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nzhubay.com
本站规则用户注册设为首页珍珠文库网站使用帮助面壁处投票Copyright隐私规则举报须知CMFYDXLAW

珍珠湾全球网

 找回密码
 用户注册
珍珠湾全球网 › 标签 › 毛主席 › 相关日志

tag 标签: 毛主席

相关日志

分享 解放军唾手可得！毛主席为何下令不要拿下香港
热度 1 稻草 2017-5-7 12:28
面对解放军的攻势，香港人心惶惶，就连港督葛量洪也做好了撤离的准备。他在给英国政府的密告中说“紫石英”号事件使人认为英国软弱无力，坚信毛泽东只要想夺香港，英军无还手之力，而全港200万人，包括公务员和警察在内，全心全意支持港府的不过1万人。 当时英军在港兵力不多，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增兵，也只有不到4个旅的兵力。面对如狼似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一个弹丸之地，再加上没有战斗经验的几千名英军士兵，攻取香港对解放军来说确实如囊中取物，轻而易举。一个军的兵力，一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 　　 中国解放军 第44军政委吴福善手持望远镜，朝香港凝望了一个时辰，正准备下命令部队过桥解放香港，突然接到毛泽东主席紧急电令，“不准进军香港”。面对大好形势，毛主席为什么下令不准进攻香港呢？这正是毛泽东为高瞻远瞩的地方。 英国港督葛量洪知道，解放军只要断水跟断食品，香港几个星期就完蛋了。事实上，毛主席不但没有进军，也没有断水断食品，甚至周总理亲自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饮用水供应。 毛主席为什么不急于解放香港呢？ 　　 毛主席 伟人的胸怀和度量远见卓识及方方面面的策略，凡人往往当时是无法估量和难以理解的。但是，事后来看，毛主席留下香港绝对有着重大的意义。毛主席的决策往往都是时间越长，越证明他的英明伟大正确性！ 保留当时的香港确实对中国很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 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实际上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即香港问题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又属于“解决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不可急于去解决”。 　　 香港 由于处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不宜公开宣布，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港英政府传达“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香港两家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的报纸承担了这一特殊任务。 1949年2月9日，香港《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 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予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香港《大公报》又以《乐观香港前途》为题发表社论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像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物资集散交通衔接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这两篇社论以一种非正式的途径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持香港现状、保持其稳定的意图。中共中央还通过秘密途径向港英政府提出3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只要港英政府能很好地遵守这3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3项条件合情合理，英国政府欣然接受，并与中国政府约定，此约内容秘而不宣。 1950年1月，在中英举行建交谈判的过程中，毛泽东基于“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指示周恩来：“请周(按：指周恩来)复：胡阶森（按：英国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示驻港工作人员，我们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放弃香港，也不是撤出香港，要长期生根，坚守阵地，支持国内工作；要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毛主席 “暂时不动香港”，是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策。毛主席向英国表示的“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新中国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向他耐心说明中共的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一些。 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毛主席实际上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毛主席“暂时不动香港”的特殊外交政策，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初步形成了。 这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兼顾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现实主义大手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了这一特殊方针的重大意义。暂不收回香港，有利于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争取对外开放。 　　 毛主席与周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美国政府还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向英、法、荷、比、巴、澳等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他们同美国保持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尔后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与沟通的“桥梁”。香港是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因此必须审时度势，避免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单纯的革命热情而犯冒险主义错误。 　　 香港回归 有鉴于此，毛泽东断然决定，待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之时，“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利用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孤立了美国。 1951年春，周恩来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还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暂时不动香港”这一政策对于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迫使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得不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公开敌视”的政策，而取现实主义的立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就表示，中国政府如能善待英国侨民，英国就可以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阻挠，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承认国民党集团。 英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1962年，香港总督柏立基在对法新社记者谈香港问题时表示：“香港与中国不存在什么问题，很公平，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毛主席与斯大林 暂不收回香港，还能够使中国政府避免过分依赖苏联。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苏联有可能将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企图有所戒备，尽量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 保留香港，就使中国有了回旋余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赫鲁晓夫却撕毁合同，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物资，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看，暂不收回香港，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周恩来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等对华实行全面禁运和封锁，香港对内地出口额剧增到2.8亿美元。 