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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富裕远超毛泽东时代 中国反受美国欺凌（ZT）
热度 2 他乡异客 2018-12-30 10:48
"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这是 普京 的名言。正是基于这种思维，俄罗斯即使经济不怎么好，照样全力发展军备，日前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先锋"导弹，普京亲自督阵，并宣布导弹已进入量产阶段，明年就会正式服役，向美国亮剑示威的味道甚浓。"先锋"导弹以音速五倍以上的速度飞行，可以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反导系统，美国的萨德变成废物，老美岂能安枕？ 　　别看美国到处耀武扬威，欺行霸市，实际上在和俄罗斯的军事较量中从来占不到便宜。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美国无可奈何，只能装模作样制裁一番；俄罗斯在敍利亚节节胜利，美国则搞得焦头烂额，最后不得不宣布撤军，连阿富汗也呆不下去了。所以说，恶人自有恶人磨。 特朗普 向来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但只能对着欧盟及日本这些所谓盟友的领袖摆威风，在普京面前他比任何人都乖，比任何人都听话。 　　说到底，这个世界始终靠拳头说话。普京的底气正是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单是六千八百多枚核弹以及"先发制人"的核战略，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如今又有高超音速导弹助阵，更是无人敢惹。相反，中国之所以备受美国欺凌，正是因为军事实力仍远远不足，加上"恐洋惧外"基因作祟，在洋人面前总是挺不起腰桿。 毛泽东 时代自力更生，"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终于成功研制两弹一星，今天中国整体国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反而处处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可谓奇哉怪也！ 2018-12-30 《东方日报》
个人分类: 转载|10457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国共争霸话毛蒋
他乡异客 2018-12-27 14:44
有网友发文提出了个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和蒋介石信仰的异同。 相同的是二人都曾受各自母亲的影响信过佛教，不同的是后来毛改信了马恩列，蒋改信了基督教。毛信仰转变的较为简明，用毛的话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1921年7月时年28岁的毛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成为13名代表的一员。蒋信仰的转变较为曲折，在网上查了查资料，现整理如下。 蒋改变信仰，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与宋美龄联姻所致。蒋第一次见到宋是在上海孙中山的家里，从此便念念不忘。1926年蒋对宋展开了强烈的感情攻势，1927年9月28日蒋启程赴日征求宋母的同意。宋家是一个基督教世家，其父宋耀如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其母倪桂珍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蒋介石要与宋美龄结婚，开始时宋老太太坚决反对，一是因为他有妻妾子女，二是因为他是个军人，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对蒋来说，不改变宗教信仰是娶不到宋的。蒋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宋老太太的要求，老太太送了他一部《圣经》。 1927年12月1日蒋宋正式结婚，先按基督教的仪式在宋宅举行了婚礼，后又去大华饭店举行了中式婚礼。但蒋正式举行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却是在三年后的1930年10月23日，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时。时年蒋42岁，任国民党委员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来国共争霸的结局和毛蒋二人的归宿，就不用再赘述了。 毛蒋最终都躺在了棺材内，一个没人敢葬，一个无地可葬。可不可以说毛蒋之争是两种信仰之争最后马恩列打败了基督教呢？不能这么说，关键还是要看人心向背，谁真正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就无法解释区区百十人的役奴在陈、吴的号召下揭竿而起，竟能使强大无比大一统的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是被灭国的六国人民不甘心被屠杀被奴役，是被灭国的六国贵族阶层不甘心失去的权力和土地。所以说秦最终被六国的遗民所灭是历史的必然。 毛必胜， 蒋必败， 当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2018-10-14
个人分类: 异客异论|51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回望
热度 8 他乡异客 2017-9-9 21:36
四十一年过去 中国人民从未把您忘记 您把百孔千疮的中国 带进了他人不敢觊觎的强国 仅凭几千人的洋枪洋炮 就能打进京城的历史 一去不复返了 把“东亚病夫”的帽子 远远甩进了太平洋 您为这一切 献出了自己六位亲人的生命 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您的名字 毛泽东是刻在中国人民心里的 任何人也抹不去 我会告诉我的子孙 溥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 他们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只有您 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英雄 岁月长河 愈久愈珍 历史回望 璀璨辉煌 掬一把老泪 洒酒祭英雄 再吟一遍《沁园春》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好一个才华横溢 儒雅风流的伟人 我幸庆我生在中国 我幸庆能亲眼目睹您的相貌音容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个人分类: 诗歌|83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毛泽东是怎样提倡向外国学习的
稻草 2017-6-17 09:41
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心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至少阐明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 　　 1、“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我们不仅经济落后时要向外国学习，“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 　　 2、明确了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 。 毛泽东指出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优点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强调要学习外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优秀成果，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治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3、阐明了学习方法。 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同时，“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此在对待如何学这一问题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对外国的东西一切照搬照抄；另一种是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这两种倾向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4、提出了学习的警戒 。 毛泽东还强调向外国学习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果断抵制和批判”。（摘录：李克勤）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61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毛泽东的忧郁
