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给父亲
“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马啸至今没有忘记。那是一年前,他离开北京时买8000元双色球的选号。
那是第二场赌博。五年前,他和父亲赌自己能在北京安身立命,他输了。购买彩票像一次“出老千”,如果能中个头奖,他就能反败为赢,不用走父亲规定的道路。
他又输了。他只能像少年时一样,在父亲的护航下,获得人们羡慕的一切。
最后一搏
一年前的9月27日,北京下了一场秋雨,凉意渐浓。30岁的马啸兜里揣着一张晚上11点多的火车票,这一天,他要离开漂了4年的北京。临走时,他去了趟彩票店。这个彩票店在西四环玉海园小区附近,距离马啸与朋友“诗人”合租的两室一厅有1000米远。因为下雨,那天彩票店里人不算多。
“02、03、06、09、11、27;04这组数字50倍倍投,其他79注也是50倍倍投,机打。”
柜台后面的小姑娘抬起了头,眼前的大主顾穿着驼色的风衣,戴着黑框眼镜,右手握着一个黑色万向轮行李箱的把手。8000块钱,按照7%的提成,算个大生意。
拿着8000块钱换来的16张、每张5注的50倍倍投彩票,马啸和穿着工装裤的大叔、套着珊瑚绒睡衣的主妇、一身涂料斑点的家装工人、拎着小坤包的白领女孩儿们一起坐在了彩票站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晚是双色球的开奖日,中或者不中,晚上9点半就会有结果。
彩票站店面不大,墙上挂着各个品种的彩票中奖号码走势图,地上散落着被丢弃的各式彩票。马啸一会坐下,一会站起溜达,等待着开奖。时钟指向21点30分,屋外的雨还在下……“本期的双色球中奖号码为06、10、11、25、32、33;05”,一组数字从中国教育电视台双色球开奖主持人的嘴里念了出来。
马啸低下头核对着手中的16张彩票,“很惨,都没中。看来,必须回家了”,马啸站起来,转身,出门。
夜色中的北京车水马龙,不知名的人们顶着风雨匆匆赶路。打车去西站的路上,马啸特意让师傅多转了个弯,看了看租住多年的房间和曾奋斗过的出版公司。
穿过玉海园、经过林静小吃、开过五棵松地铁站……沿着西长安街,马啸的北漂生活在雨中结束了。明天,他将放弃北京辛苦的奋斗,迎来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的“体制内的幸福”。
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生活,可马啸,一直都不喜欢。
父亲铺的路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老马当兵出身,转业后进了政法系统,他也想让我走这条路”。
初中毕业时,马啸第一次见识了父亲权力的力量。
马啸从小成绩忽上忽下,最喜欢的事儿是打篮球。老马在儿子眼里是个“粗人”,不经常回家,但对于自己的篮球运动却很支持。从初一开始,前前后后给他买过十几个样式不同的篮球。
老马第一次变脸是在马啸升入初三下学期后,不仅阻拦马啸去打篮球,还从学校请了三门主课的老师给儿子补习。对于父亲突如其来的严厉,马啸并没有放在心上,敷衍补习的同时策划着周末溜号去打球。那年中考,马啸的成绩毫不意外地没有突破400分大关,距离当年省属示范高中的分数线相差一百多分。马啸着急了,他读的是当地最好的初中,他可从没想过自己考不上高中。
陆陆续续地,同学们拿到了高中、职高或者是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其他成绩差的同学的父母们都提着礼物四处奔波,老马却不动声色。
离开学还有一周,马啸的焦灼和对父亲的埋怨达到了制高点,“大不了就不读了”。但没想到,一所省属示范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寄到家里。
马啸后来才知道,在中考进入录取阶段一周后,老马就已经帮儿子拿到了示范高中的校长批条。为了给他个教训,才瞒了他一个暑假。
那所重点高中赞助费明码标价是两万元,可光有钱上不了这个学校,马啸渐渐认识到老马的“能量”。
在高中,马啸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和广播电台。他天生有一把好嗓子,每周五当一次男主播,让他感觉非常良好。一个不大不小的理想,也在他心中默默地生根发芽。
高考后,马啸给自己预估了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分数,上重点线肯定是没戏,但越过本科线也不是没可能。他在学校发的填报志愿书里,找出了所有二本和专科的播音主持专业。老马看过儿子填写的草表,甩过来一句“胡闹”就不再说话。马啸很想反驳什么,却开始第一次后悔自己耽误了时光,“如果我的成绩足够好,也许就能安排自己的命运”。