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由于战争十分需要橡胶，内地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橡胶达2500吨，基本满足了当时的需要。此外，还从英国进口了钢铁、电器、机械、药品、有色金属及其他国家的粮食棉花等。这对解放初期稳定华东地区物价、保障供给起到了一定作用。 　　 毛主席 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没有下令收回香港的决定是正确的！首先，毛泽东利用香港，打破了英美的同盟，突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英国在1950年就宣布承认新中国。 第二，不收回香港，也使中国不必过于依赖苏联。第三，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一个窗口，中国从香港进口了大量的物资。第四，保障了香港的稳定，以及促进了香港此后的发展繁荣和富强。 现在很多香港小青年有一个误区，认为香港的繁荣要感谢英国人，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让香港繁荣起来。这实在是一个误会。香港的繁荣不是托英国的人福而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没有毛主席的支持香港怎么可能会发展好？三天两头找你麻烦也能会把你弄乱套。 在1949年时，香港不过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六十万。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外开放，并不是现在的新发明，那个时候早就对外开放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才是对外开放的真正高手。因为他们的对外开放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 毛主席周总理领导的对外开放是有原则的，绝不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会用中国人民的存款去买帝国主义的国债使得中国人存钱让帝国主义花发展他们的经济，也不会让大小贪官把赃款和家属孩子转移开放到国外，更不会用我们的珍贵资源去换国外淘汰的垃圾设备和食品来破坏污染环境剥削毒害中国人民！ 不过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共产党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去叫改革开放，他们是革命者，改革很容易让人顾名思义成改变革命，他们怎么可能会改变他们革命的初衷呢？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对外开放，或者是革命的对外开放！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71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中国人喝的是毛主席的水，毛泽东治水27年顶几千年
热度 4 稻草 2017-4-26 10:49
　　 中国人现在喝的都是毛主席的水。 　　年轻人愕然。 　　如果你是首都北京人，你喝的应该是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水。这些水库都是毛主席领导修建的。 　　老徐曾经在山东淄博工作，那里是老工业基地，最大的水库太河水库是供应城市用水的，是毛主席领导建设的。 　　老徐现在在深圳工作，香港和深圳供水是深圳水库，被称作东部供水工程，也是毛主席领导建设。 　　曾经几次到广东河源和韶关旅游，那里有新丰江和南水水库，水波浩渺，分别是广东第一和第二大人工湖，发电之外，还为广东北部福建部分地区供水。刚听到“新丰江”这个名字，一下子想起“新安江”，还有点混淆，那是浙江的水库工程，全国著名，移民故事还有一部京剧《龙江颂》，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功绩。 　　我家在山东的一个山区，村子里自古从河道的一口古井取水，天旱时经常枯水，几个村子为争水，曾发生过械斗。建国后，几乎每个村子都建了水库，基本保证人储用水，水库的功能是涵养水源，井水不会枯竭。这些水库就是我们小时候游泳的地方。 　　建国后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村子，都修了水库。 　　难道，我们不是喝的毛主席的水? 　　 毛泽东治水27年顶几千年 　　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讲到经济政策时，就已经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的号召。来自农村的毛泽东，深知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在延安，他又把“兴修有效水利”列为提高农业技术首位的方针。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先后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题词，做了“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的最坏准备，带领几亿人民在农业合作化、大办人民公社的基础上，进行了空前的水利建设。 　　从1952年到1980年的近三十年间，国家用于水利的资金近800亿元，其中，地方及社队自筹也近百亿元，建成了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设施。期间，全国各地修建大型水闸241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6000座(而解放前只有大中型水库23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包括电力投资的库容11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械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7000多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900万千瓦。 　　中国治水几千年，所有的功业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几十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这些水利工程初步控制了普遍的洪水灾害，稳定了七大流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神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江大河再无大灾害 　　从西方圣经大洪水的故事，到中国的大禹治水，洪水就是危害人类的猛兽。 　　看看汉、唐、宋、清的电影电视剧，都有黄河决口等洪水灾害的危机。 　　天佑中华，新中国建立后，大江大河再无大灾害。 　　 毛泽东三次提出要根治淮河 　　建国之前，淮河是一条害河。那时，淮河流域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重灾地区。“根治淮河”、“治好淮河”，成为淮河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 　　1950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受灾面积达4350万亩，受灾人口1340万，489人死亡。从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泽东连续批发三份有关淮北灾情的电报给周恩来，并且提出要根治淮河的意见。 　　10月14日，周恩来部署召开政务院第一次治淮会议，正式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蓄泄兼备”的治淮方略，提出对淮河要进行全流域、多目标的治理，“变水患为水利”。 　　为了加强治淮工作的统一领导，于11月6日在安徽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山担任主任，下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具体负责各段治淮任务。治淮工程于1950年11月下旬全面展开，到1951年7月，胜利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任务。在初步治理的基础上，1951年冬又开始了第二期治理工程。经过三年多初步治理，淮河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淮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条得到全面治理的大河。 　　当年，治理淮河的决定，收到淮河流域数千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到处出现了爹娘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父子同上工地的动人场面。虽然已到冬天，千里淮河沿岸，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豫、皖、苏三百万民工奋战在淮河工地上，解放军水利工程队赶赴治淮第一线，华东大中专院校学生纷纷响应号召参加治淮工作，中央到地方大批白衣战士活跃在工地前沿…… 　　1951年春天，以邵力子为代理团长的治淮慰问团，送来毛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更加鼓舞了百万治淮大军。这一年，百万治淮大军总计完成土方19500万方。若把这些土筑成高、宽各1米的土墙，其长约20万公里，可绕地球赤道5圈。