热度 3 稻草 2017-5-21 10:20
毛泽东的忧郁 .稻草. 海燕， 那只带伤的海燕， 她穿越着那滔天巨浪， 冲向天空， 又俯身直取那被海浪打翻的鱼儿， 巨浪咆哮着， 带着暴风雨， 扑向她。 她那伤口和着血水， 撕裂着她， 她向天大喊一声， 声音透过水雾，直击海浪， 海浪惊愕之间， 海燕回眸那悬崖边的孩子， 她满足地飞越过这惊愕的海浪， 飞翔， 飞翔， 踏着风浪， 沐浴风雨， 享受雷电。 她终于收获那些被打翻的鱼儿， 她回到了岸边， 回到了家， 幸福地拥抱着她的孩子。 这海燕， 就是毛泽东的忧郁， 人民是他的信仰， 为人民服务是他的天职， “唯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多么豪迈的仰天长啸啊！ 农村人拉犁，牛耕地， 那是他滴血的伤痛， 官僚 和 资本 咬着它不放， 要承包，要私有化， 象野兽般嚎叫着， 叫声震天： 复辟有理， 他怎能不忧郁？！ 公有制咋办？ 人民的利益咋办？ 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学生，医生和老师还有普通公务员， 他们的利益谁来保证？ 接班人是谁？ 交给人民，如何交？ 官僚和资本要夺人民的权， 搞不好会血雨腥风？ 他怎么不忧郁？! 忧郁啊， 他的脸上总是抹不掉那长长的忧郁， 长长的忧郁啊， 正是今天人民的责任啊！ 蒋才如 - 北京有个金太阳 - 二胡版.mp3
个人分类: 原创诗歌|125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七律·冬云》
稻草 2017-4-17 20:37
《七律·冬云》 毛泽东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68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稻草 2017-2-15 13:22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最早收入同年11月5日编印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文献》，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单独成篇。 　　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斗争；而要打败它，只有经过 长期的战争 。关于这个战争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 长期的战争 的理由和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末，还有什么问题呢？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 希特勒 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 希特勒 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 失败主义 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 希特勒 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 失败主义 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 民族解放战争 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 民族解放战争 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1〕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 　　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2〕、 亲日派 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是完全错误的。 　　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 亲日派 、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3〕中的 民权主义 ，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 民权主义 ，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必须注意改进。 　　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 党的纪律 ，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 张国焘 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 张国焘 的和类似 张国焘 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党的纪律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 党的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 集中制 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 集中制 。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 党内民主 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扩大 党内民主 ，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5〕，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6〕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7〕。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8〕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遵议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9〕和延安会议〔10〕（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学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11〕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团结和胜利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们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同志们，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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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伟大的农民，伟大的毛泽东！
热度 1 稻草 2016-12-29 08:39
