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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邓小平在不同时期对文革的评论
稻草 2016-5-1 07:27
　 第一，文革时期邓小平给毛泽东检讨信中对文革的评论 　　 后来毛主席在谈到起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五条理由时，其中一条就是毛主席认为邓小平的检讨信“堪称经典” 。当时邓小平对文革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第二，华国锋时期邓小平对文革的评论 　　 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出席华国锋主持的同各省党的负责人座谈会上邓小平说： “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拌我们一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 　　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 　　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第三，邓小平执政时期对文革的评论 　　邓小平在许多场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邓小平还称“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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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6-4-21 09:56
戚本禹力斥李志绥造谣毛主席 透露重要秘闻 来源：观察者网 　 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父辈，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戚本禹曾说： 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18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18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 　　 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红旗立了新功。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〇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学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衷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 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 。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 　　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三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 　　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三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 　　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后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不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后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 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 ， 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 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 　　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 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 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不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三间大房，东西两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里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 “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 　　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文件)……?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后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后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刻画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认主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 　　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于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千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后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后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象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 　　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本文发表前未经戚本禹审阅)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807 次阅读|8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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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燕山红场 2016-4-20 18:46
ZT- 戚本禹谈毛主席为何要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 2013年4月2日，我和江根德同志一起去拜访了戚本禹同志。在谈话中，戚本禹同志回忆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毛主席的一段谈话。通过这段谈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八次接见红卫兵。 　　戚本禹同志说，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 　　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 。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听戚本禹同志讲述这段往事，我们被深深地打动了。我说，我是1966年9月15日接受毛主席接见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幕，至今还活在我心里。戚本禹同志说，是啊，你就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孩子们中的一个，你没有忘记主席的教导和希望，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不辜负主席的希望。 　　我问戚本禹同志是否可以把这段往事写出来发表，他同意了。 　　今年是毛主席的120周年诞辰。对毛主席的最好的纪念，就是不忘他的殷切希望，不忘他的谆谆教导，不忘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不忘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2013.4.5 清明节，于济南。原载：红色中国网 ------------- 转帖 于 莫斯科 20/04-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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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天涯过客 2016-4-18 19:06
毛主席时代中国人真的健康吗？ 2016-04-17 14:07:41 秋远 我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有着淳朴的传统观念。我出国之时，他们全力支持，但是我知道他们其实心里很不情愿，他们不愿意我再去拼命，更不愿我替资本家卖命，去了美国不就成叛徒了？他们总是教育我要感谢邓小平，否则我是上不了大学的。也许受他们影响，我很早就不愿意谈及政治时事，觉得好无聊好虚伪。不过，看到一个关于毛主席时代的玩笑引起很多人关注，连带回忆起一些往事。 说到那个年代的生活，大家讨论的事实和印 象基本都是城市生活，其实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八亿人口人口中的七亿，是生活在农村，而农村的生活和健康跟当时的城市相比，也差了很多很多。农民没 有户口，没有免费住房，没有免费医疗，没有退休金。可以说，按今天的标准，那时城市也算不上富裕， 连温饱也很勉强 ，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这样的温饱是以牺牲七亿农民为代价 的。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大家争论不休，可是有没有人问， 为什么没有准确数字 ，饿死的都是谁？是农民， 当代中国社会的奴隶 ，所以没有人关心。很长世间，中国的所有统计数字都是“城镇人口......”， 农民连被统计的资格都没有 。 那天跟朋友聊天，说到博客，她说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那么反动，中国不是挺好的嘛。我说，那是因为你年轻，你没有经历过。其实，很多时候你关心中国， 是因为有太多的感情，很难无动于衷，无论你对某些事情的评价本身是否正确。中国的政治家，舆论宣传，包括所谓 文化人 ，有谁能告诉我，凭什么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被人强制拿走，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 城市犯罪分子最重的惩罚不是坐牢，是吊销户口下放农村，而农民未经许可进城本身就是犯罪 。不幸出生于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下来就是罪人，而且祖祖辈辈都注定是罪人？ 我离开了农村，也离开了中国，我 怀念故土，怀念亲人 ，但是我 不怀念 那个年代，那种生活。 中国当时确实没有很多现代的富贵病，但这并不就是健康，当时的人均寿命远低于现在就是铁的证据。当时，肝炎，结核，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现在。毛主席时代的农村， 60岁已经算是高龄了，长寿的主要是基因好和子女孝顺 。你感觉得病的人少，是因为今天生活中的很多人在那种坏境下活不到癌症年龄。我小时候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十三岁死于癫痫，有一个十九岁死于肝癌，岁数大一点的五十多岁的邻居，有死于淋巴癌的，有死于中风的。有一家四个小孩死于农药中毒的， 有死于煤矿事故的。而且，那个年代有病了没有能力就医，很多时候只能自己熬着。邻居大婶四十多岁得了白内障，最后导致失明。我的第一任小学老师得了精神分裂，三十多岁去世。因为不堪折磨自杀的也常有所闻。我的一位同学父亲跳井自杀，我姥姥家邻居老太太用菜刀割断了自己喉管。 很多时候看到所谓红薯抗癌，胡萝卜有营养以及什么 自然食物健康的文章，我都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写文章做研究的人自己都没有去试过，而我知道那种饮食的后果 。 高中时，学校的男生有一半白了头，我自己的了夜盲症 ，晚上要摸着枪走路， 身上发生溃疡，上课无法坐着 。农村孩子平均身高比城里要低十公分，婴幼儿死亡率极高。乡下有一种职业就是替人掩埋小孩尸体。婴幼儿死亡不能入祖坟，只能偷着在野外挖坑埋掉。我知道的邻居和亲属当中至少有四个没有活到一周岁。 也有人说，当时没有贪污没有社会道德败坏之类的，其实那是一种表面现象。再一个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基本人性得不到尊重的社会，人性中的各种丑恶表现的可谓淋漓尽致。多少人被批斗迫害，多少亲朋好友甚至夫妻子女反目成仇，多少知青为了回城出卖肉体和灵魂。只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太贫穷太落后，那些贪官高干的生活还比不上今天的很多普通民众。 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是谁种下的果？ 那些贪官恶霸，那些奸商骗子都是谁培养出来的？ 他们都是新中国成长起来毛主席教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时代在进步，人类在进步，中国终于也开始进步了，无论是社会文明还是物质生活。中国有很多问题堪忧，包括健康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不是倒退。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健康，是一个并不可笑的玩笑。如果你觉得那种生活健康，不要来美国，去非洲或者北韩好了。 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604/70402/822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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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为反对而反对的一根筋思维可休矣，抹红民主的平权运动可耻 ... ... ... ...
