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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主流精英
稻草 2016-7-12 22:12
　　 　　余杰 　　希望布什学习里根，里根是最伟大的总统，在他的任期消灭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希望布什能在他的任期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余杰 　　 　　茅于轼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茅于轼 　　 　　刘晓波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刘晓波 　　 　　李银河 　　贫穷是罪恶。……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有什么可表扬的呢?—— 李银河 　　 　　厉以宁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厉以宁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厉以宁 　　 　　龙永图 　　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 龙永图 　　 　　樊纲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曙光 　　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张维迎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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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人口政策毛泽东又是对的：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
稻草 2016-7-8 11:07
周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北大校长马寅初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计划生育概念，毛主席表示部分赞同，后来国务院下发了政策措施。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原则：“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计划生育根本不用强制人权，人们自然就遵守了。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原则继续中国的人口政策，那么中国就不会有现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独生子女参军的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家庭老人缺少人陪护的问题等等。 马寅初强烈反对毛泽东的这一政策，对毛泽东口诛笔伐。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要和毛主席对着干，全部按 马寅初 的这些东西搞，右派人士也天天骂毛泽东的人口政策，标榜马寅初，结果造成了上述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最终中国不得不废除他的人口“政策谬论”，挽救了中国人口。 这下全国人民又怀念起毛泽东的人口政策来了：多么伟大的毛主席啊，你又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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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马英九为什么感谢毛泽东不收复台湾及其当前中国收复台湾的策略 ... ... ... ... ... . ...
热度 1 稻草 2016-7-7 09:50
马英九任上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感谢，他说毛泽东是真正的伟人，他在1972年没有收复台湾。 毛泽东为什么不收复台湾呢？1972年正是美国主动有求于中国，毛泽东却没有下令收复台湾，他只是要求美国撤出台湾、东南亚的条件，福特总统也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全面撤军事宜。当时也有人埋怨毛泽东怎么不收复台湾，毛泽东却说他知道有人在叽叽喳喳台湾的事，但他仍然不以为然。那么毛泽东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军事作战机会呢？这是因为毛泽东是从政治战略的高度考虑的。如何考虑的呢？毛泽东建国后最担心的事是中共步李自成的后尘丢掉人民的江山。苏联赫鲁晓夫把社会主义引到亡国灭种的官僚主义政治路线，走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路线后，毛泽东深刻意识到中国最大危险是苏联式的这种“修正主义”。 他认为“修正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坏的社会政治形式，也就是比资本主义还差些，落后些，本质上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双重的坏，迟早一天会动用人民军队来屠杀人民群众和爱国学生，搞垮中国，搞垮党。既然毛泽东有了这样的思想，他就让蒋介石搞资本主义，让中共有一个对比，让人民有一个监督。如果他的后来者搞“修正主义”，那么党内外和人民群众就会有人提出来，理由很显然了：你搞的还不如蒋介石，我们革命白干了。还真是的，象张爱萍上将等一批开国功臣就明确提出了反对 邓小平的官僚主义的 意见，他说按这样搞，咱们革命就没有意义了，还不如把蒋介石请回来。广大人民群众也对搞官僚主义的“腐败集团”、“资本集团”两大”既得利益集团“恨之入骨。 事实上，毛泽东希望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达到统一台湾的目的。但是，正因为他所说的修正主义得势一时，导致了台独势力的兴起。这就是当代中国要解决的”台独“问题。 因此，”台独“问题产生的实质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动摇，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必须坚定共产党员的信仰，坚定不移地搞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好台湾问题。 在目前的情况看来，只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通过民族文化来唤醒台湾大多数人支持中华民族统一；通过统一战线团结正义的”统一派“的人，孤立”台独“的人；严厉打击”台独“的人，要杀一儆百、杀鸡儆猴，坚决打击台独势力；通过经济利益政策调控唤醒支持台独的资本家势力从内心来拥护两岸统一；通过全面人民战争的军事准备铸造强大的军事力量，全面部署台海，随时可以在24小时内收复台湾，击退美国妄图利用台湾的邪念。第二步是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大力开展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建设，扶植台湾岛内社会主义力量，争取把台湾纳入社会主义改造，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以台湾员工革命的方式让台湾和平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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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九大选举得票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王白旦
热度 1 天涯过客 2016-6-22 19:06
http://baike.baidu.com/view/499252.htm 王百得 男，汉族，1934年5月生，河北 井陉 人，曾用名王白旦，1958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51年9月参加工作，初中文化。1951年9月至1956年3月为 太原 钢厂工人。 中文名： 王百得 民族： 汉族 出生地：河北 井陉 出生日期：1934年5月 选举得票与毛泽东平起平坐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 毛泽东 主持下开幕。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 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 治生活经验，他不懂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 央委员中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名工人太不谦虚。 个人经历 1958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51年9月参加工作，初中文化。1951年9月至1956年3月为 太原 钢厂工人。其间：1954年12月加入 中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3月至1969年2月为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钢厂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年2月至10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0月至1971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钢厂党委副书记。1971年6月至1973年7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1973年7月至1976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 党委副书记、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1976年6月至1978年11月任中共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1月至1989年5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炼钢工人。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 候补委员 。 小人物 大历史 这种说法，放在王白旦身上再恰当不过：小人物，他农民出身，后来成为炼钢工人；大历史，他曾是 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九大”代表、“十大”代表。 王白旦现名王百得。1969年“九大”期间，他参加议政，周总理主持会议，看到他后打趣道：“王白旦，你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听啊。”与会代表都会心地笑了，有人顺情说：“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呢。”王白旦从没有想到过他的名字竟然有这样的谐音。 王白旦1935年出生于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解放后，他先是在 太原 钢 厂当工人，因为机灵，学东西快，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他已是北满钢厂的一名党员技工。当时，上级把一 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成员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 大”代表，去了 北京 ，并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了中央委员。 王白旦做梦了没有想到被选为中央委员，更没有想到竟会有“大人物”热心给他改名。在那个议政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 了参加了，他听了周总理的话，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了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如此，从北京回到 黑龙江 ，王白旦不但身份变了，名字也变了。 1970年8月在 庐山 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支持 林彪 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幸而周总理解了围：“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叫工人背包袱。”没想到， 江青 知 道此事后说：“我再给他改一个名，在原基础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白得很不情愿，他想：“又改名，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连上，下 次，谁又能为我说话？”不过，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当时他是服从了“中央决定”。以后，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成为100名中央候补委员的成员。 很快，王百得在厂里从普通工人一跃成为党委副书记。这期间，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组织的关怀下，36岁的女新闻工作者于淑彦走进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谓春风得意。 4年后王百得调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升任市电视台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 转折 1978年，不测的政治风云再次向这个家庭袭来。他那段被陈、江二人改名 的历史，使他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所有电文、信函查 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 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离婚，她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结果，电视台机构变动 时，于淑彦的职务还是由副台长降为部门主任。 弃官为民后依然坎坷 终于，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 但是，王百得毕竟当过“中央领导”、市委副书记，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衔，既指挥不了人，又不用参加一线劳动。可王百得一回厂就三班倒，真正当起了工人。 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 和总工程师在现场紧急磋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检修。