正如西方神学对西方人性的"驯化"一样，中国儒家到儒教的文化转型，曾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然而，文明的进步到政治的成熟，文化蕴含的错误理念，导致了人性堕落，尤其是这种文化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它就注定了崩溃的命运。及至清朝末年，中国终于倒在了西方经验主义突袭的血泊之中。孙文拥抱了西方文明，却未能阻止资本取代地主的人类残酷的历史演进，他失败了。唯有毛泽东，中国理性主义的大师，与经验主义的旗手，带领中国人民进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时代，开启了人类新文明的伟大征程! 一九四九年后，他倡导和践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就是把中国从五千年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谈何容易？！自清末至民国，中国从未停止过战争，百年沧桑，百年毁灭，新中国建立时，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白手起家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制定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农业哺育工业，坚定地走中国工业化之路! 这个方针，意味中国农民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的，这种艰难至今让那几代农民意味深长，或自豪，或悲壮，或痛楚，或怨恨......但是，伟大属于那几代农民和农民的子女们！这个伟大一点也来得不虚伪，却恰如其分！ 正是这些农民，为中国养育了中国工人，哺育了中国工业。 当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工人也不逊色，他（她）们没有辜负农民的奉献，成功地在毛泽东时代实现了中国工业化强国的目标。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23周年，谨以此文献给那个时代伟大的中国农民！ 雷佳 - 江边有个湘潭县.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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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东西南北兵：【邓小平临终前最真诚的一句话就是：看来我还是不如毛泽东】ZT ... ... . ...
热度 5 他乡异客 2016-10-31 17:12
邓小平临终前最真诚的一句话就是：看来我还是不如毛泽东 毛泽东是激发人类理想，以精神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邓小平是鼓动人性欲望，以物质力量推动社会贪腐； 毛泽东是让中国人勒紧裤带搞建设，长远发展为目标。 邓小平是让大家放开肚皮享受生活，现实利益最重要； 毛泽东是奠定了中国经济坚实基础，泽被东方后世子孙。 邓小平是启动了私有化的改革开放，贪腐卖国遗患无穷; 毛泽东是让国家真正强大的人。 邓小平是让国家表面“富裕”的人；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真正的巨人。 邓小平是站在了巨人肩上的人； 毛泽东是理想主义的革命。 邓小平是实用主义的改革； 毛泽东是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问路在何方？ 毛泽东是革命者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邓小平是改革者要先解放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毛泽东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人民群众是主人翁。 邓小平是工人阶级就是打工阶级，工农沦为廉价劳力； 毛泽东是让百姓怀念的人民领袖。 邓小平是让肥猫称赞的至爱亲朋； 毛泽东思想是指路明灯。 邓小平理论是魔术咒语； 毛泽东是与大国较量抗美援朝，擒贼先擒王 。 邓小平是被列强欺凌韬光养晦 ，媚美穷大方； 毛泽东是让西方看到东方的雄狮，不可小视退避之。 邓小平是让西方看到东方的熊猫，任意玩弄于股掌； 毛泽东是让中国影响了世界，世界革命有方向。 邓小平是让世界影响了中国，和平演变有希望。 邓小平临终前最真诚的一句话就是：看来我还是不如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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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美国会爆发内战？？？
稻草 2016-10-30 12:10
许多人认为，特朗普败选之日就是美国爆发内战之时。这个观点有点过激了。 美国不会有内战。为什么？这个要感谢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街头革命实践为国家进步提供了和平的方式，也就是不必用战争来完成文明的更替。美国资本家为了颜色革命他国，把毛泽东的街头革命学到手了，让美国人民大众都掌握这一革命方式，这是美国资本家不经意之间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国的风行，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的必然。 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员工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目前来讲美国资本家控制了美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员工是被压迫的对象，然而，正是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将推动美国的变化。 美国的变化是发展呢？还是继续资本的统治而走向毁灭呢？这需要美国人民的觉醒，而非常幸运的是，这次美国大选，特朗普和桑德斯唤醒了广大的美国人民。被唤醒了的美国人民将爆发伟大的人类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以内战爆发呢？还是以街头革命的形式进行呢？显然是后者。 为什么？我们只要弄清楚员工是一些什么人就明白了。 员工包括公司职员、公务员、军人、总统、农民、教师、小老板等，也就是除资本家外其他人都是员工。请你看明白，里面是有军人的，军人会站在员工一边。你看看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军人数量占了美国军队总人数的一大半，同时几乎所有警察也支持特朗普。这样一来，员工与资本家之间势力悬殊就很清楚了。 然而，员工缺少一个领袖，没有领袖的员工，只能是被资本家屠宰的羔羊，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又一个幸运的是，美国的选举制度给美国人提供天然的美国民族英雄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奥巴马、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和其他英雄人物等，都可能成为员工革命的领袖。只要领袖一声令下，美国员工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 因此，美国建立“美利坚人民共和国”不但是必然的，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 特朗普和希拉里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都应该发动员工革命，因为一个美国人民的开国领袖，比一个资本家的末代"皇帝"要伟大得多。倘若不然，美国只能开启民间员工革命，而进入一个动荡的岁月，直至员工革命的胜利，和 “ 美利坚人民共和国” 的建立 。 敢问路在何方.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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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wx1wx2 2016-9-12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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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必须背这个黑锅吗？
稻草 2016-9-3 14:12
