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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 萧武:中美韩联手灭了朝鲜?沈志华比特朗普想得还多
热度 4 燕山红场 2017-4-1 05:11
前几天微信上热传一个比较长的文章,是沈志华教授的演讲,讲朝鲜半岛形势。   有朋友问我怎么看这个文章,我只能说,这文章我很佩服,因为一个人在那么长的演讲里讲几个错误观点是很正常的,但像沈教授这样,能从头错到尾,基本上没有一个观点是对的,让人不能不佩服。   一   沈教授的“学术研究”(好像侮辱了学术研究这个词),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句话,毛泽东是傻瓜,上了苏联的当,上了斯大林的当,才在朝鲜半岛和美国硬怼,结果是中国成了最大输家。他写了那么多书,那么多文章,目的就这一个,没有别的。   这和高华是一个套路。沈教授和高华是亲密战友,高华那本著名的地摊文学作品看上去东拉西扯一大堆,其实也是一个目的,要证明毛泽东是坏人,整风运动是坏人整好人,把好人都整完了,剩下的共产党就都是坏人。   所以,沈教授那些所谓的独家中苏关系资料什么的,没有什么意义。有那些资料,他的结论是这样,没有那些资料的时候,他的很多队友都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   沈教授说,中国在朝鲜半岛其实应该和韩国做朋友,而不是朝鲜。这话沈教授应该去跟韩国人多讲讲,只要韩国人同意,中国应该是很愿意的。   沈教授这话跟何不食肉糜基本上是一回事。韩国和谁做朋友,这个事情是韩国说了能算的吗?要是韩国想跟谁做朋友就跟谁做朋友,把美国往哪儿搁?美军几万人在朝鲜战争中送了命,难道都白白牺牲了?美国人民能答应吗?   上次谈到过,韩国这个国家的存在就是个悲剧,是当时的中美实力对比决定的。美军在朝鲜半岛投入的就是那么大了,保住韩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底线。他们的底线很清楚,是保住日本。如果中国有能力把美军赶下海,美国完全可以接受世界上不存在韩国这个结果。留下韩国,对美国来说,就是为了保卫日本。   所以我打比方说,韩国就是美国包养的小三。作为土豪,如果你包养一个小三,小三想跟谁谈恋爱就跟谁谈恋爱,你能接受?除非你有能力打败美国,横刀夺爱,否则就不要想这个事了。   中国其实都没想横刀夺爱,只是和韩国眉来眼去,最近几年微信聊天有点多,美国都不满意了,立刻在韩国部署了萨德,这就等于在小三院子里立了个flag,这是我的妹子,你们别想了,滚远点。   所以说,如果沈教授真这么想,认为中国在半岛最合适的盟友是韩国,那么沈教授多去美国和韩国游说,如果能搞成,绝对功在千秋利在当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功臣。   二   前一段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来华访问,就有人说,中韩要联手解决朝鲜,他就是来和中国谈这个事情。有意思的是,这么说的人还都是平时特别喜欢说美国好的人。他们也不想想,中美联手在把朝鲜灭了,这个事情就算是可以给中国挖个大坑,这个坑难道不也是给美国挖的?   特朗普要是知道有人给他出这个馊主意,大概恨不得踢这些人几脚。2000年以来,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理论给美国挖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大坑,到现在还填不起来。这俩坑还没填上,又出来了ISIS,在中东横行无忌,美国正头疼呢,你还想让美国在朝鲜再给自己挖坑,美国有那么傻吗,特朗普有那么傻吗?   其实纵观美国这些年来的朝鲜半岛政策,就四个字,维持现状。   因为美国对朝鲜的认识始终没变过,就是朝鲜就快撑不下去了,只要美国和盟友继续保持经济封锁,朝鲜马上就要崩溃了。美国根本不需要付出战争的代价,就可以收获一场胜利。   所以,美国目前在朝鲜发动战争,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   三   朝鲜半岛局势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朝鲜的核试验活动。朝鲜为什么这么干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个前提,朝鲜决策层不是疯子,不是精神病,也不是狂热的宗教徒,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怎么干对自己最有利。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朝鲜在做决定的时候,是经过理性算计之后的选择,而不是随便拍脑袋,想一出是一出。   朝鲜之所以坚持搞核试验,基于两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个判断,目前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没不可能对朝鲜采取武力措施,来制止朝鲜的核活动。首先,朝鲜也清楚,美国目前没有能力这么干;其次,如果美国有这个能力,真要动手,中国不会作壁上观,因为中国会比朝鲜的反应更强烈。所以,朝鲜的判断是美国目前不会这么干,就算美国想这么干,中国也不能不管。   第二个判断,中国早晚会抛弃朝鲜,使朝鲜成为东亚局势中的一颗弃子,成为孤儿。这是中国自1992年与韩国建交之后就已经决定了的。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朝鲜认为,如果朝鲜要争取主动,就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朝鲜当然很清楚,以自己的实力,要想拥有和中美平等较量的能力,那是不现实的。所以,在目前被封锁的环境下,朝鲜要弥补与其他战略对手的实力差距,唯一的希望就在于获得核能力,未来有能力在遭到战争威胁的时候有能力报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朝鲜都不可能击败,但只要有能力报复,对朝鲜来说就够用了。   四   沈教授说,中国在东亚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保持稳定,而朝鲜是麻烦制造者,所以朝鲜不应该存在。只要中国放手,韩国就有能力完成半岛统一。这也是对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的错误认识。   对中国来说,目前在半岛的最大战略诉求并不是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无论是朝鲜主导,还是韩国主导,都一样,中国都不愿意看到。