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冢越博隆)曾经拍一场雪中行军的戏,导演要求博隆在村口看到一个女人后迅速从马上跳下去强奸她。‘导演,这不太可能吧,这么冷的天,不会有人想干这种事吧。’导演坚持:‘你不懂,那个时候日本人就这样。’正是隆冬,博隆裤子还没脱下来,屁股就冻僵了。但为了‘像一个日本鬼子’,博隆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记者是否相信日军会在雪天里强奸村妇,单就报道而言,尚不得而知。但日本演员的质疑,却很有必要用史实来回应。事实上,1937年的冬天,日军在南京的露天公开强奸随处可见。
外国友人如魏特琳女士、拉贝先生、史迈士先生等亲历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当年留下的日记和书信真实记录了这段惨绝伦寰的历史,关于日军强奸罪行的资料尤其多。1937年12月21日,史迈士先生就亲眼目睹了一起日军在大马路上公开强奸的罪行:
“我们四个人(我被派去做这件工作,幸好我在路上遇见费吴生、威尔逊和麦卡伦)把他们赶出门房,他们在平仓巷路口拐角处剥两个姑娘的衣裳。他们当时非常恼火,我们意识到他们随时可能拿枪毙了我们!但是我们站在一边什么也没说,后来他们就走开了。”(《史迈士致家人函》,12月21日,星期二)
日军不但敢于露天宣淫施暴,而且敢于肆无忌惮地当着外国友人的面强奸中国女性。拉贝先生日记中记载:
“(1937年)12月20日,日本士兵闯进我们委员会成员舒尔兹·潘廷先生的家,该房现由马吉牧师、波德希沃洛夫先生和齐阿尔先生合住,波德希沃洛夫正在发电厂帮助恢复发电,齐阿尔的工作也如此,他目前正在帮日本大使馆修理汽车。日本士兵当着马吉先生接待的所有中国朋友的面强奸了多名妇女。这所房子里的客人都是美国圣公会具有良好素养的基督教家庭,他们对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感到震惊。”…[详细]
日本的松冈环女士曾采访了大量的原日本侵华老兵。这些老兵的回忆,同样能够证实日军1937年冬天在南京不畏寒冷露天强奸乃是极常见的现象。如田所耕太回忆——“行军时只要发现就干,就是说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
“行军时(在去南京的路上)只要发现就干,就是说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有年轻的也有50岁左右的,都是农家妇女:父母没给藏起来,放东西的阁楼里和寺庙里藏得最多了。进军的时候自己心情会变得粗暴……干了50个人以上。现在想起来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成了真正的畜生,上司们不会注意你的,因为自己也在干。也没有宪兵来,在中国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见过宪兵,至于干完了给杀掉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干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情况。但是,在上海和南京经常可以看见女人的尸体。在北支也见过,是裸着身子的。”(田所耕太,1916年3月出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8联队第1大队,2000年6月采访)
再如东征雄回忆——“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
“大家都把领章(所属的部队不同,领章的颜色也不同)摘掉后去抢东西。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一把就把女人给抓起来了。很丢脸,这段话就到此为上吧……部队里的所有人都干,就算说默认吧:把女人打得半死不活的,因为反抗嘛。女孩子往往是晃着腰不让放进去,媳妇(已经结过婚的女人)比较好干。太丢脸了,就到此为止吧。”(东征雄,1915年8月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3大队,2000年6月采访)
再如下山雄一郎回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干的”:
“也有人去征发女人。可能越是有老婆的入就越是忍不住吧,他们经常强奸女人。骑兵当中也有这种人,他们抓住女人就在百姓家里干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干的,就是我们中队的。师团不是有过‘不准强奸’的命令吗?听说宪兵也进城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来。他们强奸过女人之后就杀掉。听说我们师团也有这种事,我还听他们洋洋得意地讲过。说什么他一个人在路中央强奸,支那人都见到了。”(下山雄一郎,1916年5月出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骑兵第20联队,2000年11月采访)
与肆无忌惮的强奸相伴随的,还有各种令人发指的衍生罪行。如据大田俊夫回忆,其所在部队某士兵因强奸而染上淋病之后,曾杀害中国儿童用其脑浆治病:
“一部队的一个一等兵对我说‘喂,对不起,给我看一下’,一看,发现阴茎已红的都肿起来了。也不让洗澡,卫生兵的药只有碘酒。得了淋病的话,小便的时候,疼得无法忍受,于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中国孩子给杀了,用护身用的短剑,把支那人的脑袋劈成两半儿,取出脑浆用饭盒煮开后吃下去了。分队长和队友们其实都知道,但大家都装作不知道:当我看着他吃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尝一尝吗?’”(大田俊夫,1913年8月生,南京战时步兵第16师团33联队第3大队,2000年7月、2001年1月、11月采访)(编辑注:本小节资料,全部引自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详细]