偶然机会，与一位大家都认为很不错的大先生聊天，提到近期不断发生的道德骗局。大先生很淡然地说了一句：“都是太穷，富裕了，偷摸盗奸便少了。”我回了一句：“四十年前，中国更穷，为啥没这么坏。”他说：“那时没什么可偷可骗，今天的坏就源于老毛。”我又问：“再穷，米总有得偷，吃饱肚子不是人生第一要求吗?”他说：“人怎么可以只有如此低的要求?” 　　他，真不是我想象中那般聪明，更不是我想象中那般理性，他不只是逻辑有问题，他的思想也有问题，我果断中止了交流，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他在我脑中的形象瞬间粉碎了。 　　 疯狂的道德赖帐，已经无关于毛泽东，也无关于“文革”，已经反映出金钱作贱道德到了可耻的地步。 今天，我只想把自己小时候的农村所见所闻写点回忆，看看同龄人是否有认同感。当时的城里是个什么样，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只能由城里人去回忆七十年代。 　　 先说说家庭内部的关系 。 　　奶奶是旧社会的小脚妇女，一直不从事生产劳动，爷爷是光绪末年的人，到了六七十年代，也早已经不要求从事生产劳动，偶尔帮着放放牛，爷爷奶奶都跟着我叔叔一起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无论是我的父辈，还是我这一辈，没有一个人敢对爷爷奶奶有不敬之举，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什么晚辈犯上的事，有时看到爷爷骂父亲，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吓得浑身打颤，爷爷有绝对的家庭权威。 　　因为是集体制，爷爷奶奶虽然不劳动，但每月有口粮分配，只是没有工分粮，吃饭是够的，农村不存在晚辈不赡养老人的问题。 　　至于我们兄弟姐妹跟我父母的关系，更不存在当今社会中出现的尖锐对立或者娇生惯养。会否顶撞父母呢?有顶撞，但父亲骂上几句，或者拿起棍子威胁一下，我便立马服服贴贴，既无小皇帝，也无小公主。母亲仁厚，对我们少有责备，只是规矩很严格，别人家里有好吃的，不允许我们嘴馋，更不允许我们去蹭吃，如果村里来了炸爆米花的，母亲未松口，我们几个绝不敢去现场，更不敢从家里拿米出去，即使母亲不在家，也绝对不敢私自炸爆米花。如果有“换荒”的来了，母亲也偶尔会允许我们拿家里积累的废尼龙纸去换些糖果吃。 　　农村吃饭，不太讲规矩，经常会搬张桌子在外面吃饭，冬天会各自端着碗站在门口边晒太阳边吃饭，在这些情况下，最能考验我们兄弟姐妹的定力，因为我家条件相对较差，吃饭吃菜都不如叔叔伯伯们家那么好，叔叔伯伯经常会让我们上他们家夹菜，如果家教不严，象我们那个年龄想抵挡住这种诱惑很难。但是，我们兄弟姐妹从来都不会去他们家夹菜，即便碗里就只有一点菜汤，也要强调自己碗里有菜，除非婶婶把菜送到我们桌上，我们才敢吃。 　　母亲对我们的家教还有一句最最朴素的话语： 不是咱家的东西，不管在哪里，都不允许拿，掉在地上也不允许捡。 当时，我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只是照着做，偶尔一两次没做到，回家就得挨训。如今，我有时会反复再思考这句话，我觉得我母亲极其伟大，在那个物质紧缺的时代，象我这样贫穷的家庭，居然还坚持不让我们贪图物质，这岂是书本上道德宣教所能达到的效果? 　　 说完家内事，不妨再说说家外事。 　　当时，兄弟多的家庭，一旦男孩结婚便要分家另令门户，这就涉及到分家产。怎么分呢?找法院?找政府?不，不需要，只须请一位族中的长辈做个见证，让大家坐在一起，按协商好的意愿，把分给各自的房屋和生产生活工具写在一张纸上，双方按个手印就完事，这就构成了农村的契约，没有人会违约，你敢违约，全村人都会谴责你。 　　生产队虽然有口粮可分，但是，各家各户的生活条件仍然有很大差别，有些家庭小孩少，有些家庭小孩多且都未成年，挣得的工分粮占家庭总粮食的比重越高，吃喝条件就越好，还会有些余粮卖出或借出。我家当时属于工分粮比较少的家庭，父母身体都不好，挣的是最低工分，每到春夏之交，经常会出现要借粮的情形。一般情况下，会跟叔叔或堂伯家借米。怎么借呢?就拿个杯子装，每杯抹平，不用过秤。在约定的日子，主动还米，还米的时候，再用同样的杯子，先抹平，然后再加一点点，表示不能让借家吃亏，相当的简单。那时代穷是穷，但“ 互助 ”之风很好。 　　我奶奶不参加劳动，但并不清闲，邻里各家的孩子很多，早上一喊出工，一群小狗一样的小家伙都被抱到我叔叔家，送过来就往地上一扔，奶奶也用不着上很多心，自己忙着纺纱，让孩子们在地上爬滚，只要不出院门就行，有个别小孩是连摇篮一起送过来的。我当时也小，偶尔会特别不高兴，只要有婴儿哭，奶奶就要我摇摇篮，而我又只想玩，这就会惹奶奶生气。上午劳动过程中，哺乳期的妇女可以中途回家喂一次奶，有些妇女乳汁充分，有些妇女经常缺乳汁，代喂乳的情形很常见，有时一个妇女喂两三个小孩，主动，免费。 　　今天，我们只要说教师的地位低，就有人提及“臭老九”这个词，意思是说那个年代教师不被尊重。我不想阐述“臭老九”的由来，只想谈谈我们大队教师的地位。当时是一个大队一小学，我们大队的小学教师共有五位，三位知识青年，两位“老先生”(旧社会私塾学堂出来的人)，知识青年就不用讲了，那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和奋斗目标，大队里没有人不羡慕他们的。两位老先生，一位叫孙觉(无后人)，一位叫孙早雄，在小孩眼中，大家都很怕他俩，为什么怕呢?都爱打板子。在大人眼里，他们俩非常值得尊重，谁家有点什么好吃的，会想到给“老先生”送一份。 　　当老师，在大队里还有个很大的“权力”——给小孩取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一两代人，几乎99%以上的社员名字都是由小学老师取的，谁家生小孩，都会让老师取名字，有些人喜欢按祖谱辈分取名，那就请老先生取个带“派”的名，例如，我是锡字派，加个良字便成名字。有些人喜欢按时代取名，那就请知青，知青取名多数依据国家建设和时代热点。 　　实话实说，在我的记忆中，“臭老九”地位在当时的农村并不低，也许特殊的情形我不知道。 　　 说完“臭老九”，我再说说民风。 　　遇过节、农闲、天气恶劣或者亲戚家有重大悲喜事，社员会有走亲戚的机会，并且一走亲戚，都是全家动员，家里不留人。全家出门，家里要不要锁门呢?不要。为了防止猪狗跑到家里拱坏了东西，就只须把门带上，搭起锁盼，在锁盼孔上插根木棍，保证猪狗顶不开门就放心外出。 　　有人会说，那时穷，没什么可偷的。可笑!越穷的时代，小偷不是越多吗?饭都吃不饱，偷米难道不是很好吗?自古以来，盗贼的最原始初衷都是为了生存，在困难的条件下，连保证生存的物质都不想偷，那不是民风好又是什么? 　　现在，大家到处都能看到警察，每个乡镇都有派出所，在上世纪六七十代年，农村是很难看到警察的，公社也没有什么派出所，真要有个公安人员下到大队里，那就是件很轰动的大事，没有哪个社员敢不协助公安办案。现在看看，警察下了乡，阻力如何?是警察不好吗?不是，是民风变了，即使是抓坏人，村民也常做出好坏不分之事。 　　看仓库，大家看过吗?你没看过，你父亲也许看到。在集体时代，生产队都要有储存粮食的仓库，里面装着稻谷、小麦、花生、棉花等重要农作物，按月会分给社员，在储存期间，需要安排社员轮流值班看仓库。我父亲是个八字不识一撇的“民国人”，但他却经常喜欢讲些古人传下来的所谓故事和做人道理，比方说看仓库这事，他的心中始终认为“监守自盗”是要杀头的，杀头的事，那肯定不能干。其他的社员们大抵也都如此。所以，你很难听说有社员偷仓库的事，尽管仓库里物资很诱人。 　　村小学的外墙上面写着“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等标语，抓革命，怎么抓?搞民兵训练。一到冬天，生产队可安排的劳动便少了，大队会安排年轻人搞民兵训练，公社也会有组织训练。我们大队的训练一般在我家后面的大空地里进行，训练用的枪全是真枪，还带刺刀的，每天训练完以后，枪放哪里呢?因为方便，枪经常会放在我家后院，一放就是几十条，摆一大排，我哥哥晚上没事就给枪管擦油。 　　大家想想看，这么多真枪，随意就放在普通社员家里，并且是日常性的事情，家里还不用留专人看管，放到今天，你能想象其中的危险吗?今天，哪个管枪的人敢这么个管理法，立即会被撤职，甚至可能因失职赎职坐牢。但是，在那个年代，完全不用担心，人心都是枪，训练的枪放哪里都安全，压根就没有人想到要拿枪去违法犯罪。治安有多好，可想而知! 　　农闲，除了民兵训练，还有什么?水利建设，大水利由公社组织，小水利由大队组织，只要天气正常，没有谁呆在家里玩牌打麻将，更没有人敢赌博，无论闲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看到有赌博的社员，哪怕在春节期间也没有。 　　 下面再说说社员们的其它生活状态。 　　当时的农村，个别家庭的子女特别多，最多达到9女1男，在实在养不活的情况下，当时也有抱出去养的情况，有些是两家商量好，抱出去的小孩不允许回来看生父母，有些很通情的养父母愿意小孩长大经常回来看养父母，两家经常当亲戚走。在那个年代，“人贩子”这种东西是绝对没有的。 　　男社员有吸烟的，但没有吸毒的，当时，年纪老一点的社员自己家就有卷烟工具，自己切烟叶，自己卷烟抽，年纪轻一点的社员更多抽盒装烟，品牌主要有游泳、圆球、大全门、万山等等。当时的中国，不要说吸毒，根本就找不到毒品。 　　年轻的少女们呢?除了参加正常生产劳动外，农闲时主要是绣花、做鞋、纳鞋垫等。女孩子之间比什么呢?有比身高的，有比花衣服的，有比大辫子的，更多是比谁的挣工分能力强，比谁的手工活做得好。有没有去做按摩的、洗脚的、推油的、三陪的呢?没有，完全没有。