实际上,不止是中国这样想,美国也是这样想的,日本也是这样想的,俄罗斯也是这样想的。   一个分裂的半岛,符合除了半岛上的两个国家之外的所有相关方的利益。这是朝鲜半岛保持目前这种局面数十年的根本原因。所有人都不想看到你统一,而且双方还都是主权并不完整的国家,怎么可能统一?   在外界看来,既然大家都希望朝鲜半岛就这么维持现状,那么朝鲜这样拼命搞核试验,这不是朝鲜在单方面改变半岛形势吗?其实并不是。有些事情,想不通的时候换个角度想,就能相通了。   以往朝鲜保持与其他相关方的力量平衡的主要办法是维持规模比较大的常备军。但是,在被封锁多年之后,其它相关方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朝鲜要继续以常规方式来增加军备,保持力量均衡,就不大可行了。那么比较经济的办法,自然是搞核试验。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有了两弹一星,所以中国敢于大幅裁减常备军规模,减少军费开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上去。朝鲜自然也是这么想的。   而在中美看来,朝鲜的核活动虽然显得很刺眼,但中美显然都能理解,朝鲜这么做只是为了自保,并不会对其它相关方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中美都没有意愿来彻底改变目前的半岛格局。 转贴 于莫斯科 31/0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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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燕山红场 2014-7-31 10:03
新圣女公墓阿里卢耶娃的雕像 作者:[德]马尔塔•萨德 著 王青燕 译 二、各种反应      很快举行了葬礼,斯大林的侄女基拉·珀利特克夫斯卡娃听说,斯大林在葬礼前对阿韦尔·叶努基泽说:他当过娜佳的证婚人,现在应当由他来安葬娜佳。事实上,叶努基泽接管了葬礼的全部组织工作。    11 月 9 日,棺木抬离了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放在红场旁边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楼内的大厅里,当天在这里举行出殡仪式。马匹载着黑色和银色两色的棺木,灵车的四周用红布皱裥作为装饰,它简直可以跟沙皇时代的遗风相比。出殡的路程从红场到当时的新圣女公墓要走 7 公里。   第二天,传说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莫斯科的街头,情景让人十分感动。人们看到伤心的斯大林没有戴帽子,大衣没有系纽扣,走在护送队伍的旁边。可是斯维特兰娜说父亲根本没有参加葬礼。实际上,斯大林独自一人在葬礼上待了 10 分钟,因为害怕遭到袭击,他很快悄悄地离开了。他认为,在一个人群涌动的场合,恐怖分子最容易下手。斯大林请阿尔约萨·斯瓦尼泽——他第一任妻子的哥哥代表自己出席葬礼,阿尔约萨身材跟斯大林一样结实矮小,留着小胡子,穿着样式跟斯大林一样的大衣,他非常愿意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当时很多人认为,那是斯大林本人。除他之外,娜佳的姐姐安娜、她的丈夫斯坦尼斯拉夫紧随在灵车的后面,阿韦尔·叶努基泽最靠近娜杰日达。斯维特兰娜没能一起到公墓,而哥哥瓦西里当时去了。   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奥洛夫证实,出殡仪式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曾在场。后来他与卫兵帕克尔一起坐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车,绕路去了新圣女公墓。   《真理报》发布了下列公告:   “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通告,积极的和忠诚的党员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于 11 月 9 日深夜逝世。”   苏联其他报纸于 1932 年 11 月 10 日也公布了这则消息,醒目的大标题写着“怀念朋友和同志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接着是长篇悼词,追忆“亲爱的同志和拥有伟大心灵的人”。有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永远怀念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忠诚的女布尔什维克,天才斯大林的妻子、亲密的女友和忠实的助手。”悼词的落款都是领导同志的名字,以及他们妻子们的名字: 叶卡捷林娜·伏罗希洛娃,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辛娜伊达·奥尔忠尼齐泽,多拉·哈赞,玛丽亚·卡冈诺维奇,塔季扬娜·珀斯丢什娃,阿萨德·米高扬。 只有在这篇悼词里面提到死者是斯大林同志的妻子。《真理报》于11月11日刊登另一篇讣告,此时无论如何都不能隐瞒哀悼斯大林妻子的事实了。生硬的措词写道:“一位年轻的、朴素的、伟大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坚强的斗士逝去了。她在斗争中和学习中死去。”文章里面只字未提死亡的原因。这恰好给各种谣传和各种说法提供了传播的机会。  11月16日,《真理报》醒目地刊登了一封信: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几天来,我一直惦念您,很想与您握手。一个亲近的人走了,这是很难过的事。我记得列宁生病的时候,我们在他办公室的几次谈话,您当时给予我很大的勇气。   我再次握住您的手。   娜杰施达·克鲁普斯卡娅   这封吊唁信表现了列宁遗孀的伟大人格。实际上克鲁普斯卡娅在与斯大林的几次谈话中饱受他的粗鲁无礼。正是他无情地迫使她保持沉默,企图通过她来减少列宁的威胁,这一切曾经使她远离他。但是信中的寥寥几语仍然表明,她认为,这个男人是革命思想的化身,他是不容易被忘却的。   公告过后,有人把唁电寄给了斯大林的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唁电说娜佳“突然死去”。因为一些关于娜佳的讣告写得非常冷酷,所以斯大林的致吊唁者的答谢词也写得非常无情。   斯大林在11月18日《真理报》上用简短的答谢词回答了所有的吊唁信:   我谨向所有组织、机关、同志们和所有其他对我的忠实的女友和同志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表示哀悼的人们转达我深深的谢意。   