 和 生猪 生意非常红火。 :46 :1-2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其美,湘乡县 文芝仪 的女儿,真名文素勤,俗称文七妹,不识字,文七妹心地善良,慷慨厚道,虔诚信佛,吃观音斋, 初一 十五 带着毛泽东到 凤凰山 去拜佛烧香,经常接济穷人,施舍财物,前提是毛贻昌不在场。 :48 :4-5 毛泽东的外婆贺老太太生育两子三女,长子文玉瑞,次子文玉钦,大女嫁给钟家,二女嫁给王家,满女七妹嫁给韶山土地冲毛家毛贻昌。 :3 文正莹私塾 8岁时,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冲附件的 私塾 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先后有6个老师教过他,也正是在私塾的学习,培养了他对 中国历史 和 中国文化 的兴趣。除了读书时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地里干活,学堂教的是 孔子 的《 论语 》和《 四书 》。 :47 毛泽东的启蒙老师 文正莹 是毛泽东的亲二舅,毛泽东称他叫“八舅父”,他的工作是开私塾,教育族中子弟识字读书。文正莹教会了毛泽东《 三字经 》、《 百家姓 》、《 千字文 》和《 六言杂诗 》,并且经常借 报刊 图书 给毛泽东。 :47 :3-6 毛泽东熟读经书,但是并不喜欢它们,他喜欢阅读中国古代小说,虽然它们当时是清朝的 禁书 ,《 精忠传 》、《 水浒传 》、《 隋唐演义 》、《 三国演义 》和《 西游记 》这些禁书都被他熟读,并且和同学反复讨论。 :47 :3-6 :2-3 后来毛泽东回家乡私塾读书时,送给他一本《康熙字典》。 南岸私塾 1902年 ,毛贻昌把毛泽东接回韶山冲的南岸私塾读书,老师是 邹春培 ,绰号叫“省先生”,由于毛泽东调皮捣蛋,一日,邹春培出对联考他,他说“濯足”,毛泽东回答“修身”;邹春培接着说“ 牛皮菜 ”,毛泽东回答“ 马屎苋 ”。邹春培后来跑到毛贻昌那里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 :6-8 1903年 ,毛泽东10岁,这年,他因为逃学不敢回家,又害怕父亲责打他,便往湘潭县县城跑,跑了三天,才跑出8里路,就被家人找到带回了家。 :47 :3 毛润生私塾 1904年 ,毛泽东在韶山 关公桥 私塾 毛润生 那儿读了半年私塾。 :47 毛宇居私塾 1959年6月,毛泽东和毛宇居。 13岁时,在一次家宴上,毛贻昌点名道姓骂儿子毛泽东懒惰无用,两人当着客人吵了起来,随后毛泽东离家出走,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父亲跳下去寻死,毛贻昌提出毛泽东磕头认错,最后,毛泽东跪一条腿磕头认错告终。 :47 :1 同年,毛泽东离开了私塾,回到家中,白天在地里帮忙干活,晚上帮父亲记账,闲暇时间如饥似渴的阅读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父亲责备他懒惰,他则引经据典“父慈子孝”等来反驳他。 :47 晚上,毛泽东用被子罩住窗户读书,这时候,毛泽东熟读了一本叫《 盛世危言 》 的书籍。 :47 :7-10 这本书介绍了 西方 先进的 科学 , 铁路 、 电话 、 电报 、 轮船 等,激起了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他和父亲提起恢复学业的事情,遭到父亲的反对,为此,他离家出走,在井湾里私塾 毛宇居 家读了半年书。 :47 一次,毛宇居叫学生在私塾温习功课,但毛泽东带着书本到山上摘 毛栗子 去了,回来时,毛宇居大怒,指着一口天井叫毛泽东作诗,毛泽东脱口而出: 《咏天井》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 ” 这一年,长沙发生了饥荒,成千上万的饥民四处乞讨,并且把 巡抚 衙门给攻陷了,随后,一个姓庄的 布政使 来安抚饥民,却被革职查办,一个新的巡抚随即上任,他逮捕了一批闹事者,斩首示众,这个消息传到学校,引发了毛泽东和学生们的同情和不平。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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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7 稻草 2013-5-12 09:09
一是阶段斗争理论并没有证明是错误的,在解放初期,阶级斗争是必须的。只说一条,毛如果不坚持阶级斗争,党必跨,毛也会死于非命。后来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他的时代是必要的,因为敌人普遍存在。后来彻底否定,也是当今腐败的根源所在。三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人民监督政府,这是一党执政的必要条件,否则必然枉法,最多的法律也是空谈,执行不了,现在法律还少吗?执行如何,有目共睹。革命和改革是两回事,革命就是要砸烂旧法制建设新法制。四是经济建设,毛时代不可能搞现在这一套,否则必跨。因为革命的承诺就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为中心。后来,加入私有经济,这也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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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热度 5 伟大舵手 2013-5-11 12:2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5MDk0NTI=.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MTg5MzQ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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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岳东晓 2013-5-9 07:14
中国自从采用儒家学说治国以来,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直在走下坡路 。汉朝被 儒士王莽(注) 篡位之后,虽然又在洛阳延续了两百年,但气势已衰。宋朝的程朱学说达到顶峰,后被蒙古蛮子所灭,中国人被屠戮大半,汉人沦为最末一等,但蒙古人只搞了不到100年。然后就是明朝。明朝人口逼近两亿,却被100万满人所灭,汉人留发不留头。满人发现儒家学说很好用,用了之后汉人很乖,于是就汲取了蒙古人的教训,使用儒学奴役中华。如此,汉人们竟老老实实留着辫子、做了近300年奴才。 鸦片战争之后,汉人们开始发现需要有新思想才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于是他们开始到处寻找,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图书馆。 首先尝试用西方思想改变中国的是洪秀全。此人拿了一本圣经简易读本,自己再加点内容,号称是耶稣的兄弟,纠集他村里的几个老乡,就轰轰烈烈地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所到之处,遇到孔老二的东西,无不砸烂。清廷在拜上帝教的进攻下毫无还手之力,太平军前锋直抵直隶。最后湘中儒士曾国藩等人出战,终于镇压了拜上帝教。湘军战斗力某种程度上来自传统的家族、地域关系而形成的严格纪律。