热度 4 light 2016-2-24 20:47
2-20-16华人的平权运动有具体的平权要求有史无前例的广大群众参与是民主运动。 如果中国政府支持这场运动那么中国政府错了吗？ 继而说如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这场运动就错了吗？ 中国政府现在是中国唯一的政府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吗？ 毛主席支持过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 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错了吗？ 你就希望中国政府一贯错永远错人民不满推翻政府你好去接管对不对？ 过去民运魏京生跑到国会作证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美国没听他的中国经济大发展双方获益。 这次胡平学乖了他也支持这场运动。 好了民运和中国政府都支持一场民主运动这场运动一定是对的。 这就是俺的坏人反动思维。 美国其他族裔不支持这场运动可以理解他们要维护自己即得利益。 如果没有种族歧视亚裔在藤校的录取率上升犹太人肯定会下降。 因此犹太人出来反对打迷魂针讲藤校亚裔已经够多了已经可以理解。 中国人去当犹大往自己同胞背后捅刀子就难理解了， 再把维权的民主运动跟远在天边共产党链接搞麦卡锡主义其心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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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5 稻草 2016-1-27 21:58
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海外嘉宾团韶山拜祭毛主席(图) 　　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 刘永良 摄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合影 刘永良 摄 　　天下韶山网讯(作者 刘永良)2016年1月22日，新年的初雪随风轻舞，气温降至零下2度，天寒地冻，却依然阻挡不了来韶人们的热情。“四海同春”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海外嘉宾团在省外侨办礼宾处处长李祖元的陪同下欢聚韶山，他们是来自19个国家的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其中有位华侨已是八十高龄，她刚一下车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说：“我来自马来西亚，走南闯北几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韶山，来毛主席家乡……” 　　海外嘉宾团参观了毛泽东广场并向毛主席铜像敬献了花篮，随后参观了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和故居。 　　“四海同春”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是由湖南卫视举办的一档大型晚会，已持续两年。2016年的全球华侨华人大联欢即将于大年初一晚在湖南卫视台播出，全球华夏子孙共庆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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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八国联军
light 2016-1-7 01:17
正义本身是个感情色彩浓厚的词， 用于国际关系常常就会陷入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 中国汉族作为满清殖民地的臣民受自己的政府管控。 政府认为自己是天朝不愿受各国鸟气不时要发作一下， 打不到人家只好违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古训在自己国家折腾。 政府纵容义和团挑衅各国， 各国打不过你就忍着打得过你就过来打你。 你要人家温良恭俭让打你可能吗？ 挨打疼了找政府去。 于是满清倒拉民国倒民国倒拉国府倒， 现在咱就要共产党倒， 倒拉就好。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一定胜利！ 以下是俺在微博的胡说八道： 俺看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论共产党在中国垮台，很兴奋，很正义，很高尚。就是很不现实 。 64刚过刘宾雁预言共产党两年垮台。现在他自己死了过两年了。毛主席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大家准备好了多跑跑领事馆，准备民主的接掌中国政权吧。中国人惯于南辕北辙，打完鸡血就冲锋，然后建立一个更反动更黑暗更独裁的政权，然后继续打鸡血继续冲锋。为正义付出的成本呢？TNND，正义了不考虑成本。美国是商业国家，你跟美国讲我不考虑成本，美国树你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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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一名曾经反毛的女教师要对毛主席说的话
热度 3 稻草 2015-12-31 20:52
　　主席：你一定知道少不更事时我恨你，甚至因为恨你而恨一切姓毛的人。因为在我的头脑中常常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对我诉说，我的外公在你的时代受到的种种不公正，诉说着我们一家人因为外公而不得不逃离美丽的春城而躲在一个极其荒凉的小山村避难的痛苦……所以，在我的心里完全接受并赞成着一切咒骂你的言论，庆幸自己没有出身在你那个悲惨的时代。 　　在网上我肆意发泄着对你的仇恨，读大学时因为恨你把别人替我写好的入党申请书撕得粉碎。有一天，父亲与我谈起过去，我狠狠地咒骂着您， 父亲深邃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说：没想到我女儿这样痛恨毛主席，没想到我女儿也一样善恶不分，你的老师是怎么教育你的？你的书读到哪里去了？？ 　　我惊异的看着父亲，我愤怒我的父亲竟然替你说话。可父亲又叹息着说了几句：等你长大了，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还知道穷人的艰辛，还知道“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还知道多读点中国的近代史，你就不会这样了。娃娃你还小啊! 　　后来，我做了中学老师，曾经自愿到边远山区支教两年，我深爱着那些贫困而又善良单纯的学生，我竭尽全力拼命教书，想在给他们知识的同时给他们一种理念走出贫困，可是，在苍茫的大山深处，我就如一片红叶般渺小，我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 　　当我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来资助读不起书的孩子时，杯水车薪的无奈深深刺痛着我，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会活生生的呈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们为了劝说辍学的孩子奔走在山涧，奔走在那一间间破屋烂瓦中的时候，当我的学生刘顺松的父亲(乡邮员)累死在送信的山里，他的母亲却被人拐卖到江苏的时候，泪眼中，我竟然看到了城市的霓虹灯、官员们的大奔和巍峨的市政府大楼…… 　　两年后，我回到了城市回到了我美丽的学校。 　　记得是2004年的时候，我在批改学生日记时，一个触目惊心的日记让我心惊肉跳，这篇日记记载着一个15岁少年的表哥在14岁时被拐骗到砖窑的几个片断“刚出窑的砖还很烫，我的表哥他们就必须去背，我表哥的背上有很多烫伤的痕迹”“他们不让我表哥他们吃饱饭，一个星期很难闻到油腥味”“天不亮就干活，一直要到晚上11点左右”“我的表哥身上有很多被打的痕迹”“我的表哥是躲在菜筐里逃出来的，整个人都变了，不敢出门有些痴呆了”。 　　我以为这个学生是受了《包身工》的影响瞎编的，又好气又好笑。第二天面批作文时我笑着对这个学生说：告诉老师你是不是做了个噩梦，梦到雾都孤儿了?学生却极其肯定的说：老师!是真的，不信你到我姨妈家看我表哥。看着学生那双愤怒的眼睛，我心里颤抖了起来。 　　于是，放学后我真的跟着我的学生去他姨妈家了。走进这个温馨的家，一个手上有几个明显疤痕的男孩正在打游戏，这就是那个受尽屈辱的“包身工”了，祥和的老人知道我的来意后，叮嘱我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提砖窑的事。 　　我发现他家的电视柜上有一尊毛泽东的塑像，墙上的挂历也是毛泽东的画像，老人就跟我说起了毛泽东怎样为穷人打天下怎样让他们那一代人心甘情愿的修水库建工厂架桥梁，毛泽东的时代绝对不可能出现他孙子这样悲惨的事，毛泽东时代虽然穷，但心里踏实觉得有奔头;毛泽东时代的肉虽然少但绝对是真的那个香啊，毛泽东时代的官大多清廉为民，毛泽东时代那里会有旧社会的黄毒赌…… 　　老人叹息着说：唉!!毛主席死了，江山也白打了。我喃喃的说：毛泽东时代好穷啊。老人默默的看我一眼说：“小老师啊， 1949年的时候中国有什么?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仁义的人，会带着中国人去偷去抢吗?