同时，这一年，还开始建设“千里江淮第一闸”——王家坝闸。 　　 毛泽东批准“荆江分洪工程计划”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当地人每年汛期都在提心吊胆过日子，故有“荆江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中”的民谣。 　　荆江，地处长江三峡下游，上起湖北枝城市，下至湖南洞庭湖口城陵矶。下荆江裁弯后，荆江河段全长377公里。 　　1951年冬，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批准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同时成立了以李先念为首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 　　荆江分洪工程包括：荆江大堤加固，太平口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坝，洪区围堤，南线大堤等。工程实施分为两期，1952年4月5日全面动工兴建。毛泽东为工程的开工题词：“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当年，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有10万军工、16万民工;此外，还有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4万人。该工程于1952年6月20日胜利建成，比预定计划提前15天。工程仅用了75天的工期，速度之快，令中外水利界赞叹不已。 　　 毛泽东四次视察黄河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是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的叮嘱。这次视察黄河，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此后，毛泽东又于1953年2月、1954年冬、1955年6月三次视察黄河，了解、掌握治理黄河的情况。 　　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是从徐州观看黄河故道开始的。沿着黄河故道西上，毛泽东来到东坝头。这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而今黄河正从这里转向东北奔腾而去。毛泽东查看了石坝和大堤，了解了修坝、修堤的情况和防洪能力。 　　毛泽东第二次视察黄河，了解了不修邙山水库转修三门峡水库的理由和情况，询问了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以多高为宜以及水土保持和水库寿命等问题。 　　毛泽东第三次视察黄河，了解了水土保持和黄河规划情况。 　　毛泽东第四次视察黄河，询问了引黄灌溉及如何解决盐碱化问题。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利用规划”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黄河治理开发宏伟蓝图，也是人民共和国审议通过的第一部江河流域规划。 　　根据规划，一场规模空前的黄河建设高潮在大河上下蓬勃兴起，迎来了大跃进的一年。1958年汛期，黄河花园口发生223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这是1933年以来的最大一次洪水。黄河水利委员会关于“不分洪，保安全，党政军民齐动员战胜洪水”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经过河南、山东两省200多万军民的艰苦拼搏，取得了防洪的伟大胜利，避免了滞洪区分洪的重大损失。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洪水有害，但水可利用。认识到和利用水利的，毛泽东也算中国历史第一人。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根据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就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中国每一个农村的农业运动。“红旗渠”是典型一例。 　　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作为人工修造的“天河”，被国际上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和善”决心，从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洞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去新乡的专列上，省委书记史向生把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主席认真听取了杨贵关于林县“青壮年劳力出来大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家都用棉花擦屁股……”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听后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好不容易秀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毛泽东在专列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大家解开了“紧箍咒”，杨贵也有了主心骨。不久，林县数万大炼钢铁的村民愉快地回到了丰产的农田，回到了兴修水利的工地。 　　到1959年底，林县已建成中小型管道1364条，水库36座，池塘2397口，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个，有效灌溉面积20.1万亩，比5年前增加了20倍，使干旱缺水的状况得到很大缓解。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引漳入林”大型水利工程(即“红旗渠”工程)动工。县委书记杨贵号召全县人民，排除万难，高举红旗前进!从此，一场“人定胜天”的战斗打响了。这天，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吃过饺子的林县民工就浩浩荡荡地从全县15个公社同时出发了。他们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推车，赶着马车，向着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濁漳河结集。 　　10载寒暑，10年苦战，在这条总长约1525.6公里的红旗渠上，英雄的林县人民兴建了48座水库、364座堰塘;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其中鏨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1个，兵在每条支渠上建起了45座小水电站和45座提灌站，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在林县全县基本形成，形成“能引、能灌、能排、能蓄、能电、能景”等综合利用的水利灌溉网，实现有效灌溉面积40万亩，410个村受益，从而让林县结束了山民“世代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 　　红旗渠灌区共有干渠、分干渠10条，长304.1公里;支渠51条，长524.1公里;斗渠290条，长697.3公里。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合计总长1525.6公里，加上农渠总长度达4013.6公里。 　　 毛主席领导中国治水过程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状况。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建国初，中央政府召开最多的会议是水利工作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 　　新中国的治水大业是一场持久不懈、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回顾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治水工程 　　这个时期，以治理淮河为中心任务，解决当时江河水患最突出的问题。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 　　由于淮河支流特别多，分布地区广，工程量大，涉及豫、皖、苏、鲁数省，又加上当时物质、施工条件落后，因此治淮任务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不可想象。但是在各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和组织部署下，各方面同心协力、大力支援，广大群众意志奋发、奋勇参战。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使整个工程进展顺利。 　　1951年的春、冬，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和苏北灌溉总渠先后完工。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7月淮河上游的石漫潍水库完工，该水库是淮河上游完成的第一个水库。可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9万亩。11月高良涧进水闸和淮安支东分水闸先后开工。1952年淮河支流颖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开工兴建。冬来暑往，治淮工程一个接一个。1953年新沂河嶂山切岭、苏北导沂整沭、淮安杨庙穿运、三河闸、刘老涧节制闸等陆续开工或完成。安徽省以修筑淮北大堤为主，实施了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工程建设。