你可以说,儒学加上西方武器、汉人兵法对付山寨的基督教虽然很费劲,但最终还是能打赢的。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基督教并非真正的西方文明,而是东方神秘主义。清廷虽然在儒士们的帮助下得以苟延残喘,但却对付不了西方基于希腊文明的科学文明。甲午战争,从西方学了点皮毛的日本人对中国大打出手,中国人民水深火热无奈之际,只好祭出神拳神勇,用血肉之躯对抗步枪枪弹,结果中国的东方神秘主义也不是西方科学的对手,义和团将士们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八国联军铁蹄踏入北京,清廷开始崩溃。 然而要推翻清朝的儒学统治,获得民族尊严与自由,中国人需要新的思想。这时,美国华侨孙文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学了个皮毛加点中国元素,搞了个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的进攻下,袁世凯面对清朝太后痛哭流涕,小皇帝吓得哆哆嗦嗦,清朝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了民国。 但是日本人又来了。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进攻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引导民众,三民主义也无法动员人民,又重新搞起了儒家的一套东西,忠君思想变成忠于校长。但忠于校长的国民党军被日本人打得到处跑。由此可见,儒家学说即使加上现代武器,也抵挡不了脱离亚洲思想体系的日本。中国人寻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路子还在黑暗之中不知何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在西方辩证唯物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之前的哲学家都只是试图解释世界,而哲学的任务是改变世界 ("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而毛泽东思想正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 毛泽东诗云:“孔圣名高实秕糠”。以民主、科学为辩证内核的毛泽东思想把愚昧封建落后的孔老二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注 :王莽是儒家的楷模, 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 论语 》。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 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得到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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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怀念毛泽东:见证新疆由治到乱
热度 4 稻草 2013-5-7 17:06
见证新疆由治到乱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亲不在了,所以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先回家探亲再报到,而是直接就去了乌鲁木齐。那时候学生分配工作以后有派遣费可以领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费等,也就是说已经享受正式国家干部的待遇,坐火车可以坐卧铺了。   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有了一种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大街上喇叭广播的是听不懂维语,满眼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戴着头巾少数民族妇女,还有处处的瓜果飘香。我们一起去同学十分亢奋,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时间,天天在街上,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数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没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二年。新疆地广人少,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产,所以基本上每个团都有农场。等到人数够了,我们就坐上部队的汽车出发了。一大早上车,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到了当时我军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在乌苏县一个叫古尔图农场。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国疆土辽阔;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荒凉。   我们来锻炼的学生编成一个连,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团十连。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主,因为我们学校位处西北,我们这两届毕业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样,多数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学生不少。另外还有新疆艺术学校的部分学生。班长付班长由学生担任,排长副排长,连长副连长以及指导员副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通讯员均是团部派来的。农场比较大,有专门的机构。除了在乌苏境内有很多土地外,在博乐州精河县内还有一千多亩地。我们班十多个人在连副指导员和副排长的带领下就去那里负责播种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于叫大河沿的一个镇上,过去在那里驻有一个营的部队,后来撤走了,营房就一直空着,我们就住在那里。   新疆种地的方法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粗放型的。小麦由播种机播种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浇水。它那里地不像内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浇水很困难,水总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浇不了什么地。而且,当地使用的一种叫砍土馒的工具,我们根本不会用。副排长就带我们去参观学习当地维吾尔农民怎么浇水的。只看见水在他们的砍土镘下非常听话,指到那里水就流到那里。当然,这农活不是马上能熟练掌握的。后来,当地的生产队长提出,说他们想试种水稻,他们插秧技术不行,问我们有没有会插秧的同志。我们很多人都是来自南方农村,插秧一点问题没有。