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爱达荷华人往事》Idaho Chinese 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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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暑假，我与妻子到美国西北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Boise）探亲。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到已经定为重点保护历史遗址的爱达荷城（Idaho City）参观，这里仍然保持着19世纪中叶古色古香的风貌。据工作人员介绍，19世纪60年代初只有12人进入这处深山老林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20000余人的繁荣市镇，其中华人占多数，爱尔兰人居其次。此镇西北角小山上建有先驱者坟场（Pioneers Cementary），文献记载有3000多早期移民安葬于此，但现在碑文能够辨认者不及300座。当地人没有忘记华人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功勋，在茂密的苍松翠柏中专门留有华人墓地。但墓中已无任何尸骨，因为按照中国风俗均经同乡捡拾运回故土。时已薄暮，残阳如血，山风四起，松涛大作，伫立在这空荡荡的墓地之前，忽忆前人“捡运先友”文：“生计无门，痛洒穷途之泪；营谋失路，勉为异域之行。中怀不得已之情，有梦空回故里；外迫无如何之势，频年久滞他邦。闻解缆，则父母牵衣；说扬帆，则妻儿陨涕。嘱子千言保重，怜夫万种叮咛。含悲不使亲知，毅然就道；忍泪不为妻堕，强以扬鞭。险逾 浪鲸波，自慰劳中有逸；危历狐丘熊馆，爰思富或由勤。踏残朔雪严霜，冒尽蛮烟瘴雨。贸易则劳心会计，采金则竭力晨昏。如斯不遂初心，早丧诚然可悯；似此皆由正道，捐生实属堪悲。”①内心为之震撼不已，众多死者、尸骨捡运者和悼词作者都失落了自己的名字！有谁为我们讲述这些离乡背井死于异域的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以后每逢循着俄勒冈小径旅行，我都怀有隐隐约约的遗憾乃至自责。在沿途各地大大小小的纪念馆与博物馆中，大多陈列着当年华工使用的工具、家具、生活用品，以及他们自己建立的会馆、庙宇的匾额、对联、神像、帘布等等，甚至还有若干珍贵的照片。但是，不像白人早期先驱者那样留下大量的日记和信件，早年的华工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准文盲，除偶尔可以看到他们使用过的中西文混杂的账簿以外，我始终未能探访到其他出自他们手笔的原始文献。据说，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并随即荣登非小说类冠军宝座的《绝无仅有——1865年1869年大铁路的建筑者》（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一书，其作者斯蒂芬·安布罗司（Stephen Ambrose）也曾为这批早期华人移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深感遗憾。不过他总算在加州大学图书馆找到几本当年人们曾经使用的英汉常用语手册，里面有教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学说的某些汉语：“你能给我弄个棒小伙子吗？他想要每月八块钱？六块他就该知足了。我觉得他非常蠢。每天早上七点来，晚上八点下班。生火，扫地，洗衣服，擦窗子，洗地板。我想扣他的工钱。”①这些当然不是让过去的和现在的中国人听了感到愉快的异域汉语。
幸好我在美西访古之旅期间买到一本艾尔松女士（M.Alfreda Elsensohn）撰写的《爱达荷华人往事》（Idaho Chinese Lore），这才或多或少弥补了内心的遗憾。此书由当地卡克司顿印刷公司（Caxton Printers，Ltd）于1970年出版，好像从来也没有登上什么显赫报刊的新书流行榜，但却真诚地、详尽地并且力求客观地记录下这数万早期华工的历史状况，并且在1971、1979、1993年连续再版，可见亦颇受读者欢迎。
作者于1897年出生于爱达荷州的格兰基维尔（Grangeville）。1924年毕业于刘易士—克拉克师范学校，并进入普尔曼Pullman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后转入贡札加大学（Gonzaga University），1927年获理科学士学位，1939年获爱达荷理科硕士学位。在长达42年的教学生涯结束以后，她在建于1931年的圣基尔楚德学会博物馆任管理职务并进行研究。她写作勤奋，品德高尚，是爱达荷州科学院、历史学会、作协的资深成员，曾多次荣获各级奖励。其主要著作除此书外，还有《先驱者在爱达荷县的日子》（Pioneer Days in Idaho County）和《坡莉·伯米司———爱达荷县最传奇性的角色》（Polly Bemis：Idaho County’s Most Romantic Character），可见她的研究工作侧重于爱达荷的地方史，特别是这个地区早期移民包括华人的历史。
《爱达荷华人往事》一书共17章：1、导言；2、华人在列维士登（Lewiston）；3、皮尔司市和奥洛芬罗（Pierce City and Orofino）；4、风景如画的角鹿市（Picturesque Elk City）；5、清水站、纽索门、园丘（Clearwater Station，Newsome，Hump）；6、佛罗伦斯与板石溪（Florence and SlateCreek）；7、爱达荷山，第三个县治的所在地（Mount Idaho，The Third County Seat）；8、格兰基维尔，现今县治的所在地（Grangeville，a Present County Seat）；9、白杨与勒芝柏尔斯（Cottonwood and Nezperce）； 10、扣特维尔，深水溪与道格拉斯栅栏（Keuterville，DeepCreek，DouglasBar）；11、华盛顿②在瓦伦的帐篷里（Washingtonin Warren’s Camp）；12、坡莉·伯米斯，传奇女英雄（Polly Bemis，Legendary Heroine）；13、华人在博伊西（Chinese in the Boise Area）；14、爱达荷市、溪、印花丝毛料（Idaho City，Loon Creek，Challis）；15、白银市与兰坝（Silver City and Nampa）；16、波开特罗与哈雷（Pocatello and Hailey）；17、北爱达荷（North Idaho）。作者把华人的工作、生活与整个爱达荷地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能被遗忘的有关海外华人的历史实录。
作者并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她搜集史料之勤奋却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除直接征引26种有关爱达荷历史沿革的学术专著以外，她还系统查阅了8种报纸和3种期刊。报纸包括《白杨纪事》（Cottonwood Chronicle）、《俄勒冈人日报》（Daily Oregonia）、《荒漠新闻》（Deseret News）、《爱达荷县自由报》（Idaho County Free Press）、《爱达荷政治家》（Idaho Statesman）、《列维斯顿晨报》（Lewiston Morning Tribune）、《奥格登伦理评论》（OgdenStandardExaminer）、《司坡克人评论》（Spokesman Review），其中有4种是爱达荷地方报纸，其他则为邻近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犹他州的地方报纸。3种期刊是：《爱达荷的昨天》（Idaho Yesterday）、《昔日西部》（Old West）、《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此书时间跨度甚大，从1850年一直写到1930年代。一般做过实证研究的历史学者都懂得，在如此卷帙浩繁的20多种报刊资料中抉剔爬梳，需要付出多少时间与艰苦的劳动！此外，她还不辞长途跋涉，实地考察了许多历史遗址并且访问了许多熟悉掌故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