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12 月23 日, 中、英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这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从中国远征军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 年零3 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 余万,伤亡接近20 万。原籍江苏海安、后入加拿大籍现已93岁高龄的葛其,通过儿子葛浩然向笔者转述了他在中国远征军的点滴回忆。
出国远征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上海遭到日军进攻,时局紧张。当时我已从江苏省警官学校提前毕业,在南京麒麟门任警长。没多久,南京也吃紧,国民政府已西迁重庆,南京外围无工事防守,敌人长驱直入。我们听到枪炮声,才知道敌人已到,乃急向西逃,在长江边找到一只船,渡江到浦镇。来到镇上,远望南京大火熊熊,半天黑烟,炮声隆隆,知道敌已进城。当我们吃完饭去找床位时,忽然听到枪声,有人大叫鬼子来了! 于是人人争相逃命。我们一因单身,二因年轻力壮,受过军训,跑得快,很快到了安徽省凤阳县。正巧有一列火车放气开动,我们就爬上车顶,向北飞驰。那时已是初冬,还穿着单衣,既危险,又饥饿,风吹刺骨,吃足了苦头!我们一行六人辗转到郑州、西安,将近一个月。大家都认定,必须投军杀敌,先救国家危亡,然后才有个人安全。适逢在淞沪作战多次负伤的孙立人将军招考干部,建立新的税警总团,我们六人联袂报名赴考,全被录取。我们先到湖南长沙岳麓山清华大学受训5 个月,又行军到贵州都匀继续训练。不久又行军到云南曲靖。到1940 年, 沿海各省全为敌占,中国对外交通尽遭堵塞;军民物资短缺严重,一滴汽油一滴血,一个战斗兵只发10 粒子弹。日军为全面堵塞中国对外通道,逼迫中国求和投降,所以又侵占越南,还想进军缅甸,以堵塞我国当时唯一仍能通行的西南通道。
进驻皇宫
1941 年,欧战正急。英国全力保卫英伦三岛,驻防缅甸的英军只有一个军团,乃要求中国出兵相助。为保卫这唯一的对外通道,我国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先是以精锐的机械化第五军为主,并议定以铁道为分界,英军防守右侧、中国军队防守左侧。不久仰光失守,英军节节后退,中国远征军亦挡不往敌人进攻,重要的据点同古失守。就在此时,我们税警总团改番号为新三十八师,紧急出国助战。我师集中了所有汽车,行驶了一天一夜,经过畹町、腊戍,到达缅甸的旧皇城曼德勒,师长孙立人被任命为城防司令。那时我任特务连长,负责皇宫(师部所在)内的警卫。也能住进皇宫周边英国殖民者当时修建的花园别墅,房内有吊风扇、抽水马桶、大浴盆、冷热水、弹簧床,雪柜内有汽水啤酒,生鲜果蔬。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算是开了洋荤!曼德勒地处热带,物产丰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小花园,种了各种花树。此时正是5 月花开的时节,却都枯萎了,街上行人很少。询问印度店主,才知英国人统治缅甸100 多年,把缅甸人当作奴隶,现在缅甸人要起来闹革命,甚至帮助日军,中国叫他们汉奸,见到就捉住审查,他们都早已上山躲了起来,因此街上不见一人。有一天,一缅甸人来我驻地,经翻译得知他是缅甸人革命党的领导,名叫宇努,此人后来成为缅甸独立时的第一任总统。我对他同情敬佩,客气地招待,并带他去见孙立人将军。两人都懂英语,直接交谈。孙劝他不要帮助日本人,日本人更坏,并举例说英人统治印度、缅甸,大官是英人,小官还都是印度人和缅甸人;日本统治韩国、满洲,从上到下,全是日本人,连乡镇长、小学校长,也都是日本人。日本统治更加残酷!最后二人达成协议:“战后(打胜日本)中国全力帮助缅甸独立自主,宇努要号召缅甸人不再与中国军队为敌,不再帮助日本人。”宇努告别时,还赠给我一块小金牌(英金币)作纪念,我收藏至今。
不久,我们接到开拔的命令,要在半夜12点上车。原来,前线英军7000 多人被日军包围,水粮都已断绝,请我们速去解围。那里是沙漠,特别热,又是油田,水不能饮,如不去救,他们就要投降了!孙立人答应英军司令史林姆将军要求,已率两团人马赶去察看地形,决定拂晓开始攻击。我到达油田前,但见前方黑烟滚滚,间有疏落的枪声,有很多英军士兵蹒珊走来,个个蓬头垢面,服装不整,见到我们,都站在路边敬礼,高呼中国好,有的跟我们拥抱跳舞,有的还向我们跪拜致谢,十分虔诚,就像迷途的小孩见到亲人一样,我从未领受过洋人如此恭敬礼待!