J.斯大林   三、 各种推测   外国新闻界同样对斯大林年轻妻子的死亡做出了各种反应。芬兰女子埃诺·库西宁是高级领导人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芬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的妻子,1924年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工作,当年在纽约的反间谍部门就职。她于11月初在《纽约时报》头版上看到《斯大林枪杀妻子娜佳·阿利卢耶娃》的粗体标题。她难以想象,追求世俗新闻的报纸会作如此恶意的宣传。   美国公开发布消息说,死亡是一次手术造成的,因为疾病急性发作需要做手术。埃诺·库西宁从1922年以来一直是莫斯科苏维埃贵族阶层中的一员,为著名的“间谍大师”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工作。她谈到娜佳时,说她是“集美貌与伟大心灵”于一身的女人。她在克里姆林宫多次遇见过娜佳,最后一次是在妇女代表大会上。娜佳·阿利卢耶娃告诉她自己被纺织专业学校录取,这样好让自己获得职业技能,可以独立。她给埃诺·库西宁留下了有才智,但又有些神经质的印象。   1933年,埃诺·库西宁奉命从纽约返回莫斯科,遇见了在莫斯科医学院工作的姆罗牡泽娃博士,她既是一个老朋友,也是一位女医生。女医生非常好奇地打听,美国新闻对于斯大林妻子的死都写了些什么。这位女医生当时也参与了事件的处理。出事的第二天早晨,有人给她家打电话,一个陌生的男人命令她立刻去克里姆林宫的司令部报到,并且在那里出示她的党证。女医生当时就像其他在莫斯科接到这种命令的人一样张皇失措,进了克里姆林宫时,已经有两位女同事和克里姆林宫的司令等候她。穿越了好几道走廊,三位女医生来到斯大林妻子的房间,斯大林妻子歪歪斜斜躺在床上,女医生们一见便知道,年轻的妻子已经死了很久了。姆罗牡泽娃女士回忆,她和她的同事单独守候着遗体,直到两个男人抬进来一口棺材。一位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下令把遗体放进棺木。三个女人急忙开始在衣橱里寻找合适的衣服,以便把死者有尊严地安放在灵床上。她们最终选定一件黑色的丝绸裙子。女医生,N博士,发现死者脖子上有一大块黑色痕迹,三个女医生没说一句话,只是交换了眼色,大家同时明白了:娜佳·阿利卢耶娃是窒息而死的。为了不让人发现死者身上的痕迹,她们用一条绷带缠住死者的脖子。姆罗牡泽娃女士告诉女友埃诺,那以后,她们三人都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因为她们“知道得太多”。这绝不能让斯大林察觉!   斯大林逝世后,人们向长期担任警卫的尼古拉·伏拉西克了解当时的经过。他说,娜佳回到家后,给警卫班打过电话,询问丈夫在什么地方,当时值班的卫官,伏拉西克叫他“公牛”,告诉娜佳,斯大林跟“古斯约夫妻子”一起去别墅了。没有男人叫这个名字的,但是与此相关的女人名字可以很多。娜杰日达明白,丈夫又与别的女人私通了。另外,再加上伏洛希罗夫家的事,她感到特别受侮辱。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在莫斯科市党委工作,是娜杰日达的同事,但是他那时还没有进入权力的高层。他暗示娜佳的神秘死亡另有原因:“她一直想死,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她的死是斯大林造成的,斯维特兰娜一定知情,甚至有谣传说斯大林枪杀了娜佳,据另一种我认为可信的说法,娜佳是自己开枪的,因为作为妻子她受到了伤害。斯维特兰娜肯定知道母亲死亡的事情,而且她为此感到非常痛苦。”   斯大林的妻子去逝三个月后,一次用餐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娜佳非常谦虚和温柔,可是卡尔·帕克尔,斯大林警卫队的队长用讽刺的口吻说道:“温柔吗?那是你们不了解她。她是一个易怒的女人!我希望你们亲眼见见,她是怎样暴跳如雷的,又是怎样冲着他嚷:‘你是个刽子手,是的,就是你!你刑讯自己的儿子……折磨自己的妻子,你虐待全国人民。’”他甚至根本不回避说娜佳“不断地批评丈夫和侮辱他”。   帕克尔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多年执行斯大林的内务警卫工作,他几乎成了斯大林的家庭一员,只有在斯大林妻子面前,他才有些收敛,而孩子们,瓦西里和斯维特兰娜都对他有好感。可是帕克尔的命运也是注定不幸的。在为斯大林当了15年的贴身警卫后,保护斯大林生命的他,无论出于个人友谊,还是从生活习惯上都最了解斯大林的他,于1937年被撤销了警卫队长的职务,并于1938年3月被当做“德国间谍”给处死了。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斯大林杀死妻子的可能性很大。娜杰日达可能从某个时候开始不能忍受身伴暴君的生活,她也许在极度紧张的忍受中煎熬,她也许找到过离开丈夫的力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斯大林把她推向了自杀,他是情理中的杀手。娜杰日达是不是想惩罚丈夫的生硬、粗暴、酗酒和放纵呢?   斯维特兰娜成年后,亲戚们才对她讲述母亲去世后的一些事情。她的父亲在妻子去世后的头几天中悲痛欲绝,他甚至都不想活。受到震动的斯大林再三问自己,为什么妻子用这种方式离开自己。他的无助继而转变成盛怒,他相信妻子虽然跟自己生活在一起,可是在政治上她却站在反对派的一边。   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琳娜回忆说,在一次莫斯科剧院的政府集会上,斯大林向布哈林提起了妻子娜杰日达。他说,自己非常需要她,他非常想念她,她对他有多么重要。安娜·拉琳娜感觉这些话出自斯大林之口,很不寻常,可能“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到珍惜”吧。苏联驻亚琛领事馆的第一秘书亚历山大·巴尔明纳将军评论道:“斯大林的轻视深深伤害了娜佳,他有时候躲在伏洛希罗夫那里几天都不回家,为此,内务部首脑还特地安排一些娱乐活动。有时候,当娜佳突然出现在这些活动场合时,会遭到那个暴君粗俗的谩骂。”   这位外交官对娜佳的英年早逝表示了极其诚挚的哀悼:“她是个纯洁的女人,她的内心呼唤她去弥补那个男人所做的一切丑恶行径。她知道那些已经发生的可怕事情不是一鳞半爪,而几乎是全部真相。所以,她就有点儿像耶稣那样,用象征性的行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便赎清他人的罪孽,她在尽力挽回不能挽回的事。她拼尽自己的生命,用最绝望的努力来保全他人的生命。” 娜杰日达 阿利卢耶娃和儿子瓦西里.jpg (22.78 KB, 下载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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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斯大林妻子阿里卢耶娃的死亡之谜(上)