在正阳关以下淮北大堤上修建涵闸 防洪排涝工程;疏浚了西淝河、濉河等重要支流;完成了西淝河、茨河、北淝河等支流的水系调整和截源改道工程。1954年佛子岭水库完工，该水库可蓄洪水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70多万亩，并可减轻淮河的洪水威胁等。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但由于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作用，洪水东注黄海，南入长江，顺畅下泄，没有发生水患。1956年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大坝全长558米，坝高84米，大大增强了水库的蓄水能力。 　　此外，全国各地的治水工作也都全面展开。1950年河北省渤海区灌溉工程的四大重点之一的蓟运河灌溉工程开工;长江最大支流之一的汉水治理工程开始;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该工程建成后可蓄洪水22亿立方米，将大大减少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的水灾。)1951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开工，1953年完工。该工程包括开挖独流减河、南运河改道等主要部分。这一工程的完工，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洪水威胁。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此根治黄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3年河南省境内的引黄济卫(卫河)工程全部修建完工，共修筑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农田72万亩。 　　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个最大的防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始建，1953年完成。该工程包括修筑黄天湖大堤、修建进洪闸(太平口)和节制闸(黄山头)，加固堤防，整理分洪区渠道等，分洪区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围堤周长208公里，建成后分洪区蓄水量可达54亿立方米。 　　195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 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该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成后蓄洪水22亿多立方米，大大减少了水患威胁。 　　1954年夏，长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别集中，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江岸边的大城市武汉告急。但由于几年来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当地党政、民众奋力抗洪，终于使洪水没有酿成灭害，确保了武汉的安全。事后毛泽东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达800万公顷，比原计划480万公顷超额约40% 。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治淮工程持续到六十年代初。1958年起兴建了从洪泽湖到新沂河的淮沭河工程。河长100公里，宽1.04公里，并建造了二河闸、淮阴闸、沭阳闸等控制工程，跨淮河和沂沭河两流域调水，达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和淮沂互济的综合治理目标，增强了调度排洪的能力。到六十年代，共建成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和官沟、 响水坝等一大批中型水库以及几百座小型水库;先后开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和瓦埠湖4个蓄洪工程;沿淮开辟了18个行洪区;举世闻名的淠史杭沟通综合利用工程和新灌区也开工兴建。至此治淮工程的预定目标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建国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 　　2、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建设运动。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经过“三大改造”运动，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就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说仍是历史的、落后和贫穷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仍是靠人力和畜力，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薄弱，水、旱、虫灾频发，农业产量低而且不稳定。可想而知，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经济生产“大干、快上”、加快发展的要求远比现在迫切得多。 　　从农业上来说，大跃进是以贯彻党中央1957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发端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十二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当时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施的。 　　在大跃进中，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曾到工地上参加过义务劳动。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这些大型水库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对当地的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治水的规模大、力度强，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特证。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气壮山河。这在历史上是不敢想象的。其中包括对海河、黄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把华北五条内河入海河道切断，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内河;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于1957年开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综合开发黄河的主体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此再无发生过水患。同时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功能，可灌溉农田4000万亩;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水的主体工程，1958年胜利截流、第一期工程完成;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完成截流，大坝截流后，可形成蓄水49亿立方米的水库，可灌溉农田1500万亩;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该工程是一个发电、灌溉、调节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形成宁夏地区一个面积1000万亩的灌溉网。 　　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兴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谓功绩卓著。如果不是在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状举是不可能有的。 　　3、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的全面胜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活) 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这时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 震惊中外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 该渠于1960年动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当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共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米，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大大缓解了当地的农业干旱缺水问题。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其中有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库和60多座中型水库。