还不是只有拼命干?” 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对共和国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不是有目共睹吗? 　　我无语的看着老人眼中深深的失落，第一次如此倾听一个老人絮絮的诉说着毛泽东的伟大，第一次无法反驳一个老人用他的沧桑告诉我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民领袖。 　　我对老人说：老人家，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老人说：小老师啊，恨毛主席的都是坏人!!我突然感到无地自容，好像被老人抽了一个耳光，我在问自己：“我也是坏人吗?”“我是罪恶的帮凶吗”?走出这个家门我突然泪流满面……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去家访的时候。去年元月，我去做家访，学生的外婆突然笑着对我说：老师请帮我一个忙，可以吗?看着这个退休教师——我的前辈，我欣然说：好啊!只要力所能及的，我一定帮。 　　老教师认真的说：你的办公室有一张胡锦涛论毛泽东，能不能让我复印一份?我愕然了，我怎么不知道呢?看我的窘态老人忙说：是压在一张玻璃板下的，好像是×老师的办公桌上。 　　我惴惴的说：好的，只要还在我一定帮您复印。您要了做什么呢? 　　老人叹了一口气说： 　　这么多年了他们都不提毛主席了，他们这些败家子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啊!他们只会忙着把毛主席创下的家业分光卖光拿光，只可怜了工人了。你看彤彤的妈妈所在的单位那么大的一个企业竟然贱卖给私人了，发给彤彤妈妈7千元的遣散费就把人打发了。以后怎么办啊?虽然儿媳坚强的说：饿不死人! 　　但是，下岗的太多了，就是做生意你卖给谁去?这些年都看透了，只有毛主席真心为人民，其他的都只会为自己为有钱人。如果胡锦涛能重新肯定毛主席，彤彤他们长大了就有点盼头了，我倒是老了，可是儿孙们将来怎么办?要不就是吃人，要不就是被人吃，这个国家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我无言，一向能言善辩的我竟然无言以对…… 第二次我如此倾听一个老人絮絮的诉说着毛泽东的伟大，第二次我无法反驳一个老人用她的沧桑告诉我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人民领袖。 　　第一次，我在考问我自己的良知：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站在一家一户狭隘的自私的立场上吗?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他让我那个资本家的外公受了罪吗?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因为我希望我一生下来就是家财万贯的千金小姐吗?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因为主流们的伤痕文学以及多年的非毛化激起的共鸣吗? 　　我恨毛泽东，不就是一种无知吗? 　　第一次我理解了我的父亲为什么至死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更理解了父亲那番语重心长的话，理解了什么叫做千万不能得罪文人这个真理。 　　我开始小心的走进毛泽东了，我开始在网上查阅以往我不屑一顾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了，我开始看《为毛泽东辩护》了，我开始在网上读愚蠢小猪的《刷盘子，还是读书》了，我开始如饥似渴的恶补中国近代史，以及共军的抗战史了(过去我只关心国军的，国军抗战英雄我知道很多)，我开始去新华书店购买《毛泽东》了，我甚至去新知图书城买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开始读毛泽东的书了…… 　　一走进毛泽东，我就被他伟大的人格魅力所震撼，我知道了父亲常挂在嘴上的那一句“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毛泽东的话，我知道了父亲这个国民党的后代为什么对毛泽东怀着深深的敬意，我知道了在毛泽东去世后30多年的今天，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多顽固不化的人在爱着他怀念着他。 　　于是，今年暑假，我奔赴韶山。 在38度的酷热中我手捧鲜花伫立在韶山的铜像广场，听着广场上此起彼伏的“毛主席万岁”的呐喊，看着如潮的人群和我一样伫立广场恭恭敬敬的向主席三鞠躬，泪水弥漫了我的眼睛，主席，在您慈爱的目光下，我泣不成声的请求您的原谅…… 　　我站在橘子洲头默默吟诵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坐在长沙第一师范“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教学楼下怀想那个“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杨昌济，我抚摸着你用过的桌椅，凝视着您每天坚持以清水涤身的水井，感悟着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阳刚以及“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的王者风范…… 　　 主席，看看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还在一厢情愿的谈发展的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那么恨您，（特别是那些肮脏堕落到极点的精英们对你更是恨之入骨）我耻于曾经与那些人*为伍，因为我至少明白：在贫富极度不均的情况下说发展，不过是可耻的欺骗！精英们要做的无外乎就是愚弄百姓搞精英世袭，让贫民永远做奴隶，让茅厕的“没有大多数人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受”的混蛋改革大行其道。看看现在一些为民呐喊的正直无私的新左派，就是当初您的贫民教育观才保证了领导层、知识层还有出身贫民而又没有忘本的人来为民鼓与呼。主席，看到真善美受到如此嘲弄假丑恶如此张扬的今天，看到汉奸文化可以大张旗鼓爱国为民还要羞答答的今天，看到贪官们的傲慢无耻买办们的飞扬跋扈草根们受尽欺凌国家民族面临危难的今天，看到一切向钱看全民向钱看正义公平公正被羞辱的今天，看到环境被严重污染能源消耗殆尽的今天…… 我轻轻而坚定的对您说：主席，今生我将倾毕生之力宣扬您和您的思想，因为我懂得，宣扬您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与生活的质量——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宣扬您就是捍卫我们民族的未来。 　　 主席，让我轻轻对您说：如果有来生，虽一介女流，也愿跟您横刀跃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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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搞集体的农村都富裕了搞承包的都打工去了
稻草 2015-12-31 07:44
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以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连续两年的下降，后继续多年，也没明显增长，后来增长也不是承包的原因。这说明“一承包就吃饱饭”是骗人的谎言。 有一个现象，全国承包后，一些农村仍然坚持在搞集体的村，如今却都富裕，发了大财。而那些承包了的村，不但农业还是秦始皇时代的封建家庭农业，没有任何进展，而且农民只能靠外出打工谋生，更没有富裕。 如下是山东 邹城后八里村，富裕后，感恩毛泽东，并在今年毛泽东诞辰日，为他矗立了全国最高的毛泽东铜像。 在毛主席诞辰 122 周年之际，邹城后八里村塑造了全国最高的毛主席铜像，铜像通高 13.97 米，毛主席全身净高 12.26 米，象征着毛泽东的生日 (12 月 26 日 ) 。 据了解，后八村村民集体出资修建了这尊铜像，方便居民瞻仰毛主席，教育青少年，学习主席精神，珍惜老一辈革命家给大家创造的幸福生活。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后八村举行的毛主席铜像揭幕仪式上，后八村党委书记宋伟介绍伟人广场和毛主席铜像情况。（中红网杨建国摄） 如此高大的毛主席像必然造价不菲，这钱是哪里来的？本文为你解答。 村党支部书记宋伟自 2005 年以来带领村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山东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村，这个八年前还是钢山镇最穷、最乱、光棍最多的村，随着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和“全国文明村”。村里十八岁以上的小伙子全部被外村姑娘追着订了婚。后八里村巨变的奥妙在哪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后八里村有 480 户人， 2005 年还是一个人见人愁的后进村。据村民宋光臣介绍，那时人心乱，治安乱，吵架斗殴、小偷小摸不断。村民拉个煤，汽车都进不了村，因为土路上，堆满了乱石和柴草，甚至还有人在路面上种起了菜。 以宋伟为支部书记的新一届村党支部、村委会认为，一个落后村，就像一团乱麻，必须抽出线头，从主要矛盾抓起，这就是一些人落后的观念、文化、陋习与社会不断发展的矛盾，只有用先进的文化和教育，引导村民，教育村民，陶冶村民，才能改变村风，转变观念，凝聚人心，村庄发展才有精神动力。 