燕山红场 2014-7-26 22:38
作者:[德]马尔塔·萨德 著 王青燕 译 一、悲剧发生    斯大林妻子 ——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    1932 年 11 月 8 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日:娜杰日达·斯大林娜开枪自杀了。当人们想查阅斯大林第二任妻子的自杀档案,或者看看克格勃的档案时,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阿利卢耶娃的档案。斯大林命令,违反者无论什么人都加以刑事处罚。”    1932 年 11 月 8 日,在克力姆·伏洛希罗夫(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家里举行领导干部们的庆祝晚会。斯大林的妻子为出席晚会打扮得特别漂亮。娜佳平时总把头发严谨地盘成鬏,那天晚上她特地做了一个时髦的发型,配上一件优雅的连衣裙,这是哥哥帕维尔从德国带给她的礼物,她在裙子上点缀了一朵玫瑰花,头上还插了一朵玫瑰花。妻子的打扮在晚会上显得很突出,正如斯大林心里想的一样,妻子太惹眼了,于是他的行为举止就开始非常不可思议。   莫洛托夫明确地说,斯大林的醋意是娜佳的死因。他回忆,斯大林用面包搓成小球,当着众人的面扔进叶戈罗夫元帅妻子的领口里,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了。当以无数桃色事件闻名的叶戈罗夫的妻子开始与丈夫调情时,娜佳难以抑制内心的怒火,她感觉自己被丈夫羞辱。她试图将话题拉回到严肃的内容上来,让大家来“批评农业政策,它是农村产生饥荒的原因”。此时已经喝醉的斯大林用一种对待街头妓女的口吻大声吼道:“唉,你来喝一杯!”他把香烟浸入酒杯里,把酒杯朝着桌子对面的妻子扔过去。娜佳也同时喊道,他不该用“唉,你”的俗称对她说话,她跳了起来,跑离了长餐桌。   莫洛托夫,斯大林的亲密伙伴,让诗人秋耶夫描写了自己对伏洛希罗夫家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据我观察,阿利卢耶娃当时就有点儿神经质,她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她非常嫉恨斯大林……血管里流淌着吉普赛人的血!”莫洛托夫庇护斯大林说,他喝了点儿酒,开了个玩笑。据他说,妻子波林娜也这样评价她女友的行为。   他甚至认为,娜佳撇下了处在困境中的丈夫。   这种说法听上去缺乏说服力,因为当时波林娜和娜佳一起离开伏洛希罗夫的家,她俩同时情绪激动地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娜佳抱怨丈夫与别的女人打情骂俏。她知道,丈夫喝了酒,她生气的是丈夫借酒发挥。直到波林娜感觉娜佳平静下来后,她俩才互相道别。娜佳一回到家,关上房门,就开枪自杀了。她用的是一支瓦尔特式手枪,哥哥帕维尔从德国带给她的礼物。他是否有意为了妹妹的自身安全给她手枪,或者她是否请求哥哥送给她一支手枪,都已经无从考证。   第二天早晨,女管家像往常一样去叫醒娜佳,却发现她倒在血泊之中。那朵插在她头上的玫瑰花落在她身边。惊惶失措的女管家吓得叫来了保姆。两人一起把已经冰冷的遗体抬到床上,她们久久不敢走进斯大林的房间,只好叫来了阿韦尔·叶努基泽和波林娜·谢苗诺夫娜。当她们走进娜佳的房间时,一个卫兵叫醒了斯大林。   年轻的妻子给丈夫留下一封信,估计满纸是政治指责。究竟谁看过这封信,也已经不为人所知。人们猜测,只有斯大林知道信的内容,信后来遗失了。尽管事发后一片混乱和惊恐不安,但斯大林唯一担心的却是,如何不让这件事很快泄露出去。除了医生签发死亡证书之外,不允许任何人走进那栋楼房。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B . S .瓦斯布洛特博士是给列宁签发死亡证书的同一位医生。斯大林绝不允许防腐处理遗体,他要求隆重安葬妻子。 斯大林和妻子娜杰日达 阿利卢耶娃 发现母亲死亡的当天, 6 岁的斯维特兰娜和哥哥用完早餐就由别人带走散步去了,他们走了许多路。从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祖巴洛夫居住,而是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库洛夫卡别墅,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住在祖巴洛夫。傍晚时分,伏洛希罗夫过来陪孩子玩,可是他却哭了整整一个晚上。这时候,孩子们才知道母亲死了,小姑娘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意思。当她被带到母亲的棺木前,辛娜伊达·奥尔忠尼齐泽抱起小姑娘,凑近母亲的脸,让她跟母亲告别的时候,完全不知所措的小姑娘才开始抽泣。阿韦尔·叶努基泽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上,往她嘴里送糖,直至小姑娘平静下来。斯维特兰娜当时接近 7 岁,她哥哥 11 岁。大人们说母亲死于急性盲肠炎导致的腹膜炎。党内公开的说法是,斯大林的妻子曾患“精神病”。 娜杰日达 阿利卢耶娃和儿子瓦西里   布哈林回忆,在盖棺之前,斯大林贴近妻子的头,吻了很久。但他还是辛酸地认为,那个吻已经毫无意义了。另一种说法,斯大林轻蔑地推开妻子的棺木,在他的眼里妻子是那么不光彩地离开自己。 亚历山大·阿利卢耶夫(斯维特兰娜的表兄,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儿子)1994年在接受一次电视采访时提到了这场悲剧。他听人说,娜佳曾经十分迅速地喊过“你杀了我”。另外娜佳还留给哥哥帕维尔一封信,信里写道,她看不见出路,即便离开斯大林,他也会到处寻找自己。他不是你们眼里的那种人,他更加工于心计,他会时时刻刻做出越轨的行为。娜佳特别嘱咐哥哥照看好儿子瓦西里,斯维特兰娜因为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所以比较容易管教。帕维尔的妻子要给斯大林看这封信,被丈夫严厉制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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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香港某些人的公投问题如何处理?