建蓄滞洪区20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海河完全被治理。 　　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龙门口水库等五大水库在内的新灌溉区，使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农田900万亩。被称为可与都江堰齐名的伟大状举，使安徽人民世代受益。 　　对黄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同时完成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 　　长江流域的丹江口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动工，1973年竣工。该工程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升船机及湖北、河南两座灌溉引水渠等四个部分组成。拦河大坝长近5里，坝高162米，最大蓄水量209亿立方米。建成后使汉江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20年一遇洪水。历史上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堤防三年两溃，所谓"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状况从此结束。— 发电厂装机总容量9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40万千瓦时。升船机可提升裁重150吨的驳船。鄂豫两条引丹灌渠，年均引水9亿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360多万亩，灌溉效益共5亿余元，使鄂西北、豫西南成为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工程，这期间也先后竣工。长江干流上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于1970年开始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270万千瓦，到七十年代末接近尾声。到这时，对长江水患的治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80年夏秋之际，长江发生了25年来最大的洪水，但由于新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广大军民的协力抗洪，千里干堤无一处溃口，确保了两岸人民的安全。 　　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 — 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以上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97-221页。) 　　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的外，绝大部务是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修建的。七十年代竣工的大型水库工程，如：1972年福建晋江山美水库竣工，建成后可蓄水3.9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60多万亩。1976年湖北省黄龙滩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水库库容12.28亿立方米，水电站年发电量7.59亿千瓦时。还有湖南省的欧阳海水库、双牌水库等等。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 　　没有人民公社和集体化，是不可能动员起千万人的力量，创造如此伟大的工程和奇迹。 　　去年，谁也想不到平原河北会爆发洪灾，多村被淹，多人被淹死。而干部们报怨，村民不愿上堤防洪，面对奔腾而来的洪水袖手旁观。群众太没觉悟。 　　而农民则说，为一个小小的防洪筑堤，政府投了那么多钱，钱去哪里了?上堤的干部、村干部都有钱，我们呢? 　　想想毛泽东时代，难道我们不是在哪个地方错了吗?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598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
热度 1 稻草 2017-3-27 09:0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江苏的胡福明写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这个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呢？错就错在标准用错了地方，实践没有标准，“实践”与“标准”不能互逆，给实践定标准就是搞主观唯心主义。正确的应该是：实践出真理 ， 实践检验真理 。硬要用到”标准“二字可以写成：”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是实践“，为什么是”根本“呢？这是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辩证法的体现。例如有些真理已经检验过了是正确的，你再去检验不是神经有毛病了？！那人类的历史性就不可能了，总是在重复检验，原地踏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了一句空话了，对吧？！ 这个文章的论据主要是引用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观点。 胡福明写的 文章说：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胡福明 以此推导出” 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胡福明的这个推论，显然是在偷换概念，把检验真理的标准搞成了实践的标准。 胡福明 然后又说： ”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再仔细看这段文字，毛泽东提了”标准“，但只是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是指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指实践的标准。 总结胡福明的文章中引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话，其意思自始至终都是讲真理如何检验的问题，没有说实践的标准问题，要说标准，也只是讲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因此，胡福明这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曲解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意思，主观上把意思给颠倒了即把”真理的检验标准“搞成了”实践的标准“，这明显是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再看看毛泽东关于实践问题的论述，其中最关键的论述，也是作者刻意引用这段的内容。原文是：“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物质生产 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 吃一堑长一智 ’，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列宁 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这段话也从来没有提到实践的标准问题。 正是这篇文章吹响了邓小平官僚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在中国付诸实践的集结号。 据作者说他当时写这个文章是为批”两个凡是“。这个”两个凡是“华国锋后来否认说过，这是后话。问题是这个文章如果把标题改成”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是实践“的话，下面的真理标准讨论没法弄了。如果你认为毛泽东的是错误的，需要实践检验，那你邓小平的一样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即谁也不能凌驾于真理之上。但邓小平和胡耀邦急于否定毛泽东，把实践搞一个“标准”出来，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按自己的一套搞，自己的一套就是下一步实践的“标准”，并且是检验毛泽东是否正确的标准。毛泽东的不符合我的标准就是错误的，符合我的标准就是正确的。这样把实践挺在前面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为邓小平自己搞主观唯心主义扫清了障碍。 群星 - 姑苏行 - 笛子独奏.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385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 97年香港回归是毛主席定的：很多人不知道
热度 4 稻草 2016-11-11 15:53
　 前不久，我去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世时就定下了的。　　 　　其实，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　　 　　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到访中国，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044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坚持毛泽东的道路,现在这些村庄已经惊天动地了!