这一战,我军以少胜多,以三千之兵击溃三倍之敌,救出7000 多名英军士兵,汽车百辆,山炮、马匹无数!孙立人的这一战绩引起了轰动!
艰难征战
当我们准备乘胜追击歼灭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时,忽然收到撤退回国的命令。原来,日军假道泰北攻占了腊戍,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后路,英军亦已决定撤到印度,命令我们断后,让第五军、第六军先走。我们要一面后撤一面抵抗日军的追击。前面就是中印缅三国交界处,全是山高流急、渺无人烟、飞鸟难渡的深山野岭!负责指挥的将领们置部属的生死于不顾,白送了4 万多人的性命,侥幸去到印度的,只剩3000 多人,多是当官的,其中的士兵也多是为当官的服务的,有的为他们找食物,有的抬他们上下山,等等。这就是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区别!
我们新三十八师孙师长深知大军决难渡过这千里荒山野岭,回到云南或西藏更是不可能的事,如遵令随行全师官兵必无幸存。先行者在断粮后还可采野菜野果,或幸运打到一鸟一兽,再不然就用树皮草根充饥。几万人过后这些东西必被一扫而光,后来者还不饿死吗?虽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属下的性命也不能不管。何去何从,孙将军坐立不安,食不下咽,最后决定与大军分道,西去印度。并与中国战区副统帅史迪威将军取得联络,以期得到史的同意。
西去印度,也是山区,只有一条小径,我们爬山涉水,有6 天时间完全是沿河踏水而行。又走了几日,来到更的宛江(亲墩江)边,但见江阔500 尺,水流滚滚。我们立刻生火煮饭,上山砍树竹,编扎竹排,每排可载30 多人。我的同学葛士琦时任谍报队长(现健在香港),发动大批缅甸的土著人出力相助,获得很多缅刀与绳索,以笨重而暂时不用的东西作为报酬,才使扎排任务在3 个小时内完成!吃饱饭后即推排入水,10小时我们就渡过江,进入印度境内。到天亮时,敌人炮艇追到江边发炮,我军早已全部离去,毫无伤亡!
我们进入印度,未得印、英准许,依国际法,要先解除武装再囚禁,故我们未进入城镇,只在山地扎营,一面构筑工事掩体壕沟,作备战状;一面整理行装、理发、洗澡、洗衣、擦枪抹油。果然,英驻印东警卫军团团长艾尔文接到中国军进入印境的消息时,非常震惊,即电告新德里英驻印总督魏菲尔上将,于是出现了两种不同主张:
印东的艾尔文主张武力包围,缴械囚禁,并调兵遣将,向我驻地集中,因为他曾目睹从缅甸撤回的英军,人人蓬首垢面,衣衫不整,弹械俱失,十足似一群难民,认为中国军必然也是一群乌合之众,必将破坏治安。适巧英驻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也到了新德里,他曾与孙将军三次会晤,请求出兵为被围的英军解围,对孙是十分敬佩的,因此他坚决反对缴械囚禁我军!最后议定,让艾尔文来到我们的驻地视察检阅后再决定!