热度 2 稻草 2014-6-26 09:27
香港公投问题如何处理?请看毛泽东的战略远见。 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远见 作者:杨孙西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害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   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我认为,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毛泽东看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250页。)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作为香港人,大家有目共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直恪守“协商解决”的决策,正视英国在香港的长期统治,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香港也发生大规模反英“风暴”之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摇。   大家知道,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共高层一直要求有关领导不能拿内地的眼光去看香港,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去干涉香港。为了保证香港同胞的福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优惠价格为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时期(1959—1961年)也从未中断,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紧张,存水量告急,中央政府作出决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结果,东江之水跨山而来,解决了香港的水荒。   我曾听有的学者称:“香港就是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也给予了投资者充分的信心。……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战略决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对毛泽东的无量功德不仅应该牢记在心,而且更应以实际行动落实之,使香港能够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真正长期保持社会安定和谐、经济发达繁荣,民生欢乐幸福。这是毛泽东在60多年前所乐见的香港,也是我们港人今天所企盼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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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同志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稻草 2014-6-7 09:15
1956年,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这些都说明,当时在“以苏为鉴”思想的指引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许多思考已经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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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我和毛主席一起读书(照片)
热度 5 稻草 2014-5-28 09:29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左二)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54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 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 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 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 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 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 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作者:邓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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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稻草 2013-11-11 23:03
  1968年5月17日,纽约时报掌门人赛.利.苏兹贝格问密洛凡.德热拉斯,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相比。密洛凡说,“不对,这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确实象斯大林一样被奉为上帝一般的人物,但是有许多重大差别,毛泽东的办法同斯大林不一样。斯大林在党内使用的是大清洗的办法,而毛泽东没有杀害任何党的领导人,即使他不同意他们。毛泽东懂得,俄国现在成了这个样,是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发展的结果。他在设法防止在中国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他只要活着,他只能在他一生中做到这点。”   美:赛.利.苏兹贝格 《 七大洲风云四十年 》 。下册261页   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至今依然是领袖的传奇式的人物,一位真正的中国革命家,和那些俄国的共产党官僚决然不同,他仍然 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物,为了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曾不惜把中国搞乱。那些俄国人是弄权的专家,是第二,第三代的领袖,他们把共产主义同国家垄断大权混为一谈,他们害怕群众性的乱,认为这种事违反党和国家的利益。毛泽东则是第一代的正宗的共产主义者。   美:马文.卡布尔 伯纳德.卡尔布《基辛格》。上册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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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7 04:22
  诗曰:世道峥嵘岁月稠,前朝割地后朝收。大连旅顺中长路,唯有外蒙“被忽悠”。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经常相左,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领袖自居,通过指派共产国际代表干预中国革命,毛泽东在很多方面不支持、不配合甚至对抗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不懂中国国情瞎指挥。最激烈地斗争就反映在毛泽东同王明极左路线的斗争。王明是苏联培养的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缺乏国际主义眼光,只根据狭隘的经验确定党的政策。王明同毛泽东的分歧和对抗,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赤裸裸的体现。   后来,在国共争雄的战争中,一开始斯大林也不看好毛泽东,而是看好蒋介石。他同蒋介石签订条约,声明不支持毛共,他给毛泽东施压,要求毛共支持国民党,不要和国民党争地盘,约束自己的行为,配合蒋介石抗日,要求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去,和蒋介石划江而治。毛泽东当然都没有理会斯大林,斯大林为此非常生气。   1940年3月,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共放弃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批评中共没有考虑推行武装斗争政策的时间和环境。毛泽东拒绝了这位代表的建议,甚至要求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希望蒋介石拖住日军,阻止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因此,对毛泽东不听招呼非常恼火。后来,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将军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反复交代,苏联的援助物资只能交给蒋介石,不得交给延安。斯大林说:中共主要是一群农民分子,他们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领导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我们同蒋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不可能向有 这种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苏联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这一点,只有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的持久抗战。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明确指示后,才去走马上任。此后,苏联的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交给蒋介石。1940年3月中旬,蒋介石从苏联购买80万支步枪和960门榴弹炮。4月又购买200架飞机,1万挺机 枪,560挺高射机枪。但斯大林没有给过延安这样的待遇。后来蒋介石曾多次利用苏联给的精良武器对中共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这让毛泽东极为不满。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两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新疆。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卫星国。想 让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样,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二次大战期间,苏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达成《雅尔塔协定》,操纵外蒙古独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试图压毛泽东与蒋介石讲和,要求国共划江而治。毛泽东没有再理斯大林的茬,异常坚决的提出: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让一贯唯我是从的斯大林很没有面子。当斯大林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却把这个计划斥为鲁莽和不现实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在远东造成对峙局面。在毛泽东的心里,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欧洲战场形势已经明朗化,德意轴心国败局已定,为尽早结束亚洲战场,打败日寇。