于是副排长和那位维吾尔族队长商定,他们派二位维吾尔族农民来做我们的浇水顾问,我们去二位会插秧的同志去当他们的顾问。我和来自镇江的一位同学被派往生产队做顾问。   我们和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劳动,不过晚上还是回营房住。那个生产队全部都是维吾尔族。早上一早出去劳动,中午就在田头吃饭,一般都是羊肉面条,加一些洋葱,因为在野外做面条比较方便。他们不吃少吃蔬菜,说那是草嘛,牲口吃的。当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苹果还是吃的,胡萝卜也吃。吃完中午饭稍微休息就开始政治学习。他们都是用维吾尔语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队里有一位初中毕业生,会讲汉话,他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于是他就当起了我们的翻译。他说这是在批判一个“东突”分子,他从博乐州的一家印刷厂下放下来的。社员们都在发言,批判他分裂祖国的言行。这时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街头,没有警察武警巡逻,却显得那么宁静和谐的原因。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径。武力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你看,这么偏僻地方,最基层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新疆能不平安吗?   我们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结束,有七八个月吧。蔬菜自己种,荤菜就得买。星期天就下乡买鸡蛋和鸡,改善伙食。维吾尔农民养鸡但是不怎么吃鸡和鸡蛋。我们就学了一句维吾尔语:“土红巴妈约克?(有鸡蛋卖吗?)。我们甚至到过很远很远汉族人从没有到过的偏僻居民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副指导员和副排长也不觉得会出什么事。如果是现在,我想我们根本不敢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门工作,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还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工学院毕业的不少维吾尔族学生.虽然素不相识,因为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都会说汉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兴建新的地震观测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异常落实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时我既年轻有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一有什么野外任务,首当其冲。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单位派车,一般都是南京产的嘎斯车。新疆真是大啊,有时跑几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帐篷或农舍,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车钻进去了。老同志有一套办法;先给里面的人递上香烟(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当时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烟,一般都是抽自己产的莫合烟,。好像是烟的杆子分碎的小颗粒,用纸卷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边添一添,包成一根烟,味道很呛人),然后用半不拉子的维吾尔族语问候,你们好嘛!这时少数民族的家庭主妇就会端上奶茶和馕,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把客气当福气,大吃大喝起来。多少年我们跑野外都这样,当然到了县或镇有招待所或饭店的居民点,不会这么去蹭饭。一般在路途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本人几乎跑遍了新疆南北,从来没有遇到过少数民族同胞伤害。在乌鲁木齐上街,虽然和陌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即便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二道桥以及南梁一带。和单位的少数民族同事相处也恨融洽,二个民族过年都放假,互相拜年。从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个新疆是平安无事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仅仅依靠专政机关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你用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一点问题,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群众,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关心边疆群众的生活,要使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明确指示。他说,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而且要高于新疆边境那一边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落实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断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每年给新疆相当数目的财政补贴,并且逐年增加。在毛泽东时代,新疆职工的平均工资大概比内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参加工作的职工还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发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新疆保卫稳定新疆中的作用。从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总共布下了兵团的十个师,一面生产一面保卫边疆稳定。以前,他们都有武装值班连。   第四,从少数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种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断地接近,比如维吾尔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维吾尔文字和汉语拼音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新文字似乎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开放以后,维吾尔文字改革连同已经取得的成果都被抛弃了。   