“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修后墙。”不知什么时候，王百得凑了上来。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 忘了，你是个啥身份。”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如果停炉，小修也要3天，少出10炉钢，损失可就大了。”此时，钢水已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王百 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允许。年过半百的王百得，在炉前干了一个白班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平炉后墙终于被修复好了。工友们欢呼雀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两天 后，一位领导把王百得拉到一边说：“按规定，你应该得到重奖，可……。” 为了工作方便，“编外炉长”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15年与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断了丈夫对妻子和父亲对孩子的照顾。15年间，爱女和长子相继病逝。然而，悲痛没有动摇王百得 一步一个脚印 地走完炼钢工人的决心。 尾声 1989年王百得临近退休。妻子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多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愿意再留他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1990年后就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了100元的补差费，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统统没他的份。然而，他说：“只有炉上需要，我就干！”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 -------------------------------- 点评： 老实人，无愧于时代。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893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人类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只有毛泽东才做到了
稻草 2016-6-13 07:49
毛泽东开天辟地确立了新中国妇女尊严 作者：横渠书院 　　毛泽东是人类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创者和领袖，只有毛泽东才实现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变革。妇女解放最彻底、取得权利最大，真正顶起了“半边天”的是毛泽东时代。这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不仅将妇女的解放，作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解放、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男女平等平权，而且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论是揭示中国妇女灾难深重的理论。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中国人民灾难深重，中国妇女灾难尤其深重。中国妇女，几千年来，深受封建文化“男尊女卑”的束缚，深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禁锢，深受“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妇女成了男人的奴隶，成了只会说话、吃饭，不会思考、没有灵魂的牲口。捐门槛的祥林嫂是旧中国妇女的写照，一条绳身价的女奴隶娃子是旧中国妇女的宿影。“我国数千年因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退处于社会的底层，除不得幸福以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毛泽东《女子自立问题》)因此，妇女的解放，必须打倒那吃人的封建礼教，掀翻那吃人的盛宴，推翻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论是属于中国革命一部分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妇女的解放是一个阶级问题、社会问题。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因为私有制度，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其实质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人们都知道所谓‘恋爱神圣’的道理，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是经济”。(毛泽东《根源赵女士自剔以后的言论》)毛泽东进一步认为，既然妇女的解放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妇女的解放，就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求得解放，就必须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妇女就必须积极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在民族解放事业、人民解放事业中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解放”。(《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解放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 第169页)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论是关于“妇女能顶半变天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妇女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妇女占总人口的半数，没有他们的参加，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人力资源，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同上 第六卷 第458页)他还曾这样的形容妇女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人有两只手，缺一只手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两只手动起来。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不知让中国多数妇女成为了戎冠秀、向秀丽、赵梦桃、邢燕子、郝建秀式的人物，几乎整个中国妇女界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之中。 　 毛泽东的妇女理论是关于“劳动是男女平等的尺度”的理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就是经济上不独立，从而人身上依附男人。因此，要想实现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妇女就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同时改造妇女的精神世界，让劳动成为男女平等的尺度。因而，毛泽东指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难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同上 第六卷) 　　毛泽东的妇女理论是维护妇女合法权利的理论。由于妇女受的压迫最重，由于妇女天然的弱势地位，就必须保护妇女合法的特殊权利。毛泽东早就指出：“农工妇的代表会，首先应该抓住妇女的切身利益的问题……”（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多次要求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同一切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并且，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立法从法律上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并将那些黄玉姣们，三仙姑们，小桃红们改造成了社会主义新人。 上海市从1951 年12 月到1953 年6 月共收容妓女1900 余人。图为上海妇女教养所的干部为被收容的妓女上课（资料图）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论是“让妇女组织起来，大力培养妇女干部”的理论。妇女解放的一个标志，就是看妇女能否组织，看妇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毛泽东非常重视妇女的组织。战争年代，有妇女会、妇救会、妇抗会等组织，让中国妇女成为了穆桂英、花木兰;建国后则成立了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全国妇女联合会，让中国妇女成为了向秀丽、赵梦桃。毛泽东又非常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培养和使用了一大批妇女干部，比如，工人出身的吴桂莲、基层干部出身的陈慕华能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售货员出身的李素文能当上副委员长，下放知青出身的吕玉兰能当上省委副书记，等等。毛泽东确实让妇女的地位飞上了天。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论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妇女解放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为当今世界，妇女解放的水平还远在当今中国之下；而当今中国，妇女解放的水平又远在毛泽东时代之下。君不见，有多少妇女在“公有企业低效论、冰棍论”等歪论的指导下，成了下岗女工、失业妇女；君不见，有多少妇女在“告别崇高，回归家庭”的口号感召下，成了男人的附庸、家庭奴隶？君不见，有多少妇女在“超前消费，娱乐至死”的蛊惑下，成了啃老族、月光族、日光族？君不见，有多少妇女在“性解放”、“性自由”的诱惑下，成了小凤仙、赛金花，干露露、湿露露，二奶、三奶、n奶？君不见，有多少邓玉娇式的不甘受辱的妇女被惨遭蹂躏？君不见，中国大地有多少翠红楼、“天上人间”？因此，有必要在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论指导下，再一次实行妇女解放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社会变革、精神变革，让妇女重新获得尊严，走出家庭，走进社会，重新成为“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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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再次回应河边：大跃进中毛泽东的理科思维
热度 2 岳东晓 2016-6-5 12:12
隔空文字辩论应该在原有议题上不断缩小范围，如果不断增加议题，就没法结束了。我的最初文字仅仅是针对《分析》中地主阶级的定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排除法定义了地主）。我如果提出一个批驳，对方如果认为对，必须先承认。而很多问题众说纷纭没有答案，甚至彼此对名词的定义都不同，这样的无目标辩论更适合于实时辩论，在一两个小时呢结束。否则海阔天空，旷日持久。 最初的问题很简单。毛把农业人口分成若干阶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另类贫农。毛对地主以外的阶级进行了定义（判断依据是土地能否养活自己）。从逻辑 上，地主通过其他阶级的定义进行了定义。这是一个简单的集合论问题。 农业人口这个集合由 地主、自耕农、办自耕农，贫农、另类贫农 这四个没有交集的子集组成。那么地主是农业人口中除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另类贫农之外的农业人口。这一点，河边是否承认？是否承认没有意识到排除法可以作为定义的方式？ 河边先承认了地主可以通过排除法定义这一点，同时承认其所谓单纯根据土地面积定义地主不靠谱，这个辩论才能继续下去。如果不断抛出新问题，搞移动靶，就没有兴趣了。弄多离题主题，我也不会看。否则不是做无休止的无用功？ 河边说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证明缺乏科学思维。这个说法说明河边逻辑薄弱。就像最近报道引力波被探测到，几千名科学家背书，我没有亲自实验，但我基本相信了报道、 数据、分析等等还写了科普文章。如果最后相关探测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根本不能说明我缺乏科学思维。类似的，如果有人给你一瓶药说能治病，你相信而且吃了，也不能证明你 缺乏科学思维 --- 不能说你怎么不去先拿个人试验试验，看是否有效，然后测试下化学成分，看看是否真是那个药，而不是铊剂。 亩产万斤不是毛泽东提出，也不是毛泽东写论文倡导的，而是中国社会从下到上的基于虚假统计数据、不靠谱科学分析的一次欺骗活动。相信了虚假的报道与分析，不等于缺乏科学思维。1958年8月， 刘少奇 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随后中国掀起了一股产量不但爬升的狂潮。先是几千斤，然后是几万斤。邓小平站在粮食上面跳。1958年11月，在刘少奇“胆大产大”的理论及数据面前，毛泽东写到：【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 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 。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 《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 （《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59年，毛泽东写道 ：【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 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 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 不可能的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 ，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 】 （1959年4月29日的《 党内通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在刘少奇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科思维面前，在铺天盖地的虚假统计数据面前，毛泽东向中国科学家们询问亩产到底能有多少斤，正是毛泽东理科思维的体现。