稻草 2016-10-25 21:33
坚持毛泽东的道路的村 至今竟然个个是土豪。 1963年，苏南一带开始涌现一批社队企业， 华西村 大队书记吴仁宝创办的集体企业较为出色。1965年，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调查后写了个报告，呈给中央各领导。许多中央领导都是一般传阅而已，并没有提什么意见。毛主席仔细阅读了材料，沉思良久， 欣然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 　　毛主席作这样的批示并非偶然。对社队企业给以厚望，这是毛主席多年来的思想。社队企业是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1958年，在开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许多地方纷纷办起了社队企业。毛主席到各地视察，了解到这个情况，十分高兴。1959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社队企业大加赞扬。谈到社队企业的前途，毛主席无比欣喜他地说：“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此句话成为这次会议上的一句名言。毛主席实际是给农村人民公社指明了发展的道路。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再明确次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1 、华西村。 　　 原叫华西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我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末，看了中央研究室有关华西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后，就有了批示，说“这是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我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 　　如今，华西村在传统工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洋工程、金融、旅游服务业，与4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成功实现经济转型。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512亿元，可用资金35亿元，人均纯收入8.5亿元。，这里更像一个农业旅游景区、一个工业园区、一座小城市。家家拥有设施现代化的别墅、较高的收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和生态环境，这里的农民感觉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 　　领头人吴仁宝在叙述华西为什么能发展时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就是信仰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坚持爱党、爱国、爱集体。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时刻不能忘记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但是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对于集体还是个体，吴仁宝的经验是这样的： 　　“凡是哪个村把集体经济搞好的，这个村的党组织就有权威。像华士村，在镇上被个体户团团包围，但老百姓非常信仰集体，绝大多数村民强烈要求党支部不要搞个体，还是要把集体经济发展好!集体经济到底好不好呢?应该说，集体经济本身是好的，但在‘转制’、‘转私’的影响之下，有不少人把集体的钱捞光了，转到个人腰包里去了。 　　我记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每个村都有集体资产。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有的村一点资产也没有呢?甚至是资不抵债呢?我看，这主要是那里的人缺少了信仰，缺少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人对信仰有了失落感以后，往往就会贪赃枉法。 　　这些信仰的动摇，很有可能会发生危机，造成坐牢，甚至被枪毙。最后，就造成了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不关心!现在有些人，人在党内，心在党外；居住在中国，心在美国。像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 　　 　　 2、大寨村。 　　 即原来的大寨大队。大寨从单纯农业经济走向了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到2010年底，大寨集团资产总额达4.7亿元，从业人数达1243人，销售收入达到6.5亿元，上缴国家税金达到2879万元。大寨现有20多个旅游景点，是山西省十大红色旅游基地之一。大寨集团公司成立后，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寨已成为30多种商品的品牌。 　　大寨经济总收入在近20年间增长了近200倍，500多人的小山村成了名符其实的亿元村。现在大寨的人均收入12000多元。大寨人住进了二层楼房，享受着现代交通和通讯带来的便利，享受着集体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从1993年开始，老人们按月领取养老金，孩子们上学不用交学费，考上大学发给奖学金，农户建房村里给补贴，农民种地村里实行“五统一”，全体村民就医有了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还可以领取1000元的公益金。 　　 　　 3 、周家庄。 　　 1982年，在全国政策性、强迫性解散人民公社的压力之下，周家庄人摁下红手印明志保留人民公社，义无返顾地选择继续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道路。据说，当时的支部书记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写下保证书：“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 　　30年来，周家庄农工贸齐头并进，已有9家大型集体工业企业，并有许多形成规模的农贸加工、养殖基地和文化服务业等。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所有乡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住宅等10多项福利或补贴，而且福利范围和水平在不断扩展和提高。当初，从公社出走搞单干的几户人家又纷纷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 　　 　　 4 、官桥村。 　　 被称为“神州第一组”。联合国官员实地考察后，竖起大拇指赞叹：“这里同美国的农村相比，毫不逊色!”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800余户、3020人，在组长周宝生带领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办集体企业，1993年成立田野集团，如今拥有一批高科技的企业集团、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产达到22.5亿元，2012年的集体收入达12.5亿元，人均纯收入4.2万元，村里已有好几个工业园，许多村民都在家门口就业。 　　官桥八组设立了村民子女教育、生活费专项补助，村里的每个孩子从出生之日到高中毕业，组里按月发放1000元的教育、生活费补助；村民子弟上大学，按照大专每年1.5万元、本科2万元、研究生2.5万元发放教育、生活费补助。 　　村民都办有社会保险；对于一些每月退休养老金低于2000元的老村民，差额部分由组里补足；每年组织村民免费健康检查，建立大病医疗基金，治疗大病费用可报销90%以上；每年组里给每名在岗村民发送1.5万元岗位补助……早在2009年，田野集团就整合资金1.8亿元，启动了支持官桥村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项目，分散居住在方圆3公里内的800户农民，将统一迁入官桥新村小区。