第六,培养一批懂得马列主义彻底反对民族分裂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铁木尔.达瓦买地是他们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对毛主席心怀不满又政治眼光短浅的一批人上台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高明,比毛泽东那当然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调。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 胡耀邦和邓颖超 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讲话,其核心意思是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几百年了,现在好像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记得好像是从1981年开始吧,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明显,这肯定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连我们单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   从此以后,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产生了。首先是震惊全国新疆和田大案。后来是维吾尔“群众”不断上街示威游行,什么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反对计划生育。后来发展到,在新疆人代会上,中央建议提名的少数民族藉自治区副主席遭到了维吾尔族人大代表的公开反对,在人代会上选不上。我们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种挑衅,后来甚至发展到公开叫嚣,让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再后来就有爆炸等恶性案件发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调回来也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过去新疆稳定,不是王恩茂有什么天大本事,只不过他认真贯彻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灵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这么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决民族问题,保持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没有几年,好端端的新疆就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坚决不能再待下去了,无论怎么困难都得想办法调回去。1988年,我们终于离开了本来是美丽和谐后来变成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们一样逃回来的很多很多,我们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个农场锻炼的同学,多数回来了。单位里走了一批。我们回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就愈演愈烈了。(作者:jin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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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人民日报:象毛主席那样热爱学习
热度 2 稻草 2013-5-2 10:47
原标题:“读书石”前思读书   井冈山大井毛泽东旧居门前,有一块大石头,当年毛泽东经常坐在石头上读书、看报、批阅文件、思考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程。如今人们亲切地称这块石头为“读书石”。   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承载着一代伟人在艰难岁月里求索不止、奋斗不息的感人故事,见证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走到哪里就把学习思考带到哪里的可贵品质,也以无言的方式告诉人们一个朴朴实实的道理——读书可以开启智慧、成就伟大。   毛泽东酷爱读书,终生与书为伴。可以说,凡是他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都有他读书学习的生动故事。小时候,他在放牛时看起书来,牛跑去吃了人家菜园里的菜,自己还浑然不知。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没有书报可看,每当从小商小贩手里弄到一些过期的报纸,毛泽东脸上总会露出喜悦的光彩,急切地接过报纸阅读起来。长征路上,有时患病躺在担架上,或骑在马背上,他仍然坚持读马列的书,自嘲地说自己是“马背上的马列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在外出巡视的火车或飞机上,依然手不释卷,甚至办公室、卧室、厕所、游泳池,到处摆放着书,以备随时翻阅。他在临终的前一天,已经不能说话了,还以微弱的手势示意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报纸,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描述:“我们来到毛泽东的书屋,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一个人在孩童时期,在最艰难或最辉煌的时候,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都能一以贯之地坚持读书思考,真正把渴求知识、探求真理融入到生命之中,那就没有攀不上的高峰,没有成就不了的伟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学习的民族。“孔子学而不厌”、“颜回以学为乐”、“孟子随母三迁而学”的故事千古传颂,“凿壁偷光”、“萤入疏囊”、“悬梁刺股”的勤学范例妇孺皆知,圣贤们劝学的名言警句字字珠玑、振聋发聩。在伟人毛泽东的身上,既集中体现了古老民族勤奋好学的传统美德,也充分表现出当代共产党人为振兴中华而求知进取的远大志向。毛泽东曾经说过,有的人学习看起来是努力的,但是目的却是为了自己将来穿衣吃饭,为了自己的小家庭,为了谋取个人的功名利禄,这是很没有出息的。他在小学读书时,就为自己起了“子任”的笔名,表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崇高理想。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和同学们约定了“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庭琐事。后来他和国际友人谈到,他和朋友们只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这里的“谈”与“不谈”,凸显了毛泽东胸怀天下、放眼世界的鸿鹄之志。对于毛泽东来说,学习就是战斗,思想就是武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随身带着可以装“文房四宝”的土布口袋,每到一处总是先摆好笔、墨、纸、砚,以便随时学习、工作和写作,他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大力倡导学科学,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他领导中国人民打的第一个科学技术漂亮仗,就是成功试制和发射了“两弹一星”。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毛泽东善于从大量的阅读物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善于学习钻研最需要、最管用的东西,善于把“有字书”和“无字书”结合起来一道去读,善于从理论和知识的海洋中找到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真正是学用结合的光辉典范。当反动势力举起屠刀,砍向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一时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血流成河的时候,他读懂了“白色恐怖”这本书,响亮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使之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根本战略。在城市武装暴动一再失利,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不停地转移撤退,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毅然率红军到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去,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者们看到的是眼前的困难,善于读书思考的毛泽东则透过这些困难洞悉时代大势,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形象比喻,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使红军坚定了必胜信念。红军初创时期,大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也不懂得游击战法,毛泽东把钻研《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和总结实战经验结合起来,概括了朗朗上口的“十六字诀”,被工农武装运用得出神入化,创造了一系列以弱胜强的战争神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论调,毛泽东深度解读抗战这本大书,科学预见这场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断定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进而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战略战术,拨正了抗战的航向。毛泽东善于从古代语言、外国语言和群众语言中吸取营养,其语言艺术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同一件事情、同一个道理,一经他之口说出、他之笔写出,就具有了非凡而独特的魅力,晦涩难懂的理论、博大精深的哲学、生死对决的军事、庄重严肃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可以生动形象、风趣幽默、通俗易懂地表述,让老百姓都能够听得懂、记得住、会运用,从而成就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成就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为我们树起一座读书的丰碑,“读书石”具有永远的昭示作用。   读书无需太多投入,不必讲究环境条件,有一本书,坐一块石头上或一片草地上,带着自己的思考,就足够了。   常听到有人说工作忙没时间读书,理由看似充分,实则是一种托辞。毛泽东一生叱咤风云,不可谓不忙,他能做到的,我等按说不应该有什么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阅读当作一种生活习惯来培养,当作一种精神需求来满足,当作人生进步的阶梯去攀登。一个人如果心无定力,终日为应酬吃喝所累,为声色犬马所迷,为身外之物所惑,为人情世故所困,那就永远不会收获阅读的喜悦和成就。   读书是需要胸怀、境界和高度的。站在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立场上去读书学习,就会有“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博大理想,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气概,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宏伟气魄。只为一己私利而读书,两眼盯着乌纱帽、黄金屋、颜如玉,一旦“小九九”如愿就会把书抛到脑后,这样的人永远脱不去俗气,也永远读不出书的真滋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读书人,由内而外透出一种高雅气质,正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艺高人胆大,他们或在国家危亡时力挽狂澜,或在民族振兴中大显身手,或在真理的探求上矢志不渝……这样的读书人才称得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凯勒说“一本好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程上,我们需要读的“好书”有很多,需要闯过的“狭隘的地方”也有不少,只要我们善于从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努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国这艘巨船就一定能够驶向“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这些“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   想要自己的人生不同凡响,就请选择阅读吧,书籍会使我们的生命阳光灿烂,会让我们的前路风景如画。   想要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就大兴学习之风吧,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的人才大量涌现,美好的“中国梦”就会早日实现。(段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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