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和文化教育学的代表，斯普兰格创立了著名的教育过程三阶段论，或者称为三阶段教育法则：即从基础教育（家乡、文化、宗教）到职业教育（重点）再到普通教育。斯普兰格认为：第一阶段教育必须是基础教育，在形式上是基于方法论角度对个体基本精神力量的初次唤醒，在现实中是基于自然和文化定向的个体对世界轮廓的初次接触，是“百科全书”式的教育；第二阶段教育必须是在特定教育的对象发展出独立兴趣时进行，此时应该提供更多的经济或技术、美学或社会、政治或宗教方面的内容，在这一阶段，所谓教育对象产生的兴趣，意味着其自身的“内在职业”已经出现，必须适时开始特殊教育或称职业教育；第三阶段教育为高等的或高级的普适性或通识性教育，其在教育的组织和制度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更加灵活，该阶段教育的最终结果，将涵盖和影响教育对象主体未来的整个生活。而这三个阶段教育的中心节点是职业教育。

斯普兰格继承了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s，1883—1911）关于文化是“人类思想的客观化”观点。他认为，教育旨在使内心感知的灵魂与外在的客观精神相互作用，使得个体通过文化影响而获得统一的、结构化的、可发展的本质形态，进而使其能够获得客观有价值的文化成果，能够体验客观的文化价值。教育是通过“价值”和“文化成就”来进行的，不能只是以纯粹的知识方式来构想。因此，斯普兰格的教育理论没有强调特定的、与基于质料或内容的文化资产相关联，而是睿智地认为，经济的或技术的资产，原则上与所谓的通识的文化资产具有同等的地位。进而，他强调，基于质料（内容）的普通教育是百科全书，通识知识（质料）必须结合社会价值和文化（形式）才能实现教育目的。

斯普兰格指出，各类教育的价值在于：知识价值对应于知识行为，有用价值对应于经济技术行为，空灵价值对应于伦理行为，社区价值对应于社会行为，政治行为对应于统治行为和宗教价值对应于宗教行为。因此，他赋予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教育，即所谓有用的教育，亦即职业教育，同样具有其自身的教育价值。他将职业比喻为能够发出一种人们可以紧紧追随的“光束”：跟随它可以通向更高一级的通识教育。也就是说，通过职业和职业教育可使人从个体中心走向更加广阔的通识教育。基于此，斯普兰格进一步认为：“走向高级普通教育之路，只有通过职业教育，也只能通过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