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19 23:13:48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黑人为了推翻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基本民权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但黑人的争取自由、人权的斗争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包括美国地方政府的武力镇压。在此仅举一例。1954年,黑人经过长期的法律斗争,终于在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 347 U.S. 483 (1954)一案中否定了之前的黑白学生隔离制度。但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却迟迟无法实施。1957年,在阿肯色州,9名黑人中学生试图进入Little Rock中心高中(一所白人中学)就读,结果阿肯色州州长出动国民卫队包围该中学,阻挡黑人学生进入。而当地的白人群众纷纷卷入,与黑人群众发生冲突(参见历史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ERXusiEszs )。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出动正规军维持秩序,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然而在美国其他地方,黑人的流血斗争不断发生。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1964年赢得了《民权法案》的通过。 黑人挣脱枷锁、获取自由的抗争需要思想的指引。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给美国黑人很大的启发与鼓舞。在许多美国黑人看来,中国革命是一个第三世界有色人种挑战西方种族奴役的成功范例。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个胜利的思想武器。美国学者Robin D.G. Kelley教授等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相当完整的回顾与分析。有兴趣的可以参考 :《 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Black Revolution 》。
今天的微信发言 学会区分个例与统计是走向科学思维的第一步。科学思维与文革思维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量化分析的思维、理性的思维。清朝在外力打击下当然也做了一些改革,但只举一两个具体事例可能没有实际意义,你得有统计数据,证明其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比如说,清朝可能建立了中国第一座钢厂,(说钢铁厂属于语言不准确,清朝铁产量低于明朝),但产量极低,作用甚微;同样,清朝可能办了一所新学堂,但如果文盲率还是90%,这个个例就不能说明满清的进步;类似的,清朝可能办了一所西式医院,但如果人均寿命还是30多,其历史意义也可以忽略。 从质的分析,清朝、民国虽然引进了一些东西,但没有掌握相关技术,也就无法复制、扩展,只能作为外来产品的客户。The People's Republic 跟民国、满清的区别在于它基本实现了独立自主,掌握了相关的知识产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扩展战略物品的产能。在衡量各项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上,如人均寿命、识字率、科技、教育、工业化规模,PRC的成就显著。 拒绝文革思维,提倡理性,是北大校友们应该推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往往被文革所异化,而成为文革思维的载体。有些人甚至到了已经无法反省自身文革思维甚至文革暴徒思维的程度,这种类型的人可谓病入膏肓,也就无可药救了。 文革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区别在情感上也很明显。前者往往被强烈的仇恨驱使,是一种原始的、荷尔蒙所驱动的生理反应。后者则寻求客观与公正。 在不对相关数据核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PRC在1979年之后经济的增长率高于之前的增长率---这定性结论不存在争议。但专家的结论是 【"China's relative advantage over India, is a product of its pre-reform groundwork rather than its post-reform redirection."】换言之,中国的优势是基于1979年前打下的基础。一个企业可能前5年都亏损,后来终于成长起来了,你不能否定之前5年打下的基础。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1979年之前,中国进行了多场高强度的防卫性战争,中国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开发战略武器与战略科技,包括热核武器、人造卫星、战略导弹、核潜艇、飞机、坦克、大炮等等。这些耗费资源巨大,而对GDP的贡献很小。但对后来的发展却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提供了基础性的动量。(1)没有这些东西,邓小平根本没有与美国人平起平坐的资格,因为西方社会的传统观点是中国人不是人,而是接近动物,没有文明国家会与自认为劣等的人种平等交往;(2)这些前期投资节省了大量的后期战略投资,也使中国后来大量军转民成为可能。 把生产力发展单纯归结于内部生产关系的改善是不科学的。中国改革后的发展是基于西方资本的引进。而外资能够被引进,是基于之前中国所获得的国际地位、信誉与营造的国际环境。中国在1976年之前,就已经完成利用美苏冷战,用中国牌实现与西方经济互利的战略部署。之后的发展不过顺理成章而已。而中国牌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之前奠定的战略实力。印度牌为什么效果小,也是因为它没有相关的战略实力。 北大同学如果不能根据数据进行客观、独立、全面的分析,而是预设立场、拘于政治教条试图将历史讨论转化为政治扣帽,以帽子代替分析,那是很可悲的文革思维。 (1)per capita GDP 的多少不是决定是否被欺负的因素,有钱无力反而是被欺负的对象,欺负人的不一定需要高的per capita GDP;(2)1979年之后的发展是在之前的基础上,这是专家结论,因此不能把1979年之后的新增增长单纯归结于之后的政策改变,而必须考虑1979年后的增长是否是之前的基础的自然结果。