钱学森是科学家，给出了计算依据，毛泽东的科学思维不比钱学森差。 毛泽东的理科思维正确地判断了浮夸虚报的严重后果。毛写道：【瞒 产 ， 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 ， 没有什么不好 。 隐 瞒 了产量 ， 粮食依然还在 。 瞒 产的思想要批判 ， 但 是对 发 展 生 产 没 有大 不 了 的 坏 处 。虚报不好 ， 比瞒产有危险性 。 报多了 ， 拿不出来 。 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 ， 有危险性 ， 作供应计 划 ， 更 危 险 。】 （《 记 者 头 脑 要 冷 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后来虚报产量导致的恶劣后果，完全应证了党主席毛泽东的理科判断。早在1953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1957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通报将由刘少奇接班任中国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次年初，刘少奇正式担任国家主席。 如果说大跃进浮夸害死人，责任是主持国家具体相关工作的刘少奇等人的文科胆大论。 毛《分析》一文是1925年写的。土改是多少年后的事？如果土改曾经用土地面积作为标准，可以肯定这些标准是本地性的。毛在《分析》中不可能对中国各地制定地主 的面积标准。但《分析》给出了地主定义的可操作的普适标准，那就是拥有土地能否自己养活自己。爱因斯坦相对论论文第一稿有多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很多，爱因斯坦甚至犯了多次细节失误。其相对论方程到今天还在继续研究发展。科学里面这样的事情多了。从科学角度看，《分析》一文的奠基性文件，而不是终极真理性理论 。 河边如果认为毛应该一举写下不变的终极真理才算理科思维，那是迷信造神的开始 --- 因为这说明河边认为认为不变的终极真理是存在的、可能的。 理科思维在我的定义中就是科学思维。而科学思维，在今天，就是基于数理逻辑的思维。因为这是可证伪性的基础。毛泽东的论文虽然是文字描述，绝大部分是可以数学化的，具有现代特征。像力学问题，早已完全数学化。不会计算而论力学，可以说装。在现代西方，连哲学都已经全面数学化。这我之前就已经论述过。如果各自定义存在区别，可以各自接受其定义。我只对可证明是与否的事情进行辩论。 附件： 《毛泽东文集》（第7卷）.pdf 《毛泽东文集》（第8卷）.pdf
个人分类: 科普|7056 次阅读|1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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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light 2016-6-3 07:41
河边 再答岳东晓：科学思维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时间: 02 6 2016 16:40 作者： 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再答岳东晓：科学思维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首先谢谢岳东晓的再批评。我们的争论其实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是科学思维”，第二部分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在这两部分之外，又牵入了毛泽东评价问题。所以我下面分三部分澄清我的观点并提出我对于岳文的反驳。为方便读者理解，引自岳文的话仍然均套蓝。 一、什么是科学思维？ 这个问题是我原帖《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从“现代性”谈起》（下称《现代性》）里论证过的，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不是科学思维，并以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为例，分析该文的思维方法，证明毛不具基本的科学思维素养，并说明他后来的一系列误判包括文革，都是出于同样的思维，结果招致无数生命损失，中共最后完全放弃他的政策。 对于岳文的“ 理科思维（也就是科学思维） ”说法，我在前一次回答里已经指明，它不是我说的科学思维，至多是古代的逻辑思维，是古希腊人就有的。岳文的回答里没有对我的批评提出不同意见，不知是同意我的批评还是不同意？我以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否则下面的讨论就成了题外话了。 为了其他读者的方便，我对此问题再展开说一说。岳文所说的“文科思维”我以为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差不多，典型的特点是“幼稚辩证法”，或者叫“诡辩”（这里毫无贬义，只是沿用习成的说法）。这种方法与古希腊人的方法比较，最大的弱点是逻辑求真能力弱，所以有关逻辑求真的学科，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东西很少。但是，就实践求真（或者叫“经验性求真”）来说，由于希腊的逻辑求真的核心是形式逻辑，属于重言反复，不能添加新知识，所以在古代社会大家都依赖“试错-经验”方法来积累知识时，古希腊并不比传统中国人有优势。接受了希腊人这套方法的欧洲人在发明科学思维以前因此也不比中国人有更多的实用技术的成就，有的时期是中国人占优势。 而科学思维不同于上述两种思维方法，它的核心是“实证”，以证据说话。这是不同于上述两种方法的关键地方。这玩意中国人没有，古代希腊人也没有，其建立的过程我已在《现代性》中有很多论述，不再重复。毛泽东在1925年时不懂这种思维方法并不奇怪，即使到今天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不明白究竟什么是科学思维。 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来自与经验有关的思维判断，判断需要概念，概念通常以简单的词语出现来冠名经验的对象，人们只读冠名容易产生理解的歧义，所以要定义（也就是关于冠名对象的描述），定义不能离开事实想当然，这是实证逻辑判断所不能少的内容。不管是狗、猫、牛，还是地主、贫农、中农，都需要以事实来定义才能为众人在相同的理解的基础上用于思维判断，否则就成了“鸡同鸭讲”，这个道理并不复杂。除此以外，定义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是对于概念的检验。如果一个概念设立后却无法定义，这个概念就失去了科学思维上的意义，或许概念指称的对象在实证的意义上不存在。但是，古人不懂这一点（所以要么混乱地玩“幼稚辩证法”，要么因为陷于纯粹形式逻辑走向形而上导出绝对真理而停滞），欧洲人有幸发展出了科学思维方法，这才有今天的现代化。 中国人把科学思维引入后，曾经用于自然科学与政治生活，但时间很短，大多数人根本没学会，毛是其中之一，如我举例所证明。后来中共搞“政教合一”更是完全把科学思维排除出政治生活，自然科学中则仍然用它，但现在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未对科学思维全面开放，遂有今天国人一谈到政治社会问题就容易捣浆糊的局面。 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古代人也要决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要搞调查不是。不过古人的调查没有实证可言，根据的是自己的逻辑推理。“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算是调侃下的实话。秦始皇坑儒该坑谁需要什么实证？中国历朝历代的滥杀无辜需要什么实证？不论是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杀人要什么凭据来确定被杀者肯定是敌人？欧洲人古代不也一样滥杀无辜？西方的进步不是通过漫长数百年才有，并一直随着文明的演进在改变？ 现代化的社会，杀一个人是一件大事；不仅是大事，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政治上必杀的敌人之说。《分析》发表的年代民国开始转型不久，法治不完善，尽管所有的人都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新旧观念混杂，人们的思想混乱。如胡适就反对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国民党的激进派和共产党则主张暴力革命。如今共产党则主张渐进式变革，知道暴力革命不是好事，杀人并不能解决社会变革问题。毛在那时是激进派，主张通过杀人来解决现代化问题，这是事实，源于历史的局限。但在杀谁的问题上，他并没有科学思维方法来帮助他决定谁该杀。他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传统的如岳文所说的“文科思维”，取一个概念命名敌人，一通自证理由充足的推理，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与他有同样思维的人。但是，他能说服和他思维方式不一样的人吗（例如胡适）？ 毛的这套方法在我看来伴随他走完他的一生，所以才会有那样多次的滥杀无辜。这是事实，不是说他就一心要杀人，而是他认为被他杀掉的人是敌人，在该杀之列，到底要杀多少，他一直是估计一个百分数，一会1%，一会5%，最后证明几乎都是冤假错案，没完没了的平反。他自己不是也说，秦始皇算什么，他杀掉的文人比较秦始皇多了去了。 不错，毛写《分析》的目的是要分清敌人与朋友，我并不是要质疑他写该文的目的，而是说他界定敌人不是经过实证，是任意的，并且他的那种思维方式在他后来作政治决定时一再重现。岳先生反驳我的主要论点是我“ 没有看明白《分析》一文的主旨 ”，“分清敌友”那几个大字我如何可能视而不见？可那几个字与我批判毛确定敌人时没有实证有何逻辑关系？ 三、毛泽东评价问题 历史人物都会受到历史评价，毛自然不会例外。我对于评价毛现在并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历史人物的评价至少要在有关该人物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现在连充分的研究都做不到。换句话说，我认为关于历史人物有研究与评判的区别，应当分开进行。研究历史人物需要依靠科学思维，即用实证逻辑判断来积累事实档案。我一向不同意简单地将毛描写成恶魔，我在《现代性》里谈到文革时不止一次引用潜水先生推荐的杨继绳的文章，正是在于杨先生的文章避免对毛作道德判断，而是集中于事实的分析。道德判断属于价值判断，无论先入的好与坏的判断都只会引入偏见，不利于我们发现事实。 我在《现代性》里说的很清楚：“…事实是：自1912年以后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领导作用的所有人物，无一不想实现中国现代化，即便毛时代中国完全封闭时，现代化事实上彻底打断了的情况下，毛也是希望并认为他在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我的批评说的是：毛的各种做法的目标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但他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是灾难。我后面又进一步论述说，这个灾难在“决定论”的解读下被掩盖了，反而说毛“事实求是”，其实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思维的实证基础上的求真。 岳文则价值判断领先，首先将毛看成是“ 雄才 ”，据此便陷入了为雄才辩护而不是事实论证的循环。 四、几点辩驳 下面是针对岳文的几点辩驳： 1、“ 河边再次批评毛泽东在地主阶级的定义上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证。 ”其实在下何止仅仅“抱怨”这一点，还包括下面一大片：“为什么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究竟谁是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有多少；如何和中国的地主阶级发生联系；为什么他们代表最落后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反动的生产关系反的是什么；何以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了，如何衡量的；为什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些帝国主义是那些国家；等等” 这些请问“抱怨”成立吗？该如何解释呢？ 2、我在上一篇答岳文中指出，“只有岳文提出的数学与逻辑加上不说多话，那就最多是古代的科学思维”，说明它与我所批评的毛所缺乏的科学思维无关，这是关键的问题。 请问我的批评成立吗？ 3、我前文回答岳文的“ 毛泽东没有必要对地主进行具体定义 ”的论证时指出，“这个问题上岳文为《分析》的辩护在我看来是概念不清。第一，既然毛提出的的概念是地主，那么地主不用土地拥有量来界定的话，何不用“富人阶级”或“食利阶级”来界定这些人？第二，既然是谈中国的地主，又何以不能就不同地域的地主给出不同的土地数量？第三，又何以不可以在根据土地质量加以补充？第四，即便在同一地区，又何以不能定出一个数量范围（例如拥有80-100亩是地主）？等等。” 岳文回答说，“ 但如果仔细想想，对于毛来说，真正想论证的是谁是革命朋友。因此，他无须对可能的敌人进行具体的定义。 ”真的吗？按这个逻辑，何不将少数几个敌人定义一下，大多数朋友就不要定义了岂不更满足你的“ 不说多话 ”的“ 理科思维 ”标准，又更省事？毛掌权后，中国的农村阶级划分又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将成分与土地占有量联系起来呢？ 4、岳文说，“ 我批评河边提出的用面积定义地主是伪理科思维，因为土质可能不同，有500亩良田可能是地主，1万亩盐碱地可能是贫农。按河边的标准，还不知道有多少农民被打成地主无法伸冤呢。河边于是提出修改方案，那就把土质因素加入考虑。土质怎么考虑？还不是看土地单位产出量，单位产出量乘以面积就是总产出量。But wait a minute，总产出量也不能作为阶级定义标准，北方大汉跟湖南农民食量可能还不一样呢。湖南能吃饱的粮食东北人可能要饿死。所以，最终还是看你拥有土地能否养活自身为标准。理科思维总是找简单的答案。毛泽东就是如此，直接找到了科学标准。 ” 答：第一，我首先说了我谈的是科学思维，不是什么“ 理科思维 ”，而且我也反驳了你的“ 理科思维 ”不是科学思维。你不置可否，这里又来说“ 河边...是伪理科思维 ”，请问你的逻辑是什么？另外，我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 提出修改方案 ”，就是有关定义的问题。 第二，毛果然“ 直接找到了科学标准 ”的话，如我上面第3条所问，后来阶级成份的划分与土地占有量的联系又该如何解释？ 5、岳文说，“ 河边提到什么亩产万斤大跃进之类，对毛泽东进行诛心似批判。有张照片，邓小平站在厚厚的粮食上庆祝丰收，钱学森还论证亩产万斤可能，毛泽东这才将信将疑。但这些与《分析》无关，离题了。 ” 答：第一，我只是指出事实，何来“ 诛心批判 ”？第二，如果亩产几十万斤的这样反常理的事在毛的眼里的证实就是别人几句话时，岂不说明他不懂科学思维？第三，我的例子是要说明毛一向缺乏科学思维，所以才会有“大跃进”等，我举《分析》为例就是要证明这个观点，何以“ 离题了 ”？ 6、岳文说，“ 河边提到自己是学理科的。这个我早说了，学理科不见得是理科思维，学文科也不见得就不是理科思维。既然河边学理科出身，应该运用理科思维来分析《分析》。 ” 答：我的原话是，“我的学校教育是理科，难道我就一定只能理科思维保险不会有文科思维？用这样的区分来事先界定批评的可靠性才是反科学思维的。 ”我之所以要写这段话因为岳文前面的断言“ 毛泽东的理科思维至今不被文科政治生理解 ”，请问你前后两个断言的中间的逻辑在哪？如果你果然相信“ 学理科不见得是理科思维，学文科也不见得就不是理科思维 ”，何以文章题目要坚持只提“ 文科政治生 ”？ 其次，根据同样的逻辑，你的“ 既然河边学理科出身，应该运用理科思维来分析《分析》 ”的根据又是什么？ 将毛的《分析》所出现的对于敌人的界定的模糊与随意与中共改革开放前的治国实践的大量误判，我们只能说，毛的敌人几乎都是出于想象，没有科学实证的根据，所以后来只能对几乎所有的政治敌人都予以平反，阶级敌人在毛身后一夜间就消失了。 所以，我的结论仍然是：毛的《分析》不是科学思维的产物，在确定革命的敌人的这个他提出的首要问题上对于敌人的界定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性，这种特点也表现在他后来所做的一系列确定敌人的政治决定中。 欢迎岳先生继续批评，只要你拿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随时愿意修正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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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岳东晓 2016-6-2 08:56