一方面是农村女孩不可能到城里流动，就是到了城里的女孩也是因正规工作安排，绝没有农村女孩到城里从事“ 色情工作 ”的。 　　我们这些小男孩子，当时除了帮助家里干些放牛、看麻雀的轻活，主要是玩，玩得很野，玩各种游戏，玩疯的时候还会打架，有时甚至会打得头破血流，上赤脚医生家包扎好便完事。打了架，家长各管各家孩子，很少有家长掺和进来扩大事态，你扩大事态，大队干部便出面教导。 　　看电影，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哥哥经常带着我跑几里甚至十几里地去看电影，哥哥当时其实也只是个少年，不需要跟着大人，有时，大队很多小孩一起去，有时是三五个小孩一起去，也有单独去的，从没有听说过某某家长因担心小孩被坑蒙拐骗不让去看电影的，唯一的担心是怕晚上天黑，小孩有可能掉进水里出危险。 　　相亲，成亲，大家还记得农村风俗么?我们那个地方，相亲极简单，媒婆带着男青年来到女方家庭，如果女青年相中了男青年，就留着男青年吃饭，没相中，就不留吃饭。之后，女方母亲会择日随媒婆到男青年家里探访，如果女方母亲对男方家庭条件或男方父母不满意，马上会提出返程，如果中意，也会留下吃饭。经过两个回合，这门亲事便算定下。然后，再过一至两年，男方可以送礼娶亲。送啥呢?送女方父母一条烟、一对酒和四斤肉。双方父母定下日子，女方村民敲锣打鼓把新娘送至半途，男方村民敲锣打鼓到半途接回新娘，各方家庭请村民凑个热闹，发几颗粮果，不设村民酒席，新的幸福家庭便组合完毕。亲戚可以送开水瓶和床单棉被之类的礼品，没有送钱的礼数，主家和亲戚也就在一起吃顿丰盛点的晚餐。 　　我仅回忆一点点所谓“道德败坏时代”农村的情形，不应是个案。我很清楚，过去的农村，谁家有人做了坏事，一家人都抬不起头，甚至连亲戚都难为情。 今天，骗子不是对做坏事有耻辱感，没有骗到钱才有耻辱感！！！ 　　希望有人回忆一下当时城里的道德概貌。若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城乡真实图谱，终究能还给那个时代以清白。 　　 在精英所讲的“道德败坏时代”，“坑、蒙、拐、骗、盗、黄、赌、毒、假、谄、媚、奸、奴、贪” 绝迹 或基本绝迹。 　　 在伟大的所谓盛世，“坑、蒙、拐、 骗 、盗、黄、赌、毒、 假 、谄、媚、奸、奴、 贪 ” 横行 且技能高超。 　　 “ 横行 ”的原因竟是起于“ 绝迹 ”？有这种逻辑？ 　　 骗，是当今中国上空的摄魂幽灵。 　　 我一直在思考，但始终无法得出让毛泽东为今天道德堕落背黑锅的理由。我只懂得：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引导，就有什么样的时代 。 　　 我不会用错误的结论去教育后人，“ 道德赖帐 ”本身也是一种不道德。 　　 历史的罪责，应如实写进历史，我们自己的罪责，我们自己要认领，堕落的后人总是怪祖宗。 　　孙锡良写于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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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真相令人震惊：吃饭问题是毛泽东解决的不是邓小平
稻草 2016-8-10 21:18
一、综述 现在许多人一说吃饭问题好象就是邓小平解决的，实际不是的。 东北大米，新疆棉花都是毛泽东搞的。一承包就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谎言。现在农村种田的都是老弱病残，劳力大部分外出打工了，穷的还是穷。 中国要解决吃饭问题，需要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一是优良种子。1972年袁隆平解决了杂交水稻良种问题，1972年李振声解决了杂交小麦问题，但大面积推广有一个过程。优良品种推广以前水稻和小麦产量平均亩产只有400斤左右，而良种推广后平均亩产800斤以上，这就是差异。 二是种植面积。毛泽东时代开荒最多，水利建设最多。种植面积是毛泽东扩大的，梯田是那个时候大规模兴起的。东北大米，新疆棉花都是毛泽东派军人王震带头弄的。 三是农业机械化。毛泽东时代有农业机械局，现在一些地方没了。农业机械研究在毛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直至现在还是在毛时代基础上发展了农业机械，但现在的农村机械基本是外资控制的，例如日本的。 四是农药化肥。农药化肥这两项都是毛泽东后期才发展起来，大面积应用是毛泽东去世后。 1972年毛泽东开始筹建重化项目,1973年开始中国一大批重大的石油化工项目全面动土开建，1977年、1978年局部投产，1979年基本上全面建成投产，是为中国农业抛弃农家肥、大规模使用尿素、碳氨、钾肥等化肥时代真正开始。 五是大承包并没有增产。全面大包干的第一年即1980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32055.5万吨，人均324.7公斤；而大集体的最后一年1979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33212万吨，人均则为340.5公斤，高于大承包的第一年。想想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就是典型的私有经济，仅湖南省为例，一年就饥饿死700多万人。中国私有制经济高峰全球第一的唐朝，其一品大员诗人李绅也无限感叹：“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同样是种田，没有承包的南街村，华西村粮食产量还高于那些承包的村，这也说明承包并不是增产的因素。安徽省统计局粮食数据表明，万里在安徽省搞承包后全省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低，直到他离开安徽，他的小岗村也是一个假典型，现在仍然靠安徽省财政厅扶植，连村支书都是财政厅的干部。 六是毛时代积储了粮食。到70年代末,国家粮库库存粮食高达5000多亿斤，80年代吃的陈化粮就是指毛时代仓储的粮食。为了掩盖大承包并没有增产，邓小平胡耀邦把毛泽东时代积累的粮食库存以陈化粮的形式全部吃光，以表明是它们解决了吃饭问题。 七是农村劳动力。集体劳动力在毛泽东后期出现过剩，主要劳动力还是在农业上，一部分分散到乡镇集体企业，华西村的乡镇企业是毛泽东在1965年第一个支持并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再明确次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到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共有152.4万个。其中社办企业32万个，平均每个公社6个；大队办企业120万个,平均每个大队2个。全国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队办了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达550亿以上。社队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点七。邓后农村劳动力主要是留守人员了，乡镇即社队企业被全面搞垮台，同时因为家庭承包实施大规模农业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综上所述，毛泽东才是真正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人，并不是邓小平。 二、新中国1965年---1989 年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 　　年度 粮食产量（万吨） 人口（万人） 人均粮食（公斤/人） 　　1965 19453 　　　　　　　　72538 　　　　268.1766798 　　1966 21400 　　　　　　　　74542 　　　　287.0864747 　　1967 21782 　　　　　　　　76368 　　　　285.2241777 　　1968 20906 　　　　　　　　78534 　　　　266.2031731 　　1969 21097 　　　　　　　　80671 　　　　261.5190093 　　1970 23996 　　　　　　　　82992 　　　　289.1363023 　　1971 25014 　　　　　　　　85229 　　　　293.4916519 　　1972 24048 　　　　　　　　87177 　　　　275.8525758 　　1973 26494 　　　　　　　　89211 　　　　296.981314 　　1974 27527 　　　　　　　　90859 　　　　302.9639331 　　1975 28452 　　　　　　　　92420 　　　　307.8554425 　　1976 28631 　　　　　　　　93717 　　　　305.504871 　　1977 28273 　　　　　　　　94974 　　　　297.6919999 　　1978 30477 　　　　　　　　96259 　　　　316.6145503 　　