最近在北大微信群的讨论中,个别同学极力赞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同时极力贬损毛泽东,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简单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完全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国际环境基础之上。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毛泽东建立了与世界超强的相对平等的关系。没有毛泽东建立这种与世界超强的相对平等、没有毛泽东开创中美之间的合作,邓小平根本没有资格跟美国人平起平坐。 西方自工业革命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世界先进文明自居,而把东方视为落后、不开化、野蛮。确实,从那时开始,西方在科技、艺术、学识方面一直领先,并且一直在高速创新,而中国则在走下坡路,甚至退化到无法读懂祖先的科技、数学著作。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状况。 1949年6月,毛泽东痛切地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 提到与美英的关系,毛泽东重温了孙中山得出的教训, 【 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 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 平等 待我之民族”。】 毛泽东认识到【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等中国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能力,与西方 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 就有生意可做了】。平等是关键。否则,新中国不过再次沦为西方资本的游戏场、不断被西方公开侵犯或者潜规则,命运不会比印度强多少。 因此中国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民族地位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基因行不行的问题。在朝鲜战争之前,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基本不算人。当时的加州宪法明确将 CHINESE 排除在人权之外。【 西方对朝鲜人与中国人的对待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朝鲜人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一样的人,而是接近畜生。。。】("Western treatment of the Koreans and the Chinese was dictated by a deeply rooted conviction that they were not people like themselves, but near-animals..."( Hastings p307))。但朝鲜战争初步改变了西方的这种错误观念,当联合国军在中国军攻击下全线崩溃,世界惊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数年,毛泽东就开始寻求与美国恢复关系。1959年,毛泽东表示最希望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中国政府多次发出信号,但美国都毫无例外的予以了忽略。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大国俱乐部会员的实力,联合国其余四国都是核武大国,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还在台湾国民党政权手上,后者不过是美国的附庸。 但随后中国的工业与科技发展令西方人刮目相看。中国在战略领域的各种突破,一次次震撼了美国。即使到今天,中国也是全球掌握某些关键技术的唯一的非白人。 中国在战略科技上的成就毫无例外的出自毛泽东时代。 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最坚强的反共斗士尼克松意识到,从美国的安全角度考虑,必须与中国修复关系。 有兴趣的可以读读尼克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论文。尼克松的分析否定了通过抢先打击(preemptive strike)而遏止中国的方案,他正确判断 中国的强大已经不可阻挡, 在50年后中国总体实力将超过美国,中美合作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当毛泽东亲自否决中国外交部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建议,明确指令邀请美国人来华的信号发出之后,美国政府也做出了对等的反应。尼克松亲自到北京,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这是1972年。七年之后,当邓小平访美,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副总理的身份握住卡特总统的手时,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1973年底,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栽培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明显放在接班人位置。1976年4月,邓小平虽然被再次打倒,但毛泽东托付对邓小平加以保护。以毛泽东的智慧与谋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邓小平继续中国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Amartya Sen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时发现:虽然印度令某些人羡慕地被"西方先进文明殖民"了300年,很多方面起点比中国高, 独立后当之无愧地成为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并且获得了美苏的各种援助,但到1970年代,印度已经在各方面大大落后于中国,印度工业、科技、教育水平落后不说,光是人均寿命,中国达到了68岁,而印度只有52岁。 Amartya Sen结论, 「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 方向的结果。」( 注) 中国由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走向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之后,经济潜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国家实力进一步高速增长,这是不可否认的。但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问题也形成了国家民族的隐忧。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金钱、利润、享乐,是中国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注: "China's relative advantage over India," argues Harvard economist Amartya Sen, a native of India's West Bengal, "is a product of its pre-reform groundwork rather than its post-reform redirection."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7/aug/10/news/mn-212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