“第一志愿,我帮你选好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你也不想想自己的成绩能不能上本科。关键是上了本科,哪怕是清华北大,你以为就能落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老马甩下自己的决定离开了马啸的房间。一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对青春期的马啸来说算不上什么。在体制内厮混几十年的老马却特别看重。他的预想没错,多年以后,公务员越来越热。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仅招2万余人,却有137万人报名。
在填报志愿的短短三天里,马啸用沉默作为对父亲无声的反抗。但老马并没有当回事,他看着儿子在提前录取一栏写下了自己选好的学校,就没再理会马啸在后面的志愿栏里齐刷刷地写满“播音主持”。老马离开家后,约了教委的朋友去吃饭。
果然,高考录取刚刚开始,马啸就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一所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一所随处可见警官制服的专科学校,让他“感觉被送进了监狱”。
借来的自由
“每一天,我都在酝酿着叛逃。”马啸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
马啸的宿舍住着一位“诗人”,他是另一个地级市领导的孩子。“诗人”本想读中文,马啸本想学主持,他们很快成为了兄弟。老马偶尔会来看马啸,每次来时都会请同宿舍的舍友吃饭。马啸知道,“这是他在帮我织网。蜘蛛的强大,从不在于自己比其他昆虫多出来的脚,而在于那张绵密、细致的蛛网。”
临近毕业,老马就帮儿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者公安局。
“诗人”的父亲也给儿子做了类似的安排,但“诗人”拒绝了,他要报名参加大学中文系的自学考试。“诗人”的选择对马啸的冲击很大,他想起了自己被搁置的“男主播”梦。
那年直到六月底,马啸还没有回家,也没有带回学校发的毕业生就业三方协议书。老马急了,一天数个电话追问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已经为儿子打点好,马啸回来就能进法院的执法队,“比做公安更安全”。
马啸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了老马不回家工作的决定。老马大怒,声音在听筒里轰鸣,“要是现在不回来,你以后也别回来”。挂掉电话,马啸一夜未眠,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他已经习惯去走父亲安排好的道路,一旦要自己拐上另外一条小路,既犹疑又兴奋。那天,老马也没睡,挂了电话就找来自己的司机,开着夜车在次日一早赶到了警官学校。
父子见面,马啸一字一顿地说出“你让我自己闯闯”。之后,任凭老马说什么、骂什么,都不回一句话,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离校的毕业生和卖旧货的跳蚤市场。
老马第一次被儿子打败了,他无奈地同意了儿子继续参加自考,工作或者不工作都可以,并提出最好去学法律。之后,他赶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打点被儿子“放了鸽子”的各种关系。
马啸则和“诗人”一起留在太原,拿着老马的钱在学校外边租了房子,买回考试指导用书。由于省内本科院校还没有开设播音主持的自考考试,他选择了关系较近的新闻学。
自学考试一年最多可以考8门专业课,取得自考毕业证最快的时间是两年。获得自由的马啸,第一次铆足了劲儿用功考试。两年半之后,他顺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马啸知道,老马在背后也下了工夫,父亲在教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自己,“至少是在论文答辩上”。
拿到文凭,马啸开始和“诗人”一起计划未来。去北京,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个决定让老马十分窝火,但他知道儿子主意已定后,要马啸答应他一个条件:可以在北京发展五年,好坏全靠自己;期间,家里不会再给马啸任何资助;五年之后,如果马啸的户口、编制、住房没有得到解决,就要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家工作。
马啸答应了,五年啊,他相信自己会拥有一切。拿着从父亲借来的自由,他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失败了的赌约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马啸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广场上。他投奔了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诗人”,两人在阜石路玉海园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诗人”没有做诗人,成为了北京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马啸初去时,这家公司正需要人,因为有熟人介绍,马啸面试很快就通过了。