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在击败德军之后,将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但出兵的条件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当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一消息后,为了保住外蒙古的主权,他指令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但遭到斯大林的强硬回绝。代表团想从美国方面寻求支持。但是蒋介石不知道,《雅尔塔协议》本身就是美英向苏联斯大林牺牲中国利益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美英拿中国的领土和斯大林交换,让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因此,当中国要求罗斯福解释“维持蒙古现状”的具体含义的时候,美国人和中国玩起了滑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您知道的,美国政府不曾讨论过《雅尔塔协议》中关于如何解释蒙古现状这一条款,美国政府无权对《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做正式诠释。我是这样理解这一问题的——从法律角度看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而实际上这一主权却没有得到实施。”。   在求助美国不成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蒋经国以自己私人秘书的身份密见斯大林,试图以蒋经国在苏联十多年,与斯大林有过数次会见的私人感情来说服斯大林放弃要求外蒙古独立。同样遭到回绝。   在后来的正式谈判中,斯大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在一次激烈争论时,斯大林曾两次说:“就谈到此为止吧!”谈判几近破裂。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了斯大林的态度后,蒋介石指示,同意外蒙古独立但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只承认国民政府;不再支援新疆脱离中国的民族动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7月11日,双方就外蒙古独立与疆界、中东铁路、旅大港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7月12日双方签署外蒙古《独立宣言》和《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两项草案。至此苏中第一阶段谈判结束。   1945年8月14日,中国代表团二次赴莫斯科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对于这样的条约,宋子文不敢签,以早就辞去外交部长作为解脱。蒋经国同样不敢签。王世杰作为代理外交部长,也不想签这个条约。但蒋经国指示由他来签,虽然他情非所愿,但是他身为代理外交部长没有退路,最后只得签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的中国外长王世杰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照会称:“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 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在苏联的控制下举行了全民公决,百分之百同意独立。至此,外蒙古从国际法方面完成了独立的程序。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蒙古独立。同时中长铁路、旅顺、大连,为共管、租用、自由港,30年不变。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捷捷胜利,蒋介石感到末日来临,要求国际社会干预,致电美、英、苏等国出面调停。这时,斯大林又致电毛泽东要他与蒋和谈。毛泽东非常生气,于第三天即复电回绝,明确表示,人民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斯大林接电后感到非常震惊。在共产国际中,还没有哪个敢这样不听他的。但面对毛泽东的强硬态度,他只好回电同意,并自圆其说地说,我是要你们不要放弃和平谈判的旗子,使自己陷于被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中,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外蒙古回归祖国的问题。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国门,也是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次访问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会见斯大林之前,毛泽东一直在揣测着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对他以及对新中国的态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过去的好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也知道斯大林最不喜欢甚至是嫉恨跟他 “唱反调”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调”的也没有几人,毛泽东偏偏让斯大林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看不起的农民头头毛泽东,竟然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惊异之余,为了苏联的利益,为了和中国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访问莫斯科。这个时候新中国也特别需要有一个国际友邻帮助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和军事依托。所以毛泽东愉快接受邀请。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夸奖说:“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也热情地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紧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白莱、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   序曲完毕,谈判拉开。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一开始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毛泽东则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他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期间,他故意冷落毛泽东,一连好几天不和他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但是斯大林还是低估了毛泽东的韧性和勇气。在以后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斯大林怒不可遏,他想到19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但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40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耽耽……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厌恶斯大林,却又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 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毛泽东忍辱负重, 含而不露。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加入谈判。会谈开始,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拙。周恩来温和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周恩来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并交换意 见。毛泽东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各种问题的满意答复为止。当周恩来告知毛泽东,苏联方面还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 们担心我们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说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要我们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毛泽东听到这儿愤怒了,他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能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周恩来对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遗憾的是,外蒙古独立问题没有在这次谈判中解决。毛泽东感到很失望,他显得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的核心。   直到斯大林逝世。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访华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通过这些会谈,中国争取到苏联从旅大撤军,把过去双方共管的股份联合公司移交中国,给予中国大批发展贷款,并 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毛泽东还想趁热打铁,把外蒙古收回来,他授意周恩来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但他深知外蒙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联是不会轻易“吐出这根骨头的”。   周恩来也说:“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 力。”于是在会谈中,中方把蒙古问题提了出来。这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周恩来委婉地问:“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赫鲁晓夫楞了一会,接着脸上便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过了一会他干咳了一声说道:“周同志,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赫鲁晓夫可谓老奸巨猾,他的回答既点明了 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又撇清了和苏联的关系,回避了周恩来抛来的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周恩来穷追不舍,说:“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周恩来这时心里已经清楚,在外蒙古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不会让步的。当时外蒙古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赫鲁晓夫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着蒙古领导人讲的。之后,蒙古人在苏联的指示下,积极主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并举行谈判,想把他们同中国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同时,加快进入联合国和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伐。外蒙古问题最终成为毛泽东一代的遗憾,中国不得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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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yuxin_9605 2013-9-16 02:52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名片   诗曰:名片经年已发黄,将军大使怎能忘。 