light充当了信使，劳苦功高 。毛泽东这个题材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每次有人贬低毛泽东的文章，往往是毛泽东高明的证据。毛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时，正是青年才俊、书生意气，但其思维之严密、目光之远大，我们再来通过河边的批判欣赏一二。 河边再次批评毛泽东在地主阶级的定义上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证。这是没有看明白《分析》一文的主旨。该文一开始就说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如果仔细想想，对于毛来说，真正想论证的是谁是革命朋友。因此，他无须对可能的敌人进行具体的定义。对农业人口而言，毛定义了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等就足够了，地主通过排除法也就得到了逻辑定义。话说多了，反而容易发生定义重叠等问题。《分析》一文4000字正合适。爱因斯坦相对论论文还不到这个字数，就完全改变了世界。基础奠定之后，具体细节问题是后续学者可以发扬光大的。 《分析》中对中产阶级定义很清楚，【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依靠的是资本（也就是钱)，地主是靠土地及由农民在其土地上的农业劳动。当然资产阶级也可能拥有土地（如厂房地盘之类）, 因此我写的 “ 不属于自耕农等几类的，拥有土地的就是地主了。 ” 不是很准确，我自己后来修改成【 靠拥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业生活而不是农民的就是地主了】 ，light转帖的是旧版本。我要根据毛的《分析》定义地主得写一大串，这一大串其实都是在排除其他，结果写少了，还被人挑漏洞。 这也可见毛泽东的排除法定义的简洁准确。 我批评河边提出的用面积定义地主是伪理科思维，因为土质可能不同，有500亩良田可能是地主，1万亩盐碱地可能是贫农。 按河边的标准，还不知道有多少农民被打成地主无法伸冤呢。 河边于是提出修改方案，那就把土质因素加入考虑。土质怎么考虑？还不是看土地单位产出量，单位产出量乘以面积就是总产出量。But wait a minute，总产出量也不能作为阶级定义标准，北方大汉跟湖南农民食量可能还不一样呢。湖南能吃饱的粮食东北人可能要饿死。所以，最终还是看你拥有土地能否养活自身为标准。理科思维总是找简单的答案。毛泽东就是如此，直接找到了科学标准。 河边提到什么亩产万斤大跃进之类，对毛泽东进行诛心似批判。有张照片，邓小平站在厚厚的粮食上庆祝丰收，钱学森还论证亩产万斤可能，毛泽东这才将信将疑。 但这些与《分析》无关，离题了。 有兴趣的，可以另外论述。 至于毛提到【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等等未做详细论述的结论，但毛泽东已经给出了相当多的提示。因为《分析》一文着重在找朋友，而不是控诉敌人，毛这样概括性地说说足够了。我提到毛泽东的自耕农定义存在灵活性， “ 这种灵活性是一种内置的判断自由度 ”，其实也是讲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抗战时，地主也可以加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开明地主在稍微灵活的标准下说不定也能列入自耕农或者类似阶级，成为朋友。数字化的机械标准是有害的。为什么地主阶级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不是《分析》一文需要论证的，而是自古以来的、甚至东西方的常识。还在1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学者们就论述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进行了多次土地改革的尝试，如王安石的改革，就是想解决土地被少数人占有造成的贫困问题，但这些历史上的改革都失败了。这个贫困问题到了民国时期更为严重，因为中国人口已经是宋朝时的几倍。最终，是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阻碍中国发展上千年的难题，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走出了贫困，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是后话。 河边提到自己是学理科的。这个我早说了，学理科不见得是理科思维，学文科也不见得就不是理科思维。既然河边学理科出身，应该运用理科思维来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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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岳东晓 2016-6-1 08:34
粗略看了下《 河边 中国的文革与美国的大选 ----从“现代性”谈起 （下） 》，看到里面对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一文论证提出的反对意见。我觉得这个批判精神很好。文科思维的特点之一就是只有断言，缺乏论证，没有 proof；特点之二是名词没有准确定义。看看儒家就知道了，大部分内容都是断言性质，大部分概念也没有定义。毛泽东说以前的人书越读越蠢是有道理的，确立孔学的糟糠地位是文化革命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应该提倡理科思维（也就是科学思维）。 但是《分析》中的毛泽东的理科思维，河边显然没有领悟。他抱怨毛泽东没有对“地主阶级” 给出定义。但《分析》中毛将中国社会进行了分类，其中一个阶级没有给出可操作性定义是完全可以的 -- 不是其他阶级的剩下就是它了。 那么毛泽东怎么定义的地主阶级呢？你必须看农民的定义，靠拥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业生活而不是农民的就是地主了。《分析》中毛泽东提到了“自耕农”（其意自明），“半自耕农”，“贫农”。 半自耕农毛 是这么定义的：【 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贫农则是【 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毛对贫农又进行了进一步分类，称之为另类贫农【 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从《分析》中很显然的可以看出，不属于自耕农等几类的，拥有土地的就是地主了。 河边抱怨毛泽东没有给出【 究竟有拥有多少地算是地主阶级】。河边这是典型的伪理科思维。稍微想想就知道，土地面积不能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因为土地的产能不光是多少问题还包括其土质。有500亩良田可能是地主，有1万亩盐碱地的可能是贫农。河边设想的基于面积的定义完全行不通。 理科思维的特征是数学、逻辑性，另外就是不说多话。毛泽东的定义从数理逻辑上看是非常严密的。首先，毛泽东没有必要对地主进行具体定义，排除法给出定义了。其次，如果毛泽东对地主进行详细定义，就很可能发生定义的重叠；不给出地主的具体定义，而是详细定义自耕农等几个阶级，就完全避免了这个可能的定义重叠问题。再者，自耕农的定义如果存在灵活性，就会导致地主定义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一种内置的判断自由度。 毛泽东的科学思维，即使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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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6-5-29 09:01
图1、我国历年人口增长的“毛泽东阶跃” 　　陈必红博士收集我国2000多年来的人口数量数据，在网上发表文章指出，在毛泽东执政中国的27年，我国人口暴增(如图所示)。陈博士将这个现象命名为“毛泽东阶跃”，实际是指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数量的爆发性增长，从1949年5.4亿增长到1976年9.4亿人口，增长了74%。 　　旧中国时代，我国不仅人口增长缓慢，而且人们的健康状况奇差，人均寿命不到35岁;人口素质也很低，文盲高达80%，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解放后，我国人均寿命和人口素质都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在我国人均寿命已经增长到75岁，基本消灭了文盲。我们是如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除注明外，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上数据库)，总结我国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及其素质变化，着重分析这些变化的内在原因，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 　　1、人均预期寿命 图2、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文革阶跃”，与南韩和印度的比较 　　如图是我国与印度南韩历年人均预期寿命对比，除中国(官)来自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外，其他均来自世界银行。从图中可以看出，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60年中印两国人民的预期寿命相近，都低于南韩10岁左右，但在文革时代，中国的预期寿命突然大幅度增长，很快大幅度超过印度，而且追上并超出南韩，最多时超过南韩4岁。但到80年代，中国的预期寿命陷入停滞，有些年份还略有下降，从而被南韩逐渐赶上并超出。到现在，南韩人均寿命已经比中国多6岁多了。而印度一致在缓慢增长，直到现在，预期人均寿命还低于中国文革时代末期。 　　2、我国历年人口死亡率 图3 我国历年人口死亡率的“文革阶跃” 　　预期人均寿命的增长与人口死亡率密切相关。如图是我国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死亡率变化。刚解放时，我国人口死亡率高达3.6-3.8%，到1964年，已经下降到1.16%，文革时代开始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下降，到最低时只有0.63%，但文革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增长，到现在，已经增长到0.72%。 　　3、我国历年卫生人员数 图4 我国每万人卫生人员数量变化的“文革阶跃” 　　我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与人均寿命增长是与我国的卫生工作分不开的。如图所示是我国统计局公布的历年每万人卫生人员数量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刚解放时，我国卫生人员很少，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10人，此后增长缓慢，文革前最多的时候，也只增长到28人，但在文革期间，我国卫生工作人员猛增，1970年共有卫生人员657.2万人，每万人则有卫生人员79人，到改开前1978年，我国卫生人员总数达到788.3万人，每万人卫生人员增加到81.9人，达到了顶峰。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总数逐渐下降，到2003年只有621.7万人，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48.1人，远低于文革时代。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才重新恢复增长，但直到现在，我国每万人卫生人员数仍然低于文革时代的1970年。该数字充分说明文革时代我国医疗状况的改善，论证了我国文革时代人均寿命大幅度增加，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内在原因。 　　4 我国儿童入学率和中小学升学率 图5 我国儿童入学率和中小学升学率变化的“文革阶跃” 　　人口素质与教育密切相关。如图是我国统计局公布的儿童入学率和中小学升学率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文革期间，我国儿童升学率和中小学入学率均有大幅度增长，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国儿童入学率达到97.1%，小学升学率超过90%，初中升学率也超过60%，最高时达到75%。文革时代，97%适龄儿童入学，90%进入初中学习，而高中入学率仍然达到60-75%情况下，等于我国超过一半以上少年进入高中学习，说明文革时代我国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文革后，我国儿童入学率逐渐下降，最低时只有90%，到1987年才超过文革时代，而小学升学率大幅度下降，到1982年下降到只有66.2%，到1995年才超过文革时代。在大量少年没有进入初中学习的情况下，我国初中升学率在文革后仍然大幅度下降，最低时只有30%，不到文革时代一半，直到2005年才超过文革末期，说明文革后很长时间内，大部分适龄青少年没有受高中教育，尤其在八十年代，使我国高中教育也变成了少数人的教育。 　　5、文革时代我国人口素质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分析 　　解放初，我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90%。由于在毛泽东时代，我国人口增长很快，虽然城市人口一直在逐渐增加，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了近3倍，但我国农村人口仍然占80%以上。因此，我国人口数量与素质的变化主要由农村决定。 　　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主席就号召走农村合作化道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但到1962年，仍然遭遇了很多阻力，单干风时时刮起，直到文革前夕，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才逐渐成为我国的主流，到文革时代，才成为我国官方规定的制度。