在落后的农村，最原始和有效的宣传仍然是标语加漫画。村民宋长华说，后八里村斑驳的墙壁上出现了这样的话：“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心”、“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我是后八人，建设靠我们”。话语朴实，道理明白，字字撞击人心。新的文化，新的思维，新的理念，开始对后八里村民落后文化的心灵进行着洗礼。 接着，后八里村办起了听起来不够时尚的农民夜校，要求 18 岁至 65 岁的后八里村人，每月都要到夜校上一次课。夜校老师宋长梅说：干部和农民坐在一起，听夜校的专职老师讲政策、讲法律、讲管理、讲科技、讲防灾、讲孝道、讲心理等。农民与干部在课桌前比肩而坐，平起平坐地与村干部对话，干部讲现在干什么，村民问下步怎么干？村民提建议，干部虚心听，干群关系一下近了，心开始往一处想了。夜校，成了村里的议事厅。农民们不论文化高低，都认真听课记笔记，学习知识，提升素养，讨论和参与着村里的大事小情。 渐渐的后八里村变了，村风正了，观念变了，人心齐了。 村党支部是政策能量转换器 为了让农村富起来、好起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扶持农村发展的政策，但是，许多村对政策还停留在开会念一遍，通过大喇叭读一遍的层面，国家政策并没有转化成造福农民的阳光。后八里村妇女主任潘兴玲说，后八里村党支部、村委会面对政策，是想方设法进行转化和落实。村里的路 2005 年前曾经修过一次，由于人心乱，自来水管道铺设问题让两侧的村民争执不下，修好土路基后只好停工，以至于后来被乱石和柴草占领。现在村民人心齐了，村支部利用“村里出一部分，政府补助一部分”的政策，修了 500 米的村干道和几条支道。村委会当时欠外债近 20 万元，宋伟书记就从自己先前的公司拿出 30 万元，带领村民修好了多年不通汽车的村路。农村旱厕改水冲式厕所，也有政策扶持，村党支部不失时机地动员村民改厕 380 个，同时成立保洁队，放置垃圾箱，后八里村当年被评为山东省级卫生村。 2006 年，邹城市根据国家政策确定了 5 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后八里村由于比较偏僻不在改造之列，宋伟书记多方争取，终于使后八里村列入改造项目。 2007 年开始动员拆迁， 2008 年 1 月 13 日动工建新村，不到一年时间， 24 座 6 层楼建成， 12 月底全体村民搬入新家。从动员拆迁到入住新居，没有一户上访或者闹意见，后八里村的正气和人心，成为推动村子建设和发展的动力。那 5 个最早确定为城中村改造的村子，由于人心不齐，直到去年，才只改造好了 1 个城中村。 产业让村民安居乐业 人心齐，泰山移。后八里村的产业发展也顺风顺水。 2007 年村集体投资 3600 万元成立了第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2009 年，集体投资 3 亿元成立山东鑫琦实业有限公司，村民人均配股 12857 元，下属产业有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业、商业、文化旅游、物流、农贸市场、汽车美容等，逐步形成了集团化发展模式。全村青壮年劳动力近 500 人全部就业，同时还吸纳外地打工者近 1300 人。 2013 年，集体生产总值达 10 亿元，上缴税金 2600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16000 元，实现年年有分红。 2012 年 7 月 1 日，后八里村被市委组织部批准成立党委，成为邹城市第一个农村党委。 今年，总投资 10 亿元的鑫琦国际广场项目正在建设，涵盖商场、酒店、会所、步行街等。与苏州上市公司联合，总投资 16 亿元的欢乐大世界水上乐园、糖果乐园项目，正在筹建中，建成后将是高标准的少年儿童休闲游玩、科幻探秘、增长知识的大型游乐场所。 “文化兴村、经济强村”是后八里村的发展理念，如今已得到了成功实践。 这里的儿童放假了，村里组织他们到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旅游观光，开阔眼界。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村里给学习补贴，每学期还会收到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关怀信。今年暑假，村里组织高中生和考上大学的新生到世界著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进行观光学习。 村民生活所需的水电暖费用、纯净水费用全免。村委每年要支出全村的福利费用 2000 多万元。老人每月会收到村里发放的营养保健品，重阳节发放敬老礼品或者外出旅游。每逢春节，村干部都请老人们吃团圆饭，给老人们拜年、发红包。 村里的居住环境文明、安全，真正夜不闭户，路不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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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邓小平在1980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热度 1 稻草 2015-11-4 09:37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　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50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多少同志们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牺牲的。我的一个战士牺牲时跟我说：“邓政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中国富裕起来。”　74年，评《水浒》，江青在政治局讲：“你邓小平就是宋江。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你会等主席百年以后投降帝国主义。”　胡说!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们抛弃第三世界朋友，和帝国主义同流和污，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背弃上海公报，重新支持台湾，我们的政策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实践会检验的。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56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的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忧天吗。有少奇同志的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 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49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 　　我们消灭黑社会31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邓力群同志还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 党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 产 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 　　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邓力群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邓力群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 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 　　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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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云海暖流 2015-10-14 15:57
