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在网上查找资料，有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文革像一座云封雾绕的山峰横在眼前。从理论界到民间对这场已过去近四十年的社会大动荡至今仍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官方对文革的认定（包括《决议》和二代领导人讲话）如同在一个成人的屁股上包个婴儿纸尿裤，根本遮掩不住。

 

最诡异的是，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结果似乎验证了文革中的诸多论点，证实了“党内的走资派”确实存在。相信对今日之中国社会“姓资”还是“姓社”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当下社会分化和各类矛盾激化，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文革，但得出的结论却是天差地别。有新左派人物主张重新认识文革，认识毛泽东思想，重新审视毛泽东在晚年发动文革的动机。

 

法国大革命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深远，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同样，文革的影响力仍在，也不会因官方已有定论而平息。用“不争论”来压制争论并不能消除争论。一本《红楼梦》都可以养活一大群红学家，像文革这样一场触及灵魂，搅动社会各个层面的运动没理由不深入研究。如果仍然把文革简单地认定为一次党内权利斗争那么下一次文革就不可避免。

 

余生也晚，对六十年代没有一丁点感性认识，最早的记忆只能追溯到七十年代中，也可说是后文革时期的生活印象，头脑中对文革有太多的疑惑不清。而官方的说法翻来覆去，太多的昨是今非，有太多的自相矛盾之处，令人无所适从。有心梳理这段历史却发现自己意识中有太多的先入为主，要持平地看待文革殊为不易。

 

看过电影《一九四二》，之后看了一些与那场大饥荒有关的节目，包括对当年报道灾情的《前锋报》记者李蕤家人的采访。一场七十年前的大饥荒今日仍有幸存者在世，还能描绘出当年的一些细节，辅之以多种历史文献纪录，想来这桩公案该是争议不大。可还是看到一些相左的说法，有人说，原作者刘震云写的河南延津当时是日本占领区，所以电影中描绘的灾民惨状不应该由当时的国民政府负责，刘震云笔下有为汉奸开脱，美化日本人之嫌。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与现政权并无太多直接联系，不涉及敏感内容，按说刘震云无须顾忌，至于有人说这部作品影射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似乎是过度解读了，是非曲直还是各位自己判断吧。

 

莫言去斯德哥尔摩是为领文学奖的，偏有不识相的记者追问关于和平奖的人和事，分明是有意为难莫言，明知他的处境还要强人所难，未免太不厚道，致人于险境是不是有悖道德，相信大众也不想再看到有人因言获罪。其实莫言和刘震云都是聪明之人，懂得身处于一个有数不清禁字的语境中如何自保，知道什么可以写可以说，什么事不能碰。

 

有种说法，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也有人说历史就像个婊子，任由人打扮。远的且不论，单是刚过去的这一百年历史，就曾改来改去，反复否定。赞颂毛与诅咒毛的人都不在少数，要评价毛就绕不开文革。经历过文革的几代人都有自己的感受，要不掺杂个人感情，超越个人及其家族的历史恩怨，完全客观地分析研究文革并非易事，此为这几代人的先天不足之处。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这些人有多角度，最直观的感受和记忆。如何公正客观地评判文革，这项任务也许由九零后或是零零后来完成更为合适。