1979 33212 　　　　　　　　97542 　　　　340.4892252 　　1980 32056 　　　　　　　　98705 　　　　324.765716 　　1981 32502 　　　　　　　　100072 　　　　324.786154 　　1982 35450 　　　　　　　　101654 　　　　348.7319732 　　1983 38728 　　　　　　　　103008 　　　　375.9707984 　　1984 40731 　　　　　　　　104357 　　　　390.3044357 　　1985 37911 　　　　　　　　105851 　　　　358.1543868 　　1986 39151 　　　　　　　　107507 　　　　364.1716353 　　1987 40473 　　　　　　　　109300 　　　　370.2927722 　　1988 39404 　　　　　　　　111026 　　　　354.9078594 　　1989 40755 　　　　　　　　112704 　　　　361.6109455 　 -------------------------------------- 　　大集体最后一年也就是1979年的粮食产量是33212万吨， 而大包干的80年代的粮食产量除了83、84较高外， 在80、81两年的粮食产量还明显低于79年， 而85至89年期间的粮食产量并不比大集体时代的79年有多少明显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毛泽东在1973年启动的43计划中的13个大化肥项目竣工投产，大包干的80年代的化肥使用量大幅度增加则是其间粮食增产的主要手段， 当年的资料显示，一公斤尿素可使粮食产量提高4斤左右。后来袁隆平杂交水稻和李振声良种小麦的推广也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包产到户并非是人们吃饱的主要原因。 大包干的第一年198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际比1979年净减产1156万吨，第二年也净减产870万吨。 三、中国农业主粮的科研 一是袁隆平主持中国杂交水稻研究。 1964年开始，在中国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7月5日，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洞庭早籼稻田中，找到一株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1965年7月，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的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检查14000多个稻穗，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找到6株。经过连续两年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繁殖了1～2代。 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与科研小组在稻田进行杂交育种试验。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在大学毕业工作12年左右的他，发表在1966年第17卷第4期《科学通报》上。这是中国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叙述了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34岁的袁隆平和各地的科研小组整整花了6年时间，每年两季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育种实验，但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 1966年2月28日，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 1966年5月，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获悉袁隆平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后，引起高度重视，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将使水稻大幅度增产。 1967年3月16日，省科委发函安江农校，要求学校将“水稻雄性不孕”研究列入计划。 1967年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省科委与黔阳地区科委。 1967年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1968年4月30日，袁隆平将珍贵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插在安江农校中古盘7号田里，面积133平方米。 1968年5月18日晚上，中古盘7号田的不育材料秧苗，被全部拔除毁坏，成为至今未破的谜案。袁隆平心痛欲绝。事发后第4天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继续坚持试验。 1969年冬，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等到云南省元江县加速繁殖不育材料。1970年1月2日，遇5级以上地震，仍然坚持繁殖试验，直到收获。 1970年6月，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此时袁隆平的研究已经进行了6年，数千次的杂交试验，结果都不理想，产生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待解谜团。也正因于此，“水稻杂交无优势”的论断越来越被人们相信，对袁隆平的质疑不绝于耳。在那次会上，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把袁隆平请上主席台就座和发言，公开表示了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会后，华国锋还专门找袁隆平谈话，鼓励他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另一方面，华国锋向湖南省有关部门吹风，要求他们对杂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 1970年夏，袁隆平从云南引进野生稻，拟在靖县(安江农校又搬迁到了靖县)做杂交，后因没有进行短光照处理而未成功。秋季，袁隆平带领科研小组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江农场进行三季水稻实验条件良好的海南，进行研究试验，向该场技术员与工人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 初见曙光 1970年11月23日，在袁隆平关于“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野败”，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 1972年3月，国家科委把杂交稻列为中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中国协作攻关。袁隆平将“野败”材料分发到中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 1972年，袁隆平选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 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了恢复系，攻克了“三系”配套难关。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 从1965~1973年，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 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中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中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中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1974年，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在安江农校试种，667平方米产量628公斤。翌年作晚稻栽培1．