文革期间，我国已经普及了人民公社制度。 图6 我国历年人均粮食产量变化 　　我国人口素质大幅度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我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充足的粮食为人民提供了足够的营养，从而提高了普通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如图是根据我国统计局公布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口总数计算得到的人均粮食产量。197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32亿吨，比1949年增加了193.8%，人均粮食产量也增加了63%，达到340公斤。人民公社取消后，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十分缓慢，到2003年，粮食总产量仅4.31亿吨，比1979年仅增加了29.8%，人均产量仅有333公斤，还低于24年前的1979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是依靠人民公社走集体化的成果，通过集体平整了土地，建设了大量水库，使我国高产稳产的水浇地面积增长了近2倍，规模化农业还节省了人力，从而为农村全面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人民公社取消后，我国的规模农业之路中断，重新变成了小农经济，导致粮食增长减缓，甚至在1998-2003年间人均粮食产率连续六年年年下降。此外，分田到户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中断，大中拖拉机销售不掉，产量严重下滑，到2003年，还低于1979年。 　　文革期间，我国农村依据人民公社的经济力量，医疗教育等各项建设才逐渐走上正轨，各地建起了学校，普及了中小学教育;人民公社还建起了医院，各生产队有专门的赤脚医生，就地生产中草药，可以预防各种流行性疾病的爆发，治疗大部分疾病，这是我国人口素质和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的关键原因之一。 　　我国文革时代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为联合国推荐的医疗模式。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文革时代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但到80年代初，我国取消了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搞分田到户，集体经济不复存在，由生产队负责给赤脚医生分配的“工分制”瓦解，赤脚医生无法通过从事医疗活动来换取工分进而获得粮食等其他生活资料，加上农村产出很低，人们在经济上无法支撑看病费用，使很多赤脚医生完全丧失了外出行医的可能性。另外，由于合作社的瓦解无法再为村内卫生所的正常运行提供资金来源，导致村内的公共卫生机构无法继续支撑而瓦解。所以从赤脚医生和村内卫生所这两方面来看，自从人民公社瓦解以后，农村公共医疗基本上呈现真空状态，严重影响了农村人口的身体健康，导致死亡率年年增加。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在将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初创阶段、60～70年代的发展与鼎盛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的解体阶段。直到2003年以后，我国通过政府投入，又重新发展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加上城市化人口大幅度增长，才逐渐扭转了我国人口素质不断下降的局面。 　　6、总结 　　在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里，我国不仅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而且人口素质和人均预期寿命均大幅度增长，主要发生在文革时代，包括人均寿命大幅度增长，到1975年达到68岁;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时只有0.63%;我国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包括适龄青少年的高中教育，大幅度提高了我国老百姓的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我们可以将这个现象称之为“文革阶跃”。 　　我国人口素质的“文革阶跃”，产生的内在原因是我国的人民公社制度，依靠集体力量极大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为农村提供了经济支持，普及了农村教育和医疗，从而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占80%以上农村人口素质。文革前，我国集体化道路还处在摸索过程中，加上党内反对集体化道路的官员很多，阻力很大，单干风时时泛起，虽然我国农村集体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单干风盛行的时候，就落入低潮，各项建设难以开展，因而人口素质增长缓慢。文革后，我国又重新取消了人民公社，虽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不在高速增长，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我国农村教育医疗体系重新瓦解，很长时间内人口素质不在增长，甚至下降，表现在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人均寿命长期徘徊，中小学入学率大幅度下降。 只有文革期间，我国坚持农村集体化道路，坚定地发展集体经济，支持农村各项建设，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农村人口的素质。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而不解决好农民的教育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我国过去的实践经验也已充分表明，在农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医疗教育等问题的关键。 　　作者：黄卫东，高校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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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天涯过客 2016-5-8 19:01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5642/201603/731031.html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对抗日战争的描述为“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长期隐瞒抗日战果，特别是歼灭日军的人数，一个数字也没有透露（国军歼灭31万8千333人，共军歼灭851人，后者不到千分之二点七）。 中共抗日期间的真实方针（即“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扩大地盘，十分宣传”），一句也没有对外声张。 毛泽东感谢皇军，说其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 中共对抗日烈士家属子女的抚恤，一点儿也没有给过，反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将他们消灭和残害。 中共自吹它“领导了抗日八年多”，真凭实据，一样也没有。抗战期间，毛对“争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领导权”口号的呼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毛选》可证）。 中共最高头目对抗日前线，一次也没有傍过边。 自封的“抗日司令部”延安，日本飞机，一次也没有轰炸过。 自诩抗日“中流砥柱”的中共，对于侵华日军之洪峰，一回也没有正面应对过（当时高唱的就是“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净”）。 “百团大战”是彭德怀的“反党罪行”。 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所谓反日爱国学生运动，在侵华日军占领区，一次也没有（而只有在国统区，才有中共利用和煽动的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 ------------------------------------------------------------------------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9/20010624/496048.html 我眼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八幅浮雕 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 在举国上下的正面宣传中，国外的反华、反共势力也发出了许多不和谐声音。 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惧怕的。 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共产党人就是在外国巡捕的威胁下顽强活动的。 更不要说那之后种种血雨腥风的考验了。 中国近代史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斗争的，并不只有共产党人， 但是，共产党人抱着坚定的信念，在残酷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 今天回顾历史，那些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的人， 都会在人民的心中，留下一座永远的丰碑。 要了解中国近代史，要了解共产党的历史， 伫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最好的见证：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就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全国决定性胜利时，就在举行开国大典之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第一届政协的代表，就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了奠基礼。 共产党人撰写的碑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主义的信仰，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观。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八幅汉白玉石大浮雕， 折射出了人民对近代史中各种势力和形形色色人物的评价。 从东面起按历史顺序排列第一幅就是“焚烧鸦片”，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林则徐，做为腐朽的晚清政府的一个忠实官吏，并没有失去民族气节。 尽管他遭到清政府的贬黜，发配， 但是，他为人民做过的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第二幅“金田起义”。 对于这一幅，今天的一些“精英”们也许会提出他们最大的异议。 对于这些“精英”来讲，他们也许更愿意把那个时代的“戊戌变法”镌刻上去。 可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戊戌变法本质上依靠的是皇帝，而不是人民。 本质上只是一些精英试图对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进行修修补补。 人民不要皇帝，不要封建制度。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也想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人民， 可是实际的效果又如何呢？恐怕还是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就是最好的说明。 与此相比，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要实际的多。 尽管太平天国有很多缺点，但是，仅此一项就足以让人民不会忘记。 第三幅“武昌起义”。 尽管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不彻底性，辛亥革命失败了， 革命成果被北洋军阀所窃取，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但人民还是不会忘记武昌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伟大贡献。 第四幅“五四运动” 不论是从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口号来讲， 还是从抗议出卖山东主权，要求惩办卖国贼来讲， 五四运动都是永远值得人民纪念的反帝爱国运动。 至于说今天有少数人指摘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的“暴力”行为， 那不过只是出于少数“精英”的极度偏见罢了，根本没有人会理会的。 第五幅“五卅运动”、 对于五卅惨案或运动五卅运动，今天人们谈论的不多了，了解详情的就更少了。 那是1925年，为了抗议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纱厂工人， 上海工人和一部分学生举行的抗议活动。 但是，抗议活动遭到了租界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死亡十余人，伤者无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开始了。 上海20多万工人罢工，接着学生罢课，绝大多数商人罢市。 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各地。 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地群众纷纷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人运动，是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 从五卅惨案中，除了让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血腥之外， 共产党也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这也为后来转向农村斗争埋下了伏笔。 第六幅“南昌起义” 说到南昌起义，就不得不提到蒋介石的背叛革命。 