读了某网友的一篇台湾行博文说： “小时候我感受过人们之间的热情与真诚，那时的人们真的很纯洁，没有尔虞我诈，也没有奸懒馋滑，人与人之间很单纯。” 不无感慨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虽然物质贫穷，可人与人都是友善的而且充满着希望！（恐怕只有勾心斗角的官员等少数人除外。） 同样的体会。我16岁从南方到北方读书，一路上见到的也都是热心人（虽然当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了，可他的社会还没完全变样。邓还没有走到前台来。）。印象比较深的一次，转车的时候，一个有一定年纪的陌生人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去多买了包子让我吃。我推脱，他还硬塞给我，说出门在外不容易。换到如今，你就很难遇到这样的事了。即使让你遇到了，你还不敢吃呢，怕一会儿被拐卖了！ 在另一网站，两个网友这样回忆道： @小桦林：1967年春节前徒步串联到北京，住在朝阳门外90中。一天晚上去故宫参观泥塑收租院，回来晚了，坐公交下车后，不认识90中的路，打听一个骑自行车40左右岁工人模样的人，他用自行车驮着我到90中，并嘱咐我晚上要注意安全，我印象很深，心底感谢他。那时人真好，坏人极少。 @思易行难：居士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公共汽车小站等车，因为下雪车停班了被迫滞留，饥寒交迫的时候，售票员大妈给我打来了一钵米饭，上面是香喷喷的大白菜！ 那是居士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次晚餐，至今40年了，一直不能忘怀。去年居士回家故意提早下了高速，绕道去了那个小站，只是找不到任何熟悉的感觉了。 那个小站叫团河，是洪江市与会同县交界处。居士当年儿童，与母亲一起去会同，身上只有往返的车费。 另，一位出差的解放军干部将自己住的招待所让给了居士母子，打好开水铺好被子后去候车室坐了一晚上，就一件军大衣，雪好大！ 所以居士一直怀念那个物质贫乏但充满阶级友爱的世界，那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理想岁月！ 何以物质得到大发展的今天，人们变得如此不和谐呢？社会越来越变态了呢？这里关键的关键是文革失意的那些人后来翻身重新掌权害了社会。那些人在文革中心理扭曲，上台后就变着戏法报复社会。比如说，明明是文革三年，就说成了十年浩劫。接着就全面否定那个时代。这么一来，社会就乱套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没了，也没有建立新的信仰，以后就不管白猫黑猫了。 可见，对毛时代最恨的人，把毛时代说成一无是处的人，实际上都是反人民的人。 现在在中国，老人摔倒了，大家都不敢去扶。为什么会这样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复辟了资本主义，医院的医疗费太高了。没钱的付不起，就想讹人一把。道德败坏，搞的人心惶惶。如果还是当时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昂贵的医疗费，人心会变的如此险恶吗？不会！我看还会有很多热心人帮忙把受伤的老人送去医院检查呢。 社会主义，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有人动不动就说文革破坏了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看看上面的例子，如果你还认为是文革破坏了传统？那只能说明你心理扭曲，不实事求是了。 至于中国文化，怎么可能短短的几年被破坏呢？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没做到啊。后来汉朝董仲舒还罢墨百家，独尊儒术呢。儒家几千年其实害的中国很惨，大家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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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岳东晓 2015-10-14 08:12
（《人民日报》 一九六六 年九月五日社论）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这些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 　　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 　　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有脑筋，要用文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丅泽东同志这个指示，对我们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敌人对人民是不会宽恕的。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文斗，就是要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的一代。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种文斗的办法，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最害怕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个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丅泽东同志的著作，活学活用十六条，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 　　人民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主张文斗，是因为我们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因为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同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怕人民的敌人捣乱。如果敌人胆敢动武，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律，那就坚决依法制裁。 　　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 1967年6月6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要求纠正当时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有关通令。简称六六通令。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中发（67）178号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趁机捣乱，特发以下通令： 1.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的私设公堂。 2。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和文件印章，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准抢夺，盗取或破坏。 3。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4。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的所有财物。 5。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6。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严加处理。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 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 7。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个通令可在城乡广泛张贴，并在群众中广泛宣读。 聂元梓 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聂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 聂元梓 毛泽东 林彪 1968.07.30 〖传达要点〗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召见了我们五个人。主席的主要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 召见时在座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 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 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要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亲切的批评和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的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宣传最高指示和“七·三布告”。认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大学 聂元梓 清华大学 蒯大富 北师大 　谭厚兰 北京航空学院 韩爱晶 北京地质学院 王大宾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重印，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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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5-8-7 08:37