33公顷，667平方米产量511公斤。攻克了“优势关”。 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 1975年12月中旬，华国锋指示：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这一年冬，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发动人海战术大规模南繁制种，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3.3万亩。袁隆平担任技术总顾问，首次大面积制种获得成功，为翌年推广做好了种子准备。 1976年，杂交水稻绿遍神州。中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一次飞跃。 1977年，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要论文。 1978年2月，出席中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同年3月，出席中国科学大会并获奖；6月，出席湖南省教育工作者先进代表大会；10月，出席湖南省科学大会并获奖。 1978年10月，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二是寒地水稻之父徐一戎。 南有袁隆平，北有徐一戎。徐老的突出贡献是将国际国内水稻先进栽培技术和叶龄理论同垦区实际相结合，组装推广了水稻“三化”栽培（旱育秧田规范化、旱育壮苗模式化、本田管理叶龄指标计划化）和叶龄诊断等多项在国内乃至世界领先的寒地水稻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创造了1600万亩寒地水稻平均单产1200斤的奇迹，使黑龙江垦区1988年以来累计增产粮食600亿斤。 1951年，徐一戎终于来到了北大荒莲江口农业实验场，从事农业科研，施展抱负。当他走遍鹤立河、梧桐河等十多个农场荒原时，高兴地发现这些地方三分之二是低洼地，心里萌发了研究水稻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领导支持后，他高兴地找到读大学时有关水稻栽培方面的资料，又用半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北方数省，搜集稻种，开始《高寒地区水稻品种资源研究》的课题。 徐一戎一面对气温、土壤和水分数据进行分析、对比，一面对水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为了研究水稻，他把佳木斯市图书馆的农业技术类书籍几乎翻遍，积累的32本笔记和4000多张卡片，摞起来有1米多高。 “856农场刚建场的时候，小青山还是一片荒原。一次，我们带着经纬仪、水平仪来到一个小山包勘测地形，忽然听到风声，但看不到任何起风的样子。正在纳闷时，草甸子上跑过一片黑乎乎的东西。那时我们都配着手枪，情急之下一通打，就见蹦起一只野猪。等我们下山查看的时候，只看见地上有血迹，野猪群早就不见了。” 讲起创业的故事，徐一戎脸上闪现出激动和喜悦。“就是在那个山包上，我们看到一块伪满时日本开拓团留下的石碑，上面记录着当年测量的数据。”徐老皱起了眉。 “一切都是创造出来的。马架子、小草房，甚至盖个帐篷，铺上草就开始搞研究。”尽管条件艰苦，但他筛选出的30多个品种里，最高亩产达到了242公斤。 1972年，徐一戎把多年积蓄的热情和力量全部投入到了试验田。 为了准确及时地观察每一个品种长势长相变化，需长时间泡在水田中，炽热的阳光剥掉了他身上一层又一层皮。但整地、播种、施肥、灌水、除草、灭虫、收获，从头到尾他一项不落。 为了攻克低温对水稻生长影响的难关，他将秧苗栽到花盆和木槽里，放在经过处理的畦池中，用井水考验耐冷性能。同时，他用调控手段，让分蘖期提早，让长穗期提前错过低温段。这很快成了寒地水稻栽培的常规措施。 经过1000多个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在8亩试验田中，徐一戎用“合江19号”创造了直播水稻亩产千斤的纪录。 从1951投身于北大荒的开发建设至今，近60年来，徐一戎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寒地水稻栽培技术的科学研究、推广和教学工作。一年里，100多天在办公室里进行理论研究，撰写科研著作；100多天在水稻田间做科研和现场指导；100多天到基层去讲课、培训、推广技术。他勤奋钻研，不懈求索，时刻追踪国际水稻科技前沿动态，活到老，学到老，先后主持研究了《水稻计划栽培防御冷害技术》、《水稻旱育稀植“三化”栽培技术》、《水稻优质米生产技术》、《水稻生育叶龄诊断栽培技术》等20余项在国内乃至世界领先的寒地水稻栽培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寒地水稻栽培技术的空白，为我国寒地水稻大面积发展和持续高产做出了巨大贡献。截止目前，他共写出328本、总计240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翻译资料和科技论著。其中《水稻旱育稀植“三化”栽培技术》获黑龙江省长特别奖。《水稻生育叶龄诊断栽培技术》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心怀稻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水稻栽培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把高深的水稻栽培理论转化成稻农都能轻易掌握的“傻瓜技术”，印制成水稻叶龄诊断图发放到每户稻农手中，被群众誉为“北大荒水稻之父”。他的足迹遍布垦区92个水稻场及省内30多个市（县），累计培训稻农50万人次，累计在田埂上行走9万多公里。为了培养年青的水稻科技人员，发展寒地水稻事业，2008年10月，徐一戎把一生的积蓄100万元，捐给所在单位，设立了徐一戎水稻科研基金。 三是李振声主持中国杂交小麦良种研究 　　1956年，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号召，离开北京赴陕西杨凌，进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那年，正赶上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有的地方小麦减产两到三成。李振声受到很大触动，决心培育抗病小麦。但当时，他研究的方向是牧草。 　　“农民精心栽培小麦几千年，但小麦还是这么体弱多病；野草没人管，却长得很好。”李振声想，能不能通过小麦与牧草杂交来培育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他就此开始了对小麦远缘杂交的研究。 　　让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杂交谈何容易——杂交不亲和、杂种不育和后代“疯狂分离”是三大难题。从外观上看，杂种分离的类型很多，而且很不稳定，有时一个杂种看着很好，而下一代面目全非了，为此，李振声带领课题组做了大量细胞遗传学研究。 　　1964年6月14日，在经历了连续40天阴雨后，天气忽然放晴。实验田里的1000多份杂种几乎全青干了，只有一个保持着金黄色，这就是后来功勋卓著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的祖父——“小偃55－6”。 此后，经过两次杂交，1972年李振声带领课题组终于育成抗病、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1979年，“小偃6号”开始参加区域试验，随后大面积示范推广。 当时，陕西农村流传着“要吃面，种小偃”的说法。1985年，“小偃6号”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这个品种已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衍生出50多个品种，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超150亿斤。 李振声还反复强调哲学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他说自己学习哲学的捷径是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几十年的经验，让自己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 四是完善的农业科研教育体系 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完备的农业科技体系。 1、各种层次的农业科技研究单位：中国农科院、各省农科院、各市县农科所、乡农业科技站、育种站等等，覆盖全国。 2、农业院校遍布全国：各省市有农学院、各地市有农业学校（江西称共大分校），为农业战线培养了大量的农业科技人材。 