孙立人认为特务连经受过特别培训,又参加过战争,所以让我们特务连代表仪仗队受检,我是指挥官。约11 时,艾尔文将军来到,前面是4 辆宪兵机动车开道,后面跟随侍从及记者,再后又是4 辆宪兵车。孙将军陪同检阅,艾尔文慢慢从队前经过,看得很仔细。等他上了检阅台,我即指挥操演分列式。队伍整齐划一,威武雄壮。艾尔文与随行人员不停地点头拍手!最后邀他去山林战地视察,他见我军士兵都在战壕里,弹上镗,刀出鞘,一副准备打仗的模样。他对这次检阅视察很满意,认为中国军队纪律严格,战斗力强,再无缴械囚禁之意,反而把我们当盟军、可依靠的客人,并送来一车车给养,吃的用的齐全充足。
1941 年,德军已席卷欧洲,日军也囊括了东南亚。美国深感威胁,在史迪威催促下,中、英、美组成同盟军。我们这批远征军正式成为盟军的成员。
英军选气候凉爽的蓝伽兵营作为我们的整训基地。美国供应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并开办了十几个短期训练班,有炮兵、火箭、喷火器、汽车驾驶与保养、战车、坦克等班,我们都学到一技之长。我学的是汽车驾驶保养,不久即任吉普车连连长。这些学校的教官都是美国大工厂的专家学者,是应征而来的。我的薪水是每月120多卢比(印币),士兵的薪水大约每月20 到30卢比,约是一两的金价。我还有办公费,每月100 多卢比,一人用不完,常常去华侨办的餐馆吃饭。当时蒋纬国任上尉参谋,我们常在篮球场见面,他学的是战车,后来当上了装甲兵团的司蓝伽位于印度的中部,与印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相距千里,因英国人在此建造了许多公路铁路,去加尔各答可以朝发夕至,交通便利,故我们常去那里游览。加尔各答也有唐人街,地小人挤。英国人允许华人在那里开店,只要他们不反帝,纳税就行了。英人统治下的臣民可分三等,一等当然是英国人,二等是为他们工作的公务员、服务员、军警等,三等即无权无势又无恒产的普通大众。在印度的华侨,山东人最多,其次是云南人、湖北人。山东人多当警察,湖北人多会医牙,虽无大成,衣食无缺,可算中等。我们来到这里,华侨得益良多,我们请他们做向导、伴游,代买戒指、手表;他们地位也提升了,中英是盟友,无分高低,华侨也觉得扬眉吐气。
整个远征军有官兵6 万多人,女性只有2 人即上海的李小姐和广东的胡小姐,都是大撤退时爬过野人山侥幸活着去到印度的。胡小姐不久嫁给了一个华侨,整个远征军只剩下李小姐一位女性。物以稀为贵,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包括一些高官。她都“站稳立场”一一拒绝。可能是基于同乡又同龄的关系,她却常来我处,一同吃饭,一同看电影,我们成了好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带她去游览王宫,不小心车撞到树上,碰掉她两颗门牙,我非常难过,她却安慰我,使我迄今不忘!不久我陪她去加尔各答装了假牙,她的乐观与欢笑使我更喜欢她,我们在中秋的晚上同游公园,月光皎洁,环境幽美,真如仙境。我们同住一旅店,分房而睡,以礼相待,并无逾越,这才是真爱!倭奴未灭,何以成家,我们都没有婚嫁的念头。后来她想去国际大学读书,我很支持并送她去,她成为该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我们相约通信联络,但我军开始反攻后,我也调到前线,天天移动、没有定址,就失去了联络,此情只待追忆了!
1943 年冬,远征军整训完毕,兵强马壮,乃开始反攻缅甸,决定开劈一条中印公路。作为中国的国际通道,起点是印度东北的小镇列多(有铁路南通加尔各答),连接中国的西南公路;部队也扩充改编,我师改为新一军,负起开路先锋的责任。作为同盟军,英军一旅任右翼,美军团任左翼,三军并进,后有美工兵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铺接油管,工作不停,日以继夜。
我们在列多集中,先占据新平洋,南下便是日军坚守的野人山胡康河谷,延绵千里,大撤退时死了4 万人,地形复杂,通过困难。日军早在险要之地,建筑水泥堡垒战壕。五里一小堡,十里一大堡。我军进攻,伤亡很大,进展很慢。史迪威多次来到前线督战,孙立人下决心不拿下于邦不剃发,战斗都是硬拼,由排长、连长带头冲锋,真是一寸土地一滴血,我的同学中就有20多人伤亡。连级指挥缺人,我也被调入步兵连。战士们天天睡草地,时时在枪林弹雨下。过了孟拱,地势稍平,有一条狭窄的马路,有稀少的土著,军队的活动范围开阔了,指挥官也改变了战术,不再硬攻,而是用迂回战术跳过坚堡而攻其后背,减少了伤亡。
八莫是缅北重镇,背高山而面平原,西靠伊洛瓦底江,日军凭险坚守。我们先要求空军轰炸扫射,再用大炮猛轰,整个八莫被炸平,土地都被翻过,敌人连夜撤退。我被派过江搜索敌踪,发现有一班敌兵正向居民要食物,我们迅速将其包围冲上前夺了他们的枪,有个开枪反抗的日寇被打死,两个逃走,活捉4 寇。我连夜问他们,他们拒不回答,只指了指我的手枪和指头,意即宁死不屈。从他们身上搜到两面日本国旗,上面签了很多名字,据说是出征时家人、亲友、邻居赠送的祝辞,他们身上都有护身符或妻子儿女的照片。我便将他们押到军部。在八年抗战期间,俘获的日本兵只有两三千人,我们能活捉4 敌,并不容易,我常自豪于心,但从未告知任何人。我的同学吴剑华(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告诉我,他从沦陷区去西南联大上学,经过日军岗卫都必须向日军鞠躬叫日本先生,否则,就是抗日分子,任意打杀。我告诉他,我从未向日人鞠躬,只有日人向我跪拜求饶的。