2013年已有300多套住房建成交房。 　　 　　 5 、南岭村。 　　 深圳南岭村社区一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集体分配制度，发挥好村民工作积极性和为集体奉献的精神，2012年集体经济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增长2.5%，村民分配增长10%。发年终奖1200万，其中1181万元授予了上百名退休人员，退休人员最多的可以获得奖励20万元。 　　节后每名劳动力再分6万。随着中心大厦等旧改项目的全面落成，社区为全体村民分房，其中分给村民的房子最大250平方米，最小的180平方米。 　　 　　 6 、航民村。 　　 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具有强大的集体经济。该村航民实业集团如今拥有25家企业，2012年实现产值96亿元，利润4.5亿。作为集体资产，除了村集体拥有51%股份外，剩余部分量化到村民，职工和经营管理骨干，每年进行分红。全村建起几十栋排列整齐、红顶白墙的三层欧式别墅，1080名村民就住在这里。 　　象这样300平米的“豪宅”是村里统一规划、建成后仅以26万的价格卖给村民的。作为村民，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的所有学费都将由村里承担，一旦他考上大学，除了每学期8000元学费报销外，还将获得1万元奖励和每月200元的生活补贴。 　　村里在1996年投资1600万建了这个集影剧院、运动场所、图书室等设施于一体的文化中心。2013年预计产值大概在46亿，董事长朱思宝宣布下一步要成为“百亿企业”的目标。此外，航民集团还经营纺织，海运，为了企业供电甚至自办了热电厂，同时把成本6毛钱一度的电以3毛的价格卖给村民。 　　“这儿福利好，生活开支非常低”，除了用电，居民用水1.6元的进价只收5毛，大米也是5毛一斤，农场还免费把鱼，肉，鸡等副食分发到村民手中。虽然物质富足，却不难注意到这里的村民仍留有一丝土地情结，很多人家在自己别墅的院子里辟有一小块菜地。 　　村集体也留了800亩农田交由26个人进行现代化机械耕作，虽然每亩地需要补贴500元，却仍执着地坚持粮食自产自足，表达着农村人与土地的特殊情感。令人向往的新农村典范――实现集体富裕的航民。 　　 　　 7 、洪林村。 　　 湖北省洪林村1975年在全县第一个通高压电，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还向国家提供100多万斤原种粮。在1978年村民就实现了自来水到户。在1980年前社员们就实现了自行车、沼气池、电风扇“三个一到户”。 　　1981年，在贯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中，当时一些父老乡亲对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们替你送牢饭。”。在方问和道路确定之后，大队党组织制定了“稳农兴工、工农并进”的发展举措。 　　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在原来棉织厂基础上又先后建起了砖瓦厂、棉纺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由农业型向工业型的转变，大大壮大了集体经济，完全消灭了贫穷。1985年村民就有了电视机，住上了楼房，是全省第一个电视化和楼房化村。全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待遇。 　　 　　现在全村己拥有农工商企业19家，分属纺织服装、医药化工、建筑建材、水产养殖、粮油加工、餐饮娱乐等八大行业，资产总额达2?8亿元。迄止2003年，全村实现利税2100万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近几年来该村先后被评为全省文明村、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成为荆楚大地上的一颗社会主义新农村明星。 　　在首先富起来之后，洪林村积极帮助周围村脱贫，共与周边108个村支部建立了互联关系，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百村互联网络。从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各方面，给他村以支持和帮扶。到目前为止，已帮助34个村脱贫致富，18个后进村跨入了先进行列。 　　 　　 8 、兴十四村。 　　 黑龙江省西北部甘南县兴十四村，从七十年代后开始使用拖拉机开垦，并逐渐走向机械化生产，使耕地面积、改土造田规模更加迅速扩大。在坚持集体富裕的前提下，1985年建起一座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品厂，投产当年就盈利65万元。1988年建成了一座以玉米为原料年产1500吨、创产值5000万元的甜蜜素厂。 　　之后又陆续建成了啤酒专用糖浆厂等33家企业，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富华集团，形成了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畜禽饲料、乳制品等4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现已发展成为幅员3.3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树林1.13万亩、草原4000亩，198户村民、956口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全村耕地由18人承包经营，仅有2%的农民从事种植业生产，98%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工人。全村人工种植松林1.13万亩，森林覆盖率34.2% 。 　　2006年全村总收入达到7亿元，总资产达到10.5亿元，年人均纯收入实现1.5万元。 兴十四村的经济发展直接带来了村民的收入迅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从住房变化看，1981年实现了砖瓦房化，1982年成为彩电村，后来又发展到普通的“小二楼”。从2002年开始，先后建了136栋单体花园式别墅住宅，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别墅。 　　每栋别墅面积是196.6平方米，平均每人50-60平方米，每栋平均35 万多元，户均拿10万元，村集体补助20多万元，产权归个人。还建了村小学校、卫生所、三星级宾馆、村史展览馆和休闲广场等。村民享受合作医疗待遇，生活方式实现了城市化。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兴十四村自70年代以来，先后受到国家、省、市、县各级表彰奖励100多次。其中，1979 年受到国务院嘉奖，1994年村党支部被黑龙江省委命名为"奔小康红旗村党支部"，1999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2004年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生态建设文明村"，同年被国家评定为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 　　2005年被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评定为"国际生态产业示范基地"，被联合国机构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同年还被中央文明委评定为"全国文明村镇"。200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被评为"全国十大特色村"、国家级"巾帼示范村"。被誉为全国闻名的"龙江第一村"。 　　 　　 9 、阳山庄 　　 是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的一个村庄，东眺黄河，西依荆山，南靠郁水，北临东门，108国道依村而过，全村共436户，1901人。现已以”亚洲第一汽车村”而名扬天下了。 　　阳山庄现有大小汽车782辆。几乎每户有两辆汽车、一台电脑、几部手机、几台电视.农民们住进了宽带网接入的花园楼房，各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人均年产值一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上交国家财政各种税费4000多万元，平均每户上交各种税费10万元。