说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仅指他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 还包括他违背了孙中山在建国纲领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当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会、工会，触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时，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对农会、工会的领导人，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没有属于工人农民的军队，工人农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南昌起义，正是创建真正属于工人农民的“人民军队”的开端。 第七幅“抗日游击战争”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也是考验每一个中国人骨气的时候， 既会有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流放千古，也会有民族败类遗臭万年。 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能联合抗日，可谓是民族大义的最好体现。 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的顾全大局，是不能忽略的。 不论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还是共产党的敌后战场， 所有为民族解放奋斗的人，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最后一幅（组）“胜利渡长江”， 以及两旁的“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靠什么能在短短三年之内，打败数倍于自己，装备优良的敌人呢？ ——是人民的支持。 “支援前线”说明解放区经济上的土改和政治上的民主，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解放战争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统区”人民为什么“欢迎人民解放军”？ 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经济上的崩溃，因为金圆券带来的物价飞涨， 因为蒋介石政治上的独裁。 至今，还有一些“精英”不承认这一点，认为共产党胜利是由于日本的入侵。 其实这一点根本就不值一驳，看看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就知道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过八年抗战，人民渴望和平，希望国家专注于建设。 人民不要战争，但人民也无法忍受国民党的经济崩溃，无法忍受国民党的独裁。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高度概括了这一点： 人民只会选择那些“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人， 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靠着这一点，在人民的心中竖起了不朽的丰碑。 (强国论坛网友议宣) 人民网 2001年6月24日 -------------------------------------------- 明鏡歷史網 一切歷史重新說 www.mingjinglishi.com 主編：高伐林 2012年8月25日 星期六 新四軍一共消灭了多少日本兵？ “記得在皖南時，我們20人打鬼子二人，一個鬼子不防時被我打倒，還有一個鬼子利用窪地，四面抵抗，結果我們被打倒十餘人，還丟掉幾枝槍，這一個鬼子直到援兵來逃走。”（摘自《粟裕文選》第二卷） 抗日戰爭時日軍戰力是世界一流，國民政府以300多萬軍人陣亡的慘烈代價方才殺死50來萬日本鬼子，而毛共大筆一揮就宣稱他們打死了150萬日軍！並以此洗腦中國人60年，毀滅抗戰遺址，對抗日英烈挖墳拋屍，製造了無數連抗戰勝利日都不知的人。 共 產黨自稱“抗日中流砥柱”，可要找他們具軆的抗日戰果真比登天還難！自網絡出現之後，人民用外界數據公開質疑共黨的抗日謊言，中宣部有苦說不出，只好裝聾 作啞。偏有五毛不體恤黨的苦衷，真去找數字來幫黨解圍，沒想到無意中剝了黨的褲子。八路軍打死的日軍能有兩三千就不錯了，而新四軍更爛。請看一位五毛收集 的精確到個位數的數據： “韋崗戰鬥：1938年6月,擊斃日軍少佐井及大尉梅澤武四郎等官兵13名，擊傷近10名。新四軍傷亡5人。 蔣家河口戰鬥：1938年5月12日，斃傷日軍20餘人。新四軍無一傷亡。 新街戰鬥：1939年10月13日，擊斃日軍守備隊長以下100餘人。 棋盤嶺戰鬥：1938年9月3日，擊斃日軍70餘人，俘虜4人，共擊毀日軍汽車50餘輛。新四軍傷亡幹部1人、班長1人，傷7人。 句容戰鬥：1938年8月，共斃傷日軍40餘人。新四軍傷亡10人。 新塘戰鬥：1938年7月10日，斃傷日軍40餘人，擊毀敵汽車兩輛。新四軍無傷亡。地方武裝傷、亡各1人。 新豐車站戰鬥：1938年6月30日，殲滅日軍10餘人，燒死日軍30餘人，並燒毀車站。 繁昌保衛戰：1939年間，斃傷日軍中佐以下1000餘人。 朱家崗戰鬥：1942年冬季，擊斃日軍280人。 車橋戰役：1944年3月，殲滅日軍三澤大佐以下465人（內俘虜中尉以下24人）、偽軍483人（內俘虜168人）。 蘇北根據地1944年夏秋季攻勢：1944年6月下旬，斃傷日偽3000餘人。9月上旬，全殲日軍1個中隊。(至少180人)。 五毛高聲道：“這是有史料清楚記載的，明確寫明新四軍殲滅日軍的匯總，共計二千餘人。” 有網友讀後感歎：“真是夠偉大的呵，僅僅消滅了2000個敵人，就承擔了抗擊‘近200萬在華日軍主力’的光榮使命，新四軍作戰之效率，日軍戰鬥力之低下，都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啊！” 但就是這可憐的數字還是嚴重摻水的。略復查一下就發現，共黨是撒謊容易圓謊難： 朱 家崗戰鬥：原北京軍區副政委羅應懷將軍回憶“我軍共消滅日偽軍280餘名”，而此五毛偷梁換柱，把“日偽軍”改成“日軍”。——但替羅寫文者吹起牛來也不 讓人：“十來個十五六歲的戰士，編為一個‘小鬼班’。‘小鬼班’上陣地後，為了節約子彈，他們舉槍瞄準敵人，近距離射擊，一排齊射，30多個鬼子應聲倒 地，剩下的鬼子連滾帶爬逃了回去。有一次，兩個鬼子衝到東南門的一輛牛車邊，還沒回過神來，一個被‘小鬼班’一槍斃命，一個被一刀砍死。十進十出，反覆衝 殺。”哈哈，“小鬼班”莫非一人一發子彈能打死三個日本兵，比打中肯尼迪還神！？小鬼們刀槍不入，莫非是拳民再世！？ 新街戰鬥：“此次戰鬥，共打死打傷日、偽軍180餘人”，又是偷樑換柱。 新 塘戰鬥：牛皮更大了，“日軍100餘人，並附有步兵重武器，自南京向新塘駛來。兩輛在前，其餘7輛在後方一二百米跟進。日軍一進入新四軍的伏擊圈，即遭到 猛烈襲擊。日軍下車頑抗。激戰約半小時後，日軍自句容縣城和湯山鎮派出援兵500餘人，並有汽車、坦克、騎兵等，在飛機掩護下，向新四軍逼近。新四軍遂迅 速轉移。此次戰鬥持續約1小時，斃傷日軍40餘人，擊毀敵汽車兩輛。新四軍無傷亡。地方武裝傷、亡各1人”。 車橋戰役：粟裕戰爭回憶錄載“殲滅日軍三澤大佐以下465人（內俘虜中尉以下24人）、偽軍483人（內俘虜168人）……185位同志光榮負傷，53位同志光榮獻身。”這麼強的戰鬥力，還不多找日本鬼子多打幾仗？ 新四軍究竟打死多少日本鬼子？有一個數字：大概450！估計不離譜。 別 看新四軍沒打幾個日本鬼子，但打起中國人那個狠！光是1940年10月的黃橋一戰（在中共整天念叨的皖南事變之前），就殲滅“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部 1.1萬餘人，其中俘3800餘名！（以千、萬來計了！）中共抗日時陣亡的僅有兩個將軍之一彭雪楓，也其實是在“1944年9月11日，於河南夏邑八里莊 圍攻國民革命軍蘇北挺進軍第一縱隊李光明部的戰鬥中飲彈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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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岳东晓 2016-5-7 03:18
在《 论汉文明的鼠辈概念 》一文中，我指出 西方文明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歧视文明（TechnologicallyDiscriminating Civilization), 而汉文明则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歧视文明（Morally Discriminating Civilization)。这个“歧视”一词，应该做广义理解。中共吸取西方技术歧视文明的理念对汉文明注入新的血液是本文的探讨。 技术歧视的概念在汉文明也曾经出现。当年汉朝皇帝对提出“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陈汤非常赏识 ，一次召见他讨论西域军事，陈汤说道：“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就是说，汉人打胡人以前是一个打五个，不是汉人比胡人壮，而是汉人具有技术优势。 当然陈汤的观点没有系统理论化，汉朝也不见得把武器看成决定因素之一。 我曾经写过《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人 》等文，论证中共是理科思维。 为什么说中共是理科思维？ 有人问毛泽东等不是文科生吗？文科生与理科思维并不矛盾，文科是学习的东西，理科思维是思维模式。看看毛泽东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分析》就知道了。毛泽东寻找的答案是如何解决中国的两个基本问题：贫困与帝国主义。他的分析方法是数学化的定量分析，通过调查得出统计数据，然后从统计数据得出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其农村包围城市不过是这个定量分析的简单逻辑推论。这与文科的非定量与道德定式思维是不同的。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即使到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当然，毛泽东只是文字描述，现在的人要写弄些PIE CHART 之类。 为什么中共具有理工思维？我写过一篇《 现代非自然哲学入门 》。我提到 牛顿之后，哲学就开始试图牛顿力学化，数学化。 康德的哲学就试图模仿牛顿自然哲学。马克思也自称自己的哲学是像牛顿物理一样的客观科学理论。马克思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理论是哲学，而更多的认为是科学。比如说，为什么封建制不好？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说地主压榨、剥削农民很坏、不人道等等，而是说，这个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好与坏是道德判断，是否适应发展的是不带道德评判的客观分析。 既然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特征，那么中共的集体思维模式具有理科特征就不奇怪了。 按理说，国民党更有钱，其资源也更多，如果国民党上下产生了研发先进甚至战略武器的想法，应该比中共有更好的条件。问题是，国民党高层不具备这个思想高度。中共明白，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其中国的实力，而中国的实力取决于中国的技术水平与产能。国民党似乎完全不懂这个道理。 我看到一个资料说，1945年美国对日本投下核弹之后，还在延安窑洞里的中共马上开始了未来原子弹研发的准备工作，开始联络全球华人的科技人物，做前期准备。国民党人估计只是喃喃自语：美国人真神啊，我等永远不如。当年原子弹研发，毛泽东亲自过问，还叫钱三强给中央上原子能入门科普课程。中国发现铀矿石后，毛泽东立刻让人带去给他看，自己拿个盖革计数器测试，嘎嘎作响。旁人说要小心辐射，毛还说中国能搞出核武，自己少活几年无所。 据传钱学森回国时，有美军将领说钱顶五个师，其实何止五个师。 钱学森这些人都是毛亲自过问，不惜成本。杨振宁去中国，毛还要特意会面，讨论物理问题。相比之下，其实国民党资源更多，国民党钱多，那些留学生大都是国民党派出留洋的，但国民党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提升文明层次的变革性威力与价值。波音之父王助在美国受了种族歧视，一气之下回到中国，国民党也就安排个闲职、让他在办公室看看报纸。换上是中共，拿到这种人才，估计先进的飞机都造出来、并且大规模生产了。 具备科技实力的政权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道理很简单，科技实力不够的国家无法将内部矛盾通过外部矛盾实施转换化解，最后只能陷入越来越深的内斗而瓦解。 一个文明的进化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技术能力，其余都是娱乐性的，不同层次的休闲而已（文学、艺术、东北二人转、湖南地花鼓等等）。 中共对科技、尤其是战略科技的关注可能是全球执政党中最高的。毛泽东时代的从内燃机、涡轮喷气、 核能、火箭等技术开始，到今天，中共对科技的关注已经到了外空探索、量子通讯等等，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附件： 中共是理工高手 热度 9 已有3567次阅读 2012-11-1202:11 | 个人分类: 毛泽东 | 系统分类: 历史 | 是 , 国民党 满庭愚钝，当西方科技迅猛发展之际，英夷曾奉献其工业产品，满人竟只当是精巧的玩物，不知后面蕴藏着技术。后来在汉人的主持下，开始搞点洋务，但都是购买船舰而已，只是个消费者。后来的民国在大陆持续了近40年，光蒋中正在位就有20多年。但到1949年，中国连机枪都不能制造，步枪的制造水平停留在汉阳棒的程度，钢产量几乎为0。整个抗日战争，军火基本靠外购。这种落后愚昧之态，1949年后迅速改观。 请注意，老蒋有的是钱，他逃亡台湾之际运走黄金数百吨，台湾后来的发展靠的是全中国的财富。而毛泽东是赤贫，共军抢到的只是老蒋没来得及运走的一些堆在码头的银元。毛泽东后来的很多事情，只能靠卖大米维持。但毛泽东奠定了中国的科技与工业，在短短数年之内即实现了中国的初步工业化。 朝鲜战争刚结束，毛泽东就制定了一五计划，一万个项目同时开工。1953年 鞍钢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投产； 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工，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开出厂房；1956年，歼5喷气战斗机飞上蓝天...这时离PRC建国才5年多。其工业化成就却是国民政府在40年内的1000倍。 1960年东风一导弹成功试射；1964年A-BOMB，1967年热核装置试爆，1970年东方红卫星升空，让美国人民欣赏到了东方红太阳升之声，同年底，经20多年研究，核潜艇下水...中国一跃成为核武大国。老蒋听到报告之后，喃喃自语了大半天，不断问，这是真的吗？美国人的东西，他湖南农民毛泽东怎么就搞出来了？ 所以我说，中共是理工高手，国民党是文科土包。 J20照片刚流出来的时候，很多国民党土包子说这是PS的啦，隐形战机这种超一流科技只有高等美国洋人才能搞，中国再等30年还不见得有戏。土豹不懂科学，就把很多东西看得极为神秘、神奇，就像原始部落看见汽车以为是神仙魔怪一样。结果呢，解放军干脆让你们看个饱。还公开了几篇鸭翼隐形的电磁理论论文。 毛泽东之丰功伟绩不用一一赘述。光一件小事就看出他的科学精神。一日，一蒙古乐师给毛泽东演奏马头琴。老毛听后，摇头赞道：不错，但声音太小，应该把这个共鸣箱加大点。后者听罢，立刻回去进行研发，把马头琴进行了改造。蒙古人使用了千年的乐器就这样获得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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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燕山红场 2016-4-20 03:27
ZT- 无耻的污蔑——论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培养--吴吉寅 2016-04-01 （节选） ...