毛泽东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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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2015-8-4 07:23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 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 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 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 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 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 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 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 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 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 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 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 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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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晓亮 2015-5-26 00:07
divbr/divdiv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现实问题，那些煤老板们招摇过市挥金如土，在海外过的荒淫无度的生活。而另一方面，那些社会志愿者们却度日如年。一些中国社会志愿者在大学有一个研究项目，那另当别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必须开车扫地或者洗碗，只有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们才能提起笔来写一点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上演着一个个现在版的愚公移山的故事。/divdiv社会问题需要不需要关注？那些老人妇女和儿童需要不需要社会的关注？如果谁指望商人能够慷慨解囊那就错了。商人们的宗旨就是唯利是图，除了国家政府能够命令他们拿钱之外，几乎他们是一群一毛不拔的人，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答案。/divdiv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热爱毛主席，恢复中国传统的国学思想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出自于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愿望，那就是改变这种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divdivbr/divdiv其实，许多企业家只是商人，唯利是图，出卖灵魂，往往是最不要脸的一伙团体，如果说流氓我看也差不多了。如果一个国家掌控在他们手里，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我们社会志愿者来说正义感和社会的理念在我们手里。这些应该是我们的武器，我们要用它来战斗，要争取得到国家和政府部门和社会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持，只有这样，国家民族和社会才能进入正常的轨道，我们的国家社会才能和谐，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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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5-5-20 07:18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少奇，６６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５０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多少同志们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牺牲的。我的一个战士牺牲时跟我说：“邓政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中国富裕起来。”７４年，评《水浒》，江青在政治局讲：“你邓小平就是宋江。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你会等主席百年以后投降帝国主义。”胡说！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们抛弃第三世界朋友，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背弃上海公报，重新支持台湾，我们的政策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实践会检验的。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５６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忧天吗。有少奇同志的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有一个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４９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那个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 我们消灭黑社会３１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那个同志还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 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那个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那个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他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　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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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以理科思维正面评价柴静的雾霾视频
热度 5 岳东晓 2015-3-9 05:08
柴静的视频我只看了开头两分钟，后面的内容没有看，也不需要看了。为什么？ 首先 （0）雾霾问题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宣传治理雾霾无疑正确；（1）柴静的视频能造成对雾霾的这么大的社会关注，据说其视频浏览上亿次，这就是一件大好事，值得赞扬，后面她怎么做到造成这个影响的--讲理也好、煽情也罢，我不必要知道了；（2）如果后面柴静提出了雾霾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可以基本忽略，根本不必细看，也不必吹毛求疵，治理方案是一个科学工程问题，不是文青的专长；柴静的视频是治理雾霾的广告宣传片，而不是学术报告。 我看了文字版的开头。柴静根本没有说小孩肿瘤与雾霾有关系。只是说小孩出院回家，一路上弥漫着雾霾，她“很蠢”地捂着小孩的嘴。当然了，很多人总喜欢联想，听到先后提到两个东西总会去主动联系在一起。有这种联想的属于非理科思维。 很多反对柴静的人说，她跟美国有各种关系，因此肯定不怀好意。 理科思维一般不去以最大恶意揣测对方的用心，而是完全排除主观好恶，进行客观的独立评估。 有时候，说不定对方蠢，以为能害你的东西，恰好对你有利呢？或者，对方判断你会反向思维，故意说对你非常有利的东西，等着你反其道而行之呢？ 假如美国人说你应该注意卫生，难道你就偏要邋遢？ 假如美国人说中国官员要廉洁，薄熙来就偏要贪污来反美帝？美国人说应该民主，你难道偏要封建暴政，支持某某“王爷”称帝？美国人是邓稼先的恩师，邓稼先搞的原子弹就是美帝的阴谋？ 注意，当年邓稼先等人正是因为留美被愚昧的红卫兵冲击，是毛泽东等下令压制红卫兵，最终把广大红卫兵们送去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毛泽东是理科思维。朝鲜战争中毛泽东指挥的军队在朝鲜打死好几万美军，但几年后，毛泽东就说他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随后，毛泽东又出兵越南，使美军地面部队不敢进入北越。最后，毛主席跟尼克松紧紧地握住了手，这才有中美关系的今天。当然了，当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中国很多人是坚决反对的 --- 我们伟大领袖怎么能跟万恶的美帝握手。带着恐惧心理看待美国，是一种弱者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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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个人崇拜？？？