李克痕是南京某文化机关的职员,患有足疾,未能及时撤离南京。据其自述,“当南京陷落,因职务所累,未得退出,身受种种痛苦,目睹我男女同胞遭暴敌之蹂躏,想来伤心至极,泪已盈眶”,故就亲见亲闻,写成一篇《沦京五月记》,逃出南京后,于1938年7月连载于汉口《大公报》。其中对日军之强奸罪行记载甚多,仅取其一小段举例说明:
“日兵进城后,除抢烧杀,更重要的却是奸淫妇女,十一岁的幼女,五十余的老妪,都不免被辱。轮奸后,多被杀死。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娱乐部’,有的专供敌人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轮奸,惨叫声和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送到我的耳朵里,不禁使我战栗,我不知是恐惧,还是愤恨!街头上有许多轮奸致死的女同胞的尸身,通身剥得精光,赤条条的,乳房被割下了,凹下的部分呈黑褐色,难看极了,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些洞,肠子涌出来,堆在身旁地上,阴户里有的塞一卷纸,有的塞一块木头……多惨痛啊,这是人的行为吗?”(李克痕,《沦京五月记》)
类似的中方受害者和亲历者的回忆资料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继续引用。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之定论作结:“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就得到被杀害的处罚。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左右的强奸事件。”…[详细]
日本演员说国产抗战剧里“许多角色别说像日本人,连人都不像”,但战争状态下的日军士兵的行为,本就不能以普通日本人为标准来作判断。时隔多年,我们不妨听听那些幸存的日本侵华老兵,是如何解释他们当年犯下的那些“连人都不像”的罪行的:
“想不起来自己强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干的时候当然觉得不好,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强奸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强奸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宪兵队抓住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就杀死了女人。”(鬼头久二,1916年8月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1999年10月、2000年9月采访)…[详细]
“有战友战死就产生了复仇心,想对中国人干残酷的事:不知杀死了多少人,记得有一回用手枪杀死了女的。冲进民宅让父母交出女儿,不交出来,就开枪打死了。受惊吓的女儿蹦出来看究竟,把她抓起来,大家一起干了。是6个人干的。最后女孩子好像死了。我没觉得可怜,认为‘要恨就恨蒋介石’。在征发和强奸的时候也是认为‘坏的是蒋介石’。我一直认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干什么都可以。”(东征雄,1915年8月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3大队,2000年6月采访)…[详细]
“现在回想起来,在南京屠杀是因为看不起中国人,称他们是混蛋。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关于强奸嘛,作为男人,两年没接触到女人的话就忍不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己的部队和旁人的部队都干过,只是有的说出来,有的不说出来而已。”(三木本一平,1913年9月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2大队,2000年11月、2001年11月采访)…[详细]
“13日,在扬子江边,步枪队一开枪,轻机枪也扫射起来了,只要谁说一句‘下一批’,就把人排好打死。那时候我是以给战友报仇雪恨的心情扫射的,兴奋得连女人和孩子也杀,‘南京是敌人的首都,大家都很辛苦,许多战友战死了。这回该让你们尝一尝苦头了,你们这些兔崽子。’因为战友死了,所以看见活着的中国人就恨。”(大田俊夫,1913年8月生,南京战时步兵第16师团33联队第3大队,2000年7月、2001年1月、11月采访)…[详细]
“刚陷落的时候,对女人的暴行是很厉害的。宣抚班进来后少了一点。……当时,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上等人,所以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看作是下等人。当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的中国人挺可怜的。”(井上益男,1915年6月出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1998年3月、2000年5月、2001年5月采访)(编辑注:本节资料,全部引自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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