时下，一直还盛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毛泽东送毛岸英上朝鲜战场是为了让其建立军功，以便将来接位。因此，如果毛岸英不死的话，那么，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就由毛岸英来领导，就象朝鲜的金正日一样。彭德怀也因此而被打倒了。毛岸英的牺牲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想富贵子孙，而毛泽东则没有得力的子女可传! 这是无耻的污蔑，是右派们利用人们的自私心理精心挖掘编造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谎言。但却流言甚广，效果十分明显和辉煌，欺骗了不少善良的中国人。至今还有许多人深信不疑，反而认为谁如果不相信的话，谁就是太单纯了，不理解毛伟人的心计和老谋深算。司马昭之心并非路人皆知! 为了揭露右派们的无耻攻击，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深入彻底的批判。 　　许多人只所以深信不疑，其一，中国几千年来的皇帝都是世袭的，直到蒋介石也都是如此，并认为这是正常的，自私之心，人皆有之。其二，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有朝鲜金家父子的生动例子给予有力的佐证。 　　我们知道，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是继位的，而这些继位的皇帝中又没有几位是从战场上拼杀过来的，有的甚至是几岁十几岁就继位了。这就是说，继位皇帝是无须通过战场来培养的，就是英明的君主也不一定非得经过战争的洗礼，如秦皇、汉武、康熙等等就是; 李世民是通过政变上台的，而不是正统的继位。 　　其次，战争是残酷的，特别是现代战争，谁能保证太子的安全? 对于抗美援朝来说，那更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没有把握的战争! 一个落后的积贫积弱的遍体鳞伤的农业国对阵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而且还是甩过原子弹的凶残的工业国，同时还是17个国家的百万联军。到朝鲜去，你就知道不是送死? 彭德怀和金日成都差点要被俘虏和炸死! 许多领导反对参战，有些将军不敢挂帅，说明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私的皇帝能让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而且还是继位的太子上战场吗? 这恰恰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和无畏! 从这里，我们得不出也不可能得出其它任何与此相反的或者不同的结论。 　　再说，当时的中国还有另外的战场可供选择。人民解放军刚刚拉开解放西藏的序幕，要炼军功到西藏去不是更安全吗? 藏军是落后的地方武装! 要培养和锻炼太子，安全是第一位的。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已经牺牲了五位亲人，即使不再送毛岸英上战场，当时的中国人民也是原谅的。 　　得知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天地可鉴! 而且是让毛岸英长眠朝鲜，而不是魂归故里，让自己再看一眼! 　　毛岸英牺牲后，章士钊就抱怨和责备毛泽东不听大家的劝阻! 毛泽东沉重地说：“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我是国家主席，是主张出兵朝鲜的，我的儿子不去怎么说服别人?!”黄继光的母亲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时，没有哭，而是笑。事后，人们问她，她说，慰问烈属的人本身就是一位烈属，我为什么哭呢? 我感到光荣和骄傲! 是啊，这才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母亲! 从这里，世界就可以明白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为了证明毛泽东的无私，人们不得不问上一句，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有几个派儿子去了朝鲜呢? 为什么不把儿子放到朝鲜去培养呢? 要知道，那可是培养将军和皇帝的地方! 当然，这里丝毫也不是说，其它的工作就不是革命工作，非得都上战场不可。而是为了揭穿和驳斥右派们对于毛泽东的恶毒污蔑和不遗余力的攻击，把毛泽东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领袖风范歪曲、污蔑和攻击为疯狂的个人野心。毛岸英牺牲了，毛泽东逝世了，江青和毛远新被捕了，官二代和富二代到来了! 官僚集团，个个腰缠万贯;中国的亿万富翁91%是高干子女! 改革的源头在这里! 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因在这里!资本复辟才有财富的榨取和特权的世袭! 什么初级阶段论，产需矛盾论，生产力论，统统都是掩盖剥削忽悠百姓的理论! 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那才是真正的明白人，否则仍然是糊涂的。毛泽东说，当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马克思说，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不懂得这一原理，还算得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革命的胜利者是革命的幸存者，而不是什么帝王之命和了不起的功臣，真正伟大的功臣是革命烈士! 革命胜利了，烈士们的家属和子女们怎么样了? 人们时刻都不要忘记问上一声，特别是那些踏着烈士的鲜血一路走过来的共和国领袖们更不能忘记! 贪图富贵，特权世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人们还要继续地问，毛泽东的子女们也富和贵了没有?! 毛泽东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现在到处放肆攻击毛泽东或纵容对毛泽东的攻击，是何居心呢? 当然，邓小平们也是完全可以学着毛泽东的样子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说：“谁叫他们是我邓小平的儿子呢?”“人们说的也是对的。可我们是改革的决策人，是主张一部分人富裕的，我们的儿女不富怎么说服别人?!”把毛泽东的大公硬说为无端的自私，以小人之心度伟人之腹，古已有之，而今更甚，不知羞耻! 当然，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毛泽东确实自私，连家人和亲友都不顾，还不自私吗? 是的，大公就是大私! 至情无情，至性无性! 　　其实，右派们对于毛泽东，不是什么小人心与伟人心，不是什么不解与误解，猜错了，而是故意污蔑的，是阶级的仇和恨! 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如果毛泽东要复辟家天下的话，凭他老人家的谋略和威望，即机会主义者所谓的权术，除了毛岸英之外，他还是有很多办法的! 毛岸英牺牲了，毛岸青还在! 如果说毛岸青健康有问题的话，毛泽东完全可以学刘备托孤! 如果说毛岸青不行，那么，李敏李讷还在! 如果说李敏李讷是女人的话，那么，在共产党的时代，谁说女人就不行?! 就是在当今的世界里也没有人敢说女人不行! 女首相，女总理，女皇，女总统，在现时中就可找到! 如果说李敏李讷不行的话，那么，有毛远新在! 如果说毛远新不是直系的话，那么，有毛新宇在! 总之，毛家并不是后继无人，而完全是可以香火不断前仆后继的! 　　但是，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认为红色江山要靠血统来维系和继承。社会主义是要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千千万万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群众，只有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 而且群众还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能走向成熟，获得正确的认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就证明了这一点。善良的人们不相信那些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们会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所以，就只一路放心地跟着走。等到发觉不对路时，为时已晚。才突然记起了他老人家的话确实忘记不得，忘记了就是灾难。要幸福，现在又才得从头开始。其次，无产阶级的领袖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血统是靠不住的。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上左派呢?”这就是毛泽东的革命太子观。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勇敢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和斗私批修，在革命风云中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 　　不是因为无后而拿同僚出气! 也不是因为无情无义而背弃战友，而是这些所谓的战友一个个地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劳动人民，他们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必然的。 　　中国有没有走资派，经过邓小平的改革，人们已经没有争议了! 邓小平淋漓尽致地充分发挥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现在，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投降资本主义接受帝国主义招安的现代宋江和走资派! 　　至于说到彭德怀，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和党中央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责任——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 这是毛泽东公报私仇吗? 世界上有这样报仇的人吗? 儿子被炸死了，难道毛泽东就不记恨吗? 毛泽东就没有仇人了吗? 谁信呢?! 有! 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帝国主义! 彭德怀之所以被打倒，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是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早已为为邓小平平反了的右派分子所证明。如李锐就说当时他们就是反对总路线的。现在社会主义被否定了，他们就都争先恐后地道出了实情，功臣嘛，而当时却是一个个地大喊冤枉。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规律，在敌人的争功中揭秘事实真相。 　　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批道：“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这是在培养皇后和皇太子吗? 终毛泽东之世，江青和毛远新等都未据高位! 　　不是说贤不避亲吗? 毛泽东的儿子难道就不能继位毛泽东? 能，完全可以! 如果他的子女们也都是革命者，并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了，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到了群众的公认，为群众拥戴为领袖，那是可以的。不仅是可以的，若能这样，那还是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求之不得的幸事，大好事! 但这是另外一码事，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和国就是毛泽东的家天下，或者说毛泽东把共和国当作了毛家。革命者必须要求家属和子女也是革命者! 革命和反革命同为一家是不可想象的! 革命的家庭必须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任何阶级都是这样! 革命的后代必须接过革命的旗帜! 当然，谁也不能保证革命的后代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这样，革命者才要更加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和培养。但这与培养和训练皇太子是一回事吗? 可相提并论吗? 可划等号吗? 再说，世袭，不，血统，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 对于高干子弟，1967年5月毛泽东有一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 不幸言中! 可见毛泽东是何等地重视对革命后代的培养和教育! 　　"这不就证明了毛泽东要岸英继位吗? 毛岸英不死，一定是皇帝!" 这种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伎俩只有右派们才能做得出，这种卑鄙无耻荒唐可笑的结论也只有右派们才能得到。把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假设和臆想当作推论的大前提，这是什么逻辑呢? 为了污蔑无产阶级的领袖，右派们有的只是诡辩，而从来就不需要什么逻辑，是什么也不顾的，只要能骗就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这就是他们的至理名言，同时也是一切反动派的至理名言、思维逻辑和思想武器。这种预设前提与虚假论证的市侩演绎和流氓演义，看似精彩精致而实则荒唐无耻，只有幼稚的人们才会上当，而不是没有上当的人们显得幼稚。这里所谓的幼稚，就是没有阶级觉悟和不会阶级分析，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思维，而不是为人处世的是否老道与圆滑。 　　人都是自私的嘛，这是他们思考一切问题和作出一切结论的大前提，总前提。但是，自私的人也有“愿世世无生帝王家”的，又作何解释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毛泽东培养毛岸英，哪有不想儿子继位的?! 右派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这样说，善良和幼稚的人们也总是津津乐道地这样跟着讲，并说这是绝对绝对的，突然发现了自己也竟能洞测天机! 他们历来都是从自私和权术的角度来看待无产阶级的领袖，从阶级斗争的高度他们似乎无法理解。不，只是善良幼稚的人们不理解，但是他们不能代表右派!右派是阶级斗争的高手! 　　其实，一个社会形态，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在正常的情况下，谁接班都是关系不大的;国家的根本是所有制关系，只要统治的阶级认识到他们的命根所在，只要所有制关系稳定和不变，谁在台上都行，即使坐台一辈子也不是不可以。任何一种社会都是世袭的，不是血统就是思想。社会制度必须世袭，不世袭，那还叫一个社会吗? 接班的意义就在于维护政权的传承与稳定。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罢，民主制也好，独裁制也罢，终身制也好，退休制也罢，竞选制也好，委任制也罢，这些都只是形式和手段，哪样好使就用哪样! 它们都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只是一种分赃的关系，并没有触动它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对于劳动人民命运的改变没有任何的影响。奴隶的仍然是奴隶，地主的仍然是地主，工人的仍然是工人，资本家的仍然是资本家。这就是剥削阶级所宣扬的命运天注定，其实天就是社会制度，根本是所有制。皇帝就是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儿，而不是什么天子!剥削阶级既需要欺人，也需要自欺! 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给人民群众讲清楚这个道理，揭露和戳穿天命论的欺骗和谎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本家的八字和命相再好，也是发不起财的! 因为社会主义不容许剥削。事关百姓命运的是所有制，是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哪个人在台上主持工作! 在国家的根本经济制度不触动的情况下，就是一天一人也不碍大事。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政权就经常上演过这种恶作剧，有时换皇帝就象煎烧饼一样，翻来翻去，翻个不停; 而人选呢，从嗷嗷待哺的幼儿直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曾充分亮相; 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没有触动封建社会的根基。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劳动人民的命运仍然是受奴役受压迫。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各国，不知换了多少届的总统和首相，工人阶级的命运改变了没有? 没有! 如果是维护剥削制度，就是一年一换届，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是坚持社会主义，一个领袖长命百岁，一百二十岁，家传万代，难道不是劳动人民的幸福吗? 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关心关注的是劳动阶级的地位和命运，是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职务变动，不是跟着资本财团的政治秀吆喝!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改变受奴役的命运，当家作主，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消灭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所以，毛泽东才说，路线和道路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能在这个前提下选人用人，也就是说只能围绕政治路线和社会制度来搞政权建设。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切统治阶级都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人之难，从根本上说，就是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尚不巩固的缘故，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共产党的 国家，无产阶级的政权，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让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命根之所在，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复辟，这才是天下的大事。毛泽东一再号召人民群众要眼睛向上，要抬头看天，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辩清路线方向，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中央，原因就在这里。如果群众认识不到资本 的罪恶，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认识不清路线的走向，那么，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灾难就是随时可能的。 　　根本是所有制，命根在经济，那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要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呢? 那也就是为了颠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通过政权的蜕变来促成经济的解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资产阶级，特别是帝国主义者们是把握得很好的，运用得炉火纯青! 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服务的。只要你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搞什么社会主义，那么，谁当皇帝，当多久，他们都是不在乎的。非洲的封建世袭，英国国王和日本天皇，他们就不批判。美国大布什小布什的世袭他们就不指责，而是大加赞赏! 朝鲜的金正日和金正恩他们之所以喋喋不休，就是因为而且也仅仅是因为朝鲜实行的是公有制，公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死对头。只要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站得住脚，那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世界的灭亡。政治上不百般诬蔑，经济上不全力封杀，军事上不准备随时入侵，怎么行呢?! 只要金正日和金正恩起动私有化改革，实行殖民化开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那么，帝国主义者就会大加赞赏的，马上就会给金正恩颁发诺贝尔最高和平奖，世界舆论就会说：“金三，好样的! 是个明白人!”就象当年握着戈尔巴乔夫的手抚摸戈尔巴乔夫的头夸奖戈尔巴乔夫一样。那时，金家的世袭，就不会有人再提及了，而是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但是，这时的朝鲜，谁又能保证它不是南斯拉夫第二呢? 南斯拉夫被西方国家肢解了，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了，总统也死在了狱中! 要维护朝鲜的生存，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力量，此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没有两千多万人民的拥戴，没有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和感情，朝鲜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制造两极分化的剥削政权，劳动人民是不会拥护的，更谈不上誓死捍卫! 　　说到这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必然要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那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就那么艰难，以致于毛泽东不得不取消了一线、二线的工作机制和生前交班的想法，而金日成则不得不断然采取“血统”继位的手段来确保社会主义的江山! 资本主义国家好象谁在台上干的都是资本主义，接班人唾手可得! 这是一个必须回答清楚的问题，是绕不过的一道坎。否则，不利于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信心，以致于许多人不敢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艰难，源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性质，源于社会主义任务和使命的伟大空前——社会主义要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弄得不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它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及其领袖们世界观的彻底转变，必须坚决地抛弃为个人为家族的私心杂念，完全彻底地为消灭剥削和特权而奋斗。它需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普遍的空前的提高，自觉地坚决地批判和抵制资本主义现象和资本主义复辟。其次，无产阶级专政才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时间很短，经验不足，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出现反复是正常的，它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和仁人志士的顽强探索和艰苦努力。再次，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修正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行动上是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是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 　　其实，任何革命和任何社会都是曲折反复的，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取得巩固经历了40多年，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取得巩固更长达80多年! 无产阶级专政经受一点反复和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历史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经过了长期的反复的暴力和教化才建立起来和巩固下来的; 因而，公有制和公有思想也自然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革命和教育才能建立起来和巩固下来，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 一切都必须立竿见影当场见效的实用主义思想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是机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是艰难艰巨的伟大工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她让人们从工业化的大生产不能用资本的方式组织即从资本对生产的破坏中发现了和认识到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是社会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从此以后，人类就进入了探索公有制社会的时代，即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共产党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的前途却是社会主义，中间不容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补上资本主义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是复辟和倒退! 因此，革命的领袖们是带着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的，还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参加革命的? 是为了推翻剥削而参加革命的，还是为了个人出路，只打倒蒋介石，不打倒资本家? 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真理和信念，还是只作为争取群众的一个口号? 一句话，这些革命领袖们是马列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 这对于革命的前途关系重大。 　　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形势逼着每一个人都要作出不二的选择，或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于是乎，一大批的机会主义者就混进了党里和革命队伍里，他们也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实质上却只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一同走过来了。他们能力非凡，真假难辨，在群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被委以重任，有的甚至被培养为接班人，如刘少奇和邓小平等! 在马列主义占上风的时候，他们暂时地隐蔽了起来。当革命转变到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限制特权，根绝个人发财之路的时候，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百般地反对和千方百计地破坏，形左而实右，始终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信仰和能力并不是一同增长的，以及其它的一些原因，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革命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取得了与他们同样的或者超过他们的权力和威望。在发现、识破和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以后，人们还是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教育，在继续革命中转变立场，得到改造，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相信他们的保证，对他们仍然寄予厚望。所以，毛泽东同志才说：“人才难。”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什么一方面取消了他们的一线领导，撤消了他们的职务，一方面又保留了他们的党籍，以观后效，随时起用，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跟右派们上台以后的罪恶行径正好天壤之别! 同时，继续在革命的斗争中发现、培养和造就新的领袖，但是没有取得成功! 实现不了生前交班的愿望。“人才难”是蜀中无大将，而不是“人才难得”的如鱼得水! 　 　　由于使命使然，社会主义要与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她的领袖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所以，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要比资本主义的接班人困难千百倍! 资产阶级要培养的是特权代表，是自私自利之人，自然要比社会主义容易得多; 即使为公那也是资本之公，剥削之公，与无产阶级的推翻剥削和解放全人类之公风马牛不相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是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和几百年来的资本制度鼎力合作共同培养造就的结果! 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才一百多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则更短! 社会主义还在曲折反复中! 　　 从根本上讲，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矛盾，源于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只要存在着剥削和压迫，那么，即使杀了夏明翰，也自有后来人。