热度 3 稻草 2015-3-7 11:29
　　谢静宜作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人，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近日出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披露了毛泽东一些往事。下面是她的一个回忆： 　　个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人民群众对领袖出热爱，又有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迷信，这两种感情往往伴生在二起，不好加以区分。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据我亲身感受，我觉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是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谁“树”起来的。 　　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一旦察觉，他的态度是明确的。1966年7月的《致江青的信》;1967年12月的《关于湖南省12月16日韶山铁路通车报告的指示》，他对“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和说法作了批评;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前，他对党章写进“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的态度;1970年他与斯诺的谈话;同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以后他对“降温”的指示等等，都有党内文件可以证明。对“文革”中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他是坚决反对的。 　　自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第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出现起，造像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样式越来越多，像章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工艺越来越精，很多人搜集的范围越来越广。 　　这股风也刮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那里。我本人就搜集到许多精致的像章，夹在几个自制的泡沫塑料本子里，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大概谁也没有拿出来让毛主席看过。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拿着自己的像章册，得意洋洋拿给主席看，想让他也欣赏一下。万没想到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当时，我刚掀开册子，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过头好奇地瞟了一眼，发现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时，面部立即变严肃了。我看得出来，主席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老人家这样的脸色。 　　我紧张了，随即合上像章册，退后一步。主席说话了：“把它给我。”主席伸出手来。 　　我没有意识到这像章后面严肃的政治问题，只是从感情上理解这件事。我说：“我不给你。你要是给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这么好，是很长时间才积攒这些呢!” 　　这时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主席接着问：“其他人也有吗?” 　　我答：“都有，有的比我还多。” 　　主席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呀!” 　　我离开了主席住处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后来，做像章的热潮逐渐下降，我也对搜集像章失去了兴趣。 　　1967年以后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二做“忠”字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做法，主席是不知道的。后来当我在无意中谈起这些事时，主席说：“荒唐!”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红海洋”从各种建筑物、各种场合发展到了自行车上挂语录牌。1968年5月，我发现爱人的自行车上也挂了一个小红色的金属牌，上面有主席语录。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大街上几每辆车上都有语录牌。有一次我告诉了主席。主席说：“告诉小苏，不要挂了。” 　　我说：“不行啊!大家都挂，他不挂怎么l街上有人干涉，不挂不让走。” 　　主席感慨地说：“这么厉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 　　1969年九大开过后，我和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到北京市委办的学习班开会，地点在海运仓招待所，因人多，食堂小，就餐分批，我和张荣温轮到第二批。进食堂后，桌子上剩饭菜狼藉，可是却要先念语录，向主席“请示”，十分荒谬可笑。 　　我和张荣温都感到十分别扭，但当时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故意晚去就餐，作为零星人员逃过这套仪式。 　　后来，我把这个情况，以及看到有些食堂开饭时卖饭人与吃饭人互念语录的做法都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后，非常生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人发明的?”类似这些情况，听说主席身边的同志也向主席反映过。 　　苏延勋在基层听到一些辩论，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一分为二，也不应该这样提，而少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我问主席谁是对的，主席说：“你告诉小苏：我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少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1967年冬，我对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主席思想是当代马克主义的顶峰，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像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当时我是特别赞成这几句话才说的。可是主席问：这是林彪说的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主席深思了一会儿又说：“什么我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难道中央的指示不叫最高指示?我一个人说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主席生气了。 　　1968年春，我向主席谈起在工厂听到有人编的快板“毛主像挂中央，毛主席语录贴两旁，抬头看见毛主席像，心中升起红太阳”时，主席不高兴了，说：“到处都挂我的像，连战士的宿舍也挂我的像，我去散步时发现的，我问他们：‘你们敬的是什么神呢?’” 　　以后，主席两次发出“降温”的指示，对“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了理论上的批判。对“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三个副词”(即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了他的否定态度。这股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狂风得到了遏制。 　　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教训，留待历史学家和后人去评说吧!我作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之一，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为永远沉默的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　　(摘自谢静宜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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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韩红的妈妈是哪位歌唱家？