在一次与英军换防时,对方遗失一包钱(准备发放军人粮饷),第二天英军需官来找我说起丢钱的事,我很惊惶,考虑后宣布集合,各人带上所有装备,我先查排长,再要排长查班长,班长查士兵,翻查仔细,却无发现。我深信英军需官不会说谎,带着排长、班长遍查驻地四周,最后在一棵树下发现有一块新翻土的痕迹,挖土取出那包英军丢失的钱币(大约有5 万印度卢比),翌日交还英军需官,他再三向我道谢说我救了他一命。我已经猜到是一班长所为,但我并未处罚或公开此事。非常巧合的是,几天之后在进攻蜜支那的战斗中,这个班长救了我的命!在由八莫向密支那攻击前进中,营长指着地图向我指示:我营第一连现驻A 山头,第二连驻B 山头,你连经B 到A 搜索前进。照营长所指示,我带队经B 到A,是很安全的,可是搜索兵回来报告,A 山头似有敌人。我不相信,亲自前去观察,一排枪扫来,就在那刹那间,拾到英军钱包的那个班长猛然将我推倒,子弹从我头上飞过,救了我一命!原来第一连连长曾长云是个老油条,坏心肠,没有到A 地,谎报了军情。我要求营长查处,营长敷衍塞责,使我气愤难平。因他影响了我的决心,我犹疑不决,陷于敌阵,又有数人伤亡,实在心痛不服,写信给军长,也石沉大海。不过数月后,曾连长被孙立人枪毙了,据说是他抢了当地居民的珠宝。这是孙立人唯一的一次枪毙人,可能也与谎报军情有关。
迎接胜利
1945 年春,时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西斯希特勒垂死挣扎。我远征军在攻克密支那后,如入无人之境,攻无不克,很少有激战,于1 月21 日,与从国内打出的友军,会师于中缅交界处的芒友,中、英、美数十名军政大员,参加了会师典礼。我们受到同胞、战友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会师典礼后,中国名剧团(膺扬剧团)演出京戏,我们很久没听了,更觉精彩。
半个月后,从印度开出的第一车队到达昆明,运来了中国极缺乏的军用物资,输油管也已接到下关。我们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回到昆明,会见了老朋友,又行军去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在中途贵阳传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所经之处,大街小巷,鞭炮不停,穷乡僻壤,无人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爱国情绪高涨,从未有过!到达南宁后,乘船东下赴广州,接收日军投降。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到处一片旗海,我们受到广州市民的欢迎!
忆当年回国所经之处,如昆明、贵阳、南宁、广州,我们受到广大青年男女学生出自爱国热忱的尊敬。
我们都存有卢币,出手豪爽,很多同事都交上了女朋友,速成结婚的有几十对。后来去到台湾,全被老蒋小蒋打成匪谍送进牢狱,那些胜利夫人也遭到刑讯,大多下堂求离,琵琶别抱了!
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不久,我们奉调去东北打内战,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拒不随行,远去越南经商。我从军完全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打内战自相残杀。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中国胜利了,我已尽了国民的责任。我永远不会忘记与我同逃难、同投军、同战斗的同学们,他们大都在缅战中阵亡,如无锡的顾纪常、南京的许炳新、苏州的徐佩林、安徽的李汉庭、广东的壮陶、周有良,都是好青年,都为国捐躯了。而今斜阳衰草,乱石白骨,有谁忆及? 死者已矣,而在台湾的幸存者,人人都因莫须有的“共谍”罪名下狱四五年。如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郭庭亮、刘益福等缅战有功将士,被囚禁22 年之久,造成极大冤狱,岂不令人叹惜!至此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伟大,把在长春被俘的新一军官兵全部放释。他们及其子孙都是反“台独”的积极分子,更不会为“台独”去打仗!
(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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