2000年至今荣获“韩城市企业纳税二十强”、“中国工业矿业效益十佳企业”、渭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军民共建点”、“法律服务保护单位”等称号。 　　达到今天这种状况，当然是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的。 　　阳山庄在2000年前也实行了分田到户.那时，村里几乎没有集体经济，除了几家开矿的人，绝大多数人仍然很穷，大多数村民人均年收入才几百元。 　　后来，村两委会为了兴村富民，一班人走山西，下河南，实地考察、论证，在十艰难的情况下筹集资金三十万元，于一九九三年秋建起了第一家选矿厂。1993年起步办矿时，村上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村上当时没钱，村委会主任高民权个人用身家性命做担保，在外地的亲戚和熟人处借了30万元。当时一些人说风凉话：赔了是集体的，赚了是高民权个人的。 　　但是，高民权坚决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斩钉截铁地说：赔了是我个人的，赚了是集体的。这是因为，高民权受过长期的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并有个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好父亲.他的老父亲是个退休教师，一辈子为人师表，一直给高民权灌输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毛泽东思想。 　　在集体矿山的带动下，全村发展起了60多家私人采矿点。但是，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私矿与集体争利，村民收入不平衡，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私营矿主一心挣钱，不考虑持续发展，乱采乱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事故越来越多，还经常为争矿而发生恶性事件。有些矿主赚了钱，但不给集体交承包费，偷税漏税，还用钱勾结黑社会势力，打、杀、威胁干部。2002年2月，中央信访局批转了朱熔基总理批示的包括阳山庄矿在内的污染急待治理的文件。 　　怎样才能彻底整顿呢?村长高民权、支书程兰生日夜苦思.终于，他们组织80名党员、干部到河南南街村和宝鸡市岐星村参观学习.这两个村庄集体办企业，统一经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使他们身受启发。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座谈访问，村两委会最终决心排除各种障隘，彻底废除承包制，走集体经营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当时，私营选矿厂资产已高达两千万元。当时阳山庄人感到不可思议，上级政府部门更感吃惊。面对着少部分人的诽谤、责骂、威胁，背负着2500万元的债务，村两委会终于带领着阳山庄人迈开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步。 　　由于集体断了少数人发财的路，斗争尖锐到了极点，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村长。是进，是退？是为少数人谋利，还是为多数人谋利？阳山庄的领导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终于挺过来了。两委会贷款、集资2500万元对60多家选矿厂实行兼并，一次性买断，成立了韩城华阳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开采，统一票证，统一结算，统一销售”的“六统一”。从此，集体经济飞速发展。 　　由于集体的强大力量，过去私人的土法开采改成了大机械开采，效益翻了三番。现在公司共有干选车间23个，水选车间11个。球团车间1个，职工1700多人，年产铁矿石精粉60万吨。二00三年公司上交国家各项税费1000万元，在韩城市企业纳税中名列榜首。 　　2004年初，村两委会一班人深入调查，紧紧抓住市场机遇，及时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经营思路，2004年上半年销售已突破1.3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十万元人民币。比私有化期间增长了百倍多。到2004年底，全年已完成总产值3.4亿元。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级各项公益事业和群众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上先后投资100万元实施了节水喷灌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50亩；投资20万元对全村农电设施及线路进行了更新改造，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0多万元改造了全村巷道，搞了环境的绿化、美化。 　　投资150万元新建了总建设面积1984平方米的村综合办公大楼，建了老年活动室，村民健身房等，先后投资300万元，建起了园林式的标准化小学和幼儿园、浴室。投资40多万元建成了全市农村档次最高的标准化舞台.此外，村上每年对6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金240元，今年提高到600元。 　　去年组织了60岁以上的老人到北京观光、旅游。从1998年开始，阳山庄人均每年从集体经济的各项资本权益分配从500元、1000元、2000元升至8000元，人均年工资约2万元，户均年工资约10万元。 　　 　　 10 、南街村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大名村，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南街村几近实现了共同富裕，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 　　南街村成功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集体主义。南街村是国家4A级景区，长期生活工作在南街村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南街村籍人士，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南街村集团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属28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和石武客运专线，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产值就突破1亿元成为有名的“亿元村”，但资产负债率一直偏高。南街村村民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富足而安逸，但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村民的待遇。南街村村容整洁，宁静而美丽，并设有自己的工业区。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共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实现了飞跃发展。在2008年，该村银行负债实际达17亿元人民币。一度传出南街村破产的谣言。实际当时资产26亿，负债17亿，远未达到破产的边缘，也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 　　经过2年努力，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重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无条件获得了大量银行贷款，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这些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657 次阅读|0 个评论
12345

Archiver|手机版|珍珠湾全球网

GMT+8, 2024-9-28 00:37 , Processed in 0.049490 second(s), 12 queries , Apc On.

Powered by Discuz! X2.5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