热度 9 稻草 2015-2-7 21:16
　　1961年，从上海到西藏进行援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向藏族老艺人扎西学了一首《山南古酒歌》，歌词大意为：在北京的金山上，吹起了金色的号角，不知是谁在吹啊，听得人心里非常高兴。这首歌曲原为古老的祝酒歌，一般用于宗教仪式中，全国解放后，扎西为这首歌编了新词，并定名为《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旋律悠扬悦耳，在民族特色浓郁之中又添加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歌词则充分展现了西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幸福新生活的情景,表达了百万翻身农奴对毛主席，对党，对亲人解放军的热爱之情。 　　后来，音乐人马倬对这首歌曲的音乐和歌词做了一些艺术化的处理，使其更加琅琅上口。 　　1964年，全国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歌手雍西演唱了经马倬改编的《北京的金山上》。中途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单独接见雍西，亲切地询问她多大了？唱歌是跟谁学的？雍西回答说：“我是跟大喇叭学的。”毛主席接着又问了一句，因为他的湖南口音，雍西没听懂，周总理赶紧为他做翻译，“主席问，是不是你们西藏树上挂的那种大喇叭？”雍西点头答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纷纷表扬她歌唱得好。 　　回到旅社后，当小雍西（又名央金卓玛，后来是韩红的母亲）还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时，突然接到周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再次肯定了雍西的演唱水平，并和雍西商量，歌曲的最后一句歌词能否修改一下。当时马倬版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最后一句歌词是：“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周总理觉得这句歌词还有待完善。接到电话后，雍西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了全国文艺会演西藏代表团的团长，大家一起想办法，可是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适当的歌词。大家在忐忑不安中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总理的电话又来了，经过一夜的思考，总理为这首歌的结尾想出了歌词，那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周总理的修改，使这首歌曲从立意上得到升华，“向”改为“在”，使时代与历史背景更准确化，“天堂”代之以“大道上”则使得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而少了原来的宗教色彩。 　　不知道是否是周总理的修改使得这首原本就动听悦耳的歌曲如虎添翼，还是雍西在北京的演唱获得当时来参加全国文艺会演的艺术家们的一致好评，总之，《北京的金山上》就这样逐渐走红。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西藏录音，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了这首歌曲。才旦卓玛版的演唱通过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工具在全国一经播放，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一首家喻户晓、令人难忘的优秀歌曲。今天说起这首歌,大部分人都只知道才旦卓玛版,却很少人知道雍西版,更鲜有人了解这首歌与周总理之间的故事。 　　历史总会重复一些相同的情节，当年的小雍西不会想到，40多年之后，她的女儿，藏族歌手韩红同样唱红了一首歌。而这次，流传范围最广、知名度最大的是韩红的版本，而并非首唱者李娜的版本。 　　这首歌，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红遍大江南北的《青藏高原》。 　　1994年，武警文工团的编导室主任张千一应邀为电视连续剧《天路》创作音乐。《天路》讲述的是两代解放军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表现了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两大恢宏的主题。 　　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张千一还没有到过西藏。如何创作好一首既有藏族音乐元素同时又要表现藏汉民族团结精神的歌曲，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看完《天路》的剧本和影像资料后，张千一沉浸在对这片从未涉足过的雪域的巨大想象之中。他每天都在不停地重复听才旦卓玛等老一辈藏族艺术家演唱的藏族歌曲，从中寻找藏族音乐元素的“魂”。这些音乐作品熏陶着他，一片神秘、空远、辽阔的土地画面在他眼前不断展开…… 　　当《青藏高原》这首歌曲创作完成时，张千一第一个想到的演唱者是李娜。 　　当时的李娜还是一个通俗歌手，没什么名气。没想到，《青藏高原》让李娜一下就从众多的通俗歌手中脱颖而出。很可惜的是，后来李娜因为“出家”传闻淡出了歌坛，但是她演唱的《青藏高原》版本一直被人津津乐道至今。 　　比起李娜带有神秘般的天籁之声，韩红对于《青藏高原》的诠释，使得这首歌散发出了时尚的魅力。 　　张千一认为，韩红的演绎更为时尚、主观、自我，她没有演唱歌曲前面的引子部分，直接进入歌曲，用“我的理解，我的情感，我的释放”去演绎歌曲，感觉很青春。她的演绎更接近通俗演唱的风格，演唱也很有感染力，更符合现在流行歌曲的特点。此外，韩红本人的藏族身份，也将这首描写西藏、描写藏族人民生活的歌曲深深地打上了藏族人的烙印。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主要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的流行音乐主要是以革命歌曲和爱国歌曲为主；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以对港台地区歌曲的模仿为主，特别是对邓丽君等歌手的模仿；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西北民歌风，这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流行音乐最早尝试发掘民族音乐元素的阶段，但这个时期的民族音乐元素还只限于汉族和西北地区的音乐；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阿姐鼓》、《青藏高原》、《回到拉萨》、等歌曲的出现，让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音乐元素成为大众流行音乐的新灵感，打破了以往通俗歌曲的束缚，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第五个阶段开始于本世纪初，由于受到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等潮流的影响，欧美音乐元素、中国传统汉文化音乐元素、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多种并存，流行音乐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现象。 　　从《北京的金山上》到《青藏高原》，60年来，中国的民族类音乐始终为大众喜爱并传唱，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正是因为少数民族璀璨丰富的音乐元素，才成就了中国当代音乐多元并存、繁花似锦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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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赞成留一点资本主义尾巴
热度 1 稻草 2015-1-23 14:08
　　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自己的住所与工作人员说：“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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