外交另起新“炉灶”,连接五洲四大洋。       1950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新中国外交队伍里“另起炉灶”的指示,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亲自挑选了10位军队干部从事外交工作。5月8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被任命为中国驻波兰大使。   6月2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彭明治等10位大使。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好就好在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恩来接着说:“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也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在毛泽东讲完话后,周恩来总理拿出一沓毛泽东和他的名片对彭明治说:“外交无小事,带上它工作方便,需要找波兰领导人时就把我和毛泽东的名片交给他们。”   毛泽东的名片长11。9公分、宽6。3公分,竖版仿宋繁体铅印“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的名片略窄一些,竖版仿宋繁体铅印,右侧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中间印着“周恩来”。   彭明治接过那些米黄色的布纹纸名片,看得格外仔细。这时,身边的一位同志冒出一句:“这名片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笑起来。    那时候的名片,无论是式样还是内容都大不一样。现在任何一个人的名片可能都比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高档、精致、美观得多,内容也多得多,不仅有单位、地址、电话,还有官衔、职务,职务又要分荣誉性职务和实际职务,国内职务和国际跨国公司职务。而毛泽东的名片上仅只印有“毛泽东”三个字,周恩来也只印了“外交部部长”的职务而已。   如果按照时下一些人的观点,毛泽东的名片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五个职务(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的名片也应该写上他实际担任的7个职务(党中央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当然,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人比他高,官衔没有人比他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住在中国北京,亿万人都知道他的官衔,不需要在名片上写明。   其他“将军大使”是否也有此名片?询问黄镇将军和王幼平将军的夫人,她们都表示没有发现。而据外交部礼宾司综合处处长陈力介绍,在外交礼仪中常常会用到国家领导人的名片。如今,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常在以他们的名义赠送外国领导人礼品的时候,使用自己的名片。   从波兰回国后,尽管岁月更迭,彭明治仍完好地珍藏着这些名片。据彭幼明回忆,彭老平日在整理藏品时,总会把这些名片拿出来,摸了又摸,看了又看。   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彭明治还拿出名片,给家人讲周恩来介绍他到叶挺独立团和代表毛主席赠送波兰总统景泰蓝的难忘经历。每到动情的时候,彭明治老人总是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彭老也已于1993年去世。2005年10月,彭明治的女儿彭幼明女士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送给她父亲彭明治将军的名片,才使这两张保存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珍贵名片得以重见天日。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是这些泛黄的物品。   如今名片上的头衔往往是一面印不下,还要折叠加长,于是就有了处级和尚、局级组长之说。“名片——明骗”的现象社会上并不少见。不过,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名片那个东西,没有必要太当真。然而,读罢毛泽东和周恩来名片的故事,委实令人感慨不已。 毛泽东不吃死鱼   诗曰:曾遭讽刺钻山坳,不吃死鱼爱吃椒。克里姆林宫里客,如今在此领风骚。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迎接,然后乘一辆缴获来的吉普车走了160—170公里,来到西柏坡。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中共方面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还有滹沱河里捕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中,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就脸红。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与玻璃杯子端起来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扬比呢?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   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   厨师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这位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莫斯科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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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舵手 2013-5-13 22:15
毛泽东思想 在 中國 以外通常被稱呼為“ 毛主义 ”, 中国共产党 则一直以毛泽东思想或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等稱呼之。 改革开放 后,中国共产党定义毛泽东思想为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 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不包括毛泽东个人晚年有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等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思想一语最早由 王稼祥 于 1943年 在《 解放日报 》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在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于 1945年 的 中共七大 刘少奇 的报告《 论党 》裡。对毛泽东思想的首次系统论述也是该报告。中共七大首次规定毛泽东思想为 中国共产党 的指导思想。 1956年 在 中共八大 通過的党章,因为批评对 斯大林 的 个人崇拜 ,取消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规定。 1969年 的 九大 党章又恢复了七大的规定,并说“毛泽东思想是在 帝国主义 走向全面崩溃, 社会主义 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后,毛泽东思想一直被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 1981年 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上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以 邓小平 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概括总结了贯串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各个具体部分之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实事求是 :即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 群众路线 :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针要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从此以后,“ 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被定义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内容已不再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及其地位 经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部分修改, 2002年 11月14日 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毛泽东思想”这个用法作为首选,而在自己的英文出版物中使用“毛主义”这个词时从来都报以轻蔑的态度。同样的,中国国外的毛主义组织也通常自称“马列主义”而非“毛主义”,以表示毛泽东的观点只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改变它。然而,有的毛主义组织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效而坚实的补充,因此从 1980年代 以来就自称“马列毛主义”,简称“毛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官方学说的一部分。但自 1978年 邓小平 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以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这个概念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对毛泽东原有意识形态的定义做了根本修改,同時大幅度降低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毛泽东思想虽然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美国革命共产党 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 修正主义 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为了响应(革命的)伟大的需要,为了拒绝顺应中国也已发生的一切,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主席)承担了科学分析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此中原因的使命,并努力解释(中国)修正主义政变和 资本主义 复辟发生的缘由。 具体内容 毛泽东思想承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根本基点都是唯物论与阶级论,否定有神论与人道主义,强调人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目标一致,都是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全球建立共产党统治的共产社会。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相比,主要区别是:中国共产革命模拟俄国城市工人暴动失败,转而以宣传鼓动农民中最贫穷的部分起来夺权,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到武装夺取了城市。即所谓 农村包围城市 。 具体实施办法,一、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党支部建立到连上,实行党指挥枪。