马啸在这家公司的最初职务是营销编辑。这个职位地位微妙:不负责具体的选题执行,但参与选题的策划;不直接承担发行回款任务,但会为渠道销售做全程的营销规划和服务。在专业出版社中,营销编辑还要负责某一类图书的专项推广。这是一份需要经验的工作。
初来乍到的马啸尚未在北京建立起广阔的人际关系,除了“诗人”,他几乎没有朋友。警官学校的同学大多都回到地方政法系统。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约为0。交完房租、水电之后,口袋里还有不到1000块钱。马啸算过,这些钱就算都存下来,一年以后,也只能购买北京1.5平方米的房子。
日子在维持中向前,播音的梦渐行渐远。来北京的第三年,随着人脉的积累,马啸开始独立做图书策划,经手的几本图书也有了不错的销量。马啸开始向老马报喜,但老马对儿子这份没有编制、不解决住房、待遇和公务员相差甚远的工作却完全不看好。
2010年,马啸来北京的第四年,由于业绩良好,他获得了一次升职做主管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止是职业平台的扩展,待遇也会升档。马啸踌躇满志,自己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他提前把好消息告诉了老马。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他失败了,“职位最后给了副社长推荐的人,是上边的关系”。马啸并不清楚,哪里是上边,但这次失利却令他心生挫败,“或许,老马是对的,这是一个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时代,就像我曾挤掉别人一样,报应终于来了”。
升职事件后,马啸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老马的耐心也已消耗殆尽。虽然,那一年马啸的工资多时能有一万左右,少时也有五六千元,但北京的繁华地带房价却已突破三万大关,租住的玉海园小区也在不断涨价,曾经的两居室已经涨到了3200元每月。
没房、没车、没编制……2011年,老马下了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的招考要开始了”。
是坚持,还是回家?从老马下达命令的那天就折磨着马啸,他一直拖着,拖到2011年7月,距离与父亲的约定还有半年的时候,考试的前三天,回家了。那场考试,马啸顺利达线了。五人进入复试,只招收一人,老马的关系让马啸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和“副社长推荐的人”,一模一样。
在职位公示期间,马啸回到北京,辞去工作、退掉房子,只是心里仍旧不甘心。于是,临走的雨夜,他买了8000块钱彩票,做最后的一搏,他失败了。
现在,每天早上8点,马啸就要赶到法院。虽然比北京的工作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可这里的工作要轻松很多。马啸的办公室有一半的空间摆放着收纳柜,里面是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的卷宗,泛黄的与崭新的;另一半的空间是一起共事的三个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杯茶水、一份报纸。
在这里,马啸一天也开口说不了几句话,时间像静水般缓慢,翻翻卷宗、写写文件,时间却又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
马啸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就是那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那是他一直想逃避的角色。只要闲下来,他就会想一个问题,“如果老马不能为我铺垫前程,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世上没有关系一说,自由是不是就能公平地生长?如果,那个雨夜我中了大奖,北京是不是就能属于我?”
直到现在,老马也不知道那8000元钱彩票的故事,那是马啸自己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选的那组特别号码——“02、03、06、09、11、27、04”意为“2006年2月3日,来到北京;2011年9月27日,离开北京,5年时光有4年很快乐。”那是只有他读得懂的密码。
欢迎光临 珍珠湾全球网 (http://ohaiwan.com/) | Powered by Discuz! X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