资产阶级是为了更好更大和更多的剥削才杀掉夏明翰的，而不是在杀掉了夏明翰以后就停止了剥削，立地成佛了。所以，革命便自有后来人! 革命群众一定会在尖锐复杂的生死斗争中造就自己前仆后继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之后，世界上仍然还有无数战斗着的无产者，他们终将会造出自己的领袖来! 社会主义的低潮只是证明革命的艰巨复杂，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后继无人。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地推进和螺旋式地上升的，社会主义自然也不能例外。 　　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接班人问题的。发动群众，揭批修正主义，把被篡夺了的各级各界各领域的领导权统统地夺回来，让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保社会主义江山万代相传，直至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他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和所作出的不朽贡献。他所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通过大民主，打倒走资派，通过群众运动来管理监督各级领导和政府，斗私批修，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已经为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方向。当然，具体的工作还得要靠革命者们前仆后继的努力。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之后革命的挫折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象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样。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历史进程也正是这样，恰恰是因为否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才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不可估量的损失;而绝不是相反，因为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更直接地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普遍真理性! 因而世界共产主义者就把这一理论称作毛泽东主义，以作为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现代修正主义即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天敌和克星! 要复兴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高举也只能高举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 他一生都在为建立和捍卫社会主义而斗争! 毛泽东因社会主义而伟大，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朽!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一道坎! 要复辟资本主义，要否定社会主义，就必须否定毛泽东，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 这就是资产阶级和右派们绝不放弃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不遗余力地攻击和污蔑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这里! 醒来吧，被拐骗了30多年的工农大众们，特别是下岗失业和流离失所的兄弟姐妹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方兴未艾。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世界就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自觉的革命理论，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灭亡，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过时，世界就仍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在接下来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会更加清晰地辨别斗争的方向而少走弯路! 　　 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艰苦默默地工作，为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前仆后继，披荆斩棘! 　　毛泽东思想和精神万岁! ----------- 转帖于莫斯科 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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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他乡异客 2016-4-12 23:11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将陆续写些文字以示纪念。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要遭遇到一个还没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随即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声称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 王此时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候补书记。十二月会议事实上对于王的特殊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当时中央领导层普遍认为王的主张不可忽视，多持赞成态度。 王后来到了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大有与延安分庭抗礼之势，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召开。 后来毛泽东回忆那段日子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 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毛泽东的具体职务并未明确。 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仍是张闻天。经历了无数逆境的毛泽东深知，要使党成熟，换句话说使别人口服心服，就必须靠思想理论建设拿出真东西来。 长征一到陕北，他就发奋读书学习和写作。先是写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这类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著作，后又在哲学方面发表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军事战略上发表了《论持久战》，在文化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方法、对象以及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建树，对中央领导层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认识，毛泽东的权威地位逐步得以明确并在全党形成共识。老革命家吴玉章在其回忆录中曾写道：“《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无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 领 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 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现在。 任何所谓的领袖，如果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做支撑，这样的领袖是站不住脚的，充其量只能是历史的过客。只字片语，代替不了高屋建瓴，信口开河，只能贻笑大方。不经过千锤百炼怎能成钢，不经过烈火炼狱怎可去杂存金。伟人是百年才出一位，一晚上就出来的那是豆芽菜。 感念逝人，慷慨系之。男儿如此，还有何求？！ 201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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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6-4-9 07:48
毛泽东同志的宗教观可以用他的两句话来概括 “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但“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统一战线。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宗教深入研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得出的结论。邓小平胡耀邦想用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来改变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结果惨败，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和民族分裂行为的一度泛滥。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结论，不仅赢得了宗教界的普遍拥护，而且妥善地解决了不同信仰相处的问题。 我们总结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可以看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之间，可以找其共同之处求同存异，不同的信仰者之间又可以在政治经济上有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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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给卖国贼：送瘟神
热度 2 稻草 2016-3-10 08:26
送瘟神 毛泽东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 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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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的交心外交
稻草 2016-3-1 20:54
毛泽东的交心外交非常成功，关键时刻所有的朋友，都帮助中国。所谓结盟和不结盟在毛泽东看来都是瞎扯蛋的外交策略。 你不做坏事，为什么要去 狼狈为奸 ， 勾搭成奸呢？结啥盟啦。 不结盟就是没有主见，奴颜媚骨，苟且偷生，最后谁都不待见你，成为孤家寡人一个。 无为而无所不为，才是毛泽东的交心之道。即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 为 出发点，确立国家的核心理念，该咋做，就咋做，根本没有局限和纠结在结不结盟的低层次上了。这才是毛泽东的大国外交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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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计划经济
稻草 2016-1-23 23:37
按现在的计划经济的定义，它是指国家指令控制经济的一切。毛泽东是公有经济时代，还有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主体之分，因此，它必然是有商品交换的，既然有商品生产，它就不是计划经济。例如毛泽东同志1958年就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专门对中国经济现状进行了论述，强调商品生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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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稻草 2016-1-23 22:14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 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 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 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 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 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 九五○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 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 活。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 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 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 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 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 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 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 ，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 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 ，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 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 械卖给合作社。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 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 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 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 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 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 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 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 ，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 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 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 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 产主义。 二 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 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 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 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 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 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 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 ，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 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 的写法就是证据 ，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 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 。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 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 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 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 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 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 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 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 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 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 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 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 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 营 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 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 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产品在旧社会对人 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 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 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 除商品生产。” 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 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 有懂得这一点。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 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 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 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 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 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 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 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 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 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 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 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 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 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 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 ，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 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 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 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 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 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 ，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 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在奴隶时代商品生 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 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 斯大林的这一 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 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 ，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年开始，我们让资本 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 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 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 ，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 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 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 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 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 :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 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 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 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 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 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 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 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 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 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 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 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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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袁剑平：毛泽东时代的高校招生“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政策 ... ...
热度 2 天涯过客 2016-1-15 04:02
袁剑平：文革前的高考“不宜录取”政策揭秘 发表于 2016 年 01 月 12 日 由 lixindai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 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 “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 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 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逐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 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 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 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 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 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 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 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 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 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 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 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 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 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 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 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 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 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 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 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 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 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 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 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 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 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 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 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 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 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 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 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 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 1998 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 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 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 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 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 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 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 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 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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