统一思想,整肃异己。形成军队效忠于党的最高统帅的局面。二、发动土地革命,将农村人口以土地多少划分成分,地主富农等有钱富人成为斗争的对象。“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乡绅的土地和财产强制性再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调动穷人的积极性。同时,夺取富人钱财也是共产党军队筹粮筹款补给作战的需要。 在文学艺术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文艺工作的“圭臬” 《讲话》中有“我们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话,又反复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可见,毛泽东的《讲话》的本意是要把文艺绑在政党的战车上,为政党服务,却打着“为人民大众”的招牌。事实上“革命”与“为人民大众”不一定就是一回事,政党要做的事情未必就代表人民大众。文艺与政治是两个不同范畴,文艺从属于政治,等于是服从政党需要,作家则被迫丧失了对政治要时刻保持审视与评判的态度,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跟从。 毛泽东在《讲话》中以唯“阶级”和“ 阶级斗争 ”意识来批判“ 人性 ”和 人道主义 。《讲话》中说:“知识分子不干净”,“头脑里还装着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所以,文艺工作者就得听党的话,按吩咐行事,才体现出干净。中国的文艺作品就缺少对人性这一普世领域的有深度的描写和揭示。造就了大批政治脸谱化的人物形象。 毛泽东《讲话》说: 鲁迅 的 杂文 时代“已经过去”。这就是说不准批评革命队伍中的错误和问题。所以当 王实味 写了 “野百合花(杂文)” ,对当时延安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 等级制度 ,干部的 特权 进行批评时,灭顶之灾就降临了。到57年,对敢言问题的就是以“ 右派 ”冠之。 主张“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思想和其他 左派 思想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毛泽东思想主张不断革命论,认为 阶级斗争 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会长期存在。即使 无产阶级 建立政权之后, 资产阶级 还有复辟的企图。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可能成为走 资本主义 道路的“ 走资派 ”。这种理论的结果,就是在和平时期也要不断内斗。 很多坚持“毛泽东主义”的人士认为,資本主义有被复辟的危险,复辟的主要力量来自执政的共产党内,因此包含了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而从 1978年 至今,中共的官方主流理论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所涵盖的范围,主要是截止到 1957年 之前的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在中共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产生之前,毛泽东思想包括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所以很多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裡往往有这层含义。 海外影响 中国之外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通常自称“ 列宁主义 —毛主义者”。在国外,“毛主义”这个用法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出现,通常被带有敌意地用来描述支持毛泽东和他的共产主义形式的党派或个人。 在 欧洲 ,一些在 1960年代 和 1970年代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左派政党至今仍坚持毛泽东思想,如 挪威 的“ 工人共产党 ”, 东德 的“马列党”, 土耳其 库尔德人 的“ 毛主义共产党 ”,和 希腊 的“ 共产组织 ”等等。 在 拉丁美洲 , 阿根廷 的“革命共产党”、 秘鲁 的“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 ”,以及在 亚洲 尼泊尔 “ 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 ”和 菲律宾 的“ 菲律宾共产党 ”都很活跃。其中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在 尼泊尔 于1994年开始武装斗争,于2008年,通过武装斗争和大选的联合上台执政,并改造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共产党通稱 紅色高棉 或赤柬,是毛主义在 柬埔寨 的試驗版。用武裝殺人直接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受政府配给控制,实行最纯粹的“共产主义”。2009年2月18日,聯合國與柬埔寨聯合組成的特別法庭以戰爭罪、反人類罪、酷刑和謀殺罪等開始审判前红色高棉成员及主要领导人 。 这些自称“毛主义者”的组织或个人都认为苏联的 赫鲁晓夫 和中国的邓小平复辟了资本主义。虽然毛主义者对斯大林的评价从极高到充满矛盾情感的都有,但传统上大多数毛主义者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苏联最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领袖。如1965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 ,斯诺对毛泽东说在俄国有人说他在中国有类似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回答说:“恐怕是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个人迷信的中心, 赫鲁晓夫 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现在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毛主义者如 毛泽东主义共产党 ,一般都反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经和原本的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是 修正主义 者。}}如 美国革命共产党 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 修正主义 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为了响应(革命的)伟大的需要,为了拒绝顺应中国也已发生的一切,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主席)承担了科学分析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此中原因的使命,并努力解释(中国)修正主义政变和 资本主义 复辟发生的缘由。 美国革命共产党 高度正面评价毛泽东所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 ,美国革命共产党在其宣言中说:“ 社会主义 的倾覆和实际意义上 资本主义 在 苏联 和中国的复辟,并不代表“革命会虎毒食子”...并不代表一旦掌握权利后“阴谋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将变成集权主义暴君”…并不代表“ 官僚主义 的领导者,终身揽权,扼杀和窒息( 资产阶级 式)的民主”…它也不是“永远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些直接导致苏联和 中国 革命失败的人,实际上是那些在革命党内和国家里担任高职位的人,但他们不是一些为自身利益而疯狂追逐权力的难辨认的、没有 阶级性 的官僚权力集团,却恰恰按照毛泽东给他们的定性,他们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代表,而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未被彻底清除和超越的资本主义残余的代表——这些残余既不能在短期内清除和超越,也不能只在这个或那个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清除和超越。文化大革命不是党内 清洗 ,而是斗争—— 意识形态 上的斗争,它的目的与方法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将革命主义路线和 修正主义 路线二者进行比较与对照,通过这种方式以革命主义路线来加深党和党员的基础,同时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与之决裂,进而恢复和激励各级别党员坚定自己革命者和 共产主义者 的身份;坚定采取科学共产主义方法论和观点;拯救和振兴共产党,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先锋队,有能力、有决心承担起它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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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学习毛主席语录
热度 3 岳东晓 2013-4-25 07:45
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占我们很多的时间,问题很多 。当然嘛,两类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事实是要谈这两个问题...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    ...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他是不加分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 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么就怀疑你是敌人 ,就有坐监狱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敌我不分。 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没有分别,美国月亮比中国月亮还好,我赞成美国月亮跟中国月亮是一个月亮,但是说美国月亮比中国还好我就不相信,为什么你那个月亮比我那个月亮还好一点?    左派,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左派”是打括号的“左”,不是真正的左...一斗就不可收场。 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 ?因为你主观上没有想,就没有准备去团结他们,所以要有第一个团结。 ------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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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唉! 外蒙古独立的前前后后 (日本人史考)
热度 12 猪八戒 2013-2-3 10:06
外蒙古独立的到底谁是罪魁祸首? 一段日语史考说:蒋介石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来统一中国,求助于斯大林; 斯大林提的条件之一就是外蒙古独立; 蒋介石坚决反对,但最后权衡利弊,还是从了,历史自此划上句号。 后来毛泽东访问苏联,表过态:蒙古独立是大好事! 既然老蒋已生米做成熟饭,为了讨好苏联求得合作,就有给斯大林吃了个定心丸。 后来国民党的地图上一直有外蒙古,想必是老蒋后悔当初,而作的稀泥摸光墙而已。 就是说能做不能说。 历史啊,最悔恨的是犯下低级战术错误,影响长远战略,沾染永远也洗不掉的耻辱!!!! 蒋某人心里的伤痛可谓万箭穿心,还要尽量把那牌坊楼朝自己这边拉拉, 有脸你就带着那牌坊楼面见先人去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k02hXUHuD0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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