3、各种与农业相关的科研院校也大量建立：水利科学院所、农机学院、水利学院、水利专科学校、水利学校等。 四、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 　　“一五”期间为７．１％， 　　“二五”期间为１１．３％， 　　三年调整时期为１７．７％， 　　“三五”期间到“五五”期间在１０％左右， 　　而到‘六五’期间降至６％，１９８６年降到３．３％，跌到历史的低谷。 　　改开后对农业大撒把政策,导致水利设施年年失修，农业科技队伍急剧萎缩。 五、水利建设历史规模最大，最强 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小型水库1200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大中小水库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 　 1949—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库84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 　 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有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改革开放后，全国水利建设大幅下滑，病险水库日益增多，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是全国大江南北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河北今年还淹死300多人，武汉成了水城。实际北方都缺水，水因为没有水利设施涵养存储，毁淹城镇和农田后，又白白流失掉了，形成生态恶性循环。 六、尾声 毛泽东同志率领全中国人民，经过近三十年的艰难努力，终于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那种 “ 一承包就吃饱饭 ” 的观点，只不过是一个迷惑人们的 “骗人谎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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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6-7-24 10:42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状况。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建国初，中央政府召开最多的会议是水利工作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 　　治理江河水患，是几千年人类历史上的头号难题。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像大禹治水、李冰夫子修筑都江堰那样的个别英雄事迹，但却从未有人对整个水患根治过。 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就首先选上了这一重大难题，迫不及待地把根治水患的重任背在肩上。尤其是在当时，朝鲜战争、台湾海峡战事正在紧张，国内物质条件十分缺乏，百废待兴。可以说形势是外患内忧。但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竟然又敢于向大自然宣战！这是一种什么气魄，一种什么自信！如果不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的政党，如果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信念，这是可能的吗？如果当时就想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或有“没有钱什么事也不能干”的庸俗观念，能发动那种战天斗地的状举吗？ 　　新中国的治水大业是一场持久不懈、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回顾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建国初期的治水工程 　　 　　这个时期，以治理淮河为中心任务，解决当时江河水患最突出的问题。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 　　 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建设运动。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施的。 　　 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的全面胜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活) 。 　　 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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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规则代替资本主义的国际规则
稻草 2016-7-14 09:12
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规则代替资本主义的国际规则，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 那么两者的国际规则到底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的国际规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个并没有过时，而是需要遵循的基础。随着世界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需要共同的发展，这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需要，因此，应该再增加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共同发展”，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国际原则。 资本主义的国际规则是什么呢？美国用理论和实践给出了答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国际规则。 两个规则的更替，不是一帆风顺的，关键是美国需要改变。有人说，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但美国不是虎，它是由美国人民组成的，美国人民要进步，这才是美国发展的决定性方向。美国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美国发展的方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如此，现实的美国在货币唯心主义的道路上继续狂奔，仍然我行我素，这是十分危险的。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就是通过美元压迫中国的。美国控制了中国的四大门户，控制了中国的许多产业，造就一支五纵队卖国队伍，一直在努力把中国变中东。美国习惯于这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不能自拔。这次南海仲裁案，就是美国操纵日本和德国两个跟班，违规操作，把一个“仲裁”硬生生搞成了一个“制裁”，想在所谓法律上来压迫中国，让中国南海非法化。我不得不说，这只能促使中国来面对国际规则重建的现实，全面开始国际规则的重塑工作，也是美国衰落的加速化。 这就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建设问题。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怕建设不了组织？按照新思想，建设新规则就行了。例如这种海洋公约组织，中国可主导革新这个组织，或者建立新的组织，淘汰这个旧组织，尤其当务之下，要对这次美国操纵的南海仲裁事件，作出处罚决定，对参与仲裁的人进行惩处，撤消这一仲裁案，并对美国的操纵作出公开处理，以儆效尤。中国自己首先要对这次事件要作出调查，并对日本德国的这些仲裁案的当事人作出惩罚